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二妹的老家是农村的，但却紧挨着城镇，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她从小便感受到了城镇与农村的不同。
她的老家在青龙镇的镇北头，和青龙镇的街市隔着一座长不过几十步的石板桥，然而，石板桥的两边却俨然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
桥南边是青龙镇热闹的街市，她每天都能看到那些人来人往的场景，桥北边却被划出了街市的范围而属于农村了，因此便如荒寂的角落，挤挤挨挨地搭盖着很多村民简陋的住房，这是很少有人光顾和问津的地方。
几十年前的青龙镇，只是一条头尾长不过百米的街市，狭窄的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只可以容的下二三个人并排走过。因为年代久远失修的石板街道，已经变得坑坑洼洼。街道的两边分布着一些零零星星的店铺，除了一些做裁缝生意和理发生意的小店外，最显眼的就是供销社和粮站了。
供销社和粮站的门面比别的门面明显的大很多，在整条街上，也只有它们的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板做成的牌子，因为它们是集体的和国家的。老百姓并不区分集体和国家，在他们的眼里统统都是属于公家的。供销社和粮站的正式职工都是拿工资的城镇人，就是吃公家饭的人。老百姓称他们为公家的人，他们是有城镇户口的，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他们的子女不仅也有城镇户口，将来还可以通过顶职或内招的办法成为正式职工的。
顶职和内招是存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一种制度。顶职就是在父母退休之后，由他们的子女顶替父母的名额上班，子女因此就可以接任父母在原单位的岗位编制，也就又成了公家的人。这种情形大部分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企之中。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其不合理的制度，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还是能嗅到其中掺杂的那种封建世袭的味道。
赵二妹的同学中有几个就是供销社和粮站职工的子女，这些小伙伴似乎有永远也吃不完的零食。这些生活在桥南的人不知道赵二妹的心事，他们是从小在桥北头长大的赵二妹最羡慕的人。在赵二妹纠结着要不要继续读书或自谋出路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自己父母的努力下，变成了吃皇粮的“公二代”了。
从读小学开始，赵二妹就感觉到了两边生活的差异。读中学后，赵二妹就经常望着那座静卧在家门口的石板桥发呆。为什么一桥之隔，差别会那么大呢？她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就一定要走过这座桥，即使不能成为公家人，也要想办法让自己成为城里人。从此，少年时代的这个心结便开始伴随着她的人生。
初中毕业后，赵二妹没有继续读高中。不是父母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而是她自己选择了就业。因为那时候，正好有一些新兴的各类企业开始面向社会招聘，她觉得这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个难得的机会，至少可以帮助她走进梦想的城市生活。
赵二妹自己找到了在县城里工作的表哥刘平，在他的帮助下，进了一家由政府新办的新风纺织厂。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对于她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同学和伙伴们流露出来的羡慕的眼光里，她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个城市里的一员了，也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心灵手巧的赵二妹进步很快，进厂不久便成为师傅认定的技术最好的徒弟。她又是一个特别勤快的姑娘，没有城里人的娇气，总是不辞劳苦地加班加点，也因此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种自身的价值，也感受到了一种被尊重的快乐和幸福。让她失衡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种安慰给她带来了精神上的一种满足与强烈的自尊感。
那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是赵二妹最开心的时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曾经和自己一同进厂的一些人转成了正式工，转为正式工后的工资比临时工多了二倍还有余。她打听了解后才知道，那些转为正式工的女工是因为她们有城镇户口，而自己因为是农村户口，是没有转正的希望的。
仿佛在寒冷的冬天，被一桶冷水从她头上淋了下来，赵二妹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气。往常挂在脸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转瞬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无法平衡的失落感和无奈感。
她仍然一如既往地上班和下班，但总是低着头在同事们面前匆匆走过，不再像过去那样地有说有笑了。赵二妹终于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农村户口成为她追求幸福的羁绊，在户口面前，她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不平等的滋味，这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对她来说，曾经是一种刻骨铭心般的痛。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还在一种发展速度和社会面貌改观方面，出现了明显失衡的状态，这种现实状态无形之中再次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身材曼妙，面容姣好的赵二妹身边总是不缺少献着各种殷勤的追求者。但是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固有的标准，就是那个人必须是能够给她带来幸福的城里人，然而，这个白马王子却迟迟没有能够出现。她看上的人却看不上她，看上她的人她又看不上。那些白马王子，在面对赵二妹的农村户口时，都选择了逃避和退缩。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婚姻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庭和多少个与这个家庭相关的家庭的事。热心的亲戚们不管赵二妹愿意不愿意，都比她还要着急地忙着张罗她的婚姻大事，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给她牵线搭桥，最后让高不成低不就的赵二妹与邻村的姚大保见了面。
姚大保比赵二妹大三岁，高中毕业那年参加了高考，以五分之差成了落榜生。若是生在富裕一点的人家，复读个一年二年，或许还能有希望考上大学，吃上人人羡慕的皇粮。然而他姚大保是没有这样选择的机会的，因为父亲病残，母亲老弱，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需要他来照顾，他只能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远离了那条多少年来都被视为光宗耀祖的正途的人生之路。
有人在艰难中一蹶不振或倒下认怂，也有人在艰难中选择抗争而获得了重生。姚大保从最初的失落中醒悟了，他没有消沉，生活也不允许他消沉。因为他如果消沉下去，一个家庭就会有灭顶之灾的危险。
姚大保不仅扛住了重担，还抓住了时代能给予他的任何翻身的机会，让他来实现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目标。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挣钱，除了挣钱还是挣钱，因为他非常明白，生活告诉他有了钱才能摆脱各种各样的困境，有了钱他才能改变自己的朝不保夕的命运。
姚大保在心里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做一个有钱人。他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人，他也没有资本去投机取巧，只能脚踏实地起早贪黑地从小本买卖做起。
有人看不起贫穷的农村，也有人从农村的穷乡僻壤里看到了金矿。那些丰富和廉价的农副产品，就是姚大保眼里的金矿。姚大保看到了身边现有的资源，也利用起了身边现有的资源，他从鸡鸭鱼虾和瓜果蔬菜做起，只要能倒腾赚钱的买卖他都想着法子去干，拼尽全力去干。
姚大保什么生意来钱就做什么生意。有人看见他就喊他肉贩子，有人背地里又叫他鱼贩子，还有人张口闭口地叫他菜贩子。在中国人的眼里，贩子总是和负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姚大保自己却不这么看：“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贩子就贩子罢，只要能赚到钱，只要不做人贩子，不做违法犯罪的贩子，做一辈子的贩子我都乐意。”
几年过去了，和姚大保曾经关系最亲近的几个同学读完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了机关，做起了公家人，捧起了铁饭碗。姚大保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了四、五年，也终于算是混出了人模人样。他不再做名目不清的贩子了，在青龙镇的街市上，用辛辛苦苦打拼积攒下来的钱买下了两间门面铺子。
姚大保不仅开起了一家像模像样的百货商店，还有意无意地和街对面的供销社搞起了竞争。昔日靠着垄断经营独霸青龙镇远近市场的供销社却无法适应这种竞争，不久之后就变得门可罗雀，生意日渐惨淡了下去，最后竟然走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而姚大保的生意却日渐红火，成了远近小有名气的老板。
赵二妹在亲友们的安排下和姚大保见了面，姚大保给赵二妹留下的最初印象还是积极的，她觉得他虽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对象，但感觉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之后，听了媒人的介绍，终于让赵二妹动心了。姚大保虽然没有城镇户口，但他的条件比那些有城镇户口的人还要高出一大截。
在双方亲友商定好的日子里，赵二妹和姚大保结婚了。艰难的日子感觉很慢，喜庆的日子过得很快。举办完婚礼没过几天，就要结束假期了，姚大保体贴的说：“你一个人在城里做临时工太辛苦了，我看不如辞了这份工作，回来和我一起做生意吧。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也自由一些。省得你又是上早班，又是上晚班的，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以后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怎么办呢？”
赵二妹虽然觉得姚大保说的也有道理，但她还是舍不得自己在城里的那份工作，现在就要让她放弃那份工作，她肯定是心有不甘的，再说她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那个要做城里人的梦想的，因为那是她精神的寄托。
婚后第三天，赵二妹便要回去上班了，这让她又从新婚的喜悦里清醒了过来，那些有城镇户口的正式工结婚，都是有十天的假期的，而像她这样的临时工却只有三天的假期。虽然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失望，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她心中的城市里去，回到自己那个早已熟悉的环境里。她觉得城市就是一条河，自己就像是一条鱼，她已经不能离开这条河重新上岸生活了。
（下期预告：第14章? 希望的生活）
她的老家在青龙镇的镇北头，和青龙镇的街市隔着一座长不过几十步的石板桥，然而，石板桥的两边却俨然有着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
桥南边是青龙镇热闹的街市，她每天都能看到那些人来人往的场景，桥北边却被划出了街市的范围而属于农村了，因此便如荒寂的角落，挤挤挨挨地搭盖着很多村民简陋的住房，这是很少有人光顾和问津的地方。
几十年前的青龙镇，只是一条头尾长不过百米的街市，狭窄的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只可以容的下二三个人并排走过。因为年代久远失修的石板街道，已经变得坑坑洼洼。街道的两边分布着一些零零星星的店铺，除了一些做裁缝生意和理发生意的小店外，最显眼的就是供销社和粮站了。
供销社和粮站的门面比别的门面明显的大很多，在整条街上，也只有它们的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板做成的牌子，因为它们是集体的和国家的。老百姓并不区分集体和国家，在他们的眼里统统都是属于公家的。供销社和粮站的正式职工都是拿工资的城镇人，就是吃公家饭的人。老百姓称他们为公家的人，他们是有城镇户口的，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他们的子女不仅也有城镇户口，将来还可以通过顶职或内招的办法成为正式职工的。
顶职和内招是存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一种制度。顶职就是在父母退休之后，由他们的子女顶替父母的名额上班，子女因此就可以接任父母在原单位的岗位编制，也就又成了公家的人。这种情形大部分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企之中。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其不合理的制度，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还是能嗅到其中掺杂的那种封建世袭的味道。
赵二妹的同学中有几个就是供销社和粮站职工的子女，这些小伙伴似乎有永远也吃不完的零食。这些生活在桥南的人不知道赵二妹的心事，他们是从小在桥北头长大的赵二妹最羡慕的人。在赵二妹纠结着要不要继续读书或自谋出路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自己父母的努力下，变成了吃皇粮的“公二代”了。
从读小学开始，赵二妹就感觉到了两边生活的差异。读中学后，赵二妹就经常望着那座静卧在家门口的石板桥发呆。为什么一桥之隔，差别会那么大呢？她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就一定要走过这座桥，即使不能成为公家人，也要想办法让自己成为城里人。从此，少年时代的这个心结便开始伴随着她的人生。
初中毕业后，赵二妹没有继续读高中。不是父母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而是她自己选择了就业。因为那时候，正好有一些新兴的各类企业开始面向社会招聘，她觉得这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个难得的机会，至少可以帮助她走进梦想的城市生活。
赵二妹自己找到了在县城里工作的表哥刘平，在他的帮助下，进了一家由政府新办的新风纺织厂。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对于她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同学和伙伴们流露出来的羡慕的眼光里，她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这个城市里的一员了，也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心灵手巧的赵二妹进步很快，进厂不久便成为师傅认定的技术最好的徒弟。她又是一个特别勤快的姑娘，没有城里人的娇气，总是不辞劳苦地加班加点，也因此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种自身的价值，也感受到了一种被尊重的快乐和幸福。让她失衡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种安慰给她带来了精神上的一种满足与强烈的自尊感。
那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是赵二妹最开心的时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曾经和自己一同进厂的一些人转成了正式工，转为正式工后的工资比临时工多了二倍还有余。她打听了解后才知道，那些转为正式工的女工是因为她们有城镇户口，而自己因为是农村户口，是没有转正的希望的。
仿佛在寒冷的冬天，被一桶冷水从她头上淋了下来，赵二妹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气。往常挂在脸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转瞬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无法平衡的失落感和无奈感。
她仍然一如既往地上班和下班，但总是低着头在同事们面前匆匆走过，不再像过去那样地有说有笑了。赵二妹终于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农村户口成为她追求幸福的羁绊，在户口面前，她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不平等的滋味，这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对她来说，曾经是一种刻骨铭心般的痛。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还在一种发展速度和社会面貌改观方面，出现了明显失衡的状态，这种现实状态无形之中再次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身材曼妙，面容姣好的赵二妹身边总是不缺少献着各种殷勤的追求者。但是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固有的标准，就是那个人必须是能够给她带来幸福的城里人，然而，这个白马王子却迟迟没有能够出现。她看上的人却看不上她，看上她的人她又看不上。那些白马王子，在面对赵二妹的农村户口时，都选择了逃避和退缩。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婚姻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庭和多少个与这个家庭相关的家庭的事。热心的亲戚们不管赵二妹愿意不愿意，都比她还要着急地忙着张罗她的婚姻大事，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给她牵线搭桥，最后让高不成低不就的赵二妹与邻村的姚大保见了面。
姚大保比赵二妹大三岁，高中毕业那年参加了高考，以五分之差成了落榜生。若是生在富裕一点的人家，复读个一年二年，或许还能有希望考上大学，吃上人人羡慕的皇粮。然而他姚大保是没有这样选择的机会的，因为父亲病残，母亲老弱，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需要他来照顾，他只能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远离了那条多少年来都被视为光宗耀祖的正途的人生之路。
有人在艰难中一蹶不振或倒下认怂，也有人在艰难中选择抗争而获得了重生。姚大保从最初的失落中醒悟了，他没有消沉，生活也不允许他消沉。因为他如果消沉下去，一个家庭就会有灭顶之灾的危险。
姚大保不仅扛住了重担，还抓住了时代能给予他的任何翻身的机会，让他来实现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目标。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挣钱，除了挣钱还是挣钱，因为他非常明白，生活告诉他有了钱才能摆脱各种各样的困境，有了钱他才能改变自己的朝不保夕的命运。
姚大保在心里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做一个有钱人。他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人，他也没有资本去投机取巧，只能脚踏实地起早贪黑地从小本买卖做起。
有人看不起贫穷的农村，也有人从农村的穷乡僻壤里看到了金矿。那些丰富和廉价的农副产品，就是姚大保眼里的金矿。姚大保看到了身边现有的资源，也利用起了身边现有的资源，他从鸡鸭鱼虾和瓜果蔬菜做起，只要能倒腾赚钱的买卖他都想着法子去干，拼尽全力去干。
姚大保什么生意来钱就做什么生意。有人看见他就喊他肉贩子，有人背地里又叫他鱼贩子，还有人张口闭口地叫他菜贩子。在中国人的眼里，贩子总是和负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姚大保自己却不这么看：“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贩子就贩子罢，只要能赚到钱，只要不做人贩子，不做违法犯罪的贩子，做一辈子的贩子我都乐意。”
几年过去了，和姚大保曾经关系最亲近的几个同学读完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了机关，做起了公家人，捧起了铁饭碗。姚大保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了四、五年，也终于算是混出了人模人样。他不再做名目不清的贩子了，在青龙镇的街市上，用辛辛苦苦打拼积攒下来的钱买下了两间门面铺子。
姚大保不仅开起了一家像模像样的百货商店，还有意无意地和街对面的供销社搞起了竞争。昔日靠着垄断经营独霸青龙镇远近市场的供销社却无法适应这种竞争，不久之后就变得门可罗雀，生意日渐惨淡了下去，最后竟然走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而姚大保的生意却日渐红火，成了远近小有名气的老板。
赵二妹在亲友们的安排下和姚大保见了面，姚大保给赵二妹留下的最初印象还是积极的，她觉得他虽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对象，但感觉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之后，听了媒人的介绍，终于让赵二妹动心了。姚大保虽然没有城镇户口，但他的条件比那些有城镇户口的人还要高出一大截。
在双方亲友商定好的日子里，赵二妹和姚大保结婚了。艰难的日子感觉很慢，喜庆的日子过得很快。举办完婚礼没过几天，就要结束假期了，姚大保体贴的说：“你一个人在城里做临时工太辛苦了，我看不如辞了这份工作，回来和我一起做生意吧。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也自由一些。省得你又是上早班，又是上晚班的，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以后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怎么办呢？”
赵二妹虽然觉得姚大保说的也有道理，但她还是舍不得自己在城里的那份工作，现在就要让她放弃那份工作，她肯定是心有不甘的，再说她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那个要做城里人的梦想的，因为那是她精神的寄托。
婚后第三天，赵二妹便要回去上班了，这让她又从新婚的喜悦里清醒了过来，那些有城镇户口的正式工结婚，都是有十天的假期的，而像她这样的临时工却只有三天的假期。虽然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失望，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她心中的城市里去，回到自己那个早已熟悉的环境里。她觉得城市就是一条河，自己就像是一条鱼，她已经不能离开这条河重新上岸生活了。
（下期预告：第14章? 希望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