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2年这个夏天，力主对中国开战的海军，以自己的想法主导了一场十分不成功的奇袭作战，除了把日本海军这二十年的老本都赔了个干净之外，取得的战果都是伊藤博文等老功勋为了维持国家稳定吹嘘出来的东西。这种玩意糊弄盲目从上的日本下层老百姓还可以，但在军队和政坛内部对于海军的大惨败都是心知肚明。所以对海军的无能大加谴责的人不少，但更多的是陆军对海军态度的强烈不满。
这个时代日本海军还只是陆军的小弟，排起座次来也是陆军在前海军在后，在陆军看来海军就该随着自己的指挥棒走。但这一次海军依靠着西乡从道兼任陆海军大臣的便利，绕过了陆军把持的参谋本部，直接发动了这场由海军主导的“正名”之战。
其实海军打得小算盘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海军就是想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利向陆军叫板，借此拨正自己的地位。所以说这场战争的进程是如此的奇怪，为什么日本海军几乎是倾巢出动，而陆军却只动用了一个联队，海军就是想削弱陆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不让陆军分自己的功劳。
海军的想法很好，而且后期的效果也基本达到了，不过可惜的是都是反效果，如果是一场大胜利陆军当然分不到什么大功劳，但相反如果是一场大失败，陆军也自然不用承担什么大责任了，于是日本海军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不光如此，在海军正在为善后大伤脑筋，并准备重建的时候，日本陆军中对海军这次以下犯上的自私自利行为十分不满的军官也跳出来，开始对海军落井下石抽冷子的给闷棍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1892年6月末海军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海军特别造舰筹备案》，提出为了同秦国海军对抗，需要在今后三年内为海军购买两艘大型铁甲舰和两艘防护巡洋舰，总计二千万日元的巨额采购预算案。
说真的日本海军的这个方案，在伊藤博文等大佬看来还是很合理的。在他们已知的情报里：大秦南洋水师已经在英国采购了两艘万吨级大型铁甲舰，其他的中小型巡洋舰也采购了四艘左右。而秦国北洋水师在德国订购的两艘七千吨级铁甲舰明年就将回国，就算今后秦国水师停止购舰也将形成对日本海军的绝对优势。而现在唯一的手段就是采购几艘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大舰以增加实力了。
虽说日本政坛上层的大佬们不糊涂，但是在那些已经对海军不满的陆军内部的大陆军主义者而言，这个《海军特别造舰筹备案》简直不可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现在海军还不知羞耻的有脸开口要经费，简直是大逆不道。军费就这么点钱，你们这些溃不成军的海军竟敢狮子大张口，好家伙！两千万日元造四艘船，咱日本国一年的军费才两千万，这些钱给了你们我们陆军怎么办？你们要买船，我们也要买枪买炮不是。总不能让你们海军大口吃肉，我们陆军就喝西北风吧！
所以这个方案才拿到内阁讨论就让陆军炸了锅，群情激奋的少壮派陆军军官将西乡从道的官邸围了个水泄不通，都要求吃里爬外的西乡从道给个说法并立刻谢罪，或者坚决要求西乡滚出陆军，如果西乡不是明治维新的元老，那估计日本陆军的这帮愤青们会冲进去打砸抢烧一番后再抓着西乡游街批斗。
这么一番闹腾之下，本来就被军事行动不利所困扰的西乡从道一下子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压力之下他不得不辞职下台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虽说西乡的下台让愤青军官们感到了国家有望，但是接任西乡职务的其实还是内部早有默契的几个大佬。几个老狐狸凑在一起一商量，虽然西乡不在了但买军舰的事还得办不是，不过他们为了让愤青军官们满意和为了区别于西乡的《海军特别造舰筹备案》，就稍稍改换了下门庭，也就是把筹备那两个字删掉直接以《海军特别造舰案》的名目提交给了国会审议。
这不是糊弄人吗？还就真是糊弄人，搞别的不行，但日本人玩弄这种稀奇古怪不讲道理的文字游戏，那是别有心得和理直气壮。早在二十年前也就是1871年，若干琉球漂流船民被台湾岛牡丹社土民杀害，这本是中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内部事务，但日本却声称琉球国曾经向萨摩藩进贡，那就是和日本有关。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一个外交团乘坐军舰去了天津，和当时的理藩院侍郎翁书平交涉琉球事件时。这位副岛外务卿回到日本后宣称，他在天津和翁书平谈到琉球事件时，曾听到中方说台湾为“化外之地”。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很清楚台湾为中国领土，翁书平他们说的“化外”是指台湾府未予治理的牡丹社番地。于是乎日本特使柳原前光在交涉时狡辩，而中方当时便据理驳斥之，指出“日之虾夷、美之红藩，亦未服王化”，对此柳原前光也不得不承认“唯是藩域与贵府治犬牙接壤”。
但是日本以无理为有理，竟然派遣当时的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赤松则良海军少将和谷干城陆军少将为参军，征讨台湾。琉球是中国属国，台湾为中国领土，牡丹社一事本来就是中国的内政，但日本不辨是非，指鹿为马，只能说这个国家除了无耻之外再无其他。当然最后西乡从道领导的征讨军在台湾碰了个头破血流灰溜溜的夹着尾巴回国。
而这一回日本陆军的愤青们也领略到了他们维新元老的无耻与诡辩。说出来真是笑死人，面对愤青们的质问，继任陆军大臣也就是西乡从道他老哥西乡隆盛的从弟大山岩，竟然是这样回答的：“……军部已照诸君的意见，撤换了西乡从道大人和修改了你们认为不利于陆军的《海军特别造舰筹备案》条款……再有不满就是以下犯上妄议国策……以大逆不道罪论处！”。
当然既然有唱白脸也就会又唱红脸的，打一棒给个甜枣谁不会干？这个时候伊藤首相是亲自出马安抚，那真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伊藤博文是大打空口白条，许诺不会忘记陆军，也一定会为陆军争取好处，还强调军队内部要团结一致，只有精诚合作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军费云云。好不容易这阵折腾下来，总算是让愤青们暂时闭嘴。
说起来伊藤博文等大佬也是无奈，如果这个《海军特别造舰案》在他们这些“武断派”内部都不能达成一致，那就更不要想在国会上过“文政派”那关了。那这么让伊藤博文担心的“文政派”又是一股什么势力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889年是日本实行内阁政治的最后一年，在这以前日本是没有国会的。内阁大权在握独断专行，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别提有多舒坦。而在这一年日本国会诞生了，根据仿照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而订立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国家预算的审议权便要交移交给国会了。按照一般道理来说，为了迫在眉睫的海防建设拨款，国会应该积极才对。
可是在日本这个事情就相反了，当时的日本政府最主要的的收入来源为土地税、公债和发行纸币三项。其中向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占了明治初年岁入的绝大部分。可以说近代的日本是依靠掠夺本国的农民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而且由于日本的工商业不发达，也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可以出卖，当时唯一的大宗外国资金来源便是生丝出口。日本从外国购买军火的钱，可以说是用每天只能挣几分钱的缫丝厂女工的手里抢来的。
这一年（1889年）日本内阁通过了930万日元的海军经费，占该年度国家预算的11.7%，军费总额的40%。虽然海军经费依然没有超过军费开支的一半，但其增长幅度是惊人的！根据当时的日本外相大偎重信统计，在从1881年到1887年的七年间，陆军军费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而海军军费则增加了近百分之两百！
看到这种情况，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自由党、改进党（合称民党），主张国内要务以改善民生、修养民力为主，认为军备应该缓行。
这样一来每年日本内阁提交下一年度财政预算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阻碍就是这个民党。可以说自从有了民党，日本内阁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这个民党究竟有何德何能能让一干靠明治维新起家的政坛大佬们都焦头烂额呢？
这个时代日本海军还只是陆军的小弟，排起座次来也是陆军在前海军在后，在陆军看来海军就该随着自己的指挥棒走。但这一次海军依靠着西乡从道兼任陆海军大臣的便利，绕过了陆军把持的参谋本部，直接发动了这场由海军主导的“正名”之战。
其实海军打得小算盘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海军就是想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利向陆军叫板，借此拨正自己的地位。所以说这场战争的进程是如此的奇怪，为什么日本海军几乎是倾巢出动，而陆军却只动用了一个联队，海军就是想削弱陆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不让陆军分自己的功劳。
海军的想法很好，而且后期的效果也基本达到了，不过可惜的是都是反效果，如果是一场大胜利陆军当然分不到什么大功劳，但相反如果是一场大失败，陆军也自然不用承担什么大责任了，于是日本海军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不光如此，在海军正在为善后大伤脑筋，并准备重建的时候，日本陆军中对海军这次以下犯上的自私自利行为十分不满的军官也跳出来，开始对海军落井下石抽冷子的给闷棍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1892年6月末海军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海军特别造舰筹备案》，提出为了同秦国海军对抗，需要在今后三年内为海军购买两艘大型铁甲舰和两艘防护巡洋舰，总计二千万日元的巨额采购预算案。
说真的日本海军的这个方案，在伊藤博文等大佬看来还是很合理的。在他们已知的情报里：大秦南洋水师已经在英国采购了两艘万吨级大型铁甲舰，其他的中小型巡洋舰也采购了四艘左右。而秦国北洋水师在德国订购的两艘七千吨级铁甲舰明年就将回国，就算今后秦国水师停止购舰也将形成对日本海军的绝对优势。而现在唯一的手段就是采购几艘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大舰以增加实力了。
虽说日本政坛上层的大佬们不糊涂，但是在那些已经对海军不满的陆军内部的大陆军主义者而言，这个《海军特别造舰筹备案》简直不可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现在海军还不知羞耻的有脸开口要经费，简直是大逆不道。军费就这么点钱，你们这些溃不成军的海军竟敢狮子大张口，好家伙！两千万日元造四艘船，咱日本国一年的军费才两千万，这些钱给了你们我们陆军怎么办？你们要买船，我们也要买枪买炮不是。总不能让你们海军大口吃肉，我们陆军就喝西北风吧！
所以这个方案才拿到内阁讨论就让陆军炸了锅，群情激奋的少壮派陆军军官将西乡从道的官邸围了个水泄不通，都要求吃里爬外的西乡从道给个说法并立刻谢罪，或者坚决要求西乡滚出陆军，如果西乡不是明治维新的元老，那估计日本陆军的这帮愤青们会冲进去打砸抢烧一番后再抓着西乡游街批斗。
这么一番闹腾之下，本来就被军事行动不利所困扰的西乡从道一下子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压力之下他不得不辞职下台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虽说西乡的下台让愤青军官们感到了国家有望，但是接任西乡职务的其实还是内部早有默契的几个大佬。几个老狐狸凑在一起一商量，虽然西乡不在了但买军舰的事还得办不是，不过他们为了让愤青军官们满意和为了区别于西乡的《海军特别造舰筹备案》，就稍稍改换了下门庭，也就是把筹备那两个字删掉直接以《海军特别造舰案》的名目提交给了国会审议。
这不是糊弄人吗？还就真是糊弄人，搞别的不行，但日本人玩弄这种稀奇古怪不讲道理的文字游戏，那是别有心得和理直气壮。早在二十年前也就是1871年，若干琉球漂流船民被台湾岛牡丹社土民杀害，这本是中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内部事务，但日本却声称琉球国曾经向萨摩藩进贡，那就是和日本有关。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一个外交团乘坐军舰去了天津，和当时的理藩院侍郎翁书平交涉琉球事件时。这位副岛外务卿回到日本后宣称，他在天津和翁书平谈到琉球事件时，曾听到中方说台湾为“化外之地”。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很清楚台湾为中国领土，翁书平他们说的“化外”是指台湾府未予治理的牡丹社番地。于是乎日本特使柳原前光在交涉时狡辩，而中方当时便据理驳斥之，指出“日之虾夷、美之红藩，亦未服王化”，对此柳原前光也不得不承认“唯是藩域与贵府治犬牙接壤”。
但是日本以无理为有理，竟然派遣当时的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赤松则良海军少将和谷干城陆军少将为参军，征讨台湾。琉球是中国属国，台湾为中国领土，牡丹社一事本来就是中国的内政，但日本不辨是非，指鹿为马，只能说这个国家除了无耻之外再无其他。当然最后西乡从道领导的征讨军在台湾碰了个头破血流灰溜溜的夹着尾巴回国。
而这一回日本陆军的愤青们也领略到了他们维新元老的无耻与诡辩。说出来真是笑死人，面对愤青们的质问，继任陆军大臣也就是西乡从道他老哥西乡隆盛的从弟大山岩，竟然是这样回答的：“……军部已照诸君的意见，撤换了西乡从道大人和修改了你们认为不利于陆军的《海军特别造舰筹备案》条款……再有不满就是以下犯上妄议国策……以大逆不道罪论处！”。
当然既然有唱白脸也就会又唱红脸的，打一棒给个甜枣谁不会干？这个时候伊藤首相是亲自出马安抚，那真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伊藤博文是大打空口白条，许诺不会忘记陆军，也一定会为陆军争取好处，还强调军队内部要团结一致，只有精诚合作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军费云云。好不容易这阵折腾下来，总算是让愤青们暂时闭嘴。
说起来伊藤博文等大佬也是无奈，如果这个《海军特别造舰案》在他们这些“武断派”内部都不能达成一致，那就更不要想在国会上过“文政派”那关了。那这么让伊藤博文担心的“文政派”又是一股什么势力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889年是日本实行内阁政治的最后一年，在这以前日本是没有国会的。内阁大权在握独断专行，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别提有多舒坦。而在这一年日本国会诞生了，根据仿照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而订立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国家预算的审议权便要交移交给国会了。按照一般道理来说，为了迫在眉睫的海防建设拨款，国会应该积极才对。
可是在日本这个事情就相反了，当时的日本政府最主要的的收入来源为土地税、公债和发行纸币三项。其中向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占了明治初年岁入的绝大部分。可以说近代的日本是依靠掠夺本国的农民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而且由于日本的工商业不发达，也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可以出卖，当时唯一的大宗外国资金来源便是生丝出口。日本从外国购买军火的钱，可以说是用每天只能挣几分钱的缫丝厂女工的手里抢来的。
这一年（1889年）日本内阁通过了930万日元的海军经费，占该年度国家预算的11.7%，军费总额的40%。虽然海军经费依然没有超过军费开支的一半，但其增长幅度是惊人的！根据当时的日本外相大偎重信统计，在从1881年到1887年的七年间，陆军军费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而海军军费则增加了近百分之两百！
看到这种情况，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自由党、改进党（合称民党），主张国内要务以改善民生、修养民力为主，认为军备应该缓行。
这样一来每年日本内阁提交下一年度财政预算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阻碍就是这个民党。可以说自从有了民党，日本内阁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这个民党究竟有何德何能能让一干靠明治维新起家的政坛大佬们都焦头烂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