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杜佑撰《通典》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十月，淮南节度使杜佑进《通典》，凡九门共二百卷。
（1）政绩斐然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除读经传之外，特别是喜欢历史典籍。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就让这位故人之子留下来游玩。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应答自如，丝丝入扣，很受韦元甫赏识，韦委派他为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元甫信任，官职也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员外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韦元甫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南方做地方官长达好几年。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用人不拘官品，甚至把小小的道州司马杨炎召为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同时召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并让他先后任金部郎中、汉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当时朝廷正在河北用兵讨伐叛乱，军需非常迫切，因此转运钱粮的担子全部压在杜佑肩上。不久德宗又将他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德宗下令向全国富商借钱。于是官吏们趁机向商贾大肆勒索，弄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已经很贫困了，再向他们加收赋税就更困苦了。他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并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其中指出设立官吏的目的就是为了管理庶民百姓，所以古代设官时就是有多少民，设相应的官。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闲散的官员，白白浪费国家许多财政收入，应该把他们裁并掉。但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同时卢杞很忌恨杜佑，就把杜佑排挤到外地做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而杜佑老母还健在，就没有去苏州，而是改任饶州刺史。没过多久他就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兼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为尚书左丞，再次以御史大夫衔兼任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并充任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赴任扬州，在淮南为官十三载，做了不少大事：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恰遇天旱，饥民遍野之时。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亲自买材料，监施工，兴修了许多营房和库房，使得军队住房和财富储存问题得以解决。当时联营三十区，兵马都得以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下令修整旧有的雷陂，还开凿了新渠，用来灌溉农田。他还下令把原先靠海的闲弃不用之地开辟为稻田，为政府积累了五十万斛稻米。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其部下想要把其子张拥立为节度使，但遭到朝廷反对。朝廷同时任命杜佑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刚过淮河，孟准的军队就被打败，因此杜佑也没敢出兵。这时泗州刺史张出兵攻桥，也大败而回。朝廷不得已任命张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并把杜佑任命为濠州、泗州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在处理完政事的闲暇之余，就常常提笔著书。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并命人献此书给朝廷。
（2）编纂《通典》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巨著。
杜佑年轻时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时期，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在这期间，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权统一的□□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面；中央集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均田制和军事制度府兵制也崩溃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昔日威震四海的大唐帝国早已是日薄西山，风烛残年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处心积虑地为此思索努力，企图再把唐朝带向繁荣强盛。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由于强大的腐朽势力的破坏，这些改革都失败了。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试图发展一些经世致用的学说来达到富国安民的目的。他曾经被杨炎引为助手，协助推行两税法。杜佑觉得两税法规定了赋税准则，实在是时代的产物、除弊救国的良方。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为达官显宦，但仍孜孜不倦地求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他觉得过去的经典大多以记言为主，很少记载法令典制，因此他试图通过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来总结治国的为政之方，这也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他自己作《通典》的目的是博采众家之言，征寻治国之术，以求有利于时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谈及用之以达到有利于国计民生，兴国富民的目的。因此显而易见地，“经世”和“政治”是他写此书的目的。因此他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深切地斥责土地兼并现象，谈到军事时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戒穷兵黩武。凡此之类，都反映出他此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玄宗时期，依照《周礼》中六官的写法，接引百家杂言，分门别类地将它们加以记述，写成了三十五卷本的《政典》。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对其加以扩充和整理，最后写成了《通典》一书。他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杜佑把《通典》这本书献给德宗后，德宗非常高兴，下令将此书收藏到国家图书馆，同时这本书在社会上也得到广泛流传。
（3）《通典》概况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其中把食货放在第一位，其余依次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个门类下面又有子门类，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止。另外在注文中也记载了肃宗代宗时期的一些变革。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都有序引，并利用说、议、评、论四种方式，把作者的见解和主张也写出来，以达到劝诫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时说此书详略得当，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记载翔实，所记载的全部是有用的真实字词，这是别的著述比不上的。它还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是人们应留心阅读的。
第一，它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史记》开创八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先河以来，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可那些断代史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溯前代，而显得来路不明；而追溯太多，又显得繁杂。更何况并非所有的史书都有志书，即使那些有志的，它们的篇目也互不吻合，要么重复，要么缺漏。因此必须要有一本书来把各代的志都记述下来。而杜佑的《通典》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追根溯源，既达到会通的效果，还开创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都在中国历史的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开创了自己作注的先河。自魏晋以来，史注的风气日渐流行。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有利于纠误察谬。尤其是史料的考辨方面，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置可否。他要么亲自查阅古书所载，要么自己去探访追寻，从不马虎行事。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是谈到“分野”时，他据史力证，证明了这纯属舛谬无稽之谈。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可以说话，而且人们可以用它的血染朱”的记载，他不但博考诸书，而且广泛地深入民间探问，证明此事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谈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强调文化发展是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他在《通典·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许多都把食货志也编辑在内，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充分体现了杜佑的睿见卓识。
杜佑从“教化的根本，应从满足人们的吃饭穿衣做起”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说，农业是立国的根本；粮食掌握着人们的生死。他认为只有使天下的田地全开垦了，仓库全满了，然后才谈得上推行礼法、王道、教化，实现了这些而要想达到建立一个人人懂礼仪，个个都长寿的国家的目的就并不难了。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体现出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不同于颂古非今论者，他觉得上古民风淳朴固然好，但却伴随着许多敝风陋俗，后世要比上古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祭祀时必定要杀人牲，要以活人作陪葬；有茹毛饮血的，有住在巢穴里的，有荒野抛尸的，有手抓吃饭的，有同姓婚娶的。这些陋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变成了在宫室里居住；抛尸荒野，变成了用棺椁装敛；同姓婚娶，变成了异姓婚娶；手抓吃饭，祭祀时必杀人作祭品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杜佑觉得并非世风日下，实乃昔不如今。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主张效法古代的多认可分封制，肯定现世的多赞成郡县制，双方争来吵去，得不出什么定论，因而提出制度的设定，都是前后相因袭的论点。他说分封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得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只是以后随着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才使得秦朝得以统一，于是秦朝才开始废分封设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他说：“想要在后世遵行古道是办不到的。”他还认为汉、隋、唐三朝天下统一，人口滋生，是传说中的三代不可比拟的。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强臣弱，干粗枝细的郡县制度。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的关系，但他认为绝不能用古法来改变现代。这种见解，不但胜过陆机等主张分封制的政论家，也体现出了比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如李百药、马周等更高明之处。杜佑说“李马二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与政务得失和政理好坏无关”，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是不正确的。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也正体现了他的历史进化观。他在《通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
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万事都应“吸取过去的精华，结合现实的情况，一旦不通于时令就要想着变革。”他反对拘泥守旧，故步自封，他甚至把是古非今的人贬斥为“滞儒”。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传统思想的禁锢。
杜佑这种对待历史的唯物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屡有体现是很必然的。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尤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发展更为显著、精密；另外，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唐初的史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水准的史学论著层出不穷。特别是刘知几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杜佑的著作和他的达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又觉得这本书过于繁杂，不利于阅读，就又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本否定古代，肯定当代的书。他还说杜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有心的政务兼史学家。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本书后来失传了。
（4）荣耀终生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朝廷把杜佑由淮南调回朝中，并任命他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又进封杜佑为摄冢宰、特检校司徒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当时副使王叔文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王叔文决心革新去旧，但遭到失败。于是杜佑又奏请朝廷任命李巽做副使，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当时恰好河西的党项族暗中勾结吐蕃侵略唐朝，镇边将领又贪功势利，要求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列举以前由于在边境穷兵黩武而使边境连年征战，为害百姓的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由于边将贪恋别人财物造成的。要么夺人家良马，要么抢人家子女，贪得无厌，滥使民力，才逼得少数民族奋起反抗，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应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敌人来攻，就积极防御；敌人撤去，就谋慎守备。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觉年老体衰，请求退休，但宪宗没有答应，并令他三五日一入朝，为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因病，多次请求退休。宪宗无奈，只好批准。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死后，他被赠太傅之衔，并赐谥号“安简”。
13元稹政文皆能
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诗人元稹创作出传奇爱情小说《莺莺传》此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为奠定元稹在中国古代文坛上的地位起了重大作用。
《莺莺传》，原来题为《传奇》，《太平广记》收录时改为《莺莺传》，沿用至今。又因其中有赋《会真诗》，所以也被叫做《会真记》。书中主要写张生与崔莺莺相恋并私订终身，但以后又把她抛弃的爱情悲剧。元稹年轻时期亦曾有过类似张生那样一段经历，因此以后许多人都怀疑元稹本人就是张生的原型。
小说文辞美妙绝伦，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出身高门，因而封建礼教的桎梏牢牢地束缚了她的思想行为。她有强烈的爱情渴望，却又只能深藏于心底，有时甚至做出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举动。她主动约会张生，可张生来后，她却又端正衣装，板着脸坐在那儿，义正辞严地斥责张生对她有非礼举动。但数日之后，她忽然大胆地自动乘夜至张生住处幽会。这些前后矛盾和反复的举动，深切地表现出她内心经历犹豫、斗争、抉择，最后痛下决心，背叛封建礼教的过程。然而，当她被遗弃后，只能以惆怅幽恨、自暴自弃来打发日子，而无法逃脱社会、出身、家庭教育带给她的精神枷锁，从而又表现出她思想性格中难以克服的软弱的一面。小说里边，张生被刻划成一个毫无廉耻、贪弄女色的封建伪君子、色鬼。他对莺莺始求终弃，是封建社会中一心迷恋功名和利禄的典型形象。作者为他的卑劣无耻的行径辩解开脱，借其口大骂莺莺“妖孽，若不用对待妖精的手段对待她，她一定会作为妖精来害人”。又从封建道德规范出发，把张生称作是能够过而补之的善人。这些都影响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前后一致性，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鲁迅评这篇文章说文章末尾文过饰非，落入俗套。但作品的观艺术效果却使人不禁要同情莺莺的遭遇，而大骂张生是个可恶的负心人。
《莺莺传》写的是“才子佳人”的恋爱，深受文人喜爱，民间广为流传。宋代以后有许多作品把它作为蓝本，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较有名的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明代李日华、陆采各作有《南西厢记》等等。直到现今，《西厢记》早就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统名剧。
除了能文之外，元稹还经常与宪宗一起论政。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与魏征为谏官，不论是在游玩宴饮时，还是在休息吃饭时，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遇到重大事件时，要派一名谏官在场，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因此当时天下可谓是政通人和。如今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再者没有机会参与现实的政务决策，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部就班，走过场罢了。近些年来，免除了正殿奏事，停止了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是修改不合适的诏诰时，献上用黑纸包着的奏章罢了。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都难以使皇上回心转意，更何况政令早已下达，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了。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奏章让皇上把诏书收回，可真是犹如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如果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又怎能让他们做谏官呢？”
多天以后，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通人和与政衰民乱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广纳良言，就是政通人和的迹象。喜欢阿谀逢迎，爱听谗言，就会发生政衰民乱了。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必定会有一些忠良之士敢于直言上谏。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就会将他们的良行发扬下去，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而倘若是真能这样做，那么上下之志相通，深邃精奥之理通广，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也不可能了。而假如皇帝对大臣的直言上谏充耳不闻，进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于是小人就趁机而上，阿谀谄媚，而以自己为君子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有人敢瞒上欺下，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以前，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以一件小事进谏，太宗高兴地重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唯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没有一个人为某一天因直言上谏触犯龙颜而担忧。莫非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实际上，这是因为使心情快乐舒畅是小事，而使江山社稷传之千秋万代是大事啊！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像我这样混在谏官当中滥竽充数的人，陈年数月得不到皇上的一次召见，每逢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都没有胆量一睹天颜，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皇帝身边的近臣都这样，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缘故吧！”因此，他一步步上奏给宪宗，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王、王叔文凭借雕虫小计博得太子宠爱，到永贞年间（公元805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劝宪宗及早选定仁厚忠实的人员。他认为：“太宗自从当了藩王后，就召十八位博古通今、高风亮节的人士与自己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与诸王仍有所属的官吏，可他们的地位却日渐低落下贱，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一类官员，要么是一些老态龙钟、年老体弱之人充当，要么就是让那些被夺去军权、只武不文的人来出任。尤其王府那些友、司议郎、议善大夫等官员，更是无所事事，人人都把做这样的官员当做耻辱的事。即使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也是半年数月才能见太子、王子们一面，哪里有什么机会为他们辅导仁德道义，令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一般的平民百姓，为自己子女的前途着想，还知道去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更何况太子、诸王这样贵为龙子龙孙的人，他们和江山社稷的存亡息息相关啊！”宪宗对他的话很是赞许，颇多采纳，还经常召见他。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十月，淮南节度使杜佑进《通典》，凡九门共二百卷。
（1）政绩斐然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除读经传之外，特别是喜欢历史典籍。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就让这位故人之子留下来游玩。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应答自如，丝丝入扣，很受韦元甫赏识，韦委派他为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元甫信任，官职也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员外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韦元甫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南方做地方官长达好几年。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用人不拘官品，甚至把小小的道州司马杨炎召为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同时召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并让他先后任金部郎中、汉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当时朝廷正在河北用兵讨伐叛乱，军需非常迫切，因此转运钱粮的担子全部压在杜佑肩上。不久德宗又将他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德宗下令向全国富商借钱。于是官吏们趁机向商贾大肆勒索，弄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已经很贫困了，再向他们加收赋税就更困苦了。他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并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其中指出设立官吏的目的就是为了管理庶民百姓，所以古代设官时就是有多少民，设相应的官。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闲散的官员，白白浪费国家许多财政收入，应该把他们裁并掉。但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同时卢杞很忌恨杜佑，就把杜佑排挤到外地做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而杜佑老母还健在，就没有去苏州，而是改任饶州刺史。没过多久他就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兼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为尚书左丞，再次以御史大夫衔兼任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并充任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赴任扬州，在淮南为官十三载，做了不少大事：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恰遇天旱，饥民遍野之时。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亲自买材料，监施工，兴修了许多营房和库房，使得军队住房和财富储存问题得以解决。当时联营三十区，兵马都得以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下令修整旧有的雷陂，还开凿了新渠，用来灌溉农田。他还下令把原先靠海的闲弃不用之地开辟为稻田，为政府积累了五十万斛稻米。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其部下想要把其子张拥立为节度使，但遭到朝廷反对。朝廷同时任命杜佑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刚过淮河，孟准的军队就被打败，因此杜佑也没敢出兵。这时泗州刺史张出兵攻桥，也大败而回。朝廷不得已任命张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并把杜佑任命为濠州、泗州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在处理完政事的闲暇之余，就常常提笔著书。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并命人献此书给朝廷。
（2）编纂《通典》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巨著。
杜佑年轻时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时期，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在这期间，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权统一的□□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面；中央集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均田制和军事制度府兵制也崩溃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昔日威震四海的大唐帝国早已是日薄西山，风烛残年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处心积虑地为此思索努力，企图再把唐朝带向繁荣强盛。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由于强大的腐朽势力的破坏，这些改革都失败了。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试图发展一些经世致用的学说来达到富国安民的目的。他曾经被杨炎引为助手，协助推行两税法。杜佑觉得两税法规定了赋税准则，实在是时代的产物、除弊救国的良方。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为达官显宦，但仍孜孜不倦地求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他觉得过去的经典大多以记言为主，很少记载法令典制，因此他试图通过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来总结治国的为政之方，这也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他自己作《通典》的目的是博采众家之言，征寻治国之术，以求有利于时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谈及用之以达到有利于国计民生，兴国富民的目的。因此显而易见地，“经世”和“政治”是他写此书的目的。因此他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深切地斥责土地兼并现象，谈到军事时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戒穷兵黩武。凡此之类，都反映出他此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玄宗时期，依照《周礼》中六官的写法，接引百家杂言，分门别类地将它们加以记述，写成了三十五卷本的《政典》。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对其加以扩充和整理，最后写成了《通典》一书。他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杜佑把《通典》这本书献给德宗后，德宗非常高兴，下令将此书收藏到国家图书馆，同时这本书在社会上也得到广泛流传。
（3）《通典》概况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其中把食货放在第一位，其余依次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个门类下面又有子门类，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止。另外在注文中也记载了肃宗代宗时期的一些变革。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都有序引，并利用说、议、评、论四种方式，把作者的见解和主张也写出来，以达到劝诫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时说此书详略得当，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记载翔实，所记载的全部是有用的真实字词，这是别的著述比不上的。它还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是人们应留心阅读的。
第一，它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史记》开创八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先河以来，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可那些断代史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溯前代，而显得来路不明；而追溯太多，又显得繁杂。更何况并非所有的史书都有志书，即使那些有志的，它们的篇目也互不吻合，要么重复，要么缺漏。因此必须要有一本书来把各代的志都记述下来。而杜佑的《通典》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追根溯源，既达到会通的效果，还开创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都在中国历史的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开创了自己作注的先河。自魏晋以来，史注的风气日渐流行。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有利于纠误察谬。尤其是史料的考辨方面，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置可否。他要么亲自查阅古书所载，要么自己去探访追寻，从不马虎行事。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是谈到“分野”时，他据史力证，证明了这纯属舛谬无稽之谈。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可以说话，而且人们可以用它的血染朱”的记载，他不但博考诸书，而且广泛地深入民间探问，证明此事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谈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强调文化发展是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他在《通典·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许多都把食货志也编辑在内，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充分体现了杜佑的睿见卓识。
杜佑从“教化的根本，应从满足人们的吃饭穿衣做起”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说，农业是立国的根本；粮食掌握着人们的生死。他认为只有使天下的田地全开垦了，仓库全满了，然后才谈得上推行礼法、王道、教化，实现了这些而要想达到建立一个人人懂礼仪，个个都长寿的国家的目的就并不难了。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体现出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不同于颂古非今论者，他觉得上古民风淳朴固然好，但却伴随着许多敝风陋俗，后世要比上古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祭祀时必定要杀人牲，要以活人作陪葬；有茹毛饮血的，有住在巢穴里的，有荒野抛尸的，有手抓吃饭的，有同姓婚娶的。这些陋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变成了在宫室里居住；抛尸荒野，变成了用棺椁装敛；同姓婚娶，变成了异姓婚娶；手抓吃饭，祭祀时必杀人作祭品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杜佑觉得并非世风日下，实乃昔不如今。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主张效法古代的多认可分封制，肯定现世的多赞成郡县制，双方争来吵去，得不出什么定论，因而提出制度的设定，都是前后相因袭的论点。他说分封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得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只是以后随着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才使得秦朝得以统一，于是秦朝才开始废分封设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他说：“想要在后世遵行古道是办不到的。”他还认为汉、隋、唐三朝天下统一，人口滋生，是传说中的三代不可比拟的。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强臣弱，干粗枝细的郡县制度。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的关系，但他认为绝不能用古法来改变现代。这种见解，不但胜过陆机等主张分封制的政论家，也体现出了比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如李百药、马周等更高明之处。杜佑说“李马二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与政务得失和政理好坏无关”，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是不正确的。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也正体现了他的历史进化观。他在《通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
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万事都应“吸取过去的精华，结合现实的情况，一旦不通于时令就要想着变革。”他反对拘泥守旧，故步自封，他甚至把是古非今的人贬斥为“滞儒”。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传统思想的禁锢。
杜佑这种对待历史的唯物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屡有体现是很必然的。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尤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发展更为显著、精密；另外，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唐初的史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水准的史学论著层出不穷。特别是刘知几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杜佑的著作和他的达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又觉得这本书过于繁杂，不利于阅读，就又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本否定古代，肯定当代的书。他还说杜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有心的政务兼史学家。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本书后来失传了。
（4）荣耀终生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朝廷把杜佑由淮南调回朝中，并任命他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又进封杜佑为摄冢宰、特检校司徒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当时副使王叔文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王叔文决心革新去旧，但遭到失败。于是杜佑又奏请朝廷任命李巽做副使，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当时恰好河西的党项族暗中勾结吐蕃侵略唐朝，镇边将领又贪功势利，要求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列举以前由于在边境穷兵黩武而使边境连年征战，为害百姓的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由于边将贪恋别人财物造成的。要么夺人家良马，要么抢人家子女，贪得无厌，滥使民力，才逼得少数民族奋起反抗，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应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敌人来攻，就积极防御；敌人撤去，就谋慎守备。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觉年老体衰，请求退休，但宪宗没有答应，并令他三五日一入朝，为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因病，多次请求退休。宪宗无奈，只好批准。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死后，他被赠太傅之衔，并赐谥号“安简”。
13元稹政文皆能
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诗人元稹创作出传奇爱情小说《莺莺传》此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为奠定元稹在中国古代文坛上的地位起了重大作用。
《莺莺传》，原来题为《传奇》，《太平广记》收录时改为《莺莺传》，沿用至今。又因其中有赋《会真诗》，所以也被叫做《会真记》。书中主要写张生与崔莺莺相恋并私订终身，但以后又把她抛弃的爱情悲剧。元稹年轻时期亦曾有过类似张生那样一段经历，因此以后许多人都怀疑元稹本人就是张生的原型。
小说文辞美妙绝伦，刻画人物细致入微，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出身高门，因而封建礼教的桎梏牢牢地束缚了她的思想行为。她有强烈的爱情渴望，却又只能深藏于心底，有时甚至做出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举动。她主动约会张生，可张生来后，她却又端正衣装，板着脸坐在那儿，义正辞严地斥责张生对她有非礼举动。但数日之后，她忽然大胆地自动乘夜至张生住处幽会。这些前后矛盾和反复的举动，深切地表现出她内心经历犹豫、斗争、抉择，最后痛下决心，背叛封建礼教的过程。然而，当她被遗弃后，只能以惆怅幽恨、自暴自弃来打发日子，而无法逃脱社会、出身、家庭教育带给她的精神枷锁，从而又表现出她思想性格中难以克服的软弱的一面。小说里边，张生被刻划成一个毫无廉耻、贪弄女色的封建伪君子、色鬼。他对莺莺始求终弃，是封建社会中一心迷恋功名和利禄的典型形象。作者为他的卑劣无耻的行径辩解开脱，借其口大骂莺莺“妖孽，若不用对待妖精的手段对待她，她一定会作为妖精来害人”。又从封建道德规范出发，把张生称作是能够过而补之的善人。这些都影响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前后一致性，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鲁迅评这篇文章说文章末尾文过饰非，落入俗套。但作品的观艺术效果却使人不禁要同情莺莺的遭遇，而大骂张生是个可恶的负心人。
《莺莺传》写的是“才子佳人”的恋爱，深受文人喜爱，民间广为流传。宋代以后有许多作品把它作为蓝本，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较有名的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明代李日华、陆采各作有《南西厢记》等等。直到现今，《西厢记》早就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统名剧。
除了能文之外，元稹还经常与宪宗一起论政。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与魏征为谏官，不论是在游玩宴饮时，还是在休息吃饭时，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遇到重大事件时，要派一名谏官在场，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因此当时天下可谓是政通人和。如今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再者没有机会参与现实的政务决策，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部就班，走过场罢了。近些年来，免除了正殿奏事，停止了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是修改不合适的诏诰时，献上用黑纸包着的奏章罢了。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都难以使皇上回心转意，更何况政令早已下达，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了。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奏章让皇上把诏书收回，可真是犹如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如果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又怎能让他们做谏官呢？”
多天以后，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通人和与政衰民乱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广纳良言，就是政通人和的迹象。喜欢阿谀逢迎，爱听谗言，就会发生政衰民乱了。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必定会有一些忠良之士敢于直言上谏。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就会将他们的良行发扬下去，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而倘若是真能这样做，那么上下之志相通，深邃精奥之理通广，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也不可能了。而假如皇帝对大臣的直言上谏充耳不闻，进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于是小人就趁机而上，阿谀谄媚，而以自己为君子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有人敢瞒上欺下，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以前，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以一件小事进谏，太宗高兴地重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唯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没有一个人为某一天因直言上谏触犯龙颜而担忧。莫非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实际上，这是因为使心情快乐舒畅是小事，而使江山社稷传之千秋万代是大事啊！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像我这样混在谏官当中滥竽充数的人，陈年数月得不到皇上的一次召见，每逢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都没有胆量一睹天颜，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皇帝身边的近臣都这样，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缘故吧！”因此，他一步步上奏给宪宗，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王、王叔文凭借雕虫小计博得太子宠爱，到永贞年间（公元805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劝宪宗及早选定仁厚忠实的人员。他认为：“太宗自从当了藩王后，就召十八位博古通今、高风亮节的人士与自己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与诸王仍有所属的官吏，可他们的地位却日渐低落下贱，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一类官员，要么是一些老态龙钟、年老体弱之人充当，要么就是让那些被夺去军权、只武不文的人来出任。尤其王府那些友、司议郎、议善大夫等官员，更是无所事事，人人都把做这样的官员当做耻辱的事。即使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也是半年数月才能见太子、王子们一面，哪里有什么机会为他们辅导仁德道义，令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一般的平民百姓，为自己子女的前途着想，还知道去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更何况太子、诸王这样贵为龙子龙孙的人，他们和江山社稷的存亡息息相关啊！”宪宗对他的话很是赞许，颇多采纳，还经常召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