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吴福线、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线之所以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包括委员长-蒋中正在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有很大责任的。
早在9月1日，大本营就曾电令胡宗南的第1军进行吴福线工事的修理。9月3日，大本营又改令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指派部队负责修整国防工事，并构筑步兵野战工事。
“查吴福、澄锡与沪杭各线阵地编成，除原有国防永久工事外，步兵掩体、指挥所、了望所、交通壕、障碍物、阵地交通路等多未完成。兹规定吴福线及锡澄线工事，由冯司令长官、顾副司令长官指派部队担任，沪杭线由张总司令发奎指派该区部队担任，分别负责构筑，统限9月20日以前完成。”当时大本营给顾祝同的电文也不过如此寥寥几句。
接到电文之后，顾祝同认为兵力不足，根本就无法进行部署，于是回电称“限期内可完成永久工事之修整，至于步兵线野战诸工事，请钧座指定部队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于9月10日致电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命令以第66军担任吴福线守备，并负责构筑步兵野战工事。而相应的命令则是更进一步的指示到位“查吴福阵地，应增强之步兵工事，急需构筑完成。兹着由66军担任构筑并守备。其部署应如下：
“该军以1师担任吴江至阳澄湖以南阵地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其主力控制于吴县附近，并以步兵1团任殿山湖西南莘塔镇、周庄、陈墓及澄湖以西、同里镇以东、真义镇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
该军以1师担任湘城镇经常熟至福山镇阵地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其主力控制于杨尖镇附近，并以一部任梅李镇、浒浦镇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
该军以教导旅任福山镇以西鹿苑镇、西塘桥、杨舍营、合兴街及其以北双桥西、新桥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
其部署及步兵工事。限于9月20日以前完成。具报为要。
所有吴福阵地未完成之永久、半永久工事，着由城塞组派员会同该军长迅速完成……）”
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倾全力于淞沪会战，力求在上海一举击败入侵之日军，9月12日，军委会调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由蒋委员长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这种环境下。第66军于9月15日刚刚到达吴福线。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工事修整，便又被调至淞沪战场投入战斗。
直至9月24日，才由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共同决定抽调第33师地三个团和第76师率领临时征发的民工修整、构筑吴福线工事。10月1日完成修整。但未部署守备部队。也正是因为这样，没有部署守备部队。在日军的追击下，中**队只能在还没站稳脚根的情况下再一次撤退，而日军则再跟进一步。不从军事上谈，仅从心理角度上讲，整个淞沪撤退就是一场大溃败了。
自从11月11日，上海陷落之后，南京的气氛就顿时紧张了起来。谁都已经意识到了南京所面临地危机了。而中日之间地这场战争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
而自从10月局势恶变以来，有关于南京是守还是放弃的问题就一直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争论的焦点。一个方面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抗战初期不战而弃，对全国民众没法交代，更是影响士气与抗战热情。更何况，南京是国际观瞻所在，国民政府特使-蒋百里此时正奔走于欧洲，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如何能够轻言放弃南京。
可是要是守南京，上海作战中，**精锐部队伤亡惨重，此时正向皖南集结休整，就现在地形势来说，根本就无法再与日军对决，南京守不守？如果不守？怎么给国民做出交代？如果守，谁来守？怎么守？这是一个很大地问题，很难做出地决定。
自从日军第10军登陆上海之后，整个11月中旬，淞沪战局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华中方面军数路疾进，直逼南京，此时南京已然危在旦夕。
11月12日，国民政府通过《中央日报》发表《告南京市民书》，这更是使得南京市民的恐慌心理进一步加剧。而城郊外已经出现了大批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部队，这多少使得南京市内地紧张情绪更是火上浇油样的升级了。
南京是守是弃，问题已再不能拖下去了，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最高统帅部就已经感到了事态地严重了，南京的防守问题不得不开始得到重视了。
作为国民政府的军事统帅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必须拿出断然的决定。为此，最高军事委员会连续召开相应会议。由于陈诚和顾祝同均未在南京，第一次会议也就由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作战厅厅长-刘斐参与。
会议讨论的主题便是是否南京。作战厅厅长-刘斐认为日军利用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必然以优势的海、陆军配合空中力量，沿长江、沪宁线、京杭线等水陆交通线西进而。南京位于长江弯曲部，地形上背水，敌人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形势下，不易防守；而且国民政府军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也难以恢复战斗力。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南京进行决战。建议在南京作象征性的适当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退，使用兵力不超过13个团。
何应钦、徐永昌亦表示同意南京不可死守。正在那就外围外集结军队的陈诚、顾祝同在电文中也持类似的观点。而更早之前，当最高统帅部决定淞沪战线的各部队后撤时，蒋委员长曾电召左翼军总司令-陈诚到南京面商是否防守南京的问题。
而陈诚当时就认为不应死守南京，并从军事上陈说了不能守的诸多理由。从纯军事角度而言，避免在南京决战是正确的，然从政治角度而言，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必要的有限防守还是需要的。但就得看怎么守了。
同样，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认为南京不可死守。白崇禧认为应该直接放弃南京，因为在淞沪会战中，**部队伤亡数十万，部队损失惨重、疲惫至极，向南京集结的部队也多是由上海方向撤退回来的，而且是一路败退，士气和战斗力均已不济；反观日军，武器精良，携新胜之威，且是水陆空三军立体掩杀而来，在此情况下，南京面临的不是守与不守的问题，而是无法防守的问题。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听后，只是陷入沉思，并没有立即表态。因为白崇禧等人的理由，单从军事角度来看，确实是正确的，是客观的。而在此之前，德**事顾问团也曾建议将南京变为不设防城市。
如果仅仅单纯地从军事角度看待南京的守弃问题，那倒是很简单，南京大可不必守。但从政治上考虑放弃南京的后果。至于德国顾问所说的将南京变为不设防城市，似乎也不太现实。也正是因为这样，第一次会议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只是做出了同意淞沪会战中损失较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的决定。
11月1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军令部长副部长-王俊。
在过去的四天里，经过连日来的思考，在会上，蒋委员长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南京是必须派兵守卫的。”
对于委员长的这一观点，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很是赞同，他认为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同时唐生智还着重还提到了国父-中山先生的陵寝问题，南京不仅仅是中国首都，又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而且，为了掩护前方退却下来的部队的休整以及从后方增援而来的部队的集中，应利用南京守卫作战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因此，唐生智力主固守南京。
考虑到当时九国公约各国正在开会讨论日军的侵华问题，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代表德国政府也正在为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进行秘密调停。而且特别是在思想上蒋委员长认为“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也是正是这样，唐生智的建议很是符合了蒋委员长的心意。
相对于11月12日的第一次会议的不了了之，16日的这次会议基本明确了守卫南京的态度。但至于是象征性防守，还是以重兵死守以及由谁来守，军委会还还没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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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9月1日，大本营就曾电令胡宗南的第1军进行吴福线工事的修理。9月3日，大本营又改令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指派部队负责修整国防工事，并构筑步兵野战工事。
“查吴福、澄锡与沪杭各线阵地编成，除原有国防永久工事外，步兵掩体、指挥所、了望所、交通壕、障碍物、阵地交通路等多未完成。兹规定吴福线及锡澄线工事，由冯司令长官、顾副司令长官指派部队担任，沪杭线由张总司令发奎指派该区部队担任，分别负责构筑，统限9月20日以前完成。”当时大本营给顾祝同的电文也不过如此寥寥几句。
接到电文之后，顾祝同认为兵力不足，根本就无法进行部署，于是回电称“限期内可完成永久工事之修整，至于步兵线野战诸工事，请钧座指定部队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于9月10日致电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命令以第66军担任吴福线守备，并负责构筑步兵野战工事。而相应的命令则是更进一步的指示到位“查吴福阵地，应增强之步兵工事，急需构筑完成。兹着由66军担任构筑并守备。其部署应如下：
“该军以1师担任吴江至阳澄湖以南阵地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其主力控制于吴县附近，并以步兵1团任殿山湖西南莘塔镇、周庄、陈墓及澄湖以西、同里镇以东、真义镇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
该军以1师担任湘城镇经常熟至福山镇阵地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其主力控制于杨尖镇附近，并以一部任梅李镇、浒浦镇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
该军以教导旅任福山镇以西鹿苑镇、西塘桥、杨舍营、合兴街及其以北双桥西、新桥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
其部署及步兵工事。限于9月20日以前完成。具报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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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倾全力于淞沪会战，力求在上海一举击败入侵之日军，9月12日，军委会调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由蒋委员长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这种环境下。第66军于9月15日刚刚到达吴福线。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工事修整，便又被调至淞沪战场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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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1月11日，上海陷落之后，南京的气氛就顿时紧张了起来。谁都已经意识到了南京所面临地危机了。而中日之间地这场战争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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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是守南京，上海作战中，**精锐部队伤亡惨重，此时正向皖南集结休整，就现在地形势来说，根本就无法再与日军对决，南京守不守？如果不守？怎么给国民做出交代？如果守，谁来守？怎么守？这是一个很大地问题，很难做出地决定。
自从日军第10军登陆上海之后，整个11月中旬，淞沪战局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华中方面军数路疾进，直逼南京，此时南京已然危在旦夕。
11月12日，国民政府通过《中央日报》发表《告南京市民书》，这更是使得南京市民的恐慌心理进一步加剧。而城郊外已经出现了大批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部队，这多少使得南京市内地紧张情绪更是火上浇油样的升级了。
南京是守是弃，问题已再不能拖下去了，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最高统帅部就已经感到了事态地严重了，南京的防守问题不得不开始得到重视了。
作为国民政府的军事统帅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必须拿出断然的决定。为此，最高军事委员会连续召开相应会议。由于陈诚和顾祝同均未在南京，第一次会议也就由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作战厅厅长-刘斐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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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诚当时就认为不应死守南京，并从军事上陈说了不能守的诸多理由。从纯军事角度而言，避免在南京决战是正确的，然从政治角度而言，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必要的有限防守还是需要的。但就得看怎么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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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听后，只是陷入沉思，并没有立即表态。因为白崇禧等人的理由，单从军事角度来看，确实是正确的，是客观的。而在此之前，德**事顾问团也曾建议将南京变为不设防城市。
如果仅仅单纯地从军事角度看待南京的守弃问题，那倒是很简单，南京大可不必守。但从政治上考虑放弃南京的后果。至于德国顾问所说的将南京变为不设防城市，似乎也不太现实。也正是因为这样，第一次会议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只是做出了同意淞沪会战中损失较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的决定。
11月1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军令部长副部长-王俊。
在过去的四天里，经过连日来的思考，在会上，蒋委员长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南京是必须派兵守卫的。”
对于委员长的这一观点，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很是赞同，他认为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同时唐生智还着重还提到了国父-中山先生的陵寝问题，南京不仅仅是中国首都，又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而且，为了掩护前方退却下来的部队的休整以及从后方增援而来的部队的集中，应利用南京守卫作战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因此，唐生智力主固守南京。
考虑到当时九国公约各国正在开会讨论日军的侵华问题，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代表德国政府也正在为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进行秘密调停。而且特别是在思想上蒋委员长认为“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也是正是这样，唐生智的建议很是符合了蒋委员长的心意。
相对于11月12日的第一次会议的不了了之，16日的这次会议基本明确了守卫南京的态度。但至于是象征性防守，还是以重兵死守以及由谁来守，军委会还还没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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