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和孙嘉新都是读书人出身，素来有晨诵的习惯，都早早就起身了，听闻此事，也都吃了一惊，正要仔细询问，却又听到后堂院门被拍得山响，众人越紧张了起来，九太保谢宇翔说道：“大哥，不若我们恭请皇上起驾，从县衙后门出去，在临近民居暂避一时，如何？”
这倒是一个稳妥的法子，只要那些兵士没有包围县衙，就能溜得出去，诸暨距离省城杭州不过上百里路程，只要躲上半日，就有时间到省城搬来救兵。唯一不好的就是惊扰了皇上的美梦，正所谓事急从权，圣驾安危如天之大，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尚贤刚要点头，就听到后堂门外响起了一个声音：“大老爷，省里于藩台已经到了衙门，要你去大堂见他。”
听得是喊话之人正是县衙门役，孙嘉新长吁了一口气，对众人说：“原来是省里于元忠于藩台莅临本县巡视。诸位上差稍候，且容下官前去见他。”
听说是来人是浙江布政使，杨尚贤心里越疑惑了起来：省里诸多衙门，有兵的也不少。比如巡抚衙门，按照大明官制，一省巡抚职责是“抚循地方、考察属吏、提督军务”，即治民、治吏、治军，自然手下有兵。还有按察使司衙门，六扇门的捕快抓抓小偷小摸的毛贼可以，缉捕江洋大盗、剿灭占山为王的草寇就无能为力了，于是各省按察使司衙门就都配备有数目不等的正规军队。还有粮道衙门，要押运钱粮赋税，当然也少不了要有护卫的兵。不过，藩司衙门专管民政，却是不应该有兵的。那个名叫“于元忠”的藩台怎么会带着那么多兵？而且，以他的品秩，用这样的仪卫便是僭越，他又怎敢如此大摇大摆地驾临诸暨县衙？
想到这里，他低声喝道：“且慢！这个时辰，城门还没有开，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还有，一省的藩台，怎么会带着那么多兵士到你们县来？问清楚再说！”
孙嘉新扬声问道：“于藩台是什么时候到的？怎么进的城？”
门役在外面喊道：“回大老爷的话，于藩台刚刚到的诸暨，王县丞陪他从西门那边进的城。”
孙嘉新对杨尚贤说：“应该没有错。本省原任布政使宋大人老母亡故，报了丁忧回乡守制，于藩台刚刚由按察使升兼了布政使，他带的或许是臬司衙门的兵。有王顺跟着他，一定能叫开城门。”
杨博觉得有些奇怪，插话进来问道：“王顺不是被你派去给织造局的人商议现银收购生丝一事了吗？怎么会跟着于元忠在一起？而且，一省的藩台到下面的县里来巡查，为何事先不通知你们？”
孙嘉新苦笑一声：“这或许便是来不善，善不来吧……”
杨博明白过来：一定是王顺搭乘织造局的船到杭州去找省里的上司衙门告了孙嘉新的刁状。别的不说，单是拒不执行布政使司衙门和织造局达成的以生丝卖款抵扣赋税的协议，就把布政司衙门给得罪了；更何况，省里藩库要收回放贷给商户的现银给织造局收购生丝，无疑使省里那些上司衙门的官吏白白损失了若干收项，于元忠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桀骜不驯的强项县令。不过，为了区区一点银钱，一省的藩台居然如此恼怒，连夜从省城赶往诸暨小县，真是玷污官箴、侮辱斯文……
他们说话的当儿，杨尚贤心里紧张地盘算了起来：浙江是嘉靖二十三年江南叛乱的重灾区，大小官员都是在平定叛乱之后朝廷重新委任的，不用说对朝廷是忠诚的；而且，谋刺圣驾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如今四海承平、皇上威望如日中天，手握数十万大军的九边督帅尚且不敢妄生不臣之心，一个省的布政使大概就更没有胆量逆天行事……
想到这里，杨尚贤暗自松了口气。不过，谨慎起见，他又着意吩咐孙嘉新：“那你就去见他。记住，万万不能曝露圣驾行藏！”
孙嘉新忙拱手应道：“下官不敢。”
孙嘉新走后，杨尚贤命人把所有暗中潜伏在县衙各处的镇抚司校尉都召集了回来，守护在后堂各处，重点把守着后门，以便随时将皇上送出去。做了这样的部署，他又不放心，又从后堂翻找出了两套仆役的衣服，让三太保高镇东和九太保谢宇翔换了，装作奉茶的仆役去往大堂查看。
三太保高镇东和九太保谢宇翔端着茶盘过了二堂，县衙大堂的阵势就把两位见多识广、万马军中也不皱眉头的镇抚司太保爷给骇了一跳——
按规制，县衙从大门口的照壁到大堂院坪也就几丈见方，此刻都站满了兵士，由两个带队的千户带着，全挎着刀，一直站到了大堂的台阶上，望着大堂上坐在公案之后的那位身穿绯色官服、一脸冰霜的三品大员，一副随时要冲进去抓人的架势。要抓谁也不用猜测——孙嘉新垂手立在那位三品大员的面前，而县丞王顺却偏偏是坐在一旁的。
看着这个阵势，连衙门力的公差门役都躲了出去，就更不必讲究来客奉茶的礼数了，两位太保便悄然隐身于二堂，继续查看大堂上的情形。
坐在公案之后的那位身穿绯色官服、一脸冰霜的三品大员，正是浙江布政使于元忠。也正如杨博方才猜测的那样，他是为了孙嘉新不同意以织造局收丝凭据抵扣桑农赋税一事，专程从杭州赶到诸暨来的。
昨日下午，被孙嘉新狠狠地戏谑了一把之后，王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搭乘织造局的船来到杭州，赶到布政使司衙门对于元忠添油加醋这么一说，于元忠顿时就坐不住了——不单单是因为自己刚刚升兼了布政使，下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知县跳出来和自己叫板，损了自己的官威；更因为浙江是产丝大省，织造局要在浙江收购二十万担生丝，折银两百万两，这笔银子一半来自朝廷拨给织造局的经费，一半来自与织造局联营开办丝绸作坊的丝商沈一石，早就存入浙江藩库，也早就被他们放贷出去收息取利了。诸暨拒不执行以收丝凭据抵扣桑农赋税，非要织造局拿出一半的现银，其他州县也一定会有样学样，都要求这么做。那么，那一百万两银子就得从商户那里收回来，利息损失不下一万两银子。这么一来，省里各大衙门、全部职官吏员都要少分到不少，不但会把怨气都记到孙嘉新的头上，也会埋怨自己不会理财，对自己的官场风评十分不利。因此，他点了自己兼任的按察使司衙门两百兵士，连夜就赶往诸暨。如此雷厉风行、杀伐果敢，连上省里告状的王顺都没有想到。
此刻，于元忠怒气冲冲地盯着孙嘉新，追问道：“本官再问你一次，你当真是不执行布政使司衙门的指令了？”
孙嘉新也不动气，淡淡地说：“这件事，我们王县丞大概已经当面向于大人禀报过了，无须卑职多言。”
于元忠喝道：“他禀报是他禀报的事，本官现在问的是你！”
“市价买卖、现银交割。这是朝廷给zf一应采购诸事定下的章程，织造局收丝也在其中。卑职不敢不遵。”
于元忠被噎了回去，越恼怒，抓起公案上的惊堂木重重一拍：“清丈田亩，也是朝廷的章程，你当初为何装疯卖傻，也拒不执行？”
孙嘉新仍是一副淡淡的口吻：“果真是朝廷的章程，卑职怎敢不执行？只怕朝廷的章程到了浙江，就不免变味了。”
于元忠大概没有想到孙嘉新会如此直言不讳，不由得怔了一怔，色厉内荏地喝道：“无端捏造，诬陷上司，你可知道我《大明律》是怎么定罪的吗？”
孙嘉新嘴角泛起一丝嘲讽的微笑：“是不是捏造，是不是诬陷，下官心里明白，于大人的心里也一定明白。”
接着，他又盯着于元忠，诚恳地说：“嘉靖十六年，卑职在曹州任知州，于大人在临近的绍兴府任通判，毗邻为官，也算是有几分香火情分。卑职请于大人听一句肺腑之言：大错尚未铸就，苦海回头有岸，大人不可一误再误！”
“你——”于元忠气得浑身颤抖，惊堂木也不拍了，抱起公案上的签筒就朝地下一摔，红头签、白头签撒了一地，那个签筒居然没有摔破，“骨碌骨碌”一直朝着大堂外面滚去！
仿佛是话本上常说的“帐下埋伏三百刀斧手，席上以摔杯为号”那样，签筒刚被摔下，两个随同于元忠来到诸暨的千户就带着手下的兵冲进了大堂。
这些都是浙江按察使司衙门的兵，身在臬司，跟捕快一样，时常要拿人、打板子，对于竹签的规矩当然不陌生。撒了一地的竹签，一个带兵的千户立刻对手下的兵士喊道：“准备动刑！”
孙嘉新犯了再大的罪，毕竟是个官儿，那身蓝色的官服还好好地穿在身上，那些兵都不敢径直动手，便望向了于元忠，用目光请示上司。
于元忠自己反倒有些懵了——按照朝廷律法规制，凡吏部委任的现任官，无有通敌、失城、贪贿等不法情状，上司衙门只有参奏之权，没有羁押之权。羁押尚且不能，更不用说是动刑，除非有诏命，否则便是僭越的大罪。于元忠因为先是被孙嘉新不阴不阳的语气激得暴躁怒；接着又被孙嘉新倚老卖老，点出嘉靖十八年自己是从五品知州之时，于元忠才是一个正六品的通判，还摆出一副教训的口吻“劝说”他，更觉得折了面子、损了官威，这才愤愤然摔了签筒，哪里真打一个现任知县？
这倒是一个稳妥的法子，只要那些兵士没有包围县衙，就能溜得出去，诸暨距离省城杭州不过上百里路程，只要躲上半日，就有时间到省城搬来救兵。唯一不好的就是惊扰了皇上的美梦，正所谓事急从权，圣驾安危如天之大，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尚贤刚要点头，就听到后堂门外响起了一个声音：“大老爷，省里于藩台已经到了衙门，要你去大堂见他。”
听得是喊话之人正是县衙门役，孙嘉新长吁了一口气，对众人说：“原来是省里于元忠于藩台莅临本县巡视。诸位上差稍候，且容下官前去见他。”
听说是来人是浙江布政使，杨尚贤心里越疑惑了起来：省里诸多衙门，有兵的也不少。比如巡抚衙门，按照大明官制，一省巡抚职责是“抚循地方、考察属吏、提督军务”，即治民、治吏、治军，自然手下有兵。还有按察使司衙门，六扇门的捕快抓抓小偷小摸的毛贼可以，缉捕江洋大盗、剿灭占山为王的草寇就无能为力了，于是各省按察使司衙门就都配备有数目不等的正规军队。还有粮道衙门，要押运钱粮赋税，当然也少不了要有护卫的兵。不过，藩司衙门专管民政，却是不应该有兵的。那个名叫“于元忠”的藩台怎么会带着那么多兵？而且，以他的品秩，用这样的仪卫便是僭越，他又怎敢如此大摇大摆地驾临诸暨县衙？
想到这里，他低声喝道：“且慢！这个时辰，城门还没有开，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还有，一省的藩台，怎么会带着那么多兵士到你们县来？问清楚再说！”
孙嘉新扬声问道：“于藩台是什么时候到的？怎么进的城？”
门役在外面喊道：“回大老爷的话，于藩台刚刚到的诸暨，王县丞陪他从西门那边进的城。”
孙嘉新对杨尚贤说：“应该没有错。本省原任布政使宋大人老母亡故，报了丁忧回乡守制，于藩台刚刚由按察使升兼了布政使，他带的或许是臬司衙门的兵。有王顺跟着他，一定能叫开城门。”
杨博觉得有些奇怪，插话进来问道：“王顺不是被你派去给织造局的人商议现银收购生丝一事了吗？怎么会跟着于元忠在一起？而且，一省的藩台到下面的县里来巡查，为何事先不通知你们？”
孙嘉新苦笑一声：“这或许便是来不善，善不来吧……”
杨博明白过来：一定是王顺搭乘织造局的船到杭州去找省里的上司衙门告了孙嘉新的刁状。别的不说，单是拒不执行布政使司衙门和织造局达成的以生丝卖款抵扣赋税的协议，就把布政司衙门给得罪了；更何况，省里藩库要收回放贷给商户的现银给织造局收购生丝，无疑使省里那些上司衙门的官吏白白损失了若干收项，于元忠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桀骜不驯的强项县令。不过，为了区区一点银钱，一省的藩台居然如此恼怒，连夜从省城赶往诸暨小县，真是玷污官箴、侮辱斯文……
他们说话的当儿，杨尚贤心里紧张地盘算了起来：浙江是嘉靖二十三年江南叛乱的重灾区，大小官员都是在平定叛乱之后朝廷重新委任的，不用说对朝廷是忠诚的；而且，谋刺圣驾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如今四海承平、皇上威望如日中天，手握数十万大军的九边督帅尚且不敢妄生不臣之心，一个省的布政使大概就更没有胆量逆天行事……
想到这里，杨尚贤暗自松了口气。不过，谨慎起见，他又着意吩咐孙嘉新：“那你就去见他。记住，万万不能曝露圣驾行藏！”
孙嘉新忙拱手应道：“下官不敢。”
孙嘉新走后，杨尚贤命人把所有暗中潜伏在县衙各处的镇抚司校尉都召集了回来，守护在后堂各处，重点把守着后门，以便随时将皇上送出去。做了这样的部署，他又不放心，又从后堂翻找出了两套仆役的衣服，让三太保高镇东和九太保谢宇翔换了，装作奉茶的仆役去往大堂查看。
三太保高镇东和九太保谢宇翔端着茶盘过了二堂，县衙大堂的阵势就把两位见多识广、万马军中也不皱眉头的镇抚司太保爷给骇了一跳——
按规制，县衙从大门口的照壁到大堂院坪也就几丈见方，此刻都站满了兵士，由两个带队的千户带着，全挎着刀，一直站到了大堂的台阶上，望着大堂上坐在公案之后的那位身穿绯色官服、一脸冰霜的三品大员，一副随时要冲进去抓人的架势。要抓谁也不用猜测——孙嘉新垂手立在那位三品大员的面前，而县丞王顺却偏偏是坐在一旁的。
看着这个阵势，连衙门力的公差门役都躲了出去，就更不必讲究来客奉茶的礼数了，两位太保便悄然隐身于二堂，继续查看大堂上的情形。
坐在公案之后的那位身穿绯色官服、一脸冰霜的三品大员，正是浙江布政使于元忠。也正如杨博方才猜测的那样，他是为了孙嘉新不同意以织造局收丝凭据抵扣桑农赋税一事，专程从杭州赶到诸暨来的。
昨日下午，被孙嘉新狠狠地戏谑了一把之后，王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搭乘织造局的船来到杭州，赶到布政使司衙门对于元忠添油加醋这么一说，于元忠顿时就坐不住了——不单单是因为自己刚刚升兼了布政使，下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知县跳出来和自己叫板，损了自己的官威；更因为浙江是产丝大省，织造局要在浙江收购二十万担生丝，折银两百万两，这笔银子一半来自朝廷拨给织造局的经费，一半来自与织造局联营开办丝绸作坊的丝商沈一石，早就存入浙江藩库，也早就被他们放贷出去收息取利了。诸暨拒不执行以收丝凭据抵扣桑农赋税，非要织造局拿出一半的现银，其他州县也一定会有样学样，都要求这么做。那么，那一百万两银子就得从商户那里收回来，利息损失不下一万两银子。这么一来，省里各大衙门、全部职官吏员都要少分到不少，不但会把怨气都记到孙嘉新的头上，也会埋怨自己不会理财，对自己的官场风评十分不利。因此，他点了自己兼任的按察使司衙门两百兵士，连夜就赶往诸暨。如此雷厉风行、杀伐果敢，连上省里告状的王顺都没有想到。
此刻，于元忠怒气冲冲地盯着孙嘉新，追问道：“本官再问你一次，你当真是不执行布政使司衙门的指令了？”
孙嘉新也不动气，淡淡地说：“这件事，我们王县丞大概已经当面向于大人禀报过了，无须卑职多言。”
于元忠喝道：“他禀报是他禀报的事，本官现在问的是你！”
“市价买卖、现银交割。这是朝廷给zf一应采购诸事定下的章程，织造局收丝也在其中。卑职不敢不遵。”
于元忠被噎了回去，越恼怒，抓起公案上的惊堂木重重一拍：“清丈田亩，也是朝廷的章程，你当初为何装疯卖傻，也拒不执行？”
孙嘉新仍是一副淡淡的口吻：“果真是朝廷的章程，卑职怎敢不执行？只怕朝廷的章程到了浙江，就不免变味了。”
于元忠大概没有想到孙嘉新会如此直言不讳，不由得怔了一怔，色厉内荏地喝道：“无端捏造，诬陷上司，你可知道我《大明律》是怎么定罪的吗？”
孙嘉新嘴角泛起一丝嘲讽的微笑：“是不是捏造，是不是诬陷，下官心里明白，于大人的心里也一定明白。”
接着，他又盯着于元忠，诚恳地说：“嘉靖十六年，卑职在曹州任知州，于大人在临近的绍兴府任通判，毗邻为官，也算是有几分香火情分。卑职请于大人听一句肺腑之言：大错尚未铸就，苦海回头有岸，大人不可一误再误！”
“你——”于元忠气得浑身颤抖，惊堂木也不拍了，抱起公案上的签筒就朝地下一摔，红头签、白头签撒了一地，那个签筒居然没有摔破，“骨碌骨碌”一直朝着大堂外面滚去！
仿佛是话本上常说的“帐下埋伏三百刀斧手，席上以摔杯为号”那样，签筒刚被摔下，两个随同于元忠来到诸暨的千户就带着手下的兵冲进了大堂。
这些都是浙江按察使司衙门的兵，身在臬司，跟捕快一样，时常要拿人、打板子，对于竹签的规矩当然不陌生。撒了一地的竹签，一个带兵的千户立刻对手下的兵士喊道：“准备动刑！”
孙嘉新犯了再大的罪，毕竟是个官儿，那身蓝色的官服还好好地穿在身上，那些兵都不敢径直动手，便望向了于元忠，用目光请示上司。
于元忠自己反倒有些懵了——按照朝廷律法规制，凡吏部委任的现任官，无有通敌、失城、贪贿等不法情状，上司衙门只有参奏之权，没有羁押之权。羁押尚且不能，更不用说是动刑，除非有诏命，否则便是僭越的大罪。于元忠因为先是被孙嘉新不阴不阳的语气激得暴躁怒；接着又被孙嘉新倚老卖老，点出嘉靖十八年自己是从五品知州之时，于元忠才是一个正六品的通判，还摆出一副教训的口吻“劝说”他，更觉得折了面子、损了官威，这才愤愤然摔了签筒，哪里真打一个现任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