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白居易诗名达天下
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
（1）累遭贬谪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来搬到下去住。他父亲名叫季庚，曾经做过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曾到上国去游览，拿着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去拜见著作郎顾况。顾况为人倨傲，很少对后辈有赞许之词，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的东西可贵着呢，想白居可不容易啊！”至他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才叹息说，“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想在全天下住都不难，老夫我刚才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又参加选优考试，入围到甲等，封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付制举考试。这年四月，考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任京兆府周至县县尉。
居易作为下层小官吏，深知民间疾苦，而他写讽喻现实的诗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白居易被召回中央任翰林学士。第二年，被任命为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喻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看了他文章的当权者恨得咬牙切齿，扼腕痛恨，面色大变。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居易任满改官，又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不久因为母亲病逝，而回下守孝。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守孝期满，再次回到朝廷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杀害。居易愤而上书，请求皇上立即派人追查此事，但却遭到当权者忌恨，说他越职行事，还污蔑他作的诗“非常不利于国家教化”，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新唐诗》中传说他“已经失去了志向，还能随遇而安，假托佛教中生死转世的说法，就像忘记了自己一样”。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白居易回京城任主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转任中书舍人。但由于此时天子荒淫放纵，当权者也不求上进，因此白居易上书言事时，也不被理睬，得不到重任，于是白居易只好请求出外地任职。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随后，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到洛阳任职。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他在刑部尚书的任上退休。《唐才子传》卷六中说：“白居易老是因为忠而耿直被排斥，于是只好放纵自己，借酒浇愁。在重新被起用之后，又因为皇上们都年幼无知，就失去了做官的兴趣。因此在外地做官的时候，在香山和如满和尚等建立诗社，开荒种树，建石楼，开凿八节滩，作为游玩享乐的地方，整天茶杯酒樽不离手……并自称为醉吟先生，还为自己作了传。另外他还特别喜爱佛法，曾好几个月不吃荤，自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去世，此时七十五岁。新旧《唐书》都为他作了传。他的作品集有《白氏长庆集》。
（2）千秋佳作
和当时多数同时代文人一样，他曾经也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他认为，一个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就应该普济天下老百姓；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要使自己做一个清白的人。进与退，取与舍，都有其自身的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那个时候，文人学者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多数大都这样做，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也很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居易自小就懂得读佛书，学习禅法，等到成人之后，历经沧桑，心中空空的没有一丝杂念。所以当他入朝为官时，一旦看不惯那些丑恶现象，就出外为官，从到东都开始，一直到死都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大概从整个唐朝看来士大夫中能像居易这样的寥寥无几。”
由于政治上不得志，抱负实现不了，因此，居易把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因此就是当他在做谏官的时候，除了上奏言事之外，念念不忘的还是作诗。
居易之所以被贬官受排挤，除了越职言事是主要原因之外，写讽喻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在《与元九书》中又写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巳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作诗虽然给白居易带来许多麻烦，但白居易还是从中博得了名声。《与元九书》又说：昔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白居易并不把时人世俗所欣赏的诗看作是自已的最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第一种是讽喻诗，第二种是闲适诗，第三种是感伤诗，第四种是杂律诗。从上面这些话看来，讽喻诗和闲适诗是他自认为最得意的诗。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志趣。
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写于刚开始当官的时候。《与元九书》中说：“自我做左拾遗一官以来，凡所碰到的感受到的，常写成各种形式的讽刺的诗体，从武德年间和元和年间，都是见事而作，此即题目为‘新乐府’的诗，一共一百五十首，这些诗都被我称作讽喻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针砭时政，忧国忧民是这类诗的主要思想特点。例如在《杜陵叟》中有这样几句：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又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剥洞庭桔，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老百姓的疾苦，统治阶级的骄奢，在这两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亡之际，这是一股极为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能深刻地用诗反映社会现实和深切地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是第一人。
与白居易同时间作“新乐府”体诗的诗人还有元稹。后来，一些后进作者也在元白二人的影响下涌现了出来。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十载：“乐府诗开创了反映现实社会诗的新时代。从杜甫开始，接下来是元稹、白居易……他们各自命名篇名，用寓讽于诗的手法写朝政民风，和其他一些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写这些诗的不能以言定罪，而读这些诗的更可以引以为鉴。再后来的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日休、陆龟蒙等人，也相继写这样的诗，并使写这种诗的风气越来越流行。”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白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皮日休生活在唐朝末年，朝廷政治更加腐败，平民百姓更加困苦，下层文人的日子也过得很萧条：“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比白居易那时还严重。皮日休之所以这么喜爱白居易的乐府诸诗，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白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白居易也自认为《长恨歌》是自己的得意之作。
《长恨歌》属于白居易作品中的“感伤”类。但它并不是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最开头的两句是这样说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有评论者说白居易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讽喻唐玄宗，并寓含着“女人祸国”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不一定全部是事实，但这其中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玄宗的处境有深切的同情。
白居易既同情玄宗又同情杨贵妃。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表达了十分的惋惜之情：“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当然，白居易并不是描写唐玄宗杨贵妃事迹的第一人，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这样的情深之语，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从杜甫到白居易，之所以如此深情地描绘玄宗贵妃二人的悲剧，既不是无故而发，也不是诗人“重色”而“轻国”，而是因为诗人摒弃了“女人祸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白居易在这里同情杨贵妃，正和后来欧阳修同情王昭君一样。“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贵妃也是因为自己的“颜如玉”而作了社会的牺牲品。
白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
这首诗写于作者被贬官到九江时，其中既抒发了自己身为迁骚人的悲痛和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又面对歌女的寂寞生活，与自己境遇相比，不禁发出深深的感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已有许多评论。《唐宋诗醇》卷二十二中曾这样说过：“《琵琶行》把作者满腔的迁居贬谪的感叹，放在歌女的身上抒发出来，真可谓是同病相怜的感觉。”
《琵琶行》抒写的虽是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歌女身世的苦痛写得很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使读者也很受感染，而陪着流泪。
在白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可《琵琶歌》虽然也是作者被贬官而得闲时所作，但它的意境稍显“庸俗嫌浅”，《泰娘歌》虽然也拿被抛弃的小妾来比拟被放逐的臣子，但也和《琵琶行》有不同的地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中说：“后来有时从公职中退下来，有时因病在家闲居，知足常乐，怡然自得，作了这样的诗共一百首，并称它们为闲适诗，有抒发自己独居以为乐的闲适之情的意思。”还有，他在《叙洛诗》中说：“自从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春天以来，到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夏，在洛阳一共住了五年整。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诗都是要么从酒中寄托情感，要么从琴中取得意境，恬静自然，安详独乐，根本谈不上苦，说不上忧，这些岂能是牵强所能得到的？事实上这是深发于内心而表现出来的。这种乐，是来自于自我满足，知足常乐，加上家里有所积蓄，身闲无事，再加上酒后放歌，琴弦之乐，以及周围的如画山水，如景风月的环境。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都得不到乐，那还能去哪里找乐呢？”从白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像这样的作品被世人传诵的也为数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饮且约后期》：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从这类作品中能够隐约看出，白居易所说的“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独乐之情。
（3）诗名掩文名
由于白居易在诗的方面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把他写的文章的名声也掩盖了。事实上，他写的文章也是很有特征的。其诗有讽喻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他的直言极谏的文章，可以《论制科人状》为例。书中有这样一段：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狂妄，斥而逐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
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想法，既没有耸人听闻的言辞，也没作夸张其实的高论，指事确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征、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风格一代代流传，已经形成一个传统。白居易的这篇文章，就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出了质朴而温厚的特征。
白居易的抒情述志的文章，大多数存在于书札和记叙之中，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书中有这样两段：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山、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
这篇文章描述“司马”这一官职，是做无事官的最佳位置。功、过、责、忧都远离自己，实在是大闲人一个。之所以能觅得这样一个好职，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白居易因为直言进谏被贬，心里当然感到愤愤不平了。不平而言“知命”，当然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还有一篇名为《草堂记》的文章也与上文类似。文中是这样说的：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白居易身为被贬之人，一切行动都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这样的作品，颇具个性特点。
白居易抒情述志之文，在书信中表现出来的，也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的。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被人传诵。另外他的《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其中有这样的话：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鄂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住。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
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能知足常乐，乐静思安而毫不留恋仕途，是由于他看破世俗，决心不和那些沽名钓誉者斤斤计较罢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的人，历朝历代有的是。白居易的这篇铭文，也是随意写的。
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
（1）累遭贬谪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来搬到下去住。他父亲名叫季庚，曾经做过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曾到上国去游览，拿着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去拜见著作郎顾况。顾况为人倨傲，很少对后辈有赞许之词，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的东西可贵着呢，想白居可不容易啊！”至他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才叹息说，“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想在全天下住都不难，老夫我刚才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又参加选优考试，入围到甲等，封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付制举考试。这年四月，考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任京兆府周至县县尉。
居易作为下层小官吏，深知民间疾苦，而他写讽喻现实的诗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白居易被召回中央任翰林学士。第二年，被任命为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喻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看了他文章的当权者恨得咬牙切齿，扼腕痛恨，面色大变。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居易任满改官，又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不久因为母亲病逝，而回下守孝。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守孝期满，再次回到朝廷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杀害。居易愤而上书，请求皇上立即派人追查此事，但却遭到当权者忌恨，说他越职行事，还污蔑他作的诗“非常不利于国家教化”，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新唐诗》中传说他“已经失去了志向，还能随遇而安，假托佛教中生死转世的说法，就像忘记了自己一样”。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白居易回京城任主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转任中书舍人。但由于此时天子荒淫放纵，当权者也不求上进，因此白居易上书言事时，也不被理睬，得不到重任，于是白居易只好请求出外地任职。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随后，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到洛阳任职。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他在刑部尚书的任上退休。《唐才子传》卷六中说：“白居易老是因为忠而耿直被排斥，于是只好放纵自己，借酒浇愁。在重新被起用之后，又因为皇上们都年幼无知，就失去了做官的兴趣。因此在外地做官的时候，在香山和如满和尚等建立诗社，开荒种树，建石楼，开凿八节滩，作为游玩享乐的地方，整天茶杯酒樽不离手……并自称为醉吟先生，还为自己作了传。另外他还特别喜爱佛法，曾好几个月不吃荤，自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去世，此时七十五岁。新旧《唐书》都为他作了传。他的作品集有《白氏长庆集》。
（2）千秋佳作
和当时多数同时代文人一样，他曾经也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他认为，一个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就应该普济天下老百姓；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要使自己做一个清白的人。进与退，取与舍，都有其自身的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那个时候，文人学者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多数大都这样做，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也很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居易自小就懂得读佛书，学习禅法，等到成人之后，历经沧桑，心中空空的没有一丝杂念。所以当他入朝为官时，一旦看不惯那些丑恶现象，就出外为官，从到东都开始，一直到死都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大概从整个唐朝看来士大夫中能像居易这样的寥寥无几。”
由于政治上不得志，抱负实现不了，因此，居易把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因此就是当他在做谏官的时候，除了上奏言事之外，念念不忘的还是作诗。
居易之所以被贬官受排挤，除了越职言事是主要原因之外，写讽喻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在《与元九书》中又写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巳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作诗虽然给白居易带来许多麻烦，但白居易还是从中博得了名声。《与元九书》又说：昔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白居易并不把时人世俗所欣赏的诗看作是自已的最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第一种是讽喻诗，第二种是闲适诗，第三种是感伤诗，第四种是杂律诗。从上面这些话看来，讽喻诗和闲适诗是他自认为最得意的诗。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志趣。
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写于刚开始当官的时候。《与元九书》中说：“自我做左拾遗一官以来，凡所碰到的感受到的，常写成各种形式的讽刺的诗体，从武德年间和元和年间，都是见事而作，此即题目为‘新乐府’的诗，一共一百五十首，这些诗都被我称作讽喻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针砭时政，忧国忧民是这类诗的主要思想特点。例如在《杜陵叟》中有这样几句：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又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剥洞庭桔，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老百姓的疾苦，统治阶级的骄奢，在这两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亡之际，这是一股极为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能深刻地用诗反映社会现实和深切地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是第一人。
与白居易同时间作“新乐府”体诗的诗人还有元稹。后来，一些后进作者也在元白二人的影响下涌现了出来。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十载：“乐府诗开创了反映现实社会诗的新时代。从杜甫开始，接下来是元稹、白居易……他们各自命名篇名，用寓讽于诗的手法写朝政民风，和其他一些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写这些诗的不能以言定罪，而读这些诗的更可以引以为鉴。再后来的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日休、陆龟蒙等人，也相继写这样的诗，并使写这种诗的风气越来越流行。”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白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皮日休生活在唐朝末年，朝廷政治更加腐败，平民百姓更加困苦，下层文人的日子也过得很萧条：“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比白居易那时还严重。皮日休之所以这么喜爱白居易的乐府诸诗，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白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白居易也自认为《长恨歌》是自己的得意之作。
《长恨歌》属于白居易作品中的“感伤”类。但它并不是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最开头的两句是这样说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有评论者说白居易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讽喻唐玄宗，并寓含着“女人祸国”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不一定全部是事实，但这其中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玄宗的处境有深切的同情。
白居易既同情玄宗又同情杨贵妃。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表达了十分的惋惜之情：“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当然，白居易并不是描写唐玄宗杨贵妃事迹的第一人，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这样的情深之语，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从杜甫到白居易，之所以如此深情地描绘玄宗贵妃二人的悲剧，既不是无故而发，也不是诗人“重色”而“轻国”，而是因为诗人摒弃了“女人祸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白居易在这里同情杨贵妃，正和后来欧阳修同情王昭君一样。“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贵妃也是因为自己的“颜如玉”而作了社会的牺牲品。
白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
这首诗写于作者被贬官到九江时，其中既抒发了自己身为迁骚人的悲痛和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又面对歌女的寂寞生活，与自己境遇相比，不禁发出深深的感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已有许多评论。《唐宋诗醇》卷二十二中曾这样说过：“《琵琶行》把作者满腔的迁居贬谪的感叹，放在歌女的身上抒发出来，真可谓是同病相怜的感觉。”
《琵琶行》抒写的虽是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歌女身世的苦痛写得很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使读者也很受感染，而陪着流泪。
在白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可《琵琶歌》虽然也是作者被贬官而得闲时所作，但它的意境稍显“庸俗嫌浅”，《泰娘歌》虽然也拿被抛弃的小妾来比拟被放逐的臣子，但也和《琵琶行》有不同的地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中说：“后来有时从公职中退下来，有时因病在家闲居，知足常乐，怡然自得，作了这样的诗共一百首，并称它们为闲适诗，有抒发自己独居以为乐的闲适之情的意思。”还有，他在《叙洛诗》中说：“自从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春天以来，到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夏，在洛阳一共住了五年整。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诗都是要么从酒中寄托情感，要么从琴中取得意境，恬静自然，安详独乐，根本谈不上苦，说不上忧，这些岂能是牵强所能得到的？事实上这是深发于内心而表现出来的。这种乐，是来自于自我满足，知足常乐，加上家里有所积蓄，身闲无事，再加上酒后放歌，琴弦之乐，以及周围的如画山水，如景风月的环境。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都得不到乐，那还能去哪里找乐呢？”从白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像这样的作品被世人传诵的也为数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饮且约后期》：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从这类作品中能够隐约看出，白居易所说的“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独乐之情。
（3）诗名掩文名
由于白居易在诗的方面成就如此之大，以至于把他写的文章的名声也掩盖了。事实上，他写的文章也是很有特征的。其诗有讽喻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他的直言极谏的文章，可以《论制科人状》为例。书中有这样一段：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狂妄，斥而逐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
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想法，既没有耸人听闻的言辞，也没作夸张其实的高论，指事确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征、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风格一代代流传，已经形成一个传统。白居易的这篇文章，就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出了质朴而温厚的特征。
白居易的抒情述志的文章，大多数存在于书札和记叙之中，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书中有这样两段：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山、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
这篇文章描述“司马”这一官职，是做无事官的最佳位置。功、过、责、忧都远离自己，实在是大闲人一个。之所以能觅得这样一个好职，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白居易因为直言进谏被贬，心里当然感到愤愤不平了。不平而言“知命”，当然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还有一篇名为《草堂记》的文章也与上文类似。文中是这样说的：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白居易身为被贬之人，一切行动都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这样的作品，颇具个性特点。
白居易抒情述志之文，在书信中表现出来的，也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的。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被人传诵。另外他的《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其中有这样的话：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鄂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住。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
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能知足常乐，乐静思安而毫不留恋仕途，是由于他看破世俗，决心不和那些沽名钓誉者斤斤计较罢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的人，历朝历代有的是。白居易的这篇铭文，也是随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