7会昌毁佛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皇帝痛恨僧尼损耗天下资财，腐蚀天下百姓，所以开始灭佛。
（1）佛教势力日炽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五月初四，文宗皇帝突然死去。
文宗早年曾立王妃之子为庄恪太子。后王妃失宠，太子在杨贤妃进谗言后被皇帝废掉，陈王成美又被立为太子。还没有完成册封太子的典礼，文宗就已经得了大病起不了床。这时宰相李钰、知枢密刘弘逸便先下手为强，拥戴皇太子成美监国。此时唐廷之内宦官专权已久，南衙北司的斗争非常激烈，这时眼见朝官们占了上风，宦官们自然不肯相让。所以，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凭借掌管禁军的优势，更改诏书立文宗之弟颍王李炎为皇帝。李炎继位，是为武宗，当时二十七岁。
武宗作颍王时，就很喜欢道术，因此于即位当年的秋天，唐武宗命道士赵归真等人在三殿建置九天道场，武宗亲自接受赵归真等人授予的道家法。右拾遗王哲上书奏请皇帝不要这样做，被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武宗喜欢道教而不喜欢佛教，因此他在李德裕的支持和赵归真等人的怂恿下，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沉重打击了佛教势力。
唐朝宗教事业特别兴盛，以佛、道二教为主，另有摩尼、袄教等同时流行。因为宗教的政治作用，各朝各代的君主往往对各种宗教都接纳，只是有时弘扬佛教抑制道教，有时弘扬道教抑制佛教，二教的势力也随着当权者的喜好而变化。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唐初唐高祖、太宗都因为道教创始人老子叫李耳与皇族同姓，便自称是老子的后人，大力提倡道教并奉道教为国教。高宗时，又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作为上古祖先，顶礼膜拜。但同时也对佛教的存在和发展不加禁止，而且还利用它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武周统治时期，将佛教作为篡位夺权的舆论工具，因此崇佛抑道，佛教的势力很快壮大起来。武则天授意僧人法明编了一部《大云经疏》，书中宣称弥勒佛化身为武则天来到凡间，因此武则天应当称帝。于是，武后下令全国各州修建大云寺以收藏《大云经》，并由高僧讲经，用传经的名义来为武则天夺取皇权鼓噪。
玄宗时，重新提倡信仰道教，稍微抑制佛教的势力，下令颁行老子的《道德经》于全国，并作为科举教试的内容之一，另给老子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帝”。
安史之乱以后，肃、德、宪、穆、敬、文宗几代君主都十分信仰佛教，使佛教的发展很迅速。至武宗继位之时，天下遍布数不清的大小寺院，僧尼队伍日渐庞大，许多两税户为逃避政府赋役纷纷出家做僧为尼，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僧尼人数的增长，大量地减少了朝廷的赋税来源；各地花费大量的钱财来广泛地修建寺庙建筑，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危害。自唐建国以来，就陆续有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例如付奕、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淑明、韩愈等。只不过这些人都是从理论上来论证，并没有在实际中抑制佛教，所以没起到实际作用。
武宗时反佛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安史之乱后，佛教势力恶性膨胀，严重破坏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来源。而同时武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打了两次大仗，即平定刘稹和反击回鹘，虽说最后取胜，但却致使唐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而当时，国内的财富大多聚集在寺院手中，因此打击佛教，没收寺院土地财产，对缓解政府财政困难大有帮助。这样，武宗于会昌年间便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毁佛运动。
（2）李德裕辅助灭佛
当初，武宗被立为皇太弟不是出于宰相的建议，因此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武宗决定更换宰相班子。原来的宰相杨嗣复、李珏被罢免，而淮南节度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九月初，李德裕抵京。三天后，李德裕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入朝辅政。李德裕出身世家大族，其父乃是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德裕早年任地方官，治理地方颇有政绩。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他十分关心老百姓寒暖疾苦，并且经常去百姓家慰问。当他得知当地百姓赋税过重时，就坚决地给朝廷上书要求减免百姓赋税。同时他又觉得当地佛教势力泛滥，寺庙太多，严重影响人民生计和国家发展，就坚决下令将滥建的两千五百多所寺庙拆毁，有力地遏制了佛教的恶性发展。这样一来，浙西经济明显好转，也使李德裕声名大振。文宗时，李德裕又改任西川节度使。西川乃中原防范吐蕃的前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德裕到了西川后，经常深入民众，还屡次到外面去勘察地理环境，他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对加强防务，建立工事，有着极强的参考作用。与此同时，他又整顿军队，将兵中老弱的淘汰掉，并招募精壮的来补充。他还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军队训练，不久就使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另外他还在当地拆毁若干寺院，没收其财物，将没收的土地分给民众。在李德裕苦心经营了一年之后，西川的形势明显好转，经济恢复，边防十分巩固，而且还收复了维州这个沦陷了四十二年的入蕃咽喉之地。武宗一向欣赏李德裕的才干，所以刚一即位，就任命李德裕做宰相。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李德裕又升任为司空。
李德裕一向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维护周边安定，加强中央权力；裁减淘汰多余的官员，节省开支；打击佛教势力。武宗非常认同和支持这些主张，而李德裕也有协助武宗重振朝纲的决心。由于君臣的共同努力，会昌年间呈现出崭新的□□面。
李德裕执政后，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那就是将毁佛的措施在全国加以施行，史称“会昌毁佛”。
（3）灭佛措施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朝廷下令犯戒和尚一律还俗，并下令收僧尼的田地钱各入官府，本人只要还俗，就可以保全财产。朝廷还限制僧尼蓄养奴婢的人数，僧只可蓄奴一人，尼姑只可蓄婢二人，剩下多出来的都必须送回家，无家的收入官府。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朝廷又宣布废除摩尼教，摩尼教也是一种西方传来的宗教。四月，朝廷又下令杀掉全部摩尼师，京城七十二女摩尼皆死，回纥摩尼教徒被流放至各地，一半以上的教徒死掉了。另外摩尼经书被烧掉，寺庙被毁掉，财产也被官府没收掉了。
这时，不识时务的太子詹事韦宗卿将撰成的《涅经疏》、《大园伊宗镜略》两部宣扬佛教的书进献给武宗，武宗大怒，下令立即将书稿焚烧，又下诏斥责：“佛祖只是一个讲死不讲生的西方戎狄之人，孔子是中国圣人，他的学说利国利民，你作为一个儒士，不仅不潜心研究儒学，反而宣扬佛教，妄撰胡书，迷惑毒害百姓，定当重罚！”
同年，皇家所藏佛经被全部烧毁，所有佛像都被埋到地下，所有僧人被禁止在长安讲经，迷惑百姓。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三月，朝廷又发布命令禁止寺庙内供奉佛牙，又特下令五台山、终南山诸寺、泗州普光王寺、凤翔法门寺有佛指的寺院不许供养佛指。百姓如果谁敢向寺庙布施一文钱，杖打二十，僧民谁敢从民众接受一文钱，也杖打二十；各州县官府送布施的亦严加处罚。诏令一下，无人再敢入寺舍钱，所有的寺庙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接着各地道场、佛经、佛像被下令毁掉并被换以天尊老子像；僧人们被禁止入宫讲佛和夜出，出外者必须在打钟之前回归。
七月，朝廷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并下令寺庙的僧尼全部还俗。长安城内拆毁佛堂三百多所，全国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与此同时，下令拆毁各地尊胜石幢墓塔。
十月，武宗下令拆毁天下小寺院，佛经由大寺收藏，钟由道观接收，被拆寺院的僧尼，德高年长的僧人除外，其余的全部勒令还俗。这次，长安城内又拆小寺三十三处。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三月，禁止天下寺院设置庄园，并调查统计全国各地寺院的数量、财物和所蓄奴婢人数。
四月，统计出全国有寺院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僧二十六万五百人。
四月初一，武宗下诏，自此僧尼一律还俗。到五月底时，长安的僧尼数已为零。接着，又令外国僧尼无度牒者还俗，名僧天竺人难陀、宝月、日本人园仁亦因无牒被迫还俗。
唐武宗讨厌像蠹虫一样耗费天下财物的和尚和尼姑，想要让他们还俗。在道士赵归真的竭力劝说下，唐武宗下令先拆毁山野之间的寺庙，长安和洛阳只许左、右两街各留寺两所，每个寺院留僧侣三十人；全国各镇即节度使，观察使官署所在地和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可留一所寺庙，并把寺庙分成三个等级：上等可留僧侣二十人，中等可留僧侣十人，下等可留僧侣五人。其余僧侣及尼姑以及大秦穆护、袄教僧人也一并勒令还俗。寺庙除应该留下的以外，不该留的马上拆毁，并且由朝廷派遣御史到各道去进行监督。寺庙的财产、田地被官府没收，寺庙的建筑材料被用作修缮公舍和驿站的材料，寺庙的铜佛、钟磬等器物被没收熔化，用作铸钱之材。
接着，又勒令大秦、穆护、袄教等教徒两千多人还俗，回到籍贯所在地作两税户处理。
此次大规模毁佛，一共拆毁四千六百多所寺院，四万多座招提兰若，有二十六万多僧尼还俗，有数千万顷土地被回收，有十五万户奴婢被收为两税户，佛教势力遭到致命打击。
八月，武宗传下诏令，向世人诏示佛教的害处。他说汉魏以来，佛教泛滥，有损于国家发展。到了唐代东西都寺院更多，寺院之间还互相攀比财富与僧尼数量，而僧尼们不劳而食，不劳而穿，致使国力衰竭，物力凋敝，有鉴于此，故志在必革，彻底剪灭这一祸根，以利国家。
宰相李德裕亦上《贺废毁诸寺表》，盛赞会昌毁佛之功。
武宗虽然很讨厌佛教，但对道教却十分信仰。赵归真入宫讲道，武宗亲自去听。不久唐武宗任命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并赐以广成先生的名号，还为他建崇玄馆，设置吏员，并铸有印章。刘玄静无意做官，并乞求武宗允许他回衡山仍旧修道，得到了武宗的同意。武宗又召罗浮道士邓元起入宫，向他问长生不老之术。武宗不但找归真探讨道术，还修筑望仙台于宫中，并把赵归真奉为师父。赵归真每次与武宗谈话，必抨击佛教讲死不讲生，只教人如何涅，让人受苦，妖言感众，毒害民众，应及早去除。武宗颇为赞同。谏宫们多次劝谏，让武宗不要如此信道，他不听。武宗口头上说自己因为放弃了许多爱好兴趣，如今让道士们出入宫禁只为说话解烦，至于军国大事，绝对不会受道士蛊惑。
武宗崇尚道法，却终为道法所害。唐武宗在吃了道士炼的金丹之后，性情变得暴躁，喜怒无常。十月，武宗向李德裕问政，李德裕回答说：“您的严厉决断我们难以猜测，大臣们都惊慌和害怕于您的表现。以前贼寇叛逆专横暴虐，当然应该用严厉的威刑来制服他们；可现在举国太平，还望您能宽以行政，这样使犯人服罪心服口服，老百姓能安心度日，臣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武宗病重，病了十几天，话都说不出来。他不仅没有长生不老，反而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驾崩，只活了三十三岁。
宣宗上台后，不喜欢李德裕，就把他贬到外地做官。赵归真等道士被杀，被毁佛寺又相继恢复，佛教势力卷土重来，会昌毁佛的成果和努力化作了泡影，唐朝政治更加趋于腐败。
会昌年间的毁佛行动，其实质是唐朝中央政府向寺院地主夺取土地、劳动力和财富。这次毁佛的胜利，扩大了政府的财源，极大地缓解了财政困难，因而也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会昌末年，全国共有税户四百九十五万多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皇帝痛恨僧尼损耗天下资财，腐蚀天下百姓，所以开始灭佛。
（1）佛教势力日炽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五月初四，文宗皇帝突然死去。
文宗早年曾立王妃之子为庄恪太子。后王妃失宠，太子在杨贤妃进谗言后被皇帝废掉，陈王成美又被立为太子。还没有完成册封太子的典礼，文宗就已经得了大病起不了床。这时宰相李钰、知枢密刘弘逸便先下手为强，拥戴皇太子成美监国。此时唐廷之内宦官专权已久，南衙北司的斗争非常激烈，这时眼见朝官们占了上风，宦官们自然不肯相让。所以，大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凭借掌管禁军的优势，更改诏书立文宗之弟颍王李炎为皇帝。李炎继位，是为武宗，当时二十七岁。
武宗作颍王时，就很喜欢道术，因此于即位当年的秋天，唐武宗命道士赵归真等人在三殿建置九天道场，武宗亲自接受赵归真等人授予的道家法。右拾遗王哲上书奏请皇帝不要这样做，被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武宗喜欢道教而不喜欢佛教，因此他在李德裕的支持和赵归真等人的怂恿下，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沉重打击了佛教势力。
唐朝宗教事业特别兴盛，以佛、道二教为主，另有摩尼、袄教等同时流行。因为宗教的政治作用，各朝各代的君主往往对各种宗教都接纳，只是有时弘扬佛教抑制道教，有时弘扬道教抑制佛教，二教的势力也随着当权者的喜好而变化。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唐初唐高祖、太宗都因为道教创始人老子叫李耳与皇族同姓，便自称是老子的后人，大力提倡道教并奉道教为国教。高宗时，又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作为上古祖先，顶礼膜拜。但同时也对佛教的存在和发展不加禁止，而且还利用它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武周统治时期，将佛教作为篡位夺权的舆论工具，因此崇佛抑道，佛教的势力很快壮大起来。武则天授意僧人法明编了一部《大云经疏》，书中宣称弥勒佛化身为武则天来到凡间，因此武则天应当称帝。于是，武后下令全国各州修建大云寺以收藏《大云经》，并由高僧讲经，用传经的名义来为武则天夺取皇权鼓噪。
玄宗时，重新提倡信仰道教，稍微抑制佛教的势力，下令颁行老子的《道德经》于全国，并作为科举教试的内容之一，另给老子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帝”。
安史之乱以后，肃、德、宪、穆、敬、文宗几代君主都十分信仰佛教，使佛教的发展很迅速。至武宗继位之时，天下遍布数不清的大小寺院，僧尼队伍日渐庞大，许多两税户为逃避政府赋役纷纷出家做僧为尼，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僧尼人数的增长，大量地减少了朝廷的赋税来源；各地花费大量的钱财来广泛地修建寺庙建筑，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危害。自唐建国以来，就陆续有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例如付奕、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淑明、韩愈等。只不过这些人都是从理论上来论证，并没有在实际中抑制佛教，所以没起到实际作用。
武宗时反佛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安史之乱后，佛教势力恶性膨胀，严重破坏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来源。而同时武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打了两次大仗，即平定刘稹和反击回鹘，虽说最后取胜，但却致使唐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而当时，国内的财富大多聚集在寺院手中，因此打击佛教，没收寺院土地财产，对缓解政府财政困难大有帮助。这样，武宗于会昌年间便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毁佛运动。
（2）李德裕辅助灭佛
当初，武宗被立为皇太弟不是出于宰相的建议，因此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武宗决定更换宰相班子。原来的宰相杨嗣复、李珏被罢免，而淮南节度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九月初，李德裕抵京。三天后，李德裕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入朝辅政。李德裕出身世家大族，其父乃是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德裕早年任地方官，治理地方颇有政绩。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他十分关心老百姓寒暖疾苦，并且经常去百姓家慰问。当他得知当地百姓赋税过重时，就坚决地给朝廷上书要求减免百姓赋税。同时他又觉得当地佛教势力泛滥，寺庙太多，严重影响人民生计和国家发展，就坚决下令将滥建的两千五百多所寺庙拆毁，有力地遏制了佛教的恶性发展。这样一来，浙西经济明显好转，也使李德裕声名大振。文宗时，李德裕又改任西川节度使。西川乃中原防范吐蕃的前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德裕到了西川后，经常深入民众，还屡次到外面去勘察地理环境，他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对加强防务，建立工事，有着极强的参考作用。与此同时，他又整顿军队，将兵中老弱的淘汰掉，并招募精壮的来补充。他还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军队训练，不久就使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另外他还在当地拆毁若干寺院，没收其财物，将没收的土地分给民众。在李德裕苦心经营了一年之后，西川的形势明显好转，经济恢复，边防十分巩固，而且还收复了维州这个沦陷了四十二年的入蕃咽喉之地。武宗一向欣赏李德裕的才干，所以刚一即位，就任命李德裕做宰相。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李德裕又升任为司空。
李德裕一向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维护周边安定，加强中央权力；裁减淘汰多余的官员，节省开支；打击佛教势力。武宗非常认同和支持这些主张，而李德裕也有协助武宗重振朝纲的决心。由于君臣的共同努力，会昌年间呈现出崭新的□□面。
李德裕执政后，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那就是将毁佛的措施在全国加以施行，史称“会昌毁佛”。
（3）灭佛措施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朝廷下令犯戒和尚一律还俗，并下令收僧尼的田地钱各入官府，本人只要还俗，就可以保全财产。朝廷还限制僧尼蓄养奴婢的人数，僧只可蓄奴一人，尼姑只可蓄婢二人，剩下多出来的都必须送回家，无家的收入官府。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朝廷又宣布废除摩尼教，摩尼教也是一种西方传来的宗教。四月，朝廷又下令杀掉全部摩尼师，京城七十二女摩尼皆死，回纥摩尼教徒被流放至各地，一半以上的教徒死掉了。另外摩尼经书被烧掉，寺庙被毁掉，财产也被官府没收掉了。
这时，不识时务的太子詹事韦宗卿将撰成的《涅经疏》、《大园伊宗镜略》两部宣扬佛教的书进献给武宗，武宗大怒，下令立即将书稿焚烧，又下诏斥责：“佛祖只是一个讲死不讲生的西方戎狄之人，孔子是中国圣人，他的学说利国利民，你作为一个儒士，不仅不潜心研究儒学，反而宣扬佛教，妄撰胡书，迷惑毒害百姓，定当重罚！”
同年，皇家所藏佛经被全部烧毁，所有佛像都被埋到地下，所有僧人被禁止在长安讲经，迷惑百姓。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三月，朝廷又发布命令禁止寺庙内供奉佛牙，又特下令五台山、终南山诸寺、泗州普光王寺、凤翔法门寺有佛指的寺院不许供养佛指。百姓如果谁敢向寺庙布施一文钱，杖打二十，僧民谁敢从民众接受一文钱，也杖打二十；各州县官府送布施的亦严加处罚。诏令一下，无人再敢入寺舍钱，所有的寺庙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接着各地道场、佛经、佛像被下令毁掉并被换以天尊老子像；僧人们被禁止入宫讲佛和夜出，出外者必须在打钟之前回归。
七月，朝廷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并下令寺庙的僧尼全部还俗。长安城内拆毁佛堂三百多所，全国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与此同时，下令拆毁各地尊胜石幢墓塔。
十月，武宗下令拆毁天下小寺院，佛经由大寺收藏，钟由道观接收，被拆寺院的僧尼，德高年长的僧人除外，其余的全部勒令还俗。这次，长安城内又拆小寺三十三处。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三月，禁止天下寺院设置庄园，并调查统计全国各地寺院的数量、财物和所蓄奴婢人数。
四月，统计出全国有寺院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僧二十六万五百人。
四月初一，武宗下诏，自此僧尼一律还俗。到五月底时，长安的僧尼数已为零。接着，又令外国僧尼无度牒者还俗，名僧天竺人难陀、宝月、日本人园仁亦因无牒被迫还俗。
唐武宗讨厌像蠹虫一样耗费天下财物的和尚和尼姑，想要让他们还俗。在道士赵归真的竭力劝说下，唐武宗下令先拆毁山野之间的寺庙，长安和洛阳只许左、右两街各留寺两所，每个寺院留僧侣三十人；全国各镇即节度使，观察使官署所在地和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可留一所寺庙，并把寺庙分成三个等级：上等可留僧侣二十人，中等可留僧侣十人，下等可留僧侣五人。其余僧侣及尼姑以及大秦穆护、袄教僧人也一并勒令还俗。寺庙除应该留下的以外，不该留的马上拆毁，并且由朝廷派遣御史到各道去进行监督。寺庙的财产、田地被官府没收，寺庙的建筑材料被用作修缮公舍和驿站的材料，寺庙的铜佛、钟磬等器物被没收熔化，用作铸钱之材。
接着，又勒令大秦、穆护、袄教等教徒两千多人还俗，回到籍贯所在地作两税户处理。
此次大规模毁佛，一共拆毁四千六百多所寺院，四万多座招提兰若，有二十六万多僧尼还俗，有数千万顷土地被回收，有十五万户奴婢被收为两税户，佛教势力遭到致命打击。
八月，武宗传下诏令，向世人诏示佛教的害处。他说汉魏以来，佛教泛滥，有损于国家发展。到了唐代东西都寺院更多，寺院之间还互相攀比财富与僧尼数量，而僧尼们不劳而食，不劳而穿，致使国力衰竭，物力凋敝，有鉴于此，故志在必革，彻底剪灭这一祸根，以利国家。
宰相李德裕亦上《贺废毁诸寺表》，盛赞会昌毁佛之功。
武宗虽然很讨厌佛教，但对道教却十分信仰。赵归真入宫讲道，武宗亲自去听。不久唐武宗任命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并赐以广成先生的名号，还为他建崇玄馆，设置吏员，并铸有印章。刘玄静无意做官，并乞求武宗允许他回衡山仍旧修道，得到了武宗的同意。武宗又召罗浮道士邓元起入宫，向他问长生不老之术。武宗不但找归真探讨道术，还修筑望仙台于宫中，并把赵归真奉为师父。赵归真每次与武宗谈话，必抨击佛教讲死不讲生，只教人如何涅，让人受苦，妖言感众，毒害民众，应及早去除。武宗颇为赞同。谏宫们多次劝谏，让武宗不要如此信道，他不听。武宗口头上说自己因为放弃了许多爱好兴趣，如今让道士们出入宫禁只为说话解烦，至于军国大事，绝对不会受道士蛊惑。
武宗崇尚道法，却终为道法所害。唐武宗在吃了道士炼的金丹之后，性情变得暴躁，喜怒无常。十月，武宗向李德裕问政，李德裕回答说：“您的严厉决断我们难以猜测，大臣们都惊慌和害怕于您的表现。以前贼寇叛逆专横暴虐，当然应该用严厉的威刑来制服他们；可现在举国太平，还望您能宽以行政，这样使犯人服罪心服口服，老百姓能安心度日，臣就心满意足了。”后来武宗病重，病了十几天，话都说不出来。他不仅没有长生不老，反而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驾崩，只活了三十三岁。
宣宗上台后，不喜欢李德裕，就把他贬到外地做官。赵归真等道士被杀，被毁佛寺又相继恢复，佛教势力卷土重来，会昌毁佛的成果和努力化作了泡影，唐朝政治更加趋于腐败。
会昌年间的毁佛行动，其实质是唐朝中央政府向寺院地主夺取土地、劳动力和财富。这次毁佛的胜利，扩大了政府的财源，极大地缓解了财政困难，因而也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会昌末年，全国共有税户四百九十五万多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