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郑纪工好奇问道。
盐税是最重要的税收项目之一，历朝历代都被做为国家专营项目，不允许地方政府插手，而两淮地区则是盐业发达之地，全国七成以上的食盐差不多都是这里出产又或者由这里中转运往全国各地，所以国家才会单独设立两淮盐运使这个职位，在大周的官员体系中，知府才是从四品的官员，而两淮盐运使是从三品，级别上比知府还要高一级，由此可见国家对盐税的重视。
不过两淮盐运使虽然是从三品的高官，又因为手中有管理税务的实权，是很肥的官职，但这个位子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一方面手握实权，那些富商巨贾往往会想尽办法贿赂拉拢，动辄便是成百上千两的黄金白银行贿，除了官员本身，包括官员的家属，重要幕僚，身边说得上话的人都在行贿拉拢的范围之内，几乎可说是无孔不入，很少有人能够敌得过这种立体全方面的进攻，很快便被收买，与盐商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变成共同利益同盟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这个职位有太多人眼红，方方面面的势力都在盯着，千方百计的想把自已派系的人马安插进去，所以一旦出现问题，便很容易受到朝内其他派系的势力参劾打击，因此历朝历代的两淮盐运使都是高危岗位，能够圆满做完一任的很少，常常会因贪污腐化被朝庭贬黜（不过只要不被处死，其任职内捞到的钱便足够风风光光的过几辈子，所以很多人仍然是前赴后继的争取，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张柏年为官清廉，风评甚好，当初还是七品县官时便以两袖清风，一文不贪，清如水。明如镜的作风为全县百姓所尊敬，其处事决断更是铁面无私，不循私枉法，为官十几年间。几乎没有负面新闻，也正因为如此，当值匈奴犯境，国库空虚，急需要两淮盐税解燃眉之急之时。皇上才会破格提拔，派他来做这项工作。这对张柏年而言既是机会也是风险――因为是在非常时期，做的好，肯定会得到皇上的格外欣赏，往后官场生涯将前途无限；做的不好，耽误了西北备战甚至吃了败仗，轻则贬黜官职，重则说不定连性命都会丢掉。
张柏年那时入仕为官也有十几年了，官场的经验并不少，但两淮盐运使的情况和以前为官一任。主事一方的职务并不相同，短时间内即使是他也很难掌握，再加上他为官清廉，不肯与盐商同流河污，想要顺利的征收盐税都不容易，更何况还要把盐税提高两倍呢？对这张柏年肯定是一道非常难过的槛儿。
现在张柏年贵为宰相，由此可知当年那道槛儿肯定是顺利的过去了，不过当时的情况也肯定不象现在讲说起来那么轻松，到底张柏年是怎样顺利的把盐税收上来的呢？不光是同坐的其他几位成年人，连两个小孩子也是听得津津有味。想要知道结果如何。
“呵呵，张相爷清楚自已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了解那些盐商玩的花招，而战事紧急，皇上不可能给他太长的时间慢慢来。所以若想顺利完成盐税征收之任，必须得到江淮地方上有力人士的支持，所谓一根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地方上的助力，就算他手中掌握着足以让那些盐商倾家荡产的权力。也因为找不到立威的目标而干着急”，林宝良放下茶杯，接着讲道。
“，那时林家主营的生意还是食盐，不过规模不大，在两淮地区最多也就排在十二三位以后，那时我接手家族生意只有三四年，正是年富力强，心气儿正高的年纪，而我当时的判断，因为两淮地区的盐业基本上都被排名前五位的几大盐商垄断，只是因为这个市场太大，其他盐商才能分到一杯羹，如果只是小富即贵，知足常乐的话当然没什么，但要想成为同行中的翘楚，同业中的龙头，没有三四十年的积累是根本不可能，此外，因为西北战事，朝庭决定加重盐税，虽然这是临时性的政策，但自古以来加税容易减税难，一旦税率提高，再想减下来就更困难了，这也是盐商们为什么会自发团结起来对抗张相爷的原因。可是以我的判断和从收集到的有关张相爷平时的作风了解，我认为其一，这次提高盐税朝庭是势在必得，下定了决心，其二，以张相爷的能力绝对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时间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分划瓦解，拉拢一批，打击一批肯定是必然采取的手段，既然如此，何不趁此转身，放弃已经被几大盐商垄断的盐业，而将主要经历放在刚刚兴起的票行钱庄业上呢？盐运使刚刚上任，人地两生，业务不熟，正是需要助力的时候，所谓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这种情况下，越早介入能得到的好处越多，若等人家站稳了脚跟以后，你就是贴钱上赶着巴结，人家还未必看得上眼。”
“方针定下，我就通过暗线私下里与相爷见面，并表示自已愿意为盐税征收之事尽一份心意。相爷知道后非常高兴并大加赞赏，与我秉烛夜谈，研究如何征税的事情。有我这个对两淮盐业知根知底儿的本地人出谋划策，那些盐商惯用的花招便再也行不通，几大盐商数次暗中大批量偷运行动都被江相爷派兵拦截，连扣带罚，几大盐商损失惨重，想通过朝庭里的靠山把张相爷整倒，但一来张相爷为官清廉，不循私枉法，别人想要整他也找不到够分量的理由，二来西北战事紧急，朝庭急需大量资金，而相爷罚没的那些货物银两对减轻国库压力很有帮助，皇上对他任上的做为非常欣赏，认为非常之事就要用非常的手段，就算相爷的做法有过当之处，也是出于对国运大局的考虑，所谓做大事者不拘小节，不仅不应责备，还应该加以褒扬。”(未完待续。)
盐税是最重要的税收项目之一，历朝历代都被做为国家专营项目，不允许地方政府插手，而两淮地区则是盐业发达之地，全国七成以上的食盐差不多都是这里出产又或者由这里中转运往全国各地，所以国家才会单独设立两淮盐运使这个职位，在大周的官员体系中，知府才是从四品的官员，而两淮盐运使是从三品，级别上比知府还要高一级，由此可见国家对盐税的重视。
不过两淮盐运使虽然是从三品的高官，又因为手中有管理税务的实权，是很肥的官职，但这个位子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一方面手握实权，那些富商巨贾往往会想尽办法贿赂拉拢，动辄便是成百上千两的黄金白银行贿，除了官员本身，包括官员的家属，重要幕僚，身边说得上话的人都在行贿拉拢的范围之内，几乎可说是无孔不入，很少有人能够敌得过这种立体全方面的进攻，很快便被收买，与盐商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变成共同利益同盟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这个职位有太多人眼红，方方面面的势力都在盯着，千方百计的想把自已派系的人马安插进去，所以一旦出现问题，便很容易受到朝内其他派系的势力参劾打击，因此历朝历代的两淮盐运使都是高危岗位，能够圆满做完一任的很少，常常会因贪污腐化被朝庭贬黜（不过只要不被处死，其任职内捞到的钱便足够风风光光的过几辈子，所以很多人仍然是前赴后继的争取，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张柏年为官清廉，风评甚好，当初还是七品县官时便以两袖清风，一文不贪，清如水。明如镜的作风为全县百姓所尊敬，其处事决断更是铁面无私，不循私枉法，为官十几年间。几乎没有负面新闻，也正因为如此，当值匈奴犯境，国库空虚，急需要两淮盐税解燃眉之急之时。皇上才会破格提拔，派他来做这项工作。这对张柏年而言既是机会也是风险――因为是在非常时期，做的好，肯定会得到皇上的格外欣赏，往后官场生涯将前途无限；做的不好，耽误了西北备战甚至吃了败仗，轻则贬黜官职，重则说不定连性命都会丢掉。
张柏年那时入仕为官也有十几年了，官场的经验并不少，但两淮盐运使的情况和以前为官一任。主事一方的职务并不相同，短时间内即使是他也很难掌握，再加上他为官清廉，不肯与盐商同流河污，想要顺利的征收盐税都不容易，更何况还要把盐税提高两倍呢？对这张柏年肯定是一道非常难过的槛儿。
现在张柏年贵为宰相，由此可知当年那道槛儿肯定是顺利的过去了，不过当时的情况也肯定不象现在讲说起来那么轻松，到底张柏年是怎样顺利的把盐税收上来的呢？不光是同坐的其他几位成年人，连两个小孩子也是听得津津有味。想要知道结果如何。
“呵呵，张相爷清楚自已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了解那些盐商玩的花招，而战事紧急，皇上不可能给他太长的时间慢慢来。所以若想顺利完成盐税征收之任，必须得到江淮地方上有力人士的支持，所谓一根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地方上的助力，就算他手中掌握着足以让那些盐商倾家荡产的权力。也因为找不到立威的目标而干着急”，林宝良放下茶杯，接着讲道。
“，那时林家主营的生意还是食盐，不过规模不大，在两淮地区最多也就排在十二三位以后，那时我接手家族生意只有三四年，正是年富力强，心气儿正高的年纪，而我当时的判断，因为两淮地区的盐业基本上都被排名前五位的几大盐商垄断，只是因为这个市场太大，其他盐商才能分到一杯羹，如果只是小富即贵，知足常乐的话当然没什么，但要想成为同行中的翘楚，同业中的龙头，没有三四十年的积累是根本不可能，此外，因为西北战事，朝庭决定加重盐税，虽然这是临时性的政策，但自古以来加税容易减税难，一旦税率提高，再想减下来就更困难了，这也是盐商们为什么会自发团结起来对抗张相爷的原因。可是以我的判断和从收集到的有关张相爷平时的作风了解，我认为其一，这次提高盐税朝庭是势在必得，下定了决心，其二，以张相爷的能力绝对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时间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分划瓦解，拉拢一批，打击一批肯定是必然采取的手段，既然如此，何不趁此转身，放弃已经被几大盐商垄断的盐业，而将主要经历放在刚刚兴起的票行钱庄业上呢？盐运使刚刚上任，人地两生，业务不熟，正是需要助力的时候，所谓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这种情况下，越早介入能得到的好处越多，若等人家站稳了脚跟以后，你就是贴钱上赶着巴结，人家还未必看得上眼。”
“方针定下，我就通过暗线私下里与相爷见面，并表示自已愿意为盐税征收之事尽一份心意。相爷知道后非常高兴并大加赞赏，与我秉烛夜谈，研究如何征税的事情。有我这个对两淮盐业知根知底儿的本地人出谋划策，那些盐商惯用的花招便再也行不通，几大盐商数次暗中大批量偷运行动都被江相爷派兵拦截，连扣带罚，几大盐商损失惨重，想通过朝庭里的靠山把张相爷整倒，但一来张相爷为官清廉，不循私枉法，别人想要整他也找不到够分量的理由，二来西北战事紧急，朝庭急需大量资金，而相爷罚没的那些货物银两对减轻国库压力很有帮助，皇上对他任上的做为非常欣赏，认为非常之事就要用非常的手段，就算相爷的做法有过当之处，也是出于对国运大局的考虑，所谓做大事者不拘小节，不仅不应责备，还应该加以褒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