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玉簪笑道：“在讲述钟离权、吕洞宾二师，点化转世白鹤韩湘的故事时，也有关于“试”的内容。”
翾楚说：“哦？韩湘子还转世化白鹤了？”
碧玉簪笑道：“嗯，“弃家缘湘子修行，化美女初试湘子”，就是钟、吕二仙令山神、土地化美女相诱，试韩湘是否尚存色心；
“虎蛇拦路试韩湘，妖魔遁形避真火”，则是以蛇虎鬼判等妖魔来试湘子有无“惧心”。通过种种考验，韩湘被证明已具道心，摆脱了世俗束缚，方得见钟、吕二仙，被授丹道。”
钟离权笑道：“道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道德，具有较浓的“出世主义”色彩。所以它虽然以世俗道德为基本内容，但必然又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超越世俗道德的宗教特性来，甚至与世俗道德观念形成冲突和矛盾。《东游记》第二十四回“云房十试洞宾”中，“试”的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飞剑记》中“七试”外，还加入了“见家人病死，不悲不怨”（第一试），“笃信道师，以死试丹”（第八试）等内容，这些明显是超越世俗道德观念的宗教伦理内容。”
翾楚说：“明代文学作品中吕洞宾的形象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展示了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主动介入的态度；另一方面，他的形象中又有强烈的“出世”色彩，认为人只有去世离情才能修仙证真。“黄粱梦”的故事实质上反映的就是“修仙”与“入世”间的强烈冲突和不协调。而明代通俗文学的作者将这个故事大量引入其作品就是在宣传一种对现实的失望和放弃态度。
其实，吕洞宾文学形象的二重性正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冲突的反映：以个人修仙为目标的道教应该如何与世俗社会中民众对道教和道教神仙的实际祈求相适应和协调。也就是说，个人的“成仙”目标与民众渴望“得救”的社会心理如何协调。”
钟离权笑道：“宋元时期的道教由于重视“内丹”修炼，因此对修道者“去欲制情”要求尤甚。这使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具有较浓的“禁y主义”色彩。
实际上，道教“内丹”修炼及“心性”修炼皆以“去欲守静”为基本目标。全真道就认为，人只有摒绝**才能“明心见性”，也才能成仙正真。全真教经典《重阳全真集》卷二《唐公求修行》就说：“修行切忌人情，顺着人情道不成”，并认为修行者只有“五情六欲都消散”，“脱人之壳，与天为徒”，才能得道。王重阳的《金关玉锁诀》也称：“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张伯端的《悟真篇后序》也说：人“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患，若无其身，患从何来?”因此，全真道的“内丹”修炼就是要把人的“骨肉耗尽”，认为只有损凡形才能成仙质。显然，这些反映了全真道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
碧玉簪说：“但这样的主张自然会遇到来自世俗社会的强大压力。实质上，早在东晋时代，道教的一些“出世”主张就使世俗统治者不满。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皆避世而居，入山隐匿，统治者就无人可治了。葛洪就曾经对“隐遁之士，则为不臣”的指责进行过辩解，说：“何谓其然乎！……‘率土之滨，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道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这种辩解显然是力图协调仙道与人道的矛盾。但“金丹派”在教义及修炼方法上皆有出世主义和自行修炼特征，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
那种隐遁山林，不问尘世是非善恶的修道思想受到广泛批评。这种由出世到入世修炼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是对修仙者尽“人道”，为世俗中人作出道德表率提出了要求。”
翾楚说：“原来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思想就挺好，大家都不问世事，那神仙都不管，谁来做榜样呢！”
钟离权笑道：“宋元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意识逐渐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此时民众对道教的需求是一种实际的需求，即希望他们信仰的神灵能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解忧排难的作用。这种信仰心理不仅促生了许多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新”偶像，同时也对道教信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道教必须将传统的“修仙”观念与广大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因此，南宋以后崛起的以全真派为代表的各种道教派别，大都在修道观念中强调“内修”与“外用”的统一，竭力在“澄心去欲”的“出世”要求与“外积功德”的“入世”精神间获得一种平衡。”
翾楚说：“那，那些画符的道士不入世也无法生存呀？”
碧玉簪笑道：“符箓派道士本来就混于市尘，与世俗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就是那些以单修独炼为特征，有较严格的出家制度的“内丹”道派，如全真道，也面临宗教内部强大的“入世”压力及各种社会压力，最后适应于“潮流”。”
钟离权笑道：“全真道本来有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但另一方面，全真道又以“真行”来促使教徒外向社会，实践世俗道德。《晋真人语录》在解释“真行”时称：“若要真行者，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善人入道修行。”显然，在全真道的“出世”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入世”色彩。
这种“入世”思想在别的内丹派理论家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如被称为“内丹之祖”的张伯端，就明确反对不理尘务的修炼方法，提倡“大隐”尘世。在《悟真篇》中，他称：“志士若能修炼，何妨在市居朝”。他本人就是非出家道士。”
翾楚说：“哦？韩湘子还转世化白鹤了？”
碧玉簪笑道：“嗯，“弃家缘湘子修行，化美女初试湘子”，就是钟、吕二仙令山神、土地化美女相诱，试韩湘是否尚存色心；
“虎蛇拦路试韩湘，妖魔遁形避真火”，则是以蛇虎鬼判等妖魔来试湘子有无“惧心”。通过种种考验，韩湘被证明已具道心，摆脱了世俗束缚，方得见钟、吕二仙，被授丹道。”
钟离权笑道：“道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道德，具有较浓的“出世主义”色彩。所以它虽然以世俗道德为基本内容，但必然又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超越世俗道德的宗教特性来，甚至与世俗道德观念形成冲突和矛盾。《东游记》第二十四回“云房十试洞宾”中，“试”的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飞剑记》中“七试”外，还加入了“见家人病死，不悲不怨”（第一试），“笃信道师，以死试丹”（第八试）等内容，这些明显是超越世俗道德观念的宗教伦理内容。”
翾楚说：“明代文学作品中吕洞宾的形象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展示了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主动介入的态度；另一方面，他的形象中又有强烈的“出世”色彩，认为人只有去世离情才能修仙证真。“黄粱梦”的故事实质上反映的就是“修仙”与“入世”间的强烈冲突和不协调。而明代通俗文学的作者将这个故事大量引入其作品就是在宣传一种对现实的失望和放弃态度。
其实，吕洞宾文学形象的二重性正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冲突的反映：以个人修仙为目标的道教应该如何与世俗社会中民众对道教和道教神仙的实际祈求相适应和协调。也就是说，个人的“成仙”目标与民众渴望“得救”的社会心理如何协调。”
钟离权笑道：“宋元时期的道教由于重视“内丹”修炼，因此对修道者“去欲制情”要求尤甚。这使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具有较浓的“禁y主义”色彩。
实际上，道教“内丹”修炼及“心性”修炼皆以“去欲守静”为基本目标。全真道就认为，人只有摒绝**才能“明心见性”，也才能成仙正真。全真教经典《重阳全真集》卷二《唐公求修行》就说：“修行切忌人情，顺着人情道不成”，并认为修行者只有“五情六欲都消散”，“脱人之壳，与天为徒”，才能得道。王重阳的《金关玉锁诀》也称：“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张伯端的《悟真篇后序》也说：人“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患，若无其身，患从何来?”因此，全真道的“内丹”修炼就是要把人的“骨肉耗尽”，认为只有损凡形才能成仙质。显然，这些反映了全真道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
碧玉簪说：“但这样的主张自然会遇到来自世俗社会的强大压力。实质上，早在东晋时代，道教的一些“出世”主张就使世俗统治者不满。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皆避世而居，入山隐匿，统治者就无人可治了。葛洪就曾经对“隐遁之士，则为不臣”的指责进行过辩解，说：“何谓其然乎！……‘率土之滨，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道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这种辩解显然是力图协调仙道与人道的矛盾。但“金丹派”在教义及修炼方法上皆有出世主义和自行修炼特征，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
那种隐遁山林，不问尘世是非善恶的修道思想受到广泛批评。这种由出世到入世修炼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是对修仙者尽“人道”，为世俗中人作出道德表率提出了要求。”
翾楚说：“原来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思想就挺好，大家都不问世事，那神仙都不管，谁来做榜样呢！”
钟离权笑道：“宋元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意识逐渐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此时民众对道教的需求是一种实际的需求，即希望他们信仰的神灵能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解忧排难的作用。这种信仰心理不仅促生了许多与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新”偶像，同时也对道教信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道教必须将传统的“修仙”观念与广大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因此，南宋以后崛起的以全真派为代表的各种道教派别，大都在修道观念中强调“内修”与“外用”的统一，竭力在“澄心去欲”的“出世”要求与“外积功德”的“入世”精神间获得一种平衡。”
翾楚说：“那，那些画符的道士不入世也无法生存呀？”
碧玉簪笑道：“符箓派道士本来就混于市尘，与世俗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就是那些以单修独炼为特征，有较严格的出家制度的“内丹”道派，如全真道，也面临宗教内部强大的“入世”压力及各种社会压力，最后适应于“潮流”。”
钟离权笑道：“全真道本来有浓厚的出世主张和禁欲色彩，要教徒割断与世俗社会的各种联系。但另一方面，全真道又以“真行”来促使教徒外向社会，实践世俗道德。《晋真人语录》在解释“真行”时称：“若要真行者，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善人入道修行。”显然，在全真道的“出世”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入世”色彩。
这种“入世”思想在别的内丹派理论家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如被称为“内丹之祖”的张伯端，就明确反对不理尘务的修炼方法，提倡“大隐”尘世。在《悟真篇》中，他称：“志士若能修炼，何妨在市居朝”。他本人就是非出家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