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沿梁溪河走得累了，便找了块河边的大石头，坐在上面休息。
冯桂芬望着梁溪河的流水，忍不住赞叹道：“妙！妙！妙！民军的耕者有田，以极低的价格授田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有田可买。又以股票的形式从地主的手中购买土地，促使地主投资工厂，投身实业。
“民军此举，农民能接受，地主也能接受，既不会造成社会动荡，又能扩展实业。人人得有其田，从此再无饥馁之苦。华夏也将有望追赶欧美列强，大兴工业，藏富民间。”
民军之前占据铜陵，推行耕者有田政策时，措施相对激烈，采取绝对平均主义，引起了一定的恶性反弹。
后来，民军占领皖南后，便开始改良政策，实行相对温和的田亩分配政策，以减小阻力。
江南又与皖南不同，这里世家大族很多，知识分子也很多。民军想要成就大业，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男。这些世家大族往往占有大量土地，民军必须避免采取激烈的措施。
江南人一向聪明勤劳，若能引导他们从事实业，也必能在实业上有所作为，开创出一番事业。
眼见冯桂芬夸奖，陈城得意地说：“谢景亭兄夸奖。正如景亭兄所说，咱们民军搞耕者有田，既不搞巧取豪夺，也不搞绝对平均，所以能得到农民支持。
“至于那些少量的地主嘛，暂时看，他们是吃了点亏。等日后在本地建了工厂，他们都将成为工厂股东。工厂的利润千倍万倍于土地，他们也将跟着沾光，年年分红，比收田租快活多了。”
冯桂芬频频点头，说：“我自愧研究洋务多年，却始终找不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华夏是一个农业国家，国家财政依赖田租，地主豪强依赖田租。可华夏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手中。而地主多是缙绅，缙绅又有免交田租的特权。
“可以说，国家财政各项支出，诸如官员俸禄、土木工程、士卒军银等皆要靠这点田租，从这占有少量土地的大量农民身上搜刮。
“承平岁月，这田租还能支撑国家财政。若遇到灾害、兵祸，这点田租是万万不够的。朝廷便只好加饷，巧立名目。百姓不堪其扰，或者把田地卖给豪绅，请求豪绅庇护，或者落草为寇，沦为叛贼。
“前朝何以亡国，财政恶化是一大诱因。明朝的藩王子嗣太盛，遍布全国，占去全国大块土地，不仅不需要向朝廷上缴一分田租，反而还要征调农民服徭役。
“除了藩王，还有缙绅、豪强，也占有大块土地，却无需缴纳田租。明末时，流寇四起，而我大清起于东北。明朝屡次加饷，最后都摊派到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
“这些农民走投无路，要么揭竿而起，要么卖身到藩王、豪绅府中为奴。朝廷更加无饷可征，最后弊政是日甚一日，最终亡国。”
说到这里，冯桂芬忍不住发出多声感叹，不知是惋惜明朝不幸灭亡，还是哀叹农民负担太重，命运太过悲惨。
沈桂芬倒是不为所动，镇定的眼神中透着一丝阴鸷。他接过话茬，说道：
“我大清康熙皇帝汲取前朝教训，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永不加赋。自此以来，虽然人口滋盛，而赋税不增，可谓大功德、大仁政。
“而且我朝虽有藩王，却只有名号而无封土，爵位只传嫡长子一人，往下传一代，爵位减一等，避免了前朝藩王靡费田赋的弊端。
“历来军队最为耗饷，但我大清皇帝羁縻边疆有力，如蒙、藏、回、苗等少数民族皆服从朝廷，边防稳固。即便有长毛之乱，亦以厘金制度筹饷，不加一分田赋。
“景亭老兄所言，皆是前朝之弊。依老弟愚见，我朝虽有内有长毛之乱，外有洋人之忧，但皇上勤政，大臣尽心，颇有中兴气象。以愚估计，不出五年，我们便能平定长毛。到时再腾出手来抵御外侮，办理洋务，中兴有望矣！”
沈桂芬久在京城作官，虽然年仅四十，却已是内阁学士，素负清望，俨然有入阁拜相之势。他虽然对当下的时弊很清楚，却并不想在陈城面前直言时弊，好教陈城轻视。
沈桂芬这一番自欺欺人的言论颇令冯桂芬不满。沈桂芬一向喜欢在营中和他一起直言时弊，研究解决之道。当着陈城的面，他却讳疾忌医，颠倒黑白。
陈城听沈桂芬在那胡言乱语，忍不住反驳他道：
“经笙兄久任京官，深受皇上信任，却讲出这些奇谈怪论。居庙堂之上，却不知民生之艰，不知百姓之苦，不知国之忧患。我可以毫不气地讲，经笙此言，与‘何不食肉糜’何异？
“陈某虽是民军军长，却也忝列魔都道台，却也了知时弊，颇思解决之道，颇愿奋发有为，革除流弊。
“先说这永不加赋。康熙皇帝所说的永不加赋，仅指人丁税，而不包括田地税。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人丁税已经不复存在。
“历任皇帝为了增加税收，不断开征新税种，如‘浮收’、‘火耗’、‘矿税’等。仅‘火耗’一项，税额就达到正常税额的四成。如此计算下来，我朝的税收并不比前朝低。我朝人口虽多于前朝，但远不如前朝富庶。
“本朝虽无前朝藩王之弊，却也养了数百万的八旗子弟。这些八旗子弟不事生产，不服兵役，每月不劳而获，靠朝廷的‘恩赏’过日子，全是无用的酒囊饭袋。这对朝廷来说，也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这厘金制度，虽然解决了湘军等团练武装的饷源，但造成本国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商旅深受其害，老百姓也无力购买。如盐、布、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都急剧上升，洋货趁虚而入。除此之外，国家利权也受到伤害。
“终明一朝，边患问题都未解决，边军糜饷，人虽多而不能战。虽说我朝暂时无边患问题，但流民起义不绝于缕，洋人又自海上逼来。
“说难听一点，前朝虽亡，而文化制度不亡。洋人输入鸦片，国人上自王公贵族，下自贩夫走卒，人人吸食鸦片，朝廷无力禁止。洋人船坚炮利，文化制度处处胜于华夏。
“我担心，本朝之患不在长毛，而在洋人。明虽亡而文化制度存。我朝若仍不思进取，不愿革除时弊，却沾沾自喜于平长毛之功，幻想中兴。若洋人真要亡我大清，恐怕我大清不仅无丝毫还手之力，我华夏也有亡国灭种失文化的危险！”
陈城说完，感觉十分痛快，不气地看着沈桂芬。
那沈桂芬自觉刚才失言，被陈城驳得灰头土脸。他尴尬地苦笑一下，说道：
“军长所言极是，发人深醒，振聋发聩。沈某尸位素餐，万分惭愧。日后沈某回到京城，一定大力向皇上建言，请皇上支持洋务，以图中兴。”
冯桂芬见沈桂芬有所悔悟，感到十分高兴，说道：
“经笙老弟深受皇上信任，既食君禄，自当慨然任事，不能因为害怕得罪人而有所避讳，有所保留。我老矣，今后无所作为，只愿从此研究洋务，著书立说，为洋务、改革摇旗呐喊。
“日后，经笙老弟还要入阁拜相，愚兄只求老弟时刻惦记民生，辅佐恭亲王办理洋务，推动改革。这样，老弟不仅有望名垂青史，还将造福四方，保教保种。”
沈桂芬连称不敢当，说：“景亭兄过奖了，景亭兄老骥伏枥，毫不恋栈，沈某自愧不如。只是，沈某心里有个疑问，困扰了我多时，此刻不吐不快。
“华夏历来为农业社会，地主主导乡村，构成乡村社会。民军在江南实行耕者有田，农民是有地了，地主却将转型为工厂股东。而且，民军的文化、制度，与华夏迥然不同。
“若真的在全国实行耕者有田，地主消失，乡村社会解体，我华夏还能称之为华夏吗？景亭兄一向主张以儒教为本，以西方富强之术为用，一言以蔽之，是为‘中体西用’。
“可这民军的改革，乃是通盘彻底的改革，科学技术要改，文化制度也要改。日后改成什么样，你我能知道吗？你我能把控吗？皇上会同意吗？甚至说，以后还会有皇上吗？”
沈桂芬说完，冯桂芬惊愕不语，似有所悟。
陈城见状，连忙解释道：
“经笙兄未免危言耸听了。不过，不分田，农民必造反，不改革，国家必灭亡。北宋王荆公有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宋神宗最终未能坚持改革，熙宁变法功败垂成。而北宋也失去了变法图强的机会，卒有靖康之耻。金人攻入汴京，徽宗、钦宗两皇帝连同诸多皇族、大臣、妃嫔都被掳往金国。
“若我们瞻前顾后，不敢改革，不敢大改。今日之华夏，则为日后之北宋。殷鉴不远，还望老兄明察！”
沈桂芬说话危言耸听，陈城也跟他危言耸听，有过之而无不及。
果然，冯桂芬和沈桂芬大受触动，支持洋务、支持改革的决心更加强烈。
冯桂芬望着梁溪河的流水，忍不住赞叹道：“妙！妙！妙！民军的耕者有田，以极低的价格授田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有田可买。又以股票的形式从地主的手中购买土地，促使地主投资工厂，投身实业。
“民军此举，农民能接受，地主也能接受，既不会造成社会动荡，又能扩展实业。人人得有其田，从此再无饥馁之苦。华夏也将有望追赶欧美列强，大兴工业，藏富民间。”
民军之前占据铜陵，推行耕者有田政策时，措施相对激烈，采取绝对平均主义，引起了一定的恶性反弹。
后来，民军占领皖南后，便开始改良政策，实行相对温和的田亩分配政策，以减小阻力。
江南又与皖南不同，这里世家大族很多，知识分子也很多。民军想要成就大业，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男。这些世家大族往往占有大量土地，民军必须避免采取激烈的措施。
江南人一向聪明勤劳，若能引导他们从事实业，也必能在实业上有所作为，开创出一番事业。
眼见冯桂芬夸奖，陈城得意地说：“谢景亭兄夸奖。正如景亭兄所说，咱们民军搞耕者有田，既不搞巧取豪夺，也不搞绝对平均，所以能得到农民支持。
“至于那些少量的地主嘛，暂时看，他们是吃了点亏。等日后在本地建了工厂，他们都将成为工厂股东。工厂的利润千倍万倍于土地，他们也将跟着沾光，年年分红，比收田租快活多了。”
冯桂芬频频点头，说：“我自愧研究洋务多年，却始终找不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华夏是一个农业国家，国家财政依赖田租，地主豪强依赖田租。可华夏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手中。而地主多是缙绅，缙绅又有免交田租的特权。
“可以说，国家财政各项支出，诸如官员俸禄、土木工程、士卒军银等皆要靠这点田租，从这占有少量土地的大量农民身上搜刮。
“承平岁月，这田租还能支撑国家财政。若遇到灾害、兵祸，这点田租是万万不够的。朝廷便只好加饷，巧立名目。百姓不堪其扰，或者把田地卖给豪绅，请求豪绅庇护，或者落草为寇，沦为叛贼。
“前朝何以亡国，财政恶化是一大诱因。明朝的藩王子嗣太盛，遍布全国，占去全国大块土地，不仅不需要向朝廷上缴一分田租，反而还要征调农民服徭役。
“除了藩王，还有缙绅、豪强，也占有大块土地，却无需缴纳田租。明末时，流寇四起，而我大清起于东北。明朝屡次加饷，最后都摊派到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
“这些农民走投无路，要么揭竿而起，要么卖身到藩王、豪绅府中为奴。朝廷更加无饷可征，最后弊政是日甚一日，最终亡国。”
说到这里，冯桂芬忍不住发出多声感叹，不知是惋惜明朝不幸灭亡，还是哀叹农民负担太重，命运太过悲惨。
沈桂芬倒是不为所动，镇定的眼神中透着一丝阴鸷。他接过话茬，说道：
“我大清康熙皇帝汲取前朝教训，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永不加赋。自此以来，虽然人口滋盛，而赋税不增，可谓大功德、大仁政。
“而且我朝虽有藩王，却只有名号而无封土，爵位只传嫡长子一人，往下传一代，爵位减一等，避免了前朝藩王靡费田赋的弊端。
“历来军队最为耗饷，但我大清皇帝羁縻边疆有力，如蒙、藏、回、苗等少数民族皆服从朝廷，边防稳固。即便有长毛之乱，亦以厘金制度筹饷，不加一分田赋。
“景亭老兄所言，皆是前朝之弊。依老弟愚见，我朝虽有内有长毛之乱，外有洋人之忧，但皇上勤政，大臣尽心，颇有中兴气象。以愚估计，不出五年，我们便能平定长毛。到时再腾出手来抵御外侮，办理洋务，中兴有望矣！”
沈桂芬久在京城作官，虽然年仅四十，却已是内阁学士，素负清望，俨然有入阁拜相之势。他虽然对当下的时弊很清楚，却并不想在陈城面前直言时弊，好教陈城轻视。
沈桂芬这一番自欺欺人的言论颇令冯桂芬不满。沈桂芬一向喜欢在营中和他一起直言时弊，研究解决之道。当着陈城的面，他却讳疾忌医，颠倒黑白。
陈城听沈桂芬在那胡言乱语，忍不住反驳他道：
“经笙兄久任京官，深受皇上信任，却讲出这些奇谈怪论。居庙堂之上，却不知民生之艰，不知百姓之苦，不知国之忧患。我可以毫不气地讲，经笙此言，与‘何不食肉糜’何异？
“陈某虽是民军军长，却也忝列魔都道台，却也了知时弊，颇思解决之道，颇愿奋发有为，革除流弊。
“先说这永不加赋。康熙皇帝所说的永不加赋，仅指人丁税，而不包括田地税。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人丁税已经不复存在。
“历任皇帝为了增加税收，不断开征新税种，如‘浮收’、‘火耗’、‘矿税’等。仅‘火耗’一项，税额就达到正常税额的四成。如此计算下来，我朝的税收并不比前朝低。我朝人口虽多于前朝，但远不如前朝富庶。
“本朝虽无前朝藩王之弊，却也养了数百万的八旗子弟。这些八旗子弟不事生产，不服兵役，每月不劳而获，靠朝廷的‘恩赏’过日子，全是无用的酒囊饭袋。这对朝廷来说，也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这厘金制度，虽然解决了湘军等团练武装的饷源，但造成本国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商旅深受其害，老百姓也无力购买。如盐、布、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都急剧上升，洋货趁虚而入。除此之外，国家利权也受到伤害。
“终明一朝，边患问题都未解决，边军糜饷，人虽多而不能战。虽说我朝暂时无边患问题，但流民起义不绝于缕，洋人又自海上逼来。
“说难听一点，前朝虽亡，而文化制度不亡。洋人输入鸦片，国人上自王公贵族，下自贩夫走卒，人人吸食鸦片，朝廷无力禁止。洋人船坚炮利，文化制度处处胜于华夏。
“我担心，本朝之患不在长毛，而在洋人。明虽亡而文化制度存。我朝若仍不思进取，不愿革除时弊，却沾沾自喜于平长毛之功，幻想中兴。若洋人真要亡我大清，恐怕我大清不仅无丝毫还手之力，我华夏也有亡国灭种失文化的危险！”
陈城说完，感觉十分痛快，不气地看着沈桂芬。
那沈桂芬自觉刚才失言，被陈城驳得灰头土脸。他尴尬地苦笑一下，说道：
“军长所言极是，发人深醒，振聋发聩。沈某尸位素餐，万分惭愧。日后沈某回到京城，一定大力向皇上建言，请皇上支持洋务，以图中兴。”
冯桂芬见沈桂芬有所悔悟，感到十分高兴，说道：
“经笙老弟深受皇上信任，既食君禄，自当慨然任事，不能因为害怕得罪人而有所避讳，有所保留。我老矣，今后无所作为，只愿从此研究洋务，著书立说，为洋务、改革摇旗呐喊。
“日后，经笙老弟还要入阁拜相，愚兄只求老弟时刻惦记民生，辅佐恭亲王办理洋务，推动改革。这样，老弟不仅有望名垂青史，还将造福四方，保教保种。”
沈桂芬连称不敢当，说：“景亭兄过奖了，景亭兄老骥伏枥，毫不恋栈，沈某自愧不如。只是，沈某心里有个疑问，困扰了我多时，此刻不吐不快。
“华夏历来为农业社会，地主主导乡村，构成乡村社会。民军在江南实行耕者有田，农民是有地了，地主却将转型为工厂股东。而且，民军的文化、制度，与华夏迥然不同。
“若真的在全国实行耕者有田，地主消失，乡村社会解体，我华夏还能称之为华夏吗？景亭兄一向主张以儒教为本，以西方富强之术为用，一言以蔽之，是为‘中体西用’。
“可这民军的改革，乃是通盘彻底的改革，科学技术要改，文化制度也要改。日后改成什么样，你我能知道吗？你我能把控吗？皇上会同意吗？甚至说，以后还会有皇上吗？”
沈桂芬说完，冯桂芬惊愕不语，似有所悟。
陈城见状，连忙解释道：
“经笙兄未免危言耸听了。不过，不分田，农民必造反，不改革，国家必灭亡。北宋王荆公有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宋神宗最终未能坚持改革，熙宁变法功败垂成。而北宋也失去了变法图强的机会，卒有靖康之耻。金人攻入汴京，徽宗、钦宗两皇帝连同诸多皇族、大臣、妃嫔都被掳往金国。
“若我们瞻前顾后，不敢改革，不敢大改。今日之华夏，则为日后之北宋。殷鉴不远，还望老兄明察！”
沈桂芬说话危言耸听，陈城也跟他危言耸听，有过之而无不及。
果然，冯桂芬和沈桂芬大受触动，支持洋务、支持改革的决心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