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府兵制废止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唐玄宗下诏停止使用征调府兵用的“鱼书”，标志着府兵制的终结。
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但是随着唐朝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发展，均田制遭到了破坏，府兵制也由此动摇。府兵的特点是兵农合一，亦兵亦农。兵士从农民中招募，要自备资粮武器，当农民手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时，有能力承担自身的装备。均田制加速瓦解，农民受田日见减少，没有能力负担资粮武器，于是纷纷逃避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度瓦解的根本原因。其次，府兵地位的低落也是它无法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唐初，府兵为政府所重视，参加征役者都可得勋级，征役死亡可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继承给子弟。可后来，先前用以吸引富家子弟的官品、勋级、赏赐、勋田不能兑现，而且战死也无人问津。随着边疆战事不断，不断征募戍边，原来规定戍边的府兵三年一轮换，后来延至五六年，甚至长期不让归还。诗人杜甫的《兵车行》就描绘了天宝年间府兵所遭受的征役之苦：“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些人家中的田园都荒芜了，而官府还向家属催租逼债。戍边的府兵还像童仆一样被边将任意驱使、虐待和迫害。宿卫京师的府兵是皇帝的侍官，也任意被官吏役使，以致“侍官”成为辱骂的称呼。府兵身份跌落至此，富家子弟不再愿意充军，他们或逃避检点，或雇人替代，兵役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府兵受人轻贱，达到“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的地步。均田制的破坏引起旧兵制的崩溃，使封建政府没有了兵源。玄宗统治初期，府兵大量逃亡，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改革兵制已迫在眉睫。开元十年（公元722年），玄宗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招募壮士担任宿卫，免赋役征行，共募行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彍骑，代替番上宿卫的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由官给资粮，从此宿卫兵士皆由招募而来。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开始招募征戍的士兵，即在诸军镇设置兵防健儿，从诸色征行人及户中招募。情愿担当健儿长驻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听任家属自随，由官府供给田地屋宅。因长驻边疆，也称长征健儿。
地方上则设置团结兵，招募富户强壮的人充任，免除征赋，服役期间发给本人口粮酱菜。团结兵由地方政府征发入军，主要任务是协助防守边疆，或共同防御，战事结束后，随即遣返回乡。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因为军府已无兵可交，唐玄宗遂宣布停止使用征调府兵用的“鱼书”，府兵制宣布废止。从此，招募制的雇佣兵、职业兵取代了征兵制的义兵。
府兵制的废弃使唐王朝内重外轻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给唐后期政治、军事格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实行府兵制时，唐政府严格地本着居重驭轻的方针部署兵力。军府大半以上集中于京师所在的关内道；遇有重大战事，另行调发府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集兵谋反；中央保持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绝对军事优势，地方难以和中央抗衡。为防军权旁落，边帅的人选多用忠厚名臣充任，而且不长久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绩显著的边将往往升为宰相，或以宰相兼任边镇军事长官。对一些有方略的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让他们担当大将，但另派重臣加以牵制，不让其独自掌握大权。这样，中央牢牢控制住军权，防患于未然。高宗武后时期，西北的突厥和吐蕃、东北的契丹逐渐强盛起来，与内地不断有矛盾，边疆战事频繁。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克服临时征调的困难，不得不考虑在边境屯驻重兵。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开始设节度使，使地方得以控制军权。玄宗根据边疆形势的需要，于天宝年间在边陲设置了十个军区长官，即范阳、平卢、河东、朔方、河西、安西、北庭、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节度使的权力也从军权扩展开来。有的兼支度使（管军资粮仗）；有的因边区供养不足，开置屯田，故又兼营田使；有的同时担任一道甚至数道的采访使或是兼摄数镇。节度使还有权自行招募军队和直接任命自己属下的官吏。至天宝年间，节度使几乎囊括了边州所有军、政、财、监大权。受其管辖士兵多来源于无产业户的雇佣兵，不事生产，往往父死子补，兄死弟代，世代为兵，形成一股特殊的势力，成为节度使拥有极大权势的基础。这时，节度使人选也发生了变化。李林甫为相，为了堵住武将入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奏言文臣为将害怕抵挡弓箭，建议用剽悍善战的少数民族人才能为朝廷尽死力。玄宗采纳其策，于是安禄山、安思顺等人先后出任节度使，终成尾大不掉之势。
边疆长期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兵力却越来越不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边境所设十节度使拥有士兵四十九万，当时全国士兵总数才五十七万，内地兵员仅占边疆的六分之一。而且军备放松了，因为当时天下承平日久，于是禁止民间保持武器；招募而来的彍骑又多为“市人”，富者贩缯采做生意，壮者拔河、翘木为游戏，不堪作战。这样，形成了精锐部队全部聚集于西北、东北，而内地无武备的状况，唐初以来军事上内重外轻的格局完全改变了。由此而酿成了安史之祸。
天宝时期，除土地及军制发生变化外，上层建筑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混乱与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使职差遣官出现得越来越多，官与职脱节。差遣官由最初的临时性质成为固定职官，本官变成了空衔，使职才是掌实权的职务。像节度使、团练使、变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采访使等大量出现，权限日重，造成职官制混乱，官员膨胀，使人民负担加重了，激化了阶级矛盾。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各项法令制度执行不得力的时候，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没能及时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保持社会良性循环。相反，他在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之中享受，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荡然无存。他不理政事，沉湎于声色，远忠良，近奸臣，不惜民力，毫不吝惜地挥霍浪费，促使各种矛盾激化，引发了潜在的社会危机，使一场标志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祸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唐玄宗下诏停止使用征调府兵用的“鱼书”，标志着府兵制的终结。
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但是随着唐朝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发展，均田制遭到了破坏，府兵制也由此动摇。府兵的特点是兵农合一，亦兵亦农。兵士从农民中招募，要自备资粮武器，当农民手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时，有能力承担自身的装备。均田制加速瓦解，农民受田日见减少，没有能力负担资粮武器，于是纷纷逃避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度瓦解的根本原因。其次，府兵地位的低落也是它无法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唐初，府兵为政府所重视，参加征役者都可得勋级，征役死亡可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继承给子弟。可后来，先前用以吸引富家子弟的官品、勋级、赏赐、勋田不能兑现，而且战死也无人问津。随着边疆战事不断，不断征募戍边，原来规定戍边的府兵三年一轮换，后来延至五六年，甚至长期不让归还。诗人杜甫的《兵车行》就描绘了天宝年间府兵所遭受的征役之苦：“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些人家中的田园都荒芜了，而官府还向家属催租逼债。戍边的府兵还像童仆一样被边将任意驱使、虐待和迫害。宿卫京师的府兵是皇帝的侍官，也任意被官吏役使，以致“侍官”成为辱骂的称呼。府兵身份跌落至此，富家子弟不再愿意充军，他们或逃避检点，或雇人替代，兵役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府兵受人轻贱，达到“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的地步。均田制的破坏引起旧兵制的崩溃，使封建政府没有了兵源。玄宗统治初期，府兵大量逃亡，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改革兵制已迫在眉睫。开元十年（公元722年），玄宗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招募壮士担任宿卫，免赋役征行，共募行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彍骑，代替番上宿卫的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由官给资粮，从此宿卫兵士皆由招募而来。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开始招募征戍的士兵，即在诸军镇设置兵防健儿，从诸色征行人及户中招募。情愿担当健儿长驻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听任家属自随，由官府供给田地屋宅。因长驻边疆，也称长征健儿。
地方上则设置团结兵，招募富户强壮的人充任，免除征赋，服役期间发给本人口粮酱菜。团结兵由地方政府征发入军，主要任务是协助防守边疆，或共同防御，战事结束后，随即遣返回乡。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因为军府已无兵可交，唐玄宗遂宣布停止使用征调府兵用的“鱼书”，府兵制宣布废止。从此，招募制的雇佣兵、职业兵取代了征兵制的义兵。
府兵制的废弃使唐王朝内重外轻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给唐后期政治、军事格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实行府兵制时，唐政府严格地本着居重驭轻的方针部署兵力。军府大半以上集中于京师所在的关内道；遇有重大战事，另行调发府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集兵谋反；中央保持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绝对军事优势，地方难以和中央抗衡。为防军权旁落，边帅的人选多用忠厚名臣充任，而且不长久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绩显著的边将往往升为宰相，或以宰相兼任边镇军事长官。对一些有方略的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让他们担当大将，但另派重臣加以牵制，不让其独自掌握大权。这样，中央牢牢控制住军权，防患于未然。高宗武后时期，西北的突厥和吐蕃、东北的契丹逐渐强盛起来，与内地不断有矛盾，边疆战事频繁。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克服临时征调的困难，不得不考虑在边境屯驻重兵。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开始设节度使，使地方得以控制军权。玄宗根据边疆形势的需要，于天宝年间在边陲设置了十个军区长官，即范阳、平卢、河东、朔方、河西、安西、北庭、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节度使的权力也从军权扩展开来。有的兼支度使（管军资粮仗）；有的因边区供养不足，开置屯田，故又兼营田使；有的同时担任一道甚至数道的采访使或是兼摄数镇。节度使还有权自行招募军队和直接任命自己属下的官吏。至天宝年间，节度使几乎囊括了边州所有军、政、财、监大权。受其管辖士兵多来源于无产业户的雇佣兵，不事生产，往往父死子补，兄死弟代，世代为兵，形成一股特殊的势力，成为节度使拥有极大权势的基础。这时，节度使人选也发生了变化。李林甫为相，为了堵住武将入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奏言文臣为将害怕抵挡弓箭，建议用剽悍善战的少数民族人才能为朝廷尽死力。玄宗采纳其策，于是安禄山、安思顺等人先后出任节度使，终成尾大不掉之势。
边疆长期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兵力却越来越不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边境所设十节度使拥有士兵四十九万，当时全国士兵总数才五十七万，内地兵员仅占边疆的六分之一。而且军备放松了，因为当时天下承平日久，于是禁止民间保持武器；招募而来的彍骑又多为“市人”，富者贩缯采做生意，壮者拔河、翘木为游戏，不堪作战。这样，形成了精锐部队全部聚集于西北、东北，而内地无武备的状况，唐初以来军事上内重外轻的格局完全改变了。由此而酿成了安史之祸。
天宝时期，除土地及军制发生变化外，上层建筑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混乱与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使职差遣官出现得越来越多，官与职脱节。差遣官由最初的临时性质成为固定职官，本官变成了空衔，使职才是掌实权的职务。像节度使、团练使、变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采访使等大量出现，权限日重，造成职官制混乱，官员膨胀，使人民负担加重了，激化了阶级矛盾。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各项法令制度执行不得力的时候，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没能及时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保持社会良性循环。相反，他在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之中享受，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荡然无存。他不理政事，沉湎于声色，远忠良，近奸臣，不惜民力，毫不吝惜地挥霍浪费，促使各种矛盾激化，引发了潜在的社会危机，使一场标志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祸不可避免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