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二妹回忆着自己的第一段婚姻：“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愿望，只是希望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个愿望是最基本的愿望了，我并没有太多的追求，也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她又喝了口水：“说实在的，姚大保也是一样的，他也是一个务实的人，只是他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后来我才发现，我们根本就想不到一起。最主要的是他想到的只有赚钱，对于他来说赚得越多越好，钱是他唯一的目标。而我想要的是一种平等，我要争取我的平等权利。为了这个平等的权利，我可以拼命地工作，钱只是工作带来的另一种结果，而不是我唯一的追求。这是我和姚大保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最后让我们分手的原因。”
上个世纪城乡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存在，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让“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身份横亘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无形的隔阂。
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实行一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规定。但是，大多数地方政府认为县镇人口有着发展的潜力，是可以放开农民进入县城的。因此，一些地方为农民进入县城、跨省流动开了口子。农民除了向乡镇转移外，还在省内县城之间，跨区域流动。数据显示，到1988年，农民工总量在1.2亿左右。然而，这些进入城市或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并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依旧是戴着“农民”的帽子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北等十多个省先后开始试行“蓝印户口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地方向农民提供“农转非”的指标，农民只要交钱就可以得到城镇户口。这种通过“蓝印户口”或“寄住户口”“开发区户口”等方式，让一部分追求新生活的农民进入了城市。
“我为什么要那个户口呢？那时候肯定是需要的，必须要的，这不是我的错，我是对的。”赵二妹看着东方思义，很坚定地说。赵二妹说了大半天她的婚姻和家庭故事，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话题，她始终绕不开这个已经过去很久了的话题。
“是啊，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错。”东方思义再一次给予了她肯定的回答，在当时这不仅是赵二妹心中的痛，也是很多像她一样出身农村的女性的痛，他很理解她当年的选择，就像她说的那样，她需要一种公平的对待，需要一种公平的身份认同。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带来的劳动力方面的需求，农民工进入城镇务工者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现实问题开始出现，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医疗保险，子女就学等等，归根到底都会涉及一个户籍问题。进城务工者参与着城市建设，却难以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福利。
对于出身农村的女性而言，由于当时户籍制度规定，子女的户口只能随母亲，如果男方是城镇户口，女方是农村户口，双方结婚之后，孩子只能跟随母亲成为农村人。城市户口的价值，导致城乡之间通婚成为一个现实中的问题，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正常现象，使一些农村女子失去了追求城市生活的希望。
“你可能无法理解，也肯定没有过这种感觉，低人一等的感觉真的是不好受，心里面明明不好受，面子上却还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更不好受了。人有时候是很奇怪的，你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要得到它。”赵二妹不甘心被自己的农村户口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东方思义想，由于户口的属性不同，在客观上束缚和限制了人们部分的发展权利和生活自由，的的确确地曾经广泛地影响了相当大的一个群体的生活和命运。
赵二妹在东方思义面前感叹着自己曾经与命运抗争的种种艰难：“我只是想要一个能给自己与别人平等相处的身份，我不是贪图富贵，也不是非得选择在城市里生活，我只是感觉到自己也应当是社会平等的一分子。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拿钱来办理城市户口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只有这一条路是可以走的通的，要争取工作上平等的权利，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我必须要走这条路，只能走这条路。我错了吗？”
在东方思义的印象里，当时，南方某省推出了一条农村革新措施便是改革户籍制度，对在县、市及城镇购有住房和有相对稳定职业的工商户，在缴纳了一定数额的城镇建设费后，就可以批准转为城镇户口，纳入正常的户籍管理。后来，一些地方将这项改革扩大到了进城的务工人员，这便是当时一度出现的出钱解决户口问题的社会现象。
对于这些曾经有过的社会问题，有人作过深度的分析和思考。反思是必要的，它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曾经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之巨大，只有当事者心里能切身体会。
时间已经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了，这些过去的影子似乎已经慢慢地消失了。其实不然，因为时代的烙印是不会轻易地凭空消失的，它的历史性的影响，还会以各种各样的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让你在不经意之间又与它相遇了。
赵二妹忘不了这段经历，对于她来说这是曾经左右了自己对婚姻家庭和生活方式选择的重要的经历。但是，岁月弄人，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在你还来不及作出任何思考和反悔的时候，一切都悄然地发生了改变，有些改变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作为芸芸众生，面对这些改变，你身处其中只能随波逐流，你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更无法逆转时代的趋势。
赵二妹在这种颠覆性的变化中迷失了，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选择和追求，因为她曾经那样执着的追求，在今天看来不仅已毫无意义，而且在有些方面还适得其反。她曾经的梦想，在现在看来更像是不值一提的，甚至是可笑的白日梦。梦醒之后，她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并且还失去了原先拥有的东西。
东方思义每次看着神情忧郁的赵二妹，都会想到与赵二妹有着同样遭遇的一群人，她们应当算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因为改革开放给她们带来了各种机遇，让她们有机会进入城市，脱离了穷困落后的生活，融入到向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潮流之中。同时，她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时代变革中的阵痛，在她们的内心里，既有与时代合拍的律动，也有与时代不协调的颤音。
赵二妹说了大半天后，情绪慢慢变得平静了下来，她有些歉意地看着东方思义：“真是对不起，又和你说了这么多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也不想说了，说多了也无益。只是闷在心里不说又很憋屈。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但没有人愿意听，只有你还会听我说这些，我知道你也是很忙的。但是我来了就想和你说说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心里就畅快了。”
东方思义微笑着说：“没事的，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不过，真的很抱歉，现在我必须要去开会了。”他看了一眼办公室墙上的挂钟，十点还差五分。周末的工作汇报会是必须要参加的，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会议都是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按时召开的，这是一种习惯了的工作模式，也是一种制度规定，制度规定意味着是不能漠视也不能违反的。
东方思义一边拿着笔记本起身准备去会议室，一边满脸歉意地望着赵二妹说：“下次好不好？下次我再听你说，这个会议我必须参加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知道你没有错，下次，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赵二妹也习惯了面对这位忙忙碌碌的庭长，只能苦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很忙，也知道你肯定觉得我很烦，谢谢你还愿意听，还不像别人那样拒绝接待我。只要你愿意听，我可以等，等你有时间的时候，我还要向您请教几个与案件有关的问题。”赵二妹虽然有些失望，但她也不纠缠东方思义，她知道这是自己可能遇到的最有耐心的法官了。
赵二妹想了想，离开之前又小心地问道：“东方庭长，能和你约个时间吗？”东方思义想了想说：“你下个星期四下午来吧，只要没有紧急的事，下个星期四下午，我接待你一个人，我们专门谈谈你的那些事和你的案件。”
赵二妹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复活了某种希望的笑容。
（下期预告： 第15章? 原生家庭心理）
她又喝了口水：“说实在的，姚大保也是一样的，他也是一个务实的人，只是他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后来我才发现，我们根本就想不到一起。最主要的是他想到的只有赚钱，对于他来说赚得越多越好，钱是他唯一的目标。而我想要的是一种平等，我要争取我的平等权利。为了这个平等的权利，我可以拼命地工作，钱只是工作带来的另一种结果，而不是我唯一的追求。这是我和姚大保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最后让我们分手的原因。”
上个世纪城乡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存在，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让“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身份横亘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无形的隔阂。
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实行一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规定。但是，大多数地方政府认为县镇人口有着发展的潜力，是可以放开农民进入县城的。因此，一些地方为农民进入县城、跨省流动开了口子。农民除了向乡镇转移外，还在省内县城之间，跨区域流动。数据显示，到1988年，农民工总量在1.2亿左右。然而，这些进入城市或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并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依旧是戴着“农民”的帽子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北等十多个省先后开始试行“蓝印户口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地方向农民提供“农转非”的指标，农民只要交钱就可以得到城镇户口。这种通过“蓝印户口”或“寄住户口”“开发区户口”等方式，让一部分追求新生活的农民进入了城市。
“我为什么要那个户口呢？那时候肯定是需要的，必须要的，这不是我的错，我是对的。”赵二妹看着东方思义，很坚定地说。赵二妹说了大半天她的婚姻和家庭故事，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话题，她始终绕不开这个已经过去很久了的话题。
“是啊，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错。”东方思义再一次给予了她肯定的回答，在当时这不仅是赵二妹心中的痛，也是很多像她一样出身农村的女性的痛，他很理解她当年的选择，就像她说的那样，她需要一种公平的对待，需要一种公平的身份认同。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带来的劳动力方面的需求，农民工进入城镇务工者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现实问题开始出现，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医疗保险，子女就学等等，归根到底都会涉及一个户籍问题。进城务工者参与着城市建设，却难以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福利。
对于出身农村的女性而言，由于当时户籍制度规定，子女的户口只能随母亲，如果男方是城镇户口，女方是农村户口，双方结婚之后，孩子只能跟随母亲成为农村人。城市户口的价值，导致城乡之间通婚成为一个现实中的问题，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正常现象，使一些农村女子失去了追求城市生活的希望。
“你可能无法理解，也肯定没有过这种感觉，低人一等的感觉真的是不好受，心里面明明不好受，面子上却还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更不好受了。人有时候是很奇怪的，你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要得到它。”赵二妹不甘心被自己的农村户口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东方思义想，由于户口的属性不同，在客观上束缚和限制了人们部分的发展权利和生活自由，的的确确地曾经广泛地影响了相当大的一个群体的生活和命运。
赵二妹在东方思义面前感叹着自己曾经与命运抗争的种种艰难：“我只是想要一个能给自己与别人平等相处的身份，我不是贪图富贵，也不是非得选择在城市里生活，我只是感觉到自己也应当是社会平等的一分子。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拿钱来办理城市户口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只有这一条路是可以走的通的，要争取工作上平等的权利，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我必须要走这条路，只能走这条路。我错了吗？”
在东方思义的印象里，当时，南方某省推出了一条农村革新措施便是改革户籍制度，对在县、市及城镇购有住房和有相对稳定职业的工商户，在缴纳了一定数额的城镇建设费后，就可以批准转为城镇户口，纳入正常的户籍管理。后来，一些地方将这项改革扩大到了进城的务工人员，这便是当时一度出现的出钱解决户口问题的社会现象。
对于这些曾经有过的社会问题，有人作过深度的分析和思考。反思是必要的，它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曾经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之巨大，只有当事者心里能切身体会。
时间已经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了，这些过去的影子似乎已经慢慢地消失了。其实不然，因为时代的烙印是不会轻易地凭空消失的，它的历史性的影响，还会以各种各样的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让你在不经意之间又与它相遇了。
赵二妹忘不了这段经历，对于她来说这是曾经左右了自己对婚姻家庭和生活方式选择的重要的经历。但是，岁月弄人，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在你还来不及作出任何思考和反悔的时候，一切都悄然地发生了改变，有些改变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作为芸芸众生，面对这些改变，你身处其中只能随波逐流，你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更无法逆转时代的趋势。
赵二妹在这种颠覆性的变化中迷失了，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选择和追求，因为她曾经那样执着的追求，在今天看来不仅已毫无意义，而且在有些方面还适得其反。她曾经的梦想，在现在看来更像是不值一提的，甚至是可笑的白日梦。梦醒之后，她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并且还失去了原先拥有的东西。
东方思义每次看着神情忧郁的赵二妹，都会想到与赵二妹有着同样遭遇的一群人，她们应当算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因为改革开放给她们带来了各种机遇，让她们有机会进入城市，脱离了穷困落后的生活，融入到向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潮流之中。同时，她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时代变革中的阵痛，在她们的内心里，既有与时代合拍的律动，也有与时代不协调的颤音。
赵二妹说了大半天后，情绪慢慢变得平静了下来，她有些歉意地看着东方思义：“真是对不起，又和你说了这么多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也不想说了，说多了也无益。只是闷在心里不说又很憋屈。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但没有人愿意听，只有你还会听我说这些，我知道你也是很忙的。但是我来了就想和你说说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心里就畅快了。”
东方思义微笑着说：“没事的，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不过，真的很抱歉，现在我必须要去开会了。”他看了一眼办公室墙上的挂钟，十点还差五分。周末的工作汇报会是必须要参加的，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会议都是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按时召开的，这是一种习惯了的工作模式，也是一种制度规定，制度规定意味着是不能漠视也不能违反的。
东方思义一边拿着笔记本起身准备去会议室，一边满脸歉意地望着赵二妹说：“下次好不好？下次我再听你说，这个会议我必须参加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知道你没有错，下次，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赵二妹也习惯了面对这位忙忙碌碌的庭长，只能苦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很忙，也知道你肯定觉得我很烦，谢谢你还愿意听，还不像别人那样拒绝接待我。只要你愿意听，我可以等，等你有时间的时候，我还要向您请教几个与案件有关的问题。”赵二妹虽然有些失望，但她也不纠缠东方思义，她知道这是自己可能遇到的最有耐心的法官了。
赵二妹想了想，离开之前又小心地问道：“东方庭长，能和你约个时间吗？”东方思义想了想说：“你下个星期四下午来吧，只要没有紧急的事，下个星期四下午，我接待你一个人，我们专门谈谈你的那些事和你的案件。”
赵二妹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复活了某种希望的笑容。
（下期预告： 第15章? 原生家庭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