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毒灼魂’的说法，得到汉室官方神棍许负的简单解释时，刘弘正端坐于未央宫宣室殿，处理着关中各地送来的总结报告。
总的来说，今年关中补种宿麦的成果，还算是比较喜人。
关中去年春、秋之间的粟米耕种，由于无数寻常百姓家的壮年劳动力，被中央征召去参加战争，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荒废。
想想也正常：汉室的‘一家五口’，普遍都是父母双亲，带着几个小孩子所组成。
壮年劳动力，普遍就是家中的男主人。
至于家中的孩子，则大都会在成长到足以被称为‘壮劳力’的年纪时，也差不多要娶妻生子，分家别户了。
而战争爆发时，中央征召的民夫、青壮，乃至于参战兵卒，也大都是选择这些年富力强的壮劳力。
这就意味着，当家中唯一的顶梁柱，被中央召去参加战争之时，家里的田亩，就只能交给家里几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女主人看顾。
除此之外，顶多也就是年老体弱的爷爷辈，给年幼的孙子们稍微帮个忙。
这就使得去年，关中大半的田亩，都只能由老幼看顾；收成，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
但凡事，都具有它的两面性——关中去年的春耕不顺利，机缘巧合的导致了关中田亩去年的‘肥力损耗’，较之过往小了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刘弘领头提倡关中百姓在冬天补种宿麦，得到的效果自然也就比较显著了。
根据关中各地送来的报告，刘弘能大致推断出，今年关中宿麦的收成，大概达到了平均每亩四石。
当然，宿麦的四石收成，与粟米的四石收成是两码事。
——如果是四石粟米，那在经过去壳、淘洗过后，最起码也能生下三石半左右。
但四石宿麦，最后能食用的部分，很可能勉强超过两石，甚至连两石都达不到！
听上去或许很离谱：四石麦子，最后只得到不足两石的面粉？
原因很简单：宿麦收成所得的麦粒，除了要和粟米一样，经历去壳、舂挑、淘洗的步骤外，还有一项最关键的工序——研磨成粉。
如果没有这道工序，那宿麦的最终成品，就是汉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食用的麦饭。
而研磨成粉，又会让收获的宿麦，在一定程度上‘缩水’。
但这也同样不足以解释：研磨成粉而已，又怎么会让宿麦的总量减少，莫名蒸发呢？
——盖因为汉室所通用的度量单位：石，从来都不是重量单位，而是体积单位。
准确的说，是容量单位。
了解一下‘石’这个单位的计量方式，就能很容易理解了：量取‘一石米’，并不是通过称重手段，而是通过将米放入‘斗’内，盛满便为一斗。
而装满十个‘斗’所用到的米，其总量就被称为：一石。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另外的计量方式——以‘钧’为计量容器，盛满四个‘钧’所用到的米，也是一石。
这种称量方法，就会导致不同的东西，由于‘密度’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称量结果。
在后世，人们普遍认为：一石约等于三十一千克左右；但这个等额换算，几乎只针对‘粟米’这个被称量物。
如果是一石其他农作物，都会因为粮粒的大小，而出现一定的误差：粮粒小于粟米的，一石便大于三十一千克，大于粟米，则小于三十一千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后世，一千克钢铁和一千克棉花，其重量是一致的。
但若是按汉时的计量方式算，那一石钢铁和一石棉花，所得出的重量绝对不可能相等！
一石棉花，无论是将棉花再怎么压进容器内，都不可能达到三十一千克。
而一石钢、铁等金属，也绝对不可能只有三十一千克。
而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便是一个为后世人所熟知，此时却并没有人意识到，或者说即便意识到了，也无法解释的概念：密度。
在后世，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水的密度等于一，其他东西，如金属、石头等高密度物体的密度大于一。
甚至有翡翠这种密度大于三，铁这种密度大于七，乃至于黄金这种密度大于十九的超高密度物质。
而造成不同密度的物体，在同一体积的情况下，具有不同重量的原因，就是因为该物体的内部，分子之间的距离大小不同。
分子之间的距离越小，密度越大，同一重量下的体积就会越小；反之，则越大。
这就造成如铁-金这两种金属，即便是在同一个体积，黄金的重量也会达到铁的将近三倍。
‘分子之间的距离’，显然是此时的人们还无法理解，也无法看到的，但具体到粟米和面粉之间，二者的‘密度’就具象多了。
同样是一石的体积，但每一粒粟米之间，都有肉眼可见的空隙；而面粉之间的空隙，已经小到了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单独一粒粟米和麦粒的密度差不多，但在‘石’这种容量单位换算下，一石粟米的重量，很可能只对应半石面粉。
换句话说：一石粟米的重量，大概在一百二十汉斤左右；而一石面粉的重量，很可能会达到二百四十甚至二百五十汉斤！
至于刘弘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那自然是为了给即将问世的面粉，制定一个合理得价格了。
根据刘弘的预案，少府收购宿麦的价格与粟米一致，为七十五钱一石。
但少府花七十五钱买进的一石冬小麦，在经过去壳、舂挑、研磨成粉等工序之后，很可能只剩下半石。
而少府把加工出来的麦粉再往外出售时，用到的单位却依旧是‘石’。
这就意味着，哪怕不考虑任何成本，只以‘不亏’为目的，一石面粉的出售价格，也起码需要达到一百五十钱。
再算上储存、加工的人工、时间成本，一石面粉的成本价，就将可能达到二百钱。
这就让刘弘有些犯难了。
哪怕不盈利，一石面粉也起码要卖二百钱？
这对于宿麦播种，以及面食的推广，将是极大的阻碍！
道理很简单：光是百姓买粮食，明码标价摆在眼前的‘粟米石七十五钱’‘麦粉石二百钱’的价格牌，就足以让百姓将麦粉，直接理解为梁米那般，只供给贵族老爷吃的‘奢侈品’。
而宿麦的年产量又与粟米接近，使其根本无法支撑每石二百钱的价格。
——梁米石数百钱，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既然宿麦并不‘稀少’，那百姓自然就不会为‘每石二百钱’的超高价格买账。
就算将面粉买回去之后，百姓很快就能发现：原本只够一家人吃三天的粟米，换成一石面粉，却能吃六天，也于事无补。
刘弘甚至非常怀疑：就算是将麦粉价格定为二百钱的成本价，都很有可能出现‘贵族都嫌太贵’的状况。
为了应对这个‘意外’状况，刘弘只能想个办法，让汉人理解一个概念：一石粟米和一石麦粉，根本就不一样重！
这个问题，让刘弘困惑了许久，都没能想到一个可行性高的方法。
——因为一石一百二十斤的概念，早就如‘一千克1000克’一样，深深刻入了每一个汉人的脑海之中。
这个时候，让一个人相信‘一石粟米二石麦粉’的操作难度，几乎不比刘弘扭转汉室厚葬之风来的容易。
“这该如何是好···”
今年，关中大半的农田都种上了宿麦，按照每亩四石的平均亩产，少府即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将近四万万石宿麦的收购！
收购宿麦，少府还不会这么吃力——毕竟百姓还会留一部分粮食做口粮，少府要收购的，并不会是所有的粮食。
而宿麦就不同了——关中百姓之所以全面补种宿麦，几乎完全是因为刘弘放出了风：少府将以每石七十五钱的价格，全面收购宿麦！
也就是说，百姓愿意在冬天种植宿麦，并非是和种植粟米一样，出于生存的目的。
百姓种植粟米，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吃，为了填饱肚子，也就是生存。
至于粟米的收购、出售，则属于次要的，正常范畴的‘交易流通’。
可百姓种植宿麦，从最开始，就从来不是为了吃。
用后世的话来说：关中百姓之所以追随刘弘地号召，全面补种宿麦，只是将宿麦当成了经济作物。
而百姓种植经济作物，从来都不会考虑这个作物会被用来作什么。
百姓唯一在乎的，是这个东西，能卖多少钱。
关中百姓今年种植宿麦也一样——没人在乎宿麦能用来作什么，大家种植宿麦的唯一目的，就只是为了卖钱。
而这，对刘弘推行宿麦耕种，推行面食，乃至于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而言，都将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
——要想吃下今年关中所产出的四万万石粟米，少府至少需要投入三百万万钱以上的本金！
为了将这些宿麦加工成面粉，更是需要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时间，才能完成。
而汉室如今的财政状况，又很难忍受一个‘投入三百万以上，且短时间无法收回成本’的项目。
——要知道就连去年秋收后的粟米收购，少府都完成的非常吃力！
如今的汉室，本来就处在一个相对贫困，财政相对结局的时间点；为了完成去年的粟米收购工作，刘弘几乎是把所有家底都掏了出来！
又是搜刮少府、勋贵家中的铜铸钱，又是不惜以少府储存的黄金拿出来换钱，刘弘几乎是用尽浑身解数，才让少府勉强完成了去年的粟米收购。
——就这，还是因为朝堂知道，这些粟米很快就会被百姓加价买回去食用；投入进去的成本很快就能收回，还能有不菲的利润。
若非如此，别说朝堂了，恐怕少府卿本人，就要在第一时间以死相逼，要阻止刘弘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了。
道理很简单：刘弘打算掏空整个政权的所有财富，全部用来购买某一种东西。
那朝堂支持与反对，自然就取决于：这个东西是否为必需品，以及这个东西能否卖出去，将成本收回。
粟米的收购，虽然对汉室而言不是‘非做不可’的刚需，但刘弘‘稳定粮价，安定民心’的解释，也勉强可以让朝堂，将粟米的收购理解为‘政治需要’。
再加上粟米收购，确实能让中央牟取一定程度的利益，才使得朝堂对这个看上去‘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新鲜事物，持一个‘先试试，看看状况’的态度。
而冬小麦被纳入粮食保护价，和粟米就不是一回事了。
少府收购粟米，再稍稍加价卖出，能让中央财政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又能让粮价安稳下来，朝堂自然是没什么话可说。
可收购冬小麦，却并不属于‘稳定粮价’这种迫切需要做的政治举措。
光这一点原因，就足以使得朝堂对于‘宿麦收购’一事，持有保留态度了。
——反正粟米价格稳定下来了，百姓不再会因为粮价波动而受苦；中央也能得到好处，又何必去收购宿麦呢？
这样一来，支撑刘弘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就只剩下一个原因了：牟利。
只有‘少府能从冬小麦收购一事上得到利益’，才能让朝堂稍稍闭嘴；再加上少府属于皇帝的保留地，才足以让朝堂对此持默认态度。
而现在，这唯一支撑刘弘，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理由，也很有可能要因为‘价格与存量不对等、不符合物以稀为贵’的理由而破碎。
这样一来，以少府收购冬小麦，就成了‘又不迫切需要，也无法从中牟利’的蜜汁操作。
而这样的操作，几乎必然会引来整个朝堂的反对！
——三百万万钱的投入打水漂，根本不是此时的汉室所能承担得起的···
“去，召北平侯觐见。”
这个问题，刘弘已经想不到解决的办法了。
但幸运的是：刘弘是皇帝。
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皇帝有的是英年才俊，为刘弘想出解局之法。
——朝堂存在的原因，也正是此。
总的来说，今年关中补种宿麦的成果，还算是比较喜人。
关中去年春、秋之间的粟米耕种，由于无数寻常百姓家的壮年劳动力，被中央征召去参加战争，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荒废。
想想也正常：汉室的‘一家五口’，普遍都是父母双亲，带着几个小孩子所组成。
壮年劳动力，普遍就是家中的男主人。
至于家中的孩子，则大都会在成长到足以被称为‘壮劳力’的年纪时，也差不多要娶妻生子，分家别户了。
而战争爆发时，中央征召的民夫、青壮，乃至于参战兵卒，也大都是选择这些年富力强的壮劳力。
这就意味着，当家中唯一的顶梁柱，被中央召去参加战争之时，家里的田亩，就只能交给家里几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女主人看顾。
除此之外，顶多也就是年老体弱的爷爷辈，给年幼的孙子们稍微帮个忙。
这就使得去年，关中大半的田亩，都只能由老幼看顾；收成，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
但凡事，都具有它的两面性——关中去年的春耕不顺利，机缘巧合的导致了关中田亩去年的‘肥力损耗’，较之过往小了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刘弘领头提倡关中百姓在冬天补种宿麦，得到的效果自然也就比较显著了。
根据关中各地送来的报告，刘弘能大致推断出，今年关中宿麦的收成，大概达到了平均每亩四石。
当然，宿麦的四石收成，与粟米的四石收成是两码事。
——如果是四石粟米，那在经过去壳、淘洗过后，最起码也能生下三石半左右。
但四石宿麦，最后能食用的部分，很可能勉强超过两石，甚至连两石都达不到！
听上去或许很离谱：四石麦子，最后只得到不足两石的面粉？
原因很简单：宿麦收成所得的麦粒，除了要和粟米一样，经历去壳、舂挑、淘洗的步骤外，还有一项最关键的工序——研磨成粉。
如果没有这道工序，那宿麦的最终成品，就是汉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食用的麦饭。
而研磨成粉，又会让收获的宿麦，在一定程度上‘缩水’。
但这也同样不足以解释：研磨成粉而已，又怎么会让宿麦的总量减少，莫名蒸发呢？
——盖因为汉室所通用的度量单位：石，从来都不是重量单位，而是体积单位。
准确的说，是容量单位。
了解一下‘石’这个单位的计量方式，就能很容易理解了：量取‘一石米’，并不是通过称重手段，而是通过将米放入‘斗’内，盛满便为一斗。
而装满十个‘斗’所用到的米，其总量就被称为：一石。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另外的计量方式——以‘钧’为计量容器，盛满四个‘钧’所用到的米，也是一石。
这种称量方法，就会导致不同的东西，由于‘密度’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称量结果。
在后世，人们普遍认为：一石约等于三十一千克左右；但这个等额换算，几乎只针对‘粟米’这个被称量物。
如果是一石其他农作物，都会因为粮粒的大小，而出现一定的误差：粮粒小于粟米的，一石便大于三十一千克，大于粟米，则小于三十一千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后世，一千克钢铁和一千克棉花，其重量是一致的。
但若是按汉时的计量方式算，那一石钢铁和一石棉花，所得出的重量绝对不可能相等！
一石棉花，无论是将棉花再怎么压进容器内，都不可能达到三十一千克。
而一石钢、铁等金属，也绝对不可能只有三十一千克。
而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便是一个为后世人所熟知，此时却并没有人意识到，或者说即便意识到了，也无法解释的概念：密度。
在后世，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水的密度等于一，其他东西，如金属、石头等高密度物体的密度大于一。
甚至有翡翠这种密度大于三，铁这种密度大于七，乃至于黄金这种密度大于十九的超高密度物质。
而造成不同密度的物体，在同一体积的情况下，具有不同重量的原因，就是因为该物体的内部，分子之间的距离大小不同。
分子之间的距离越小，密度越大，同一重量下的体积就会越小；反之，则越大。
这就造成如铁-金这两种金属，即便是在同一个体积，黄金的重量也会达到铁的将近三倍。
‘分子之间的距离’，显然是此时的人们还无法理解，也无法看到的，但具体到粟米和面粉之间，二者的‘密度’就具象多了。
同样是一石的体积，但每一粒粟米之间，都有肉眼可见的空隙；而面粉之间的空隙，已经小到了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单独一粒粟米和麦粒的密度差不多，但在‘石’这种容量单位换算下，一石粟米的重量，很可能只对应半石面粉。
换句话说：一石粟米的重量，大概在一百二十汉斤左右；而一石面粉的重量，很可能会达到二百四十甚至二百五十汉斤！
至于刘弘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那自然是为了给即将问世的面粉，制定一个合理得价格了。
根据刘弘的预案，少府收购宿麦的价格与粟米一致，为七十五钱一石。
但少府花七十五钱买进的一石冬小麦，在经过去壳、舂挑、研磨成粉等工序之后，很可能只剩下半石。
而少府把加工出来的麦粉再往外出售时，用到的单位却依旧是‘石’。
这就意味着，哪怕不考虑任何成本，只以‘不亏’为目的，一石面粉的出售价格，也起码需要达到一百五十钱。
再算上储存、加工的人工、时间成本，一石面粉的成本价，就将可能达到二百钱。
这就让刘弘有些犯难了。
哪怕不盈利，一石面粉也起码要卖二百钱？
这对于宿麦播种，以及面食的推广，将是极大的阻碍！
道理很简单：光是百姓买粮食，明码标价摆在眼前的‘粟米石七十五钱’‘麦粉石二百钱’的价格牌，就足以让百姓将麦粉，直接理解为梁米那般，只供给贵族老爷吃的‘奢侈品’。
而宿麦的年产量又与粟米接近，使其根本无法支撑每石二百钱的价格。
——梁米石数百钱，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既然宿麦并不‘稀少’，那百姓自然就不会为‘每石二百钱’的超高价格买账。
就算将面粉买回去之后，百姓很快就能发现：原本只够一家人吃三天的粟米，换成一石面粉，却能吃六天，也于事无补。
刘弘甚至非常怀疑：就算是将麦粉价格定为二百钱的成本价，都很有可能出现‘贵族都嫌太贵’的状况。
为了应对这个‘意外’状况，刘弘只能想个办法，让汉人理解一个概念：一石粟米和一石麦粉，根本就不一样重！
这个问题，让刘弘困惑了许久，都没能想到一个可行性高的方法。
——因为一石一百二十斤的概念，早就如‘一千克1000克’一样，深深刻入了每一个汉人的脑海之中。
这个时候，让一个人相信‘一石粟米二石麦粉’的操作难度，几乎不比刘弘扭转汉室厚葬之风来的容易。
“这该如何是好···”
今年，关中大半的农田都种上了宿麦，按照每亩四石的平均亩产，少府即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将近四万万石宿麦的收购！
收购宿麦，少府还不会这么吃力——毕竟百姓还会留一部分粮食做口粮，少府要收购的，并不会是所有的粮食。
而宿麦就不同了——关中百姓之所以全面补种宿麦，几乎完全是因为刘弘放出了风：少府将以每石七十五钱的价格，全面收购宿麦！
也就是说，百姓愿意在冬天种植宿麦，并非是和种植粟米一样，出于生存的目的。
百姓种植粟米，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吃，为了填饱肚子，也就是生存。
至于粟米的收购、出售，则属于次要的，正常范畴的‘交易流通’。
可百姓种植宿麦，从最开始，就从来不是为了吃。
用后世的话来说：关中百姓之所以追随刘弘地号召，全面补种宿麦，只是将宿麦当成了经济作物。
而百姓种植经济作物，从来都不会考虑这个作物会被用来作什么。
百姓唯一在乎的，是这个东西，能卖多少钱。
关中百姓今年种植宿麦也一样——没人在乎宿麦能用来作什么，大家种植宿麦的唯一目的，就只是为了卖钱。
而这，对刘弘推行宿麦耕种，推行面食，乃至于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而言，都将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
——要想吃下今年关中所产出的四万万石粟米，少府至少需要投入三百万万钱以上的本金！
为了将这些宿麦加工成面粉，更是需要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时间，才能完成。
而汉室如今的财政状况，又很难忍受一个‘投入三百万以上，且短时间无法收回成本’的项目。
——要知道就连去年秋收后的粟米收购，少府都完成的非常吃力！
如今的汉室，本来就处在一个相对贫困，财政相对结局的时间点；为了完成去年的粟米收购工作，刘弘几乎是把所有家底都掏了出来！
又是搜刮少府、勋贵家中的铜铸钱，又是不惜以少府储存的黄金拿出来换钱，刘弘几乎是用尽浑身解数，才让少府勉强完成了去年的粟米收购。
——就这，还是因为朝堂知道，这些粟米很快就会被百姓加价买回去食用；投入进去的成本很快就能收回，还能有不菲的利润。
若非如此，别说朝堂了，恐怕少府卿本人，就要在第一时间以死相逼，要阻止刘弘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了。
道理很简单：刘弘打算掏空整个政权的所有财富，全部用来购买某一种东西。
那朝堂支持与反对，自然就取决于：这个东西是否为必需品，以及这个东西能否卖出去，将成本收回。
粟米的收购，虽然对汉室而言不是‘非做不可’的刚需，但刘弘‘稳定粮价，安定民心’的解释，也勉强可以让朝堂，将粟米的收购理解为‘政治需要’。
再加上粟米收购，确实能让中央牟取一定程度的利益，才使得朝堂对这个看上去‘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新鲜事物，持一个‘先试试，看看状况’的态度。
而冬小麦被纳入粮食保护价，和粟米就不是一回事了。
少府收购粟米，再稍稍加价卖出，能让中央财政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又能让粮价安稳下来，朝堂自然是没什么话可说。
可收购冬小麦，却并不属于‘稳定粮价’这种迫切需要做的政治举措。
光这一点原因，就足以使得朝堂对于‘宿麦收购’一事，持有保留态度了。
——反正粟米价格稳定下来了，百姓不再会因为粮价波动而受苦；中央也能得到好处，又何必去收购宿麦呢？
这样一来，支撑刘弘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就只剩下一个原因了：牟利。
只有‘少府能从冬小麦收购一事上得到利益’，才能让朝堂稍稍闭嘴；再加上少府属于皇帝的保留地，才足以让朝堂对此持默认态度。
而现在，这唯一支撑刘弘，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理由，也很有可能要因为‘价格与存量不对等、不符合物以稀为贵’的理由而破碎。
这样一来，以少府收购冬小麦，就成了‘又不迫切需要，也无法从中牟利’的蜜汁操作。
而这样的操作，几乎必然会引来整个朝堂的反对！
——三百万万钱的投入打水漂，根本不是此时的汉室所能承担得起的···
“去，召北平侯觐见。”
这个问题，刘弘已经想不到解决的办法了。
但幸运的是：刘弘是皇帝。
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皇帝有的是英年才俊，为刘弘想出解局之法。
——朝堂存在的原因，也正是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