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如今广泛推行反歧视政策的美国大学文化不同，20世纪70年代的普林斯顿，远非“男女平等”，也不追求“种族多样性”。***1968年，学校刚刚聘用了第一位女性正教授。1969年，大一新生第一次招收了女生。至于“种族多样性”：当时的普林斯顿有三百多个国际学生，大部分为研究生，对于这些国际生，学校从来没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和辅导。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所美国白人男性主导的学校里，女性和国际学生都处于边缘地位。而全职太太宝拉却在1974年给校长写信，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学生中心，帮助他们提高语能力，融入美国社会。
在最初的几年，这个国际学生中心只是以宝拉无偿志愿的形式存在着。1978年，校方终于批准将国际学生中心融入学校管理系统，宝拉被聘为中心主任，直到2010年末她以八十高龄退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为万国国际学生服务的温暖之家只占着一个六平方米的迷你办公室，作为主任的宝拉只领着相当于“半全职”编制的薪金，只有一个助手帮忙，却几乎在学年中的每一天都会组织活动。今日，学校一千五百余名的国际学生中，许多人的美利坚之旅便是从“国际新生周”的一系列迎新活动开始的。在学期中，有每周定期的民族特色聚餐，有与各类专业或者宿舍合搞的演讲、文艺、社交活动，还有“亚洲文化月”“拉美文化月”“国际节”等庆祝民族文化的大型系列活动。她的办公室向所有国际学生、学者敞开。通过宝拉，这些初来乍到者走向了热心的本地居民和英语辅导志愿者。
三、第一个话剧社
我大一那年，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决定搞一个中文话剧社。这个“普林斯顿中文剧社”成了美国第一个大学生中文话剧团。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当时本科四年加在一起，一共才有二十来个大陆来的学生。且不说在这个华人极少的东部小镇辛辛苦苦排出一台戏到底能有多少看得懂的观众，就连能不能找齐那么多会讲中文的演员排一台戏都成了问题。
可是，这个剧社居然办起来了，还成了所有人最乐意出力的一件事。从那之后入学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与这个话剧社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淘宝上定演出的戏服，在出租莎士比亚剧道具的仓库里寻找可能冒充中国家具的玩意儿，在网上搜集各种音频做声效……在摸索着排出了第一出戏《暗恋桃花源》后，一位定居在学校附近素昧平生的中国女孩主动找到了剧社。她学过舞台化妆，此后的每一出戏她都无偿来为二三十号演员化专业的话剧妆。
2010年春，剧社成立不到两年，就决定去纽约公演《雷雨》。这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点子，纽约剧院的租金高得吓人，剧社困难重重，一面在努力做宣传拉赞助，一边又担心卖不出票造成大额亏损。临近公演前没几天，剧社收到一位九十岁老人的来信。他说，他的眼睛耳朵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灵敏了，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在第一排预留一个座位。然后，老人告诉我们，他上次看《雷雨》是七十五年前的上海：二十三岁的曹禺刚完成《雷雨》剧本，刚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表，老人看的《雷雨》正是此剧第一次大规模公演，演出方是唐槐秋创办的传奇的中国旅行剧团。
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历史重量让我们相信，单单为了这一位老人，为了这延续七十五年的纽带，这一场纽约公演都是值得的。
2010年4月末，《雷雨》在纽约的凯雅剧院公演，吸引了三百余名观众。
到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了话剧。那个春天，我们天天占着食堂阁楼上的一间小教室排练：
一个学了几年中文的韩国男生念着简单粗暴的白家三爷的台词：“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心有不忍，一拍胸脯子站出来说：好！我白老三虽穷，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我只道你们少年夫妻，谁没有个脾气？大不了回娘家来住个三年五载的，两下里也就回心转意了。我若知道你们认真是一刀两断，我会帮着你办离婚么？拆散人家夫妻，这是绝子绝孙的事。我白老三是有儿子的人，我还指望他们养老呢！”
在最初的几年，这个国际学生中心只是以宝拉无偿志愿的形式存在着。1978年，校方终于批准将国际学生中心融入学校管理系统，宝拉被聘为中心主任，直到2010年末她以八十高龄退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为万国国际学生服务的温暖之家只占着一个六平方米的迷你办公室，作为主任的宝拉只领着相当于“半全职”编制的薪金，只有一个助手帮忙，却几乎在学年中的每一天都会组织活动。今日，学校一千五百余名的国际学生中，许多人的美利坚之旅便是从“国际新生周”的一系列迎新活动开始的。在学期中，有每周定期的民族特色聚餐，有与各类专业或者宿舍合搞的演讲、文艺、社交活动，还有“亚洲文化月”“拉美文化月”“国际节”等庆祝民族文化的大型系列活动。她的办公室向所有国际学生、学者敞开。通过宝拉，这些初来乍到者走向了热心的本地居民和英语辅导志愿者。
三、第一个话剧社
我大一那年，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决定搞一个中文话剧社。这个“普林斯顿中文剧社”成了美国第一个大学生中文话剧团。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当时本科四年加在一起，一共才有二十来个大陆来的学生。且不说在这个华人极少的东部小镇辛辛苦苦排出一台戏到底能有多少看得懂的观众，就连能不能找齐那么多会讲中文的演员排一台戏都成了问题。
可是，这个剧社居然办起来了，还成了所有人最乐意出力的一件事。从那之后入学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与这个话剧社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淘宝上定演出的戏服，在出租莎士比亚剧道具的仓库里寻找可能冒充中国家具的玩意儿，在网上搜集各种音频做声效……在摸索着排出了第一出戏《暗恋桃花源》后，一位定居在学校附近素昧平生的中国女孩主动找到了剧社。她学过舞台化妆，此后的每一出戏她都无偿来为二三十号演员化专业的话剧妆。
2010年春，剧社成立不到两年，就决定去纽约公演《雷雨》。这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点子，纽约剧院的租金高得吓人，剧社困难重重，一面在努力做宣传拉赞助，一边又担心卖不出票造成大额亏损。临近公演前没几天，剧社收到一位九十岁老人的来信。他说，他的眼睛耳朵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灵敏了，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在第一排预留一个座位。然后，老人告诉我们，他上次看《雷雨》是七十五年前的上海：二十三岁的曹禺刚完成《雷雨》剧本，刚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表，老人看的《雷雨》正是此剧第一次大规模公演，演出方是唐槐秋创办的传奇的中国旅行剧团。
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历史重量让我们相信，单单为了这一位老人，为了这延续七十五年的纽带，这一场纽约公演都是值得的。
2010年4月末，《雷雨》在纽约的凯雅剧院公演，吸引了三百余名观众。
到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了话剧。那个春天，我们天天占着食堂阁楼上的一间小教室排练：
一个学了几年中文的韩国男生念着简单粗暴的白家三爷的台词：“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心有不忍，一拍胸脯子站出来说：好！我白老三虽穷，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我只道你们少年夫妻，谁没有个脾气？大不了回娘家来住个三年五载的，两下里也就回心转意了。我若知道你们认真是一刀两断，我会帮着你办离婚么？拆散人家夫妻，这是绝子绝孙的事。我白老三是有儿子的人，我还指望他们养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