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杨炎创行两税法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唐德宗诏令实行杨炎的两税法。
（1）杨炎拜相
租庸调制是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的。唐中期以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亦随之无法施行。据记载，天宝年间，全国总人口有五千两百万，而因为是皇亲国戚、官户、僧尼、孝子贤孙而免除租调的就有四千四百多万人，显然，封建国家的赋税负担全落在少数人身上，虽然赋税大大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却反而锐减。为了增加收入，其他杂税，如地税、户税、青苗钱就日益增多。各地又巧立名目，加重搜刮，各藩镇时有加派，随意征收，百姓不堪重负。有的逃入豪强地主庄园，这使应纳税的人更加减少，造成恶性循环，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成为一大难题。
财政上的困难，致使唐统治者不得不另想办法，承认均田制、租庸调制被破坏的现实，改变现行赋税制度，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是这一制度的倡导者。
杨炎，字公南，陕西凤翔府天兴县人。其曾祖父杨大宝，武德初年任龙门县令。刘武周进攻龙门，杨大宝守城战死了，因此赠官为全节侯。他祖父杨哲，因孝道闻名。他父亲杨播，科举中了进士，却隐居不做官，唐玄宗征诏任命为谏议大夫，他又放弃官职回家奉养父母。唐肃宗时，亲自到他家里来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赐称玄靖先生。
杨炎相貌英俊，风度翩翩，文章优美而有说服力，但性格豪放任性。河西节度使吕崇贲提升他做掌书记官。神乌县县令李太简曾酒后侮辱了他，他命部下将李太简反绑起来，痛打两百多板子，险些打死。吕崇贲欣赏他的才干，不责问他。李光弼任命他为判官，他坚决推辞了。皇帝召他去任起居舍人，他不接受。父亲去世后，他在墓边守墓，不住地哭喊，灵芝、白鸟出现，皇上下诏在他家处设立牌坊匾额。杨炎三代以行孝出名，所以门前树有六座牌坊。服丧期满后，任司勋员外郎，后任中书舍人，又和常衮一起任知制诰官。常衮擅长写任命官员的诏令，而杨炎擅长写恩诏，开元以后人们谈到写诏命好的，都说“常、杨”。
杨炎曾为李楷洛撰写碑文，当时人人称颂；其后杨炎又任吏部侍郎，奉命修撰国史。
代宗大历年间，元载担任宰相，提升重用杨炎，后来元载被杀，杨炎因受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
德宗继位以后，命群臣举荐宰相，有人推举杨炎。德宗对杨炎早有所闻，知其才行出众，便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任命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因杨炎素有文才，德行又高，故天下士人对他当宰相寄予厚望。
杨炎拜相之时，唐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收入逐年减少，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日趋加深。
（2）创行两税法
按过去的制度，全国赋税都送交左藏库，太库每季度上报数额，尚书省比部审核收支，所以账目清楚。到第五琦任度支、盐铁使，京城里的大将不断索取，第五琦无法禁止，就把所有赋税都放进宫内大盈库。皇帝认为支取方便，就不再交出了。从此全国赋税成了私人财产。宦官以各种名义管理账目，从中偷拿，互相勾结，致使国库钱财物大量流失。到杨炎任宰相，对皇帝说：“赋税是国家的命脉，百姓的根本，国家兴衰成败与它密切相连。前代作临时措施，命宦官但任管理，故小小宦官掌握了国家的命脉，赋税情况就是重臣也不能知晓，因此无法规划国家的安排。皇上品德最高尚，一心关怀百姓，现今存在的问题，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请求把赋税收入移到宫外，划归有关部门管理。算出宫中一年花销是多少，按数额提供，不敢欠缺。像这样，才能评论朝政利弊，请皇上审查。”于是皇上下诏命每年按足数交大盈库，度支先奏报全国收入数。
当初国家规定有租庸调法，从开元后太平时间长了，不按时清查户口，记载混乱。人口大量流亡，土地买卖，贫富变化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但户部仍每年按原来的记载上报。还有驻守边境的士兵，按规定免去租、庸、六年通役。玄宗时期，边境兵死了很多，将领忌讳失败不报死亡，户口不注销。天宝年间，王任户口使，一心只是搜刮民财，认为只要有户籍，人就走不了，若是逃避不交，就查旧有记载，扣除六年应免的，累计三十年，追收租、庸，人民痛苦而无处申诉，因此法制混乱。至德年以后，天下大乱，加上天灾疾病，劳役繁多，以致人口减少，租税无着落。军队和国家的开支，依靠度支、转运使；各地驻军，又各自依靠节度、都团练使。收赋税的部门有几个，互相不能管辖，因此制度大乱。中央不能审查各转运使，转运使不能审查各州。各地贡品租税，都收进了他们自己的仓库，奸滑的官吏都在里面做假，假托上缴，实际贪污盗窃的不知有多少。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驻扎军队的地方，很少向国家上交，大部分留给自己。向人民征收的税共有几百种，废弃了的不停收，重复的不去掉，新旧累积，没有止境。百姓流尽血汗，卖儿卖女，还不足以交纳赋税。官吏苛酷地勒索百姓。富人家男丁多的，往往因读书、作官、当僧人道士而免交，贫困人没有收入，却要按丁纳税。皇帝免税，百姓的税却越来越多，赤贫之人到处流浪，留在本地的人口不足50。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宰相杨炎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向德宗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
杨炎在奏书中，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指出了租庸调制的弊端已经显露，已经不能再实行下去了，建议废止租庸调制，而推行两税法。
同时他还提出了实行两税法的几个原则：改变租庸调制以人丁为本的征收办法，而一律按财产多少作为征收依据。首先，由有司作出财政预算，根据支出来制定收取的赋税额，再根据支出情况将赋税分摊至各地。实行两税法，不再进行土断，不再区分土著户与外来户，民户一律在居地交纳赋税，这叫户无主，以居地为簿。另外将民户按财产多少，分为不同等次，根据户等交税，这叫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民户应交地税和户税。地税就是地租，按亩征收；户税为财产税，按户等征收。赋税分为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在六月内征收完，秋税在十一月内征收完。如果天下户数增加，每户的负担酌情减轻。其他杂税，一律并入两税，此外再加收赋税的，就触犯法律。
德宗极为赞赏杨炎的建议，深信不疑，便不顾部分反对派的阻挠，下诏天下，正式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行给唐中央政权带来明显的收益，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国家收入，贪官污吏亦无机可乘。刘晏理财时，政府收入增加，史载当时政府年收入为一千三百万缗，其中盐税占一半以上，而行两税法后，政府收入为一千六百多万缗，还不算盐税，若加上盐税，就达三千万缗，可见这一制度是多么有效。
杨炎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上文提及的，他上书德宗建议恢复旧制，将国家府库收归左藏库，由朝廷官员管理，以便根据库藏情况调度。这一措施改变了二十年来由宦官把持国库、操纵国本现象，政府重掌财权。
两税法是中国封建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地税和户税，源于唐朝初年。地税从义仓转变而来，开始每亩交粮二升，以预防荒年的需要。玄宗时将交粮改为折物，变地方留用为转运京师。户税初时将户分为三等征收，后来改为九等。起初地税户税在总的赋税中比重很小，后来随着租庸调制的破坏，这两种税收作为赋税差额的补偿在总税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就是将本来是附加税的地税和户税作为正税征收，同时废止租庸调制和其他一切杂税。
两税法实施后，纳税面大大扩展，皇亲国戚、官僚地主们不但丧失了免税特权，而且因为他们土地广、财产多，而多交纳大笔税款。另外，还查出了一百三十多万户居住于庄园的户，因此纳税对象增加了好几倍。
两税法以财富、土地为征税对象，改变了以人身为本的旧传统，比较合理，另外规定商人也要在所在地纳税，主户同样交税，负担也比较平均。
另外，两税法免除了徭役，以税代赋，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松了，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总之，两税法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增强了中央政府控制财政的能力，整顿了财政制度，基本上消除了财政上的无序状态。
两税法虽然具有不少优点，但没过多长时间，在腐败的政治统治下，两税法又生出了许多弊端。十几年后，不仅杂税、摊派重生，而且已经由两税取代的徭役又加到了人民头上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唐德宗诏令实行杨炎的两税法。
（1）杨炎拜相
租庸调制是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的。唐中期以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亦随之无法施行。据记载，天宝年间，全国总人口有五千两百万，而因为是皇亲国戚、官户、僧尼、孝子贤孙而免除租调的就有四千四百多万人，显然，封建国家的赋税负担全落在少数人身上，虽然赋税大大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却反而锐减。为了增加收入，其他杂税，如地税、户税、青苗钱就日益增多。各地又巧立名目，加重搜刮，各藩镇时有加派，随意征收，百姓不堪重负。有的逃入豪强地主庄园，这使应纳税的人更加减少，造成恶性循环，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成为一大难题。
财政上的困难，致使唐统治者不得不另想办法，承认均田制、租庸调制被破坏的现实，改变现行赋税制度，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是这一制度的倡导者。
杨炎，字公南，陕西凤翔府天兴县人。其曾祖父杨大宝，武德初年任龙门县令。刘武周进攻龙门，杨大宝守城战死了，因此赠官为全节侯。他祖父杨哲，因孝道闻名。他父亲杨播，科举中了进士，却隐居不做官，唐玄宗征诏任命为谏议大夫，他又放弃官职回家奉养父母。唐肃宗时，亲自到他家里来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赐称玄靖先生。
杨炎相貌英俊，风度翩翩，文章优美而有说服力，但性格豪放任性。河西节度使吕崇贲提升他做掌书记官。神乌县县令李太简曾酒后侮辱了他，他命部下将李太简反绑起来，痛打两百多板子，险些打死。吕崇贲欣赏他的才干，不责问他。李光弼任命他为判官，他坚决推辞了。皇帝召他去任起居舍人，他不接受。父亲去世后，他在墓边守墓，不住地哭喊，灵芝、白鸟出现，皇上下诏在他家处设立牌坊匾额。杨炎三代以行孝出名，所以门前树有六座牌坊。服丧期满后，任司勋员外郎，后任中书舍人，又和常衮一起任知制诰官。常衮擅长写任命官员的诏令，而杨炎擅长写恩诏，开元以后人们谈到写诏命好的，都说“常、杨”。
杨炎曾为李楷洛撰写碑文，当时人人称颂；其后杨炎又任吏部侍郎，奉命修撰国史。
代宗大历年间，元载担任宰相，提升重用杨炎，后来元载被杀，杨炎因受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
德宗继位以后，命群臣举荐宰相，有人推举杨炎。德宗对杨炎早有所闻，知其才行出众，便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任命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因杨炎素有文才，德行又高，故天下士人对他当宰相寄予厚望。
杨炎拜相之时，唐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收入逐年减少，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日趋加深。
（2）创行两税法
按过去的制度，全国赋税都送交左藏库，太库每季度上报数额，尚书省比部审核收支，所以账目清楚。到第五琦任度支、盐铁使，京城里的大将不断索取，第五琦无法禁止，就把所有赋税都放进宫内大盈库。皇帝认为支取方便，就不再交出了。从此全国赋税成了私人财产。宦官以各种名义管理账目，从中偷拿，互相勾结，致使国库钱财物大量流失。到杨炎任宰相，对皇帝说：“赋税是国家的命脉，百姓的根本，国家兴衰成败与它密切相连。前代作临时措施，命宦官但任管理，故小小宦官掌握了国家的命脉，赋税情况就是重臣也不能知晓，因此无法规划国家的安排。皇上品德最高尚，一心关怀百姓，现今存在的问题，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请求把赋税收入移到宫外，划归有关部门管理。算出宫中一年花销是多少，按数额提供，不敢欠缺。像这样，才能评论朝政利弊，请皇上审查。”于是皇上下诏命每年按足数交大盈库，度支先奏报全国收入数。
当初国家规定有租庸调法，从开元后太平时间长了，不按时清查户口，记载混乱。人口大量流亡，土地买卖，贫富变化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但户部仍每年按原来的记载上报。还有驻守边境的士兵，按规定免去租、庸、六年通役。玄宗时期，边境兵死了很多，将领忌讳失败不报死亡，户口不注销。天宝年间，王任户口使，一心只是搜刮民财，认为只要有户籍，人就走不了，若是逃避不交，就查旧有记载，扣除六年应免的，累计三十年，追收租、庸，人民痛苦而无处申诉，因此法制混乱。至德年以后，天下大乱，加上天灾疾病，劳役繁多，以致人口减少，租税无着落。军队和国家的开支，依靠度支、转运使；各地驻军，又各自依靠节度、都团练使。收赋税的部门有几个，互相不能管辖，因此制度大乱。中央不能审查各转运使，转运使不能审查各州。各地贡品租税，都收进了他们自己的仓库，奸滑的官吏都在里面做假，假托上缴，实际贪污盗窃的不知有多少。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驻扎军队的地方，很少向国家上交，大部分留给自己。向人民征收的税共有几百种，废弃了的不停收，重复的不去掉，新旧累积，没有止境。百姓流尽血汗，卖儿卖女，还不足以交纳赋税。官吏苛酷地勒索百姓。富人家男丁多的，往往因读书、作官、当僧人道士而免交，贫困人没有收入，却要按丁纳税。皇帝免税，百姓的税却越来越多，赤贫之人到处流浪，留在本地的人口不足50。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宰相杨炎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向德宗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
杨炎在奏书中，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指出了租庸调制的弊端已经显露，已经不能再实行下去了，建议废止租庸调制，而推行两税法。
同时他还提出了实行两税法的几个原则：改变租庸调制以人丁为本的征收办法，而一律按财产多少作为征收依据。首先，由有司作出财政预算，根据支出来制定收取的赋税额，再根据支出情况将赋税分摊至各地。实行两税法，不再进行土断，不再区分土著户与外来户，民户一律在居地交纳赋税，这叫户无主，以居地为簿。另外将民户按财产多少，分为不同等次，根据户等交税，这叫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民户应交地税和户税。地税就是地租，按亩征收；户税为财产税，按户等征收。赋税分为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在六月内征收完，秋税在十一月内征收完。如果天下户数增加，每户的负担酌情减轻。其他杂税，一律并入两税，此外再加收赋税的，就触犯法律。
德宗极为赞赏杨炎的建议，深信不疑，便不顾部分反对派的阻挠，下诏天下，正式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行给唐中央政权带来明显的收益，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国家收入，贪官污吏亦无机可乘。刘晏理财时，政府收入增加，史载当时政府年收入为一千三百万缗，其中盐税占一半以上，而行两税法后，政府收入为一千六百多万缗，还不算盐税，若加上盐税，就达三千万缗，可见这一制度是多么有效。
杨炎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上文提及的，他上书德宗建议恢复旧制，将国家府库收归左藏库，由朝廷官员管理，以便根据库藏情况调度。这一措施改变了二十年来由宦官把持国库、操纵国本现象，政府重掌财权。
两税法是中国封建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地税和户税，源于唐朝初年。地税从义仓转变而来，开始每亩交粮二升，以预防荒年的需要。玄宗时将交粮改为折物，变地方留用为转运京师。户税初时将户分为三等征收，后来改为九等。起初地税户税在总的赋税中比重很小，后来随着租庸调制的破坏，这两种税收作为赋税差额的补偿在总税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就是将本来是附加税的地税和户税作为正税征收，同时废止租庸调制和其他一切杂税。
两税法实施后，纳税面大大扩展，皇亲国戚、官僚地主们不但丧失了免税特权，而且因为他们土地广、财产多，而多交纳大笔税款。另外，还查出了一百三十多万户居住于庄园的户，因此纳税对象增加了好几倍。
两税法以财富、土地为征税对象，改变了以人身为本的旧传统，比较合理，另外规定商人也要在所在地纳税，主户同样交税，负担也比较平均。
另外，两税法免除了徭役，以税代赋，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松了，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总之，两税法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增强了中央政府控制财政的能力，整顿了财政制度，基本上消除了财政上的无序状态。
两税法虽然具有不少优点，但没过多长时间，在腐败的政治统治下，两税法又生出了许多弊端。十几年后，不仅杂税、摊派重生，而且已经由两税取代的徭役又加到了人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