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现场检查，我们看了几十家企业。”主座旁一位从资本监管委员会离职的刘君道。
刘君，男，36岁，硕士毕业就进入了资本监管委员会，工作十余年后才决定进入券商工作。
刘君这类人因为在监管层有一定资源，也熟悉监管尺度，故很受各大券商和投资机构的欢迎，基本都是抢着要的“稀缺资源”。
金权集团的年中晚宴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菜品规格很高，请来的也是各大专业舞团与相声小品表演者，但刘成楠与王潮的眼中似乎看到的只有这个新挖来的刘君，红水科技董事长曾志成也在特邀名单之中，此人正坐在蒋一帆左侧。
金权集团副总裁刘成楠姿态优雅地喝了一勺烫，微笑问刘君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
“我最记得的只有几个，三云一家化工公司存在账外虚构支付费用，虚增利润；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还涉嫌虚假转让股权，从而消除同业竞争。”
“股权还能虚假转让？”曾志成吃惊地问。
“呵呵，就是表面上转了，实际上是代持，没转。”
刘君喝了口茶继续道，“京城一家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公司的钱大额提出，存到自己的私人账户，然后让供应商虚开发票；还有一些企业，原材料的投入与产出比例明显存在异常，银行存款日记账记载的交易对手方与资金流水显示的对手方不一致，或者开具无实际销售活动的虚假发票。”
“这些情况在前期投行做财务核查时，应该都能查出来才对。”王潮语气很平静。
“做得好的话，当然都能。”刘君道，“但总有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我们不会细查，或者就是赌，赌我们现场检查抽不中它们。”刘君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曾志成，微笑道：“不过我相信曾总的公司肯定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必须地！我们公司干净得很！”曾志成说着就用他那看不见血管的肥手端起酒杯，直接敬到刘君面前。
“不信您问问他们！”曾志成指着王潮、蒋一帆和黄元斌，我公司一份《代持协议》都没有，虚假发票更是不存在，收支货款，那绝对是公账对公账，我一分没挪用。”
“哈哈，这肯定的。”刘君也爽快站起跟曾志成碰了杯。
刘君刚才提及的问题，蒋一帆进场红水科技核查到现在，确实没有发现。
但红水科技真正的问题也并不乐观，至少没有乐观到让蒋一帆愿意签字。
刘君这样背景的人大家尊敬他、恭维他，但同时也提防他。
尊敬和恭维的原因是他曾经离监管层很近，关键时可在发审委那边说得上话，可以旁敲侧击问问某个具体项目预审员什么态度；
提防的原因自然也是他曾经离监管层很近，所以项目中的具体细节，这样的人还是越少知道越好，免得大舌头搅了一盘“好”局。
金权集团把刘君挖过来后，并没有将其放在山恒证券，而是直接让他进入集团的青阳投资分公司担任副总监，而王潮正是这家分公司的投资总监。
“刘总怎么下海了？”曾志成这个行外人毫不避讳地朝刘君问道。
“呵呵，得赚点钱，养二胎。”
刘君用叉子叉起了饭后果盘中的一片西瓜，突然将话题往蒋一帆身上一转道：“现在投行人2017年的奖金是不是2019年都发不完？”
蒋一帆立刻明白刘君问的是针对国家出台的一个征求意见稿，里面提及证券公司应当建立业务人员奖金递延支付机制，不得对奖金实行一次性发放。奖金递延发放年限原则上不得少于3年。
当时该意见稿发布后整个投行界全炸了锅，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做了一个项目就在一年内吃饱，奖金得分三年甚至更多年，分次发放。
该奖金发放方式限制了人员流动性，本来爷我今年干够了，拿了奖金就转私募，或者跳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投资部，结果爷今年的奖金你分三四年给我，那岂不是我要继续被栓在投行三四年？
国内很多券商，一旦你主动提出离职，后面没发完的奖金，就跟你没啥关系了，都是公司的额外收益。
所以爷我为了不亏本，在等待奖金慢慢发的这三四年里还不能出新项目，否则又是新一轮奖金，想要全部拿完又要等个三四年。
可以说这个政策对于投资银行的所有员工，零支持，毕竟投行人就算不跳槽，也有很大的需求买车、买房与生娃。
那些已经有车有房有娃的人，想的全是换更大的房，买更好的车与生更多的娃，想想很幼稚，但这就是现实。
“刘总，我们山恒还是以员工意愿为基准的，只要员工家里有需要，无论是看病还是买房，奖金都是一次性给的，毕竟那个意见稿也没强制实施。”王潮帮蒋一帆回答道。
“高薪嘛，自然会遭人嫉妒。”刘君哈哈道，“去年我在招聘网站上，看到青阳的有家投行招一个本科生，ppt岗，其实就是专门做美工，年薪开到了30至60万，只要求2年以上工作经验。”
“刘总，那些都是特例。”此时黄元斌插话道，“我们以前在明和，头部券商，正式员工一个月到手就4000出头，租个房子基本上饭都要自己做，不敢去聚会，现在我听说也就涨到了6500左右，您看现在都2018年了。”
刘君笑着点了点头，“没事，项目出来了就有钱了，你们投行干得多，拿得多是应该的，我看了下去年前28家券商的业务收入，投行业务占比是最大的，所以券商要赚钱，还得多靠靠一级市场。”
刘君当然没有把监管层内部的想法说出来。
监管层认为，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投行业务存在“重发展、轻质量”、“重规模、轻风险”，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执业质量良莠不齐、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脱节等现象，与其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方面承担的日益重要职责不相匹配。
“粗放管理”、“纪律松散”、“过度激励”、“内部管控不足”这些词会刘君经常能在资本监管委员会的同事们口中听到，这是他们对于一些投资银行的普遍评价。
很多投资银行申报的项目确实存在质量不过关的情况，而这些高风险项目的项目组成员，往往寄希望于干一单，吃饱了就跑，奖金最好一次性砸下来，而后从此隐匿江湖、金盆洗手。
延后奖金发放，不过就是让这些心怀鬼胎的人跑得慢一点罢了。
刘君，男，36岁，硕士毕业就进入了资本监管委员会，工作十余年后才决定进入券商工作。
刘君这类人因为在监管层有一定资源，也熟悉监管尺度，故很受各大券商和投资机构的欢迎，基本都是抢着要的“稀缺资源”。
金权集团的年中晚宴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菜品规格很高，请来的也是各大专业舞团与相声小品表演者，但刘成楠与王潮的眼中似乎看到的只有这个新挖来的刘君，红水科技董事长曾志成也在特邀名单之中，此人正坐在蒋一帆左侧。
金权集团副总裁刘成楠姿态优雅地喝了一勺烫，微笑问刘君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
“我最记得的只有几个，三云一家化工公司存在账外虚构支付费用，虚增利润；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还涉嫌虚假转让股权，从而消除同业竞争。”
“股权还能虚假转让？”曾志成吃惊地问。
“呵呵，就是表面上转了，实际上是代持，没转。”
刘君喝了口茶继续道，“京城一家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公司的钱大额提出，存到自己的私人账户，然后让供应商虚开发票；还有一些企业，原材料的投入与产出比例明显存在异常，银行存款日记账记载的交易对手方与资金流水显示的对手方不一致，或者开具无实际销售活动的虚假发票。”
“这些情况在前期投行做财务核查时，应该都能查出来才对。”王潮语气很平静。
“做得好的话，当然都能。”刘君道，“但总有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我们不会细查，或者就是赌，赌我们现场检查抽不中它们。”刘君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曾志成，微笑道：“不过我相信曾总的公司肯定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必须地！我们公司干净得很！”曾志成说着就用他那看不见血管的肥手端起酒杯，直接敬到刘君面前。
“不信您问问他们！”曾志成指着王潮、蒋一帆和黄元斌，我公司一份《代持协议》都没有，虚假发票更是不存在，收支货款，那绝对是公账对公账，我一分没挪用。”
“哈哈，这肯定的。”刘君也爽快站起跟曾志成碰了杯。
刘君刚才提及的问题，蒋一帆进场红水科技核查到现在，确实没有发现。
但红水科技真正的问题也并不乐观，至少没有乐观到让蒋一帆愿意签字。
刘君这样背景的人大家尊敬他、恭维他，但同时也提防他。
尊敬和恭维的原因是他曾经离监管层很近，关键时可在发审委那边说得上话，可以旁敲侧击问问某个具体项目预审员什么态度；
提防的原因自然也是他曾经离监管层很近，所以项目中的具体细节，这样的人还是越少知道越好，免得大舌头搅了一盘“好”局。
金权集团把刘君挖过来后，并没有将其放在山恒证券，而是直接让他进入集团的青阳投资分公司担任副总监，而王潮正是这家分公司的投资总监。
“刘总怎么下海了？”曾志成这个行外人毫不避讳地朝刘君问道。
“呵呵，得赚点钱，养二胎。”
刘君用叉子叉起了饭后果盘中的一片西瓜，突然将话题往蒋一帆身上一转道：“现在投行人2017年的奖金是不是2019年都发不完？”
蒋一帆立刻明白刘君问的是针对国家出台的一个征求意见稿，里面提及证券公司应当建立业务人员奖金递延支付机制，不得对奖金实行一次性发放。奖金递延发放年限原则上不得少于3年。
当时该意见稿发布后整个投行界全炸了锅，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做了一个项目就在一年内吃饱，奖金得分三年甚至更多年，分次发放。
该奖金发放方式限制了人员流动性，本来爷我今年干够了，拿了奖金就转私募，或者跳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投资部，结果爷今年的奖金你分三四年给我，那岂不是我要继续被栓在投行三四年？
国内很多券商，一旦你主动提出离职，后面没发完的奖金，就跟你没啥关系了，都是公司的额外收益。
所以爷我为了不亏本，在等待奖金慢慢发的这三四年里还不能出新项目，否则又是新一轮奖金，想要全部拿完又要等个三四年。
可以说这个政策对于投资银行的所有员工，零支持，毕竟投行人就算不跳槽，也有很大的需求买车、买房与生娃。
那些已经有车有房有娃的人，想的全是换更大的房，买更好的车与生更多的娃，想想很幼稚，但这就是现实。
“刘总，我们山恒还是以员工意愿为基准的，只要员工家里有需要，无论是看病还是买房，奖金都是一次性给的，毕竟那个意见稿也没强制实施。”王潮帮蒋一帆回答道。
“高薪嘛，自然会遭人嫉妒。”刘君哈哈道，“去年我在招聘网站上，看到青阳的有家投行招一个本科生，ppt岗，其实就是专门做美工，年薪开到了30至60万，只要求2年以上工作经验。”
“刘总，那些都是特例。”此时黄元斌插话道，“我们以前在明和，头部券商，正式员工一个月到手就4000出头，租个房子基本上饭都要自己做，不敢去聚会，现在我听说也就涨到了6500左右，您看现在都2018年了。”
刘君笑着点了点头，“没事，项目出来了就有钱了，你们投行干得多，拿得多是应该的，我看了下去年前28家券商的业务收入，投行业务占比是最大的，所以券商要赚钱，还得多靠靠一级市场。”
刘君当然没有把监管层内部的想法说出来。
监管层认为，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投行业务存在“重发展、轻质量”、“重规模、轻风险”，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执业质量良莠不齐、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脱节等现象，与其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方面承担的日益重要职责不相匹配。
“粗放管理”、“纪律松散”、“过度激励”、“内部管控不足”这些词会刘君经常能在资本监管委员会的同事们口中听到，这是他们对于一些投资银行的普遍评价。
很多投资银行申报的项目确实存在质量不过关的情况，而这些高风险项目的项目组成员，往往寄希望于干一单，吃饱了就跑，奖金最好一次性砸下来，而后从此隐匿江湖、金盆洗手。
延后奖金发放，不过就是让这些心怀鬼胎的人跑得慢一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