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韩愈主张文以载道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人。郡望昌黎，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人则称他为“韩昌黎”。
（1）倡导古文运动
韩愈自幼遵循古训，热衷政治：二十五岁登进士第，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在监察御史任上时，他因关中发生饥荒大旱，上疏痛斥时政，请减免赋税徭役，被贬为阳山令；在刑部侍郎任上又因上谏反对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做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等职。
韩愈不仅在政治上干得出色，文学上成就更大。他思想上推崇儒家孔孟之道，提倡并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一整套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诗文，实为“唐宋八大家”第一人。
古文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其表面原因则是由于源于六朝的“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已经不能使文人们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政见。因此韩愈发起了这场文体革新运动，不仅在形式上不赞同骈文的僵化、生硬的文体，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与骈文的空洞浮泛背道而驰。事实上，“古文”的含义，既有古代散文的意思，还有古代道统的意义。韩愈态度鲜明地指出：“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由此可见，弘扬古道才是学习古文的目的。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志道”，也就是以后宋人所称谓的“文以载道”，这是韩愈最重要的文学主张，同时更是这场“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它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为文的思想内容，这在事实上已不仅是宣扬纯粹的圣贤之道，它给文学带来了活跃的生命力。
围绕“文以载道”这一核心，韩愈还表达了一整套关于文学方面的观点。他认为作者的修养很重要，指出“根之茂者其实遂”，“气之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重视文章的社会现实性，认为文学产生于社会和时代的矛盾之中，“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个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散文成就，使他的文章在思想内容方面有了更广泛、更现实、更深刻的意义。在文章的表现方法上，韩愈主张学古文应“师其志，不师其辞”，也就是说不仅要继承传统，更重要的是能推陈出新，反对因袭模仿；另外他主张在语言方面要达到“唯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其取”。韩愈不仅以其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体改革做理论上的指导，而且将之付诸个人的创作实践。他的散文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的三百多篇古文大致可分为论说文、叙事文和抒情文三大类，风格各异。论说文多以正统儒家的思想观点剖析各种社会现象，批判、针砭时政，突出地体现了他“文以载道”和“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这也是韩愈文章精华之所在。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原毁》、《师说》、《杂说四》、《进学解》、《送穷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名篇。叙事文则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其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著名的有《张中丞传后叙》、《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抒情文更是渗透着真挚而充沛的情感，表现出的艺术感染力极为强烈，最突出的有《祭十二郎文》、《与孟东野书》等。韩愈还写了一些散文，构思奇特，寓意深长，带传奇小说色彩，如《毛颖传》等。
韩愈的散文气势雄宏壮观，富于曲折变化而不失明快流畅。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正贴切地体现了韩愈散文的风格。在语言表达方面，他的散文更是美妙绝伦，其语言简练、准确、鲜明、生动。他能从古人语言中推陈出新，把精彩的文学语言从古人语言和当代口语中提炼出来，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贪多务得”、“动辄得咎”等等，一直沿用至今，对我国的文学语言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韩愈还善于使用排比、夸张、比喻、对照等修辞手法；另外，他还创造性地使句式、章法得到发展变化。
继司马迁之后，韩愈是我国古代另一位伟大的散文大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绩。他不但把散文创作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而且在创作实践中树立了典范，无陈言俗套、用自然语势自由抒写的一代新文风也由此开始。
（2）以文为诗
韩愈不仅在散文方面卓有成就，在写诗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诗无论是在表现手法上，还是在某些思想内容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也是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骈文的表现。
韩愈写过不少现实意义较强的诗作，这些诗作继续体现着他“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如《汴州乱》、《归彭城》等反映了藩镇叛乱事件，关心百姓困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谢自然诗》、《送灵诗》等是他反佛崇儒，批驳神怪迷信态度的表现；《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则通过自己和朋友们怀才不遇或被贬的遭遇，发泄积郁在心头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以文为诗”是韩愈诗歌最突出的表现手法。他常常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用于诗歌写作中，使诗具有散文的特色；又喜欢在诗中横生议论，有时通篇以议论为诗；他还把赋的铺张雕绘的方法也拿来使用，洋洋洒洒直陈其事。这些表现手法的运用带来了一些风格独特的佳作；如在《山石》中，素描式的散文笔调被用进来，描写了山间的黄昏、夜景和晨景，处理光线明暗得当，渲染色彩不浓不淡，诗中画意盎然。又如《听颖师弹琴》，借用一连串形象生动的比喻，酣畅淋漓、动人心魄地把音乐的跌宕起伏表现了出来。但是“以文为诗”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议论过多显得逞才使气，铺叙太甚显得累赘堆砌，使得整体的意境受到影响。
追求奇特险怪是韩诗的另一特点。这与他在古文运动中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反对“沿袭”“剽盗”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因而奇特雄伟之感能通过这种追求的得当运用体现出来，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然而过犹不及，如《南山诗》采用汉赋排比铺张的手法，连用五十一个带“或”字的诗句和十四个叠字诗句来表现终南山四时景色的变化和山势的形态，而且尽力使用一些生字僻字，押险韵并一韵到底。这种近于玩文字游戏的表现手法，削弱了全诗的整体艺术性。
总之，韩愈诗歌宏伟奇崛的艺术风格就体现在“以文为诗”和“涉险猎奇”方面。他独特的表现手法，既产生了许多佳作，也出现了一些败笔。然而，韩愈的地位在中唐时是旁人不可比拟的：他一扫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独树一帜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流派——与当时的“元白诗派”并驾齐驱的“韩孟诗派”，其影响一直从当时延及到后世。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人。郡望昌黎，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人则称他为“韩昌黎”。
（1）倡导古文运动
韩愈自幼遵循古训，热衷政治：二十五岁登进士第，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在监察御史任上时，他因关中发生饥荒大旱，上疏痛斥时政，请减免赋税徭役，被贬为阳山令；在刑部侍郎任上又因上谏反对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做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等职。
韩愈不仅在政治上干得出色，文学上成就更大。他思想上推崇儒家孔孟之道，提倡并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一整套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诗文，实为“唐宋八大家”第一人。
古文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其表面原因则是由于源于六朝的“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已经不能使文人们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政见。因此韩愈发起了这场文体革新运动，不仅在形式上不赞同骈文的僵化、生硬的文体，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与骈文的空洞浮泛背道而驰。事实上，“古文”的含义，既有古代散文的意思，还有古代道统的意义。韩愈态度鲜明地指出：“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由此可见，弘扬古道才是学习古文的目的。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志道”，也就是以后宋人所称谓的“文以载道”，这是韩愈最重要的文学主张，同时更是这场“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它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为文的思想内容，这在事实上已不仅是宣扬纯粹的圣贤之道，它给文学带来了活跃的生命力。
围绕“文以载道”这一核心，韩愈还表达了一整套关于文学方面的观点。他认为作者的修养很重要，指出“根之茂者其实遂”，“气之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重视文章的社会现实性，认为文学产生于社会和时代的矛盾之中，“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个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散文成就，使他的文章在思想内容方面有了更广泛、更现实、更深刻的意义。在文章的表现方法上，韩愈主张学古文应“师其志，不师其辞”，也就是说不仅要继承传统，更重要的是能推陈出新，反对因袭模仿；另外他主张在语言方面要达到“唯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其取”。韩愈不仅以其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体改革做理论上的指导，而且将之付诸个人的创作实践。他的散文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的三百多篇古文大致可分为论说文、叙事文和抒情文三大类，风格各异。论说文多以正统儒家的思想观点剖析各种社会现象，批判、针砭时政，突出地体现了他“文以载道”和“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这也是韩愈文章精华之所在。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原毁》、《师说》、《杂说四》、《进学解》、《送穷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名篇。叙事文则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其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著名的有《张中丞传后叙》、《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抒情文更是渗透着真挚而充沛的情感，表现出的艺术感染力极为强烈，最突出的有《祭十二郎文》、《与孟东野书》等。韩愈还写了一些散文，构思奇特，寓意深长，带传奇小说色彩，如《毛颖传》等。
韩愈的散文气势雄宏壮观，富于曲折变化而不失明快流畅。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正贴切地体现了韩愈散文的风格。在语言表达方面，他的散文更是美妙绝伦，其语言简练、准确、鲜明、生动。他能从古人语言中推陈出新，把精彩的文学语言从古人语言和当代口语中提炼出来，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贪多务得”、“动辄得咎”等等，一直沿用至今，对我国的文学语言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韩愈还善于使用排比、夸张、比喻、对照等修辞手法；另外，他还创造性地使句式、章法得到发展变化。
继司马迁之后，韩愈是我国古代另一位伟大的散文大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绩。他不但把散文创作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而且在创作实践中树立了典范，无陈言俗套、用自然语势自由抒写的一代新文风也由此开始。
（2）以文为诗
韩愈不仅在散文方面卓有成就，在写诗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诗无论是在表现手法上，还是在某些思想内容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也是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骈文的表现。
韩愈写过不少现实意义较强的诗作，这些诗作继续体现着他“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如《汴州乱》、《归彭城》等反映了藩镇叛乱事件，关心百姓困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谢自然诗》、《送灵诗》等是他反佛崇儒，批驳神怪迷信态度的表现；《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则通过自己和朋友们怀才不遇或被贬的遭遇，发泄积郁在心头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以文为诗”是韩愈诗歌最突出的表现手法。他常常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用于诗歌写作中，使诗具有散文的特色；又喜欢在诗中横生议论，有时通篇以议论为诗；他还把赋的铺张雕绘的方法也拿来使用，洋洋洒洒直陈其事。这些表现手法的运用带来了一些风格独特的佳作；如在《山石》中，素描式的散文笔调被用进来，描写了山间的黄昏、夜景和晨景，处理光线明暗得当，渲染色彩不浓不淡，诗中画意盎然。又如《听颖师弹琴》，借用一连串形象生动的比喻，酣畅淋漓、动人心魄地把音乐的跌宕起伏表现了出来。但是“以文为诗”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议论过多显得逞才使气，铺叙太甚显得累赘堆砌，使得整体的意境受到影响。
追求奇特险怪是韩诗的另一特点。这与他在古文运动中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反对“沿袭”“剽盗”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因而奇特雄伟之感能通过这种追求的得当运用体现出来，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然而过犹不及，如《南山诗》采用汉赋排比铺张的手法，连用五十一个带“或”字的诗句和十四个叠字诗句来表现终南山四时景色的变化和山势的形态，而且尽力使用一些生字僻字，押险韵并一韵到底。这种近于玩文字游戏的表现手法，削弱了全诗的整体艺术性。
总之，韩愈诗歌宏伟奇崛的艺术风格就体现在“以文为诗”和“涉险猎奇”方面。他独特的表现手法，既产生了许多佳作，也出现了一些败笔。然而，韩愈的地位在中唐时是旁人不可比拟的：他一扫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独树一帜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流派——与当时的“元白诗派”并驾齐驱的“韩孟诗派”，其影响一直从当时延及到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