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朝廷颁布均田令，给百姓授田，一丁百亩。但事实上，现在朝廷总户口不过二百余万，相比起隋大业中的户籍统计近九百万户，相差太大了。
然而隋末战争只打了十来年，所有人其实都清楚，这十来年时间，不可能灭绝了七百万户人口。事实上，不论是李世民还是长孙无忌都很清楚，为何现在大唐几乎一统天下了，可户还这么少？
不是人都死掉了，而是有太多的人在隋末战争动乱之中，或背井离乡逃难，或破产为奴，为破家为盗，哪怕天下一统了，但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人多地少。
均田令的人丁百亩地，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事实上前提是朝廷得有地可均。能拿出来均的地，主要是隋朝时的官田，以及战乱中绝户的无主之地，但事实上，哪怕经过十几年战争，前朝时的许多权贵、地主们，依然还占据着这绝大多数的田地，朝廷并不能拿他们的田出来均田。
其结果就是，均田令也只是部份百姓均到了田地，且只均到了不多的田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管你均没均到田，均到了多少田，只要你登记入了官方户籍之上，那么你就要承担租庸调。
管你均到十亩地还是一百亩地，每丁的租庸调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于是许多人拒绝入籍登记，他们甚至拒绝朝廷均田，他们宁愿去做地主们的佃户，或给寺庙做佃户或给豪强地主们做佃户，或者去做船工、纤夫、伐木工、矿工等等。
为何？
因为这样就不用承担租庸调，一丁一年两石粟，两匹绢十二两绵以及二十天的免费劳役不用担了，更别说还有杂役。
佃地主的地种，只需要按佃种的田亩数缴租，虽然佃种的租高，收入不多，但算起来其实比起朝廷的赋役要轻。
人都不傻。
既然入籍负担更重，那入籍做什么？田又均不到，难道就图个大唐良民好听些？
还有不少人则是在隋末时逃入山林之中，自己垦荒种地，也不入户籍，这样就可免租避役了。
说白了，其实都是迫不得已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算这次普查，让各地官府胥吏到处清查人口，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一旦这些人入籍，背上赋役重担，又不能分给他们田地，那这些人唯一的选择，就是逃户了。
他们会逃到其它地方去，或是逃进山林里，或是干脆卖身为奴给权贵豪强们。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长孙公，我们需要政事堂的支持，据我推测，这次括户应当能增加二百万户人口，但前提是政事堂支持，否则这些人绝大多数最终会成为逃户，或干脆自卖为奴，托庇于豪强们。”秦琅很郑重的道。
“你希望政事堂如何支持呢？”二百万户对于政事堂诸公来说，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多增加二百万户人口，对于朝廷来说，太重要了。
在如今大唐制度下，并不是所有人口对于大唐来说都是人口，只有那些课户课丁，才是真正朝廷的根基。
不入户籍的逃户，对于朝廷来说不纳租赋不服役，对朝廷无任何益处。
“长孙公，清查出隐户容易，但如何将他们转变为国家的课户课丁却难。如果仅仅是把他们名记登记上官方户籍，那其实根本不是解决之道。”
一个隐户，原本或在山林里垦荒自种，或是佃种地主田地，或是做工，勉强生活，现在一旦成为户籍课丁，就必须得面临赋役问题。
“要么朝廷给这些括户入籍百姓田地，要么减免赋役。”
长孙无忌皱眉，隐户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田地不足均，才导致的，现在反过来入籍，朝廷也还是变不出田地来啊。
“各地州县寺观年后会全面整顿，应当能整顿出不少田地来吧？”长孙无忌问。
“寺观田产确实会不少，但对于两百万户新增人口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而已，远远不够。”
况且，这些寺庙田产，也不可能全到的了百姓手里，皇家、官府、权贵们都要扒皮层，就如长安这的情况一下，最后拿出来给百姓的也就四成。
两百万人口，就算一户一丁，一丁百亩，那也需要至少两百万顷地。
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百姓因无地却要承担极重的赋役，于是逃隐，而现在朝廷要把这些人清查出来，但又无地可授。
一个死循环。
“朝廷可给这些新括户两三年的租庸调全免！”
“长孙公，这远远不够。两三年后呢，他们又要怎么办？有些人现在靠佃地为生，本身就要向地主交租，如今又要向朝廷交租赋，承劳役，这日子过不下去的。”
“三郎你有什么良策呢？”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抛砖引玉吧。现如今括户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无田可授和租庸调的问题，甚至不仅是括户有这问题，许多中原等地百姓也有这问题，均田数量不足，租庸调又不变，导致实际的税率大增，负担加重。”
秦琅希望更改一下租庸调这个基本税制，既然租庸调的根本是均田制，而均田制现在都已经难以执行了，那税制自然得改，否则继续这样下去，必然会最后崩溃的。
事实上，唐朝的崩溃，根本性就是缘由均田制的难以为继，均田制最先崩，然后租庸调这个基本税制也崩了，于是国家财政跟着崩了，继而府兵制也维持不下去，甚至最后募兵制都出问题，最后朝廷不得不设立节度使，让节度使行政军事财税等一肩挑，本意就是中央无能为力了，让地方自想办法，结果自然也就成了节度使的尾大不掉，最终藩镇之乱，安史之乱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虽然后来推行两税改革，但也不过是在苦苦支撑苟延残喘而已。
“上次我提的那个地税，我觉得是个方向。不如把租庸调中的租，由每年每丁二石粟，改为每亩地纳二升粟，至于调，改为每亩纳钱一文，也可缴纳等价绢、布、麻、绵等物。庸依然为每年免费服役二十天，但允许折绢代庸，每日折绢三尺或六十钱。”
“对于无地者、商贾、工匠户则改以户等征钱，以九等区分，下下户可免征，上上户征租粮五石，纳调三贯，庸三百钱，其余各等各有所差·········”
长孙无忌听的大为惊讶，秦琅这是把之前的地税计划稍稍一改，直接套到了租庸调制正税上啊。
“长孙公，若按此法，则不但新括二百万户百姓不用担心再做逃户，就算是现在的三百万户，也将负担大减。”
长孙无忌哪看不出这个新税法的特点，不外乎劫富济贫。
尤其是原来的税法里，是有课户和不课户，课丁和不课丁的区别的，就是如官员贵族们，本身是不纳税不服役的，但现在秦琅这么一来，实际上就是王公百姓一体纳粮了。
而且还是直接按拥田数来算，占田多，税就高，占田少或无地的，税自然也就少了。
税率相比之前，其实没什么变化，但征收的方式变了，实际上百姓尤其是普通百姓大大得益，但那些富户地主，尤其是大官僚大权贵们可就受损严重了，税赋可能要几百上千倍的增加。
“若实此法，实际上地税可以暂缓开征也没关系，朝廷实际上财税收入能够大大增加。一年能得粮一千四五百万户，得钱数百万贯。”秦琅说道。
“可你这个法子，只怕朝堂上会有很多人反对啊。”
“长孙公，我们都是为了朝廷，均田制在武德朝都难以为继，贞观朝如何继续？将来更加无法推行，若是不把以均田制为根本的租庸调制改了，那大唐又能走多远？如今我们尚在开国之初，还有魄力去解决，遇到的阻碍会少很多，若我们现在不解决，等到后世子孙时，只怕就动都动不了了。”
秦琅的新租庸调制，其实就是两税法了，以田亩征粮，征钱。他没有直接上来就改两税法，也是想着先偷偷换个概念，等后面再调整。
“这事我们不做，谁来做？”秦琅问长孙无忌。
长孙沉思良久，“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这事确实很严重，我得与诸位相公们开政事堂会议商讨，最后向陛下奏报。”
“好，我相信诸公们都是眼光远，格局大的人，都能着远百年之远，我先走了，等长孙公好消息。”
长孙无忌道，“你回去后先把你的这个想法完善一下，写个表章交给我，我好拿到政事堂上与诸相公商议！”
“我回家就写，会尽快送来。”
长孙无忌亲自把外甥女婿送到了门口，“你这新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可是改变了战国以来千百年的基本税制啊。”
“长孙公，只要是对的，有益于大唐的，就算要改变旧法，也是值得的。”秦琅道。
两人叉手告别。
然而隋末战争只打了十来年，所有人其实都清楚，这十来年时间，不可能灭绝了七百万户人口。事实上，不论是李世民还是长孙无忌都很清楚，为何现在大唐几乎一统天下了，可户还这么少？
不是人都死掉了，而是有太多的人在隋末战争动乱之中，或背井离乡逃难，或破产为奴，为破家为盗，哪怕天下一统了，但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人多地少。
均田令的人丁百亩地，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事实上前提是朝廷得有地可均。能拿出来均的地，主要是隋朝时的官田，以及战乱中绝户的无主之地，但事实上，哪怕经过十几年战争，前朝时的许多权贵、地主们，依然还占据着这绝大多数的田地，朝廷并不能拿他们的田出来均田。
其结果就是，均田令也只是部份百姓均到了田地，且只均到了不多的田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管你均没均到田，均到了多少田，只要你登记入了官方户籍之上，那么你就要承担租庸调。
管你均到十亩地还是一百亩地，每丁的租庸调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于是许多人拒绝入籍登记，他们甚至拒绝朝廷均田，他们宁愿去做地主们的佃户，或给寺庙做佃户或给豪强地主们做佃户，或者去做船工、纤夫、伐木工、矿工等等。
为何？
因为这样就不用承担租庸调，一丁一年两石粟，两匹绢十二两绵以及二十天的免费劳役不用担了，更别说还有杂役。
佃地主的地种，只需要按佃种的田亩数缴租，虽然佃种的租高，收入不多，但算起来其实比起朝廷的赋役要轻。
人都不傻。
既然入籍负担更重，那入籍做什么？田又均不到，难道就图个大唐良民好听些？
还有不少人则是在隋末时逃入山林之中，自己垦荒种地，也不入户籍，这样就可免租避役了。
说白了，其实都是迫不得已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算这次普查，让各地官府胥吏到处清查人口，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一旦这些人入籍，背上赋役重担，又不能分给他们田地，那这些人唯一的选择，就是逃户了。
他们会逃到其它地方去，或是逃进山林里，或是干脆卖身为奴给权贵豪强们。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长孙公，我们需要政事堂的支持，据我推测，这次括户应当能增加二百万户人口，但前提是政事堂支持，否则这些人绝大多数最终会成为逃户，或干脆自卖为奴，托庇于豪强们。”秦琅很郑重的道。
“你希望政事堂如何支持呢？”二百万户对于政事堂诸公来说，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多增加二百万户人口，对于朝廷来说，太重要了。
在如今大唐制度下，并不是所有人口对于大唐来说都是人口，只有那些课户课丁，才是真正朝廷的根基。
不入户籍的逃户，对于朝廷来说不纳租赋不服役，对朝廷无任何益处。
“长孙公，清查出隐户容易，但如何将他们转变为国家的课户课丁却难。如果仅仅是把他们名记登记上官方户籍，那其实根本不是解决之道。”
一个隐户，原本或在山林里垦荒自种，或是佃种地主田地，或是做工，勉强生活，现在一旦成为户籍课丁，就必须得面临赋役问题。
“要么朝廷给这些括户入籍百姓田地，要么减免赋役。”
长孙无忌皱眉，隐户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田地不足均，才导致的，现在反过来入籍，朝廷也还是变不出田地来啊。
“各地州县寺观年后会全面整顿，应当能整顿出不少田地来吧？”长孙无忌问。
“寺观田产确实会不少，但对于两百万户新增人口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而已，远远不够。”
况且，这些寺庙田产，也不可能全到的了百姓手里，皇家、官府、权贵们都要扒皮层，就如长安这的情况一下，最后拿出来给百姓的也就四成。
两百万人口，就算一户一丁，一丁百亩，那也需要至少两百万顷地。
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百姓因无地却要承担极重的赋役，于是逃隐，而现在朝廷要把这些人清查出来，但又无地可授。
一个死循环。
“朝廷可给这些新括户两三年的租庸调全免！”
“长孙公，这远远不够。两三年后呢，他们又要怎么办？有些人现在靠佃地为生，本身就要向地主交租，如今又要向朝廷交租赋，承劳役，这日子过不下去的。”
“三郎你有什么良策呢？”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抛砖引玉吧。现如今括户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无田可授和租庸调的问题，甚至不仅是括户有这问题，许多中原等地百姓也有这问题，均田数量不足，租庸调又不变，导致实际的税率大增，负担加重。”
秦琅希望更改一下租庸调这个基本税制，既然租庸调的根本是均田制，而均田制现在都已经难以执行了，那税制自然得改，否则继续这样下去，必然会最后崩溃的。
事实上，唐朝的崩溃，根本性就是缘由均田制的难以为继，均田制最先崩，然后租庸调这个基本税制也崩了，于是国家财政跟着崩了，继而府兵制也维持不下去，甚至最后募兵制都出问题，最后朝廷不得不设立节度使，让节度使行政军事财税等一肩挑，本意就是中央无能为力了，让地方自想办法，结果自然也就成了节度使的尾大不掉，最终藩镇之乱，安史之乱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虽然后来推行两税改革，但也不过是在苦苦支撑苟延残喘而已。
“上次我提的那个地税，我觉得是个方向。不如把租庸调中的租，由每年每丁二石粟，改为每亩地纳二升粟，至于调，改为每亩纳钱一文，也可缴纳等价绢、布、麻、绵等物。庸依然为每年免费服役二十天，但允许折绢代庸，每日折绢三尺或六十钱。”
“对于无地者、商贾、工匠户则改以户等征钱，以九等区分，下下户可免征，上上户征租粮五石，纳调三贯，庸三百钱，其余各等各有所差·········”
长孙无忌听的大为惊讶，秦琅这是把之前的地税计划稍稍一改，直接套到了租庸调制正税上啊。
“长孙公，若按此法，则不但新括二百万户百姓不用担心再做逃户，就算是现在的三百万户，也将负担大减。”
长孙无忌哪看不出这个新税法的特点，不外乎劫富济贫。
尤其是原来的税法里，是有课户和不课户，课丁和不课丁的区别的，就是如官员贵族们，本身是不纳税不服役的，但现在秦琅这么一来，实际上就是王公百姓一体纳粮了。
而且还是直接按拥田数来算，占田多，税就高，占田少或无地的，税自然也就少了。
税率相比之前，其实没什么变化，但征收的方式变了，实际上百姓尤其是普通百姓大大得益，但那些富户地主，尤其是大官僚大权贵们可就受损严重了，税赋可能要几百上千倍的增加。
“若实此法，实际上地税可以暂缓开征也没关系，朝廷实际上财税收入能够大大增加。一年能得粮一千四五百万户，得钱数百万贯。”秦琅说道。
“可你这个法子，只怕朝堂上会有很多人反对啊。”
“长孙公，我们都是为了朝廷，均田制在武德朝都难以为继，贞观朝如何继续？将来更加无法推行，若是不把以均田制为根本的租庸调制改了，那大唐又能走多远？如今我们尚在开国之初，还有魄力去解决，遇到的阻碍会少很多，若我们现在不解决，等到后世子孙时，只怕就动都动不了了。”
秦琅的新租庸调制，其实就是两税法了，以田亩征粮，征钱。他没有直接上来就改两税法，也是想着先偷偷换个概念，等后面再调整。
“这事我们不做，谁来做？”秦琅问长孙无忌。
长孙沉思良久，“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这事确实很严重，我得与诸位相公们开政事堂会议商讨，最后向陛下奏报。”
“好，我相信诸公们都是眼光远，格局大的人，都能着远百年之远，我先走了，等长孙公好消息。”
长孙无忌道，“你回去后先把你的这个想法完善一下，写个表章交给我，我好拿到政事堂上与诸相公商议！”
“我回家就写，会尽快送来。”
长孙无忌亲自把外甥女婿送到了门口，“你这新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可是改变了战国以来千百年的基本税制啊。”
“长孙公，只要是对的，有益于大唐的，就算要改变旧法，也是值得的。”秦琅道。
两人叉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