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皇上已经不耐烦，吕芳不敢再装假，沉吟着说：“诚如严老先生所言，海瑞在朝野清流士林中颇有人望。依奴婢之愚见，若是将他罢官撤职，势必会招致朝野上下的非议责难；但若是下旨褒美，既拂了夏老先生的面子，更令天下藩王宗室寒心，也不妥当。只是，海瑞任职湖广期间，与同僚多有不睦，今次受了荣王千岁那样的当众羞辱，那些没有识见的小人势必轻慢于他，他也万难再在巡按任上有所作为，主子还是给他挪个位子为好。”
接着，他又赶紧补充说道：“海瑞既有才干，又有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主子一直看好并悉心栽培他，也正是看中了他慷慨任事，不计家身的千古名臣风范。将这样的人调任闲职，既是浪费人才，又有违主子初衷，更让人觉得主子处事不公，有损主子千秋圣名……”
朱厚熜感慨地说：“朕为难的就是这个。他这人最是迂腐顽固，抚民一方难免与上司衙门生出龌龊；又一向鄙视经济之道，不利于推行朝廷重商恤商的新政。朕思虑再三，也只有把他放在监察御史的位子上，用他来举劾不法、惩贪肃奸。可你也说了，他已万难在湖广官场立足，要么调任他省，要么回都察院，可这么一来，朕总是觉得有些亏欠了他，毕竟他是为了朝廷之事受辱的嘛！以他那样至刚至阳的性格，没有一死以全名节，朕还要感谢荣王世子朱载昀和赵隐连夜去给他登门赔罪呢！”
听到主子这么说，吕芳心中有了底，便说：“奴婢闻说张居正在奏疏中提到银贱铜贵之事，马老先生及户部商议之后，奏请朝廷增设云贵铜政司……”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朱厚熜就抚掌大笑起来：“好我的吕大伴啊！原来你是要把这天字第一号肥缺给海瑞啊！”
原来，当日张居正听海瑞说起银铜比价的变化，觉得事关朝廷财政根本制度，就放在了心上。回到昆山之后，他仔细琢磨，终于明白了近年来出现银贱铜贵现象的原因之所在：
其一，国朝废弛海禁，增开海市之后，大量的白银从东南亚和日本流向中国，虽说缓解了朝廷实行一条鞭法等税制改革而造成的货币短缺的压力；但由于贸易大量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白银等贵金属货币的贬值；
其二，恢复对日贸易之后，日本大量进口中国的钱币，还大量收购铜器，商人把铜钱收来熔炼铸成铜器，卖给日本，转手就是十几倍的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铜币的短缺。
接到张居正的奏疏之后，朱厚熜想了很久，越想越是毛骨悚然：
由于明朝严禁私铸制钱，那些因成色不足而被俗称为小钱、恶钱的铜钱无法进入流通领域，由官方货币行宝泉局和宝源局铸造的制钱还能维持相应的购买力，农民和小手工业日常使用的货币主要为铜钱，银贱铜贵的问题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此，它的危害一时还看不出来，只是让征收赋税的官员差役从银铜差价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展，白银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从长远来说，银贱铜贵的问题对国家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危害——所带来的两大弊端一是由于白银是海外贸易的主要支付工具，银价贬值，购买力下降，等于变相抬高了商品的价格，降低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和竞争能力，不利于对外的贸易倾销；二来也会引国内通货膨胀，使得本来就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极大的冲击。
银两制度是一种适应中国封建经济的货币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展的产物，白银自汉朝起就被充当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但一直是按重量行使，属于称量货币，不但麻烦，还有种类繁多、形状不定，成色不一、难以折算等诸多缺点，很难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展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尽快建立统一的本位货币，取代银铜铸币、尤其是以重量为单位的称量货币，这是经济展的显示需要，更是货币制度展的大势所趋。
可惜的是，虽有这样的解决办法，在明朝却是万难施行，这个祸根还是朱元璋当年埋下的，那就是大明宝钞。
明朝开国初始，推行铜钱，后因数量不足，改行纸币。洪武八年设立户部钞局，行纸币，是为大明宝钞，此后近两百年里，只行这一种纸币，票面只印洪武年号，最大面额为1贯，官方定价宝钞1贯合铜钱千文或白银1两，4贯合黄金1两，但金银不得流通，只准用于领钞。
为了推行钞法，明朝采取了种种强制性措施：其一，停止铸造钱币，严禁铜钱流通，违以阻钞罪论处；其二，禁用金银交易，违全家戍边，直至死刑；其三，实行户口食盐法，即计口纳钞买盐，成年人每月可买1斤盐，交纳宝钞1贯，未成年人减半；其四，增税和开征新税，一律用钞缴纳。此外，还对不用宝钞交易的、不开店铺私下交易的、哄抬物价的、私下交易用钱的、对用钞不用钱一律处以罚钞；官员贪墨受贿，也按40倍价格罚钞。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回笼货币，减少流通中的宝钞，可谓是煞费苦心。
可笑的是，明朝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却惟独没有想办法来解决货币行的最根本的问题，即设立行准备和控制行数量。结果，行过滥的宝钞急剧贬值，到成祖永乐年间，1贯宝钞只能值钱几十文；到宣宗宣德年间，已跌至10文以下。
朝廷律令甚至棍棒刀枪从来都不能战胜经济规律，纸币贬值，禁钱禁银的法令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民间反而用得更多，宣宗宣德十年，明朝只好解除了钱禁；英宗正统元年，又解除了银禁。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宝钞虽未停用，但已失去实际意义，在经济生活中根本无法通行，只能用于折付官员俸禄或赏赐九边军卒，也就是说，国家厚着脸皮耍起了无赖，拿那些已经一文不值的宝钞去哄骗官员和兵士。“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么？”于是，官员大肆贪墨、军队战力低下，也算是对无赖朝廷的一种报复。
要说明朝人并没有意识到滥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那是在替他们开脱罪责——自北宋行交子，使纸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一直注重设置行准备和限制最高行额度，还专门制定了被统称为“称提之术”的一系列纸币行和流通管理办法，维持国家信用。元朝以纸币为主，也有一整套的纸币管理制度。虽然宋、元两朝最后都因战乱四起，国家财政困难，不得不靠行纸币过日子，纸币越越多，形同废纸；但都不象明朝这样，打从一开始，就铁下心来当无赖，把国家信用践踏无余。
这样就给朱厚熜带来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国家信用已经在老祖宗的手中破产，如何能行百姓乐于使用的纸币？就算动用国家权力强制行，一来势必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强烈抵制而无法进入流通领域，重蹈大明宝钞被市场淘汰的覆辙；二来势必会严重危害刚刚展起来，还显得很脆弱的商品经济，甚至还会引起百姓的不满，激起席卷全国的民变——国民党政权行法币、金圆券、银圆券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啊！
对于前些年所谓“大刀阔斧”实则一味蛮干的改革所引的朝局动荡、天下大乱，朱厚熜心有余悸，根本不敢轻易触及关系到全国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货币制度，赶紧打消了行纸币的念头。
但是，他也知道，银贱铜贵的问题若是放任不管，一旦恶化，就会给国家经济带来根本性的打击，不能不趁早解决。为此，他责令内阁会同户部尽快拿出解决办法，并吩咐他们认真研究宋、元两朝的纸币管理制度——这两年朝廷财政状况有所好转，此前行的国债都能如约承付利息并按期兑付本金，勉强建立起了一点国家信用，官民商户购买新行的国债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或许以后还能尝试一下，未雨绸缪地做一些调研论证和前期准备还是必要的嘛！
钱法关系到国家的根本财政制度，内阁和户部也不敢怠慢，很快就上呈奏疏，建议朝廷一方面严厉打击熔毁铜钱、扰乱钱法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户部增设铜政司，选择能吏干员任铜政御史，在云贵择地开府建衙，加大铜矿开采，多铸铜钱并适当控制白银流通。双管齐下，维持国家货币流通领域中白银和铜钱的适当比例，平准银铜比价。
这样的作法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却是目前最为可行之法，朱厚熜也就准了奏，但云贵铜政司铜政御史的人选却让他颇为踌躇——大明官场的天字第一号肥缺原本是各地盐务司的巡盐御史，手中掌握着国家专卖的食盐，那些盐商要从他们手中批出盐引，就得奉上孝敬，所以官场上的人都戏称各位巡盐御史“放屁都能蹦出银屑子”。现在看来，跟即将增设的云贵铜政司铜政御史比起来，巡盐御史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巡盐御史要捞钱，还得通过盐商转手倒卖盐引；铜政御史连这一道工序都省了：铜政司开采出的铜矿是什么？那就是钱啊！
因此，吕芳的建议可谓是深契圣心——说真的，这个衙门，不交给海瑞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一心追求精神财富，鄙视甚至痛恨物质财富的人掌管，朱厚熜还真不放心！
接着，他又赶紧补充说道：“海瑞既有才干，又有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主子一直看好并悉心栽培他，也正是看中了他慷慨任事，不计家身的千古名臣风范。将这样的人调任闲职，既是浪费人才，又有违主子初衷，更让人觉得主子处事不公，有损主子千秋圣名……”
朱厚熜感慨地说：“朕为难的就是这个。他这人最是迂腐顽固，抚民一方难免与上司衙门生出龌龊；又一向鄙视经济之道，不利于推行朝廷重商恤商的新政。朕思虑再三，也只有把他放在监察御史的位子上，用他来举劾不法、惩贪肃奸。可你也说了，他已万难在湖广官场立足，要么调任他省，要么回都察院，可这么一来，朕总是觉得有些亏欠了他，毕竟他是为了朝廷之事受辱的嘛！以他那样至刚至阳的性格，没有一死以全名节，朕还要感谢荣王世子朱载昀和赵隐连夜去给他登门赔罪呢！”
听到主子这么说，吕芳心中有了底，便说：“奴婢闻说张居正在奏疏中提到银贱铜贵之事，马老先生及户部商议之后，奏请朝廷增设云贵铜政司……”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朱厚熜就抚掌大笑起来：“好我的吕大伴啊！原来你是要把这天字第一号肥缺给海瑞啊！”
原来，当日张居正听海瑞说起银铜比价的变化，觉得事关朝廷财政根本制度，就放在了心上。回到昆山之后，他仔细琢磨，终于明白了近年来出现银贱铜贵现象的原因之所在：
其一，国朝废弛海禁，增开海市之后，大量的白银从东南亚和日本流向中国，虽说缓解了朝廷实行一条鞭法等税制改革而造成的货币短缺的压力；但由于贸易大量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白银等贵金属货币的贬值；
其二，恢复对日贸易之后，日本大量进口中国的钱币，还大量收购铜器，商人把铜钱收来熔炼铸成铜器，卖给日本，转手就是十几倍的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铜币的短缺。
接到张居正的奏疏之后，朱厚熜想了很久，越想越是毛骨悚然：
由于明朝严禁私铸制钱，那些因成色不足而被俗称为小钱、恶钱的铜钱无法进入流通领域，由官方货币行宝泉局和宝源局铸造的制钱还能维持相应的购买力，农民和小手工业日常使用的货币主要为铜钱，银贱铜贵的问题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此，它的危害一时还看不出来，只是让征收赋税的官员差役从银铜差价中捞到了不少好处。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展，白银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从长远来说，银贱铜贵的问题对国家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危害——所带来的两大弊端一是由于白银是海外贸易的主要支付工具，银价贬值，购买力下降，等于变相抬高了商品的价格，降低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和竞争能力，不利于对外的贸易倾销；二来也会引国内通货膨胀，使得本来就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极大的冲击。
银两制度是一种适应中国封建经济的货币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展的产物，白银自汉朝起就被充当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但一直是按重量行使，属于称量货币，不但麻烦，还有种类繁多、形状不定，成色不一、难以折算等诸多缺点，很难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展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尽快建立统一的本位货币，取代银铜铸币、尤其是以重量为单位的称量货币，这是经济展的显示需要，更是货币制度展的大势所趋。
可惜的是，虽有这样的解决办法，在明朝却是万难施行，这个祸根还是朱元璋当年埋下的，那就是大明宝钞。
明朝开国初始，推行铜钱，后因数量不足，改行纸币。洪武八年设立户部钞局，行纸币，是为大明宝钞，此后近两百年里，只行这一种纸币，票面只印洪武年号，最大面额为1贯，官方定价宝钞1贯合铜钱千文或白银1两，4贯合黄金1两，但金银不得流通，只准用于领钞。
为了推行钞法，明朝采取了种种强制性措施：其一，停止铸造钱币，严禁铜钱流通，违以阻钞罪论处；其二，禁用金银交易，违全家戍边，直至死刑；其三，实行户口食盐法，即计口纳钞买盐，成年人每月可买1斤盐，交纳宝钞1贯，未成年人减半；其四，增税和开征新税，一律用钞缴纳。此外，还对不用宝钞交易的、不开店铺私下交易的、哄抬物价的、私下交易用钱的、对用钞不用钱一律处以罚钞；官员贪墨受贿，也按40倍价格罚钞。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回笼货币，减少流通中的宝钞，可谓是煞费苦心。
可笑的是，明朝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却惟独没有想办法来解决货币行的最根本的问题，即设立行准备和控制行数量。结果，行过滥的宝钞急剧贬值，到成祖永乐年间，1贯宝钞只能值钱几十文；到宣宗宣德年间，已跌至10文以下。
朝廷律令甚至棍棒刀枪从来都不能战胜经济规律，纸币贬值，禁钱禁银的法令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民间反而用得更多，宣宗宣德十年，明朝只好解除了钱禁；英宗正统元年，又解除了银禁。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大明宝钞虽未停用，但已失去实际意义，在经济生活中根本无法通行，只能用于折付官员俸禄或赏赐九边军卒，也就是说，国家厚着脸皮耍起了无赖，拿那些已经一文不值的宝钞去哄骗官员和兵士。“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么？”于是，官员大肆贪墨、军队战力低下，也算是对无赖朝廷的一种报复。
要说明朝人并没有意识到滥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那是在替他们开脱罪责——自北宋行交子，使纸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一直注重设置行准备和限制最高行额度，还专门制定了被统称为“称提之术”的一系列纸币行和流通管理办法，维持国家信用。元朝以纸币为主，也有一整套的纸币管理制度。虽然宋、元两朝最后都因战乱四起，国家财政困难，不得不靠行纸币过日子，纸币越越多，形同废纸；但都不象明朝这样，打从一开始，就铁下心来当无赖，把国家信用践踏无余。
这样就给朱厚熜带来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国家信用已经在老祖宗的手中破产，如何能行百姓乐于使用的纸币？就算动用国家权力强制行，一来势必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强烈抵制而无法进入流通领域，重蹈大明宝钞被市场淘汰的覆辙；二来势必会严重危害刚刚展起来，还显得很脆弱的商品经济，甚至还会引起百姓的不满，激起席卷全国的民变——国民党政权行法币、金圆券、银圆券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啊！
对于前些年所谓“大刀阔斧”实则一味蛮干的改革所引的朝局动荡、天下大乱，朱厚熜心有余悸，根本不敢轻易触及关系到全国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货币制度，赶紧打消了行纸币的念头。
但是，他也知道，银贱铜贵的问题若是放任不管，一旦恶化，就会给国家经济带来根本性的打击，不能不趁早解决。为此，他责令内阁会同户部尽快拿出解决办法，并吩咐他们认真研究宋、元两朝的纸币管理制度——这两年朝廷财政状况有所好转，此前行的国债都能如约承付利息并按期兑付本金，勉强建立起了一点国家信用，官民商户购买新行的国债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或许以后还能尝试一下，未雨绸缪地做一些调研论证和前期准备还是必要的嘛！
钱法关系到国家的根本财政制度，内阁和户部也不敢怠慢，很快就上呈奏疏，建议朝廷一方面严厉打击熔毁铜钱、扰乱钱法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户部增设铜政司，选择能吏干员任铜政御史，在云贵择地开府建衙，加大铜矿开采，多铸铜钱并适当控制白银流通。双管齐下，维持国家货币流通领域中白银和铜钱的适当比例，平准银铜比价。
这样的作法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却是目前最为可行之法，朱厚熜也就准了奏，但云贵铜政司铜政御史的人选却让他颇为踌躇——大明官场的天字第一号肥缺原本是各地盐务司的巡盐御史，手中掌握着国家专卖的食盐，那些盐商要从他们手中批出盐引，就得奉上孝敬，所以官场上的人都戏称各位巡盐御史“放屁都能蹦出银屑子”。现在看来，跟即将增设的云贵铜政司铜政御史比起来，巡盐御史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巡盐御史要捞钱，还得通过盐商转手倒卖盐引；铜政御史连这一道工序都省了：铜政司开采出的铜矿是什么？那就是钱啊！
因此，吕芳的建议可谓是深契圣心——说真的，这个衙门，不交给海瑞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一心追求精神财富，鄙视甚至痛恨物质财富的人掌管，朱厚熜还真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