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初唐四杰”之杨炯
杨炯，华阴人，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自幼聪明好学，在诗文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被作为“神童”推举。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应制举，授校书郎，对校勘书籍之事进行管理。
仪凤年间（公元676～678年），太常博士苏知己上奏朝廷，建议重新对公卿以下冕服制度进行议定。皇帝责成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历数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并不符合古代经典的真义，从而使得皇帝没有采纳苏知己的建议。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被中书侍郎薛元超荐举为崇文馆学士，后来又调任詹事司直，对太子东宫的庶务进行料理。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因为堂弟杨神让参加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一事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任职期满以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杨炯返回洛阳，任教于习艺馆。他尽管由于官职低微，郁郁不得志，但仍尽情颂扬武则天的功德。如意元年（公元692年）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在洛南城门楼上武则天与群臣一起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唯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有作为有能力的帝王，同时被后人当做典型效仿。
杨炯能诗擅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遭到别人的嫉妒。他讽刺某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用语真是尖刻到了极点，所以遭到了朝中一些官员的忌恨。又依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劝告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显然这一坦率的批评是话有所指的。大约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当年大约四十四岁。
杨炯有文集三十卷，但大多数在后代都遗失了，仅有后人所辑佚散诗文《盈川集》十卷，还有诗三十余首，文四十余篇保存下来。
杨炯擅长五言律诗，《夜送赵纵》、《紫骝马》、《出塞》、《战城南》等皆是流传千古的佳作。如《夜送赵纵》：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他的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代表作为《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把边塞的激战场面和战事的紧急细致地描写了出来。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为国立功而投笔从戎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赞、序、碑铭等，以骈文写成，辞采华丽，与王勃的文风非常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这篇文章旁征博引，论辩有力，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他所写的《王勃集序》叙述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文风，虽华丽但内容空虚，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一定要“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发展唐初文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一起被称为“初唐四杰”。
关于“初唐四杰”的称号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并没有清楚的史料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初唐四杰”之称及王、杨、卢、骆的排名次序，在四杰在世时就被人们确定下来了。可是杨炯对这个排名感到非常不服，他曾经对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那时一些文人也认为杨炯说的也有其正确之处。
后来，崔融和张说对四杰作过评论。崔融说：“王勃的文章宏放、飘逸，非常人所及，只有杨炯与卢照邻可以企之。”
张说驳斥说：“不然，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照邻，又不在王勃之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所以，四杰的排名先后，成为文学史上不大不小的一桩公案。但王、杨、卢、骆这个排名次序，是唐人普遍的看法，就在今日我们看来，王勃诗文的生命力似乎也较强，特别是《滕王阁序》一文，真可以说名句满篇。
由于四杰的文章都是六朝以来的骈文，诗歌也没有完全脱尽齐梁习气，思想性及气魄相对于其后陈子昂的作品来说较弱，故盛唐时人有轻视四杰的倾向。但初唐诗坛，是唐诗的准备时代，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毕竟是从四杰开始形成的，他们的作品突破了宫体诗、宫体文的狭窄天地，剔除其中的淫靡与庸俗，扩大了诗文的题材，提高了诗文的风格，对中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的出现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杜甫为四杰正名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杨炯，华阴人，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自幼聪明好学，在诗文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被作为“神童”推举。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应制举，授校书郎，对校勘书籍之事进行管理。
仪凤年间（公元676～678年），太常博士苏知己上奏朝廷，建议重新对公卿以下冕服制度进行议定。皇帝责成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历数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并不符合古代经典的真义，从而使得皇帝没有采纳苏知己的建议。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被中书侍郎薛元超荐举为崇文馆学士，后来又调任詹事司直，对太子东宫的庶务进行料理。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因为堂弟杨神让参加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一事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任职期满以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杨炯返回洛阳，任教于习艺馆。他尽管由于官职低微，郁郁不得志，但仍尽情颂扬武则天的功德。如意元年（公元692年）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在洛南城门楼上武则天与群臣一起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唯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有作为有能力的帝王，同时被后人当做典型效仿。
杨炯能诗擅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遭到别人的嫉妒。他讽刺某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用语真是尖刻到了极点，所以遭到了朝中一些官员的忌恨。又依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劝告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显然这一坦率的批评是话有所指的。大约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当年大约四十四岁。
杨炯有文集三十卷，但大多数在后代都遗失了，仅有后人所辑佚散诗文《盈川集》十卷，还有诗三十余首，文四十余篇保存下来。
杨炯擅长五言律诗，《夜送赵纵》、《紫骝马》、《出塞》、《战城南》等皆是流传千古的佳作。如《夜送赵纵》：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他的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代表作为《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把边塞的激战场面和战事的紧急细致地描写了出来。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为国立功而投笔从戎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赞、序、碑铭等，以骈文写成，辞采华丽，与王勃的文风非常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这篇文章旁征博引，论辩有力，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他所写的《王勃集序》叙述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文风，虽华丽但内容空虚，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一定要“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发展唐初文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一起被称为“初唐四杰”。
关于“初唐四杰”的称号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并没有清楚的史料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初唐四杰”之称及王、杨、卢、骆的排名次序，在四杰在世时就被人们确定下来了。可是杨炯对这个排名感到非常不服，他曾经对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那时一些文人也认为杨炯说的也有其正确之处。
后来，崔融和张说对四杰作过评论。崔融说：“王勃的文章宏放、飘逸，非常人所及，只有杨炯与卢照邻可以企之。”
张说驳斥说：“不然，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照邻，又不在王勃之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所以，四杰的排名先后，成为文学史上不大不小的一桩公案。但王、杨、卢、骆这个排名次序，是唐人普遍的看法，就在今日我们看来，王勃诗文的生命力似乎也较强，特别是《滕王阁序》一文，真可以说名句满篇。
由于四杰的文章都是六朝以来的骈文，诗歌也没有完全脱尽齐梁习气，思想性及气魄相对于其后陈子昂的作品来说较弱，故盛唐时人有轻视四杰的倾向。但初唐诗坛，是唐诗的准备时代，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毕竟是从四杰开始形成的，他们的作品突破了宫体诗、宫体文的狭窄天地，剔除其中的淫靡与庸俗，扩大了诗文的题材，提高了诗文的风格，对中国古典文学全盛时期的出现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杜甫为四杰正名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