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行着。
三月，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联名上书，要求更改考试制度，建议减少贴经墨义，也就是默写的比重，以策论为主。
这些人，同样出自不同阵营，朝堂上这几个月竟然少有地没有发生党争，令人不可思议。
不过必须提一句，考试改革提议初，众人的的意见还是差不多的，随着改革推行，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策论这东西，天下地下水里，考生想写什么写什么，天马行空，文字泛滥，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而默写错了就是错了，标准统一而明确。
就好比后世的高考作文，虽然要求一般是诗歌除外，任意文体皆可。但事实上老师都让写议论文，总分总套路，凤头豹尾。
改卷老师评分有个标准在，分数未必高，但是稳定。你要是写小说，且不说能不能够写出**来，格子都不够你用。嗯，说的就是我，1200个格子太少了。
所以这项改革并没有真正得以推行，高考改革说了那么多年，也不见改变不是吗？
三月同样稳定，以至于赵昕都怀疑这庆历新政这一次是不是能够成功了。
但是在四月初，赵昕在交上来的报纸上看见欧阳修论及黄河长江的言辞，说黄河长江尽管同为大河。然则，黄河三年一患，长江十年难得一患。将黄河与长江视为人，则应该更加重用长江，因为长江多善，黄河多恶。
当初正旦朝会上赵昕提出江河之说，就是为了弥合双方的矛盾，没有想到，矛盾没有被消除，只是暂时蛰伏而已。
看见这一段话，赵昕心中便隐隐察觉不妙。
果不其然，接下来，欧阳修写下一篇传名后世的政论《朋党论》。看见这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赵昕心中凉了半截，历史的惯性，注定不是眼下的自己所能够更易的。
该来的，它终于来了。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故为人君者，但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整篇文章读来恢宏大气，自有一股浩然正气藏于其中，故而流传后世，经久不绝。不少文人夸赞之。
然而，其于文学上是成功的，于政治上却是失败的，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因为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建立在承认己方为朋党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论述小人之朋怎么样？君子之朋怎么样？都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君王可不管你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这种主观评价的东西，太虚了。
欧阳修这篇文章，一经发出，便引发轩然**，无数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呢，结果欧阳修自己送把柄过来。
首先登场的，是宫中内侍，也就是宦官。一般而言，只要不是像东汉那样外戚宦官斗得水深火热，互不相容，那么宦官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便是后宫嫔妃，当然也不排除赵祯借内侍之口表达自己的不满。
内侍蓝元震上疏云“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
朋党，私惠，误朝迷国，可算是说中赵祯的心底了。
其实赵祯不是不明白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一心为国，只不过，这些人一心为国，却不代表着依附于他们的人一心为国。但凡成朋党，必然会专注于自己的利益，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是以为君王所不容。
让朝野舆论发酵了一会儿，赵祯问及范仲淹：“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其中自然有警示的意味。只是范仲淹竟然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还是承认朋党的存在！
当消息传来，赵昕明白，其势已然无力回天，赵祯是决然不会允许范仲淹等人公然结为朋党的。
自从赵昕有了专门的师傅后，赵祯就已经比较少专门教导赵昕了，最多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过来看一看赵昕的学习情况如何。
但是这一天，赵祯罕见地再一次来到东宫，让赵昕翻开《后汉书》，重点看孝桓帝纪以及党锢列传。
赵昕知道赵祯将要有所教诲，不敢迟疑，急忙翻开来看。
这孝桓帝，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出师表》中写的：“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后人常言，汉亡之始，自桓帝始也。
原本在赵昕的理解中，汉桓帝都是一个宠幸佞臣，罢黜忠臣的昏庸皇帝，但是这一夜，赵祯所言所语，颠覆了赵昕的认知。
汉桓帝前面的皇帝是质帝，当时朝政为梁冀与梁太后把持，小皇帝不懂事，在宴会上说梁冀过于跋扈，结果被梁冀毒死了。
接下来梁冀重新找了一个小皇帝当傀儡，就这样，汉桓帝得以继位，汉桓帝在位前期，梁冀家族空前膨胀。
梁氏前后共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和女儿称君者七人，梁家娶公主为妻三人，梁氏为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四方进贡先入梁府；百官升迁，先要去梁冀府上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台走程序。
只不过，汉桓帝学到了汉宣帝的手段，一直在蛰伏，一直等到梁太后去世，而后骤然发力，一举偷袭，诛杀梁冀。
这个过程说来也可悲，桓帝在厕所与小黄门唐衡讨论灭梁大事，问“左右侍卫中，与梁家不合的有谁？”唐衡说：“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瑷、左倌和梁家有仇。”
嗯，这些人都是宦官，那些个平日自诩清流的官僚早已臣服于梁冀之下，无一人可用。事成之后，桓帝将单超、徐璜、具瑷、左倌、唐衡这五位太监都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徐璜等四人各一万余户。五人被称为“五侯”。
三月，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联名上书，要求更改考试制度，建议减少贴经墨义，也就是默写的比重，以策论为主。
这些人，同样出自不同阵营，朝堂上这几个月竟然少有地没有发生党争，令人不可思议。
不过必须提一句，考试改革提议初，众人的的意见还是差不多的，随着改革推行，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策论这东西，天下地下水里，考生想写什么写什么，天马行空，文字泛滥，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而默写错了就是错了，标准统一而明确。
就好比后世的高考作文，虽然要求一般是诗歌除外，任意文体皆可。但事实上老师都让写议论文，总分总套路，凤头豹尾。
改卷老师评分有个标准在，分数未必高，但是稳定。你要是写小说，且不说能不能够写出**来，格子都不够你用。嗯，说的就是我，1200个格子太少了。
所以这项改革并没有真正得以推行，高考改革说了那么多年，也不见改变不是吗？
三月同样稳定，以至于赵昕都怀疑这庆历新政这一次是不是能够成功了。
但是在四月初，赵昕在交上来的报纸上看见欧阳修论及黄河长江的言辞，说黄河长江尽管同为大河。然则，黄河三年一患，长江十年难得一患。将黄河与长江视为人，则应该更加重用长江，因为长江多善，黄河多恶。
当初正旦朝会上赵昕提出江河之说，就是为了弥合双方的矛盾，没有想到，矛盾没有被消除，只是暂时蛰伏而已。
看见这一段话，赵昕心中便隐隐察觉不妙。
果不其然，接下来，欧阳修写下一篇传名后世的政论《朋党论》。看见这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赵昕心中凉了半截，历史的惯性，注定不是眼下的自己所能够更易的。
该来的，它终于来了。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故为人君者，但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整篇文章读来恢宏大气，自有一股浩然正气藏于其中，故而流传后世，经久不绝。不少文人夸赞之。
然而，其于文学上是成功的，于政治上却是失败的，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因为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建立在承认己方为朋党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论述小人之朋怎么样？君子之朋怎么样？都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君王可不管你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这种主观评价的东西，太虚了。
欧阳修这篇文章，一经发出，便引发轩然**，无数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呢，结果欧阳修自己送把柄过来。
首先登场的，是宫中内侍，也就是宦官。一般而言，只要不是像东汉那样外戚宦官斗得水深火热，互不相容，那么宦官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便是后宫嫔妃，当然也不排除赵祯借内侍之口表达自己的不满。
内侍蓝元震上疏云“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
朋党，私惠，误朝迷国，可算是说中赵祯的心底了。
其实赵祯不是不明白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一心为国，只不过，这些人一心为国，却不代表着依附于他们的人一心为国。但凡成朋党，必然会专注于自己的利益，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是以为君王所不容。
让朝野舆论发酵了一会儿，赵祯问及范仲淹：“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其中自然有警示的意味。只是范仲淹竟然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还是承认朋党的存在！
当消息传来，赵昕明白，其势已然无力回天，赵祯是决然不会允许范仲淹等人公然结为朋党的。
自从赵昕有了专门的师傅后，赵祯就已经比较少专门教导赵昕了，最多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过来看一看赵昕的学习情况如何。
但是这一天，赵祯罕见地再一次来到东宫，让赵昕翻开《后汉书》，重点看孝桓帝纪以及党锢列传。
赵昕知道赵祯将要有所教诲，不敢迟疑，急忙翻开来看。
这孝桓帝，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出师表》中写的：“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后人常言，汉亡之始，自桓帝始也。
原本在赵昕的理解中，汉桓帝都是一个宠幸佞臣，罢黜忠臣的昏庸皇帝，但是这一夜，赵祯所言所语，颠覆了赵昕的认知。
汉桓帝前面的皇帝是质帝，当时朝政为梁冀与梁太后把持，小皇帝不懂事，在宴会上说梁冀过于跋扈，结果被梁冀毒死了。
接下来梁冀重新找了一个小皇帝当傀儡，就这样，汉桓帝得以继位，汉桓帝在位前期，梁冀家族空前膨胀。
梁氏前后共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和女儿称君者七人，梁家娶公主为妻三人，梁氏为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四方进贡先入梁府；百官升迁，先要去梁冀府上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台走程序。
只不过，汉桓帝学到了汉宣帝的手段，一直在蛰伏，一直等到梁太后去世，而后骤然发力，一举偷袭，诛杀梁冀。
这个过程说来也可悲，桓帝在厕所与小黄门唐衡讨论灭梁大事，问“左右侍卫中，与梁家不合的有谁？”唐衡说：“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瑷、左倌和梁家有仇。”
嗯，这些人都是宦官，那些个平日自诩清流的官僚早已臣服于梁冀之下，无一人可用。事成之后，桓帝将单超、徐璜、具瑷、左倌、唐衡这五位太监都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徐璜等四人各一万余户。五人被称为“五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