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到了六月，北方的天气渐渐春天的干燥中走了出来。
上旬的一天，中央政府冷不防的发布了一次记者通传招待会，固定名额邀请了几个比较靠谱的报馆来到新华门，由军事部部长助理代表中央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与外蒙古的谈判宣告失败，袁世凯大总统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顾任何艰难险阻，毅然决定编谴北伐军入蒙。
整个招待会更像是为袁世凯大总统歌功颂德的游园会，到场的无论是宾客还是官员，这个消息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乎，仅仅把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发起北伐壮举的人身上。大家都不失时机大放赞词，一时间将袁世凯捧成中国唯一的救星。
不得不承认，袁世凯这一决定确实负担着极其沉重的压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有非凡的意义。在广东战争之前，袁世凯一心一意都把目光锁定在国内，他的大思路就是一定要先稳定国家内部的裂痕，而为了完成这个的大目标，甚至可以放弃和牺牲很多国家利益。可是在广东战争之后，一战彻底把袁世凯打醒了过来，他着实没料到自己引起为傲的北洋军已经难堪重任，地方军阀的实力大大超乎想像。
虽然袁世凯内心很忧虑也很失望，但好在他大风大浪熬到今时今日，自己手里掌握的大权依然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优势。因此，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北洋军与地方的关系，“强硬”可是一种原则和风格，可未必是一如既往的手段。就好比在应付广东战争的事情上，无论如何吴绍霆是自己的眼中钉，但这个钉子刺入的太深，贸然拔掉只会伤及本身，所以强硬在这个环节上是绝不可为。
既然之前的大思路行不通，袁世凯也不会固步自封、坐以待毙。他虽极不情愿在这个时候开罪于列强，毕竟这个国家还太年轻、太脆弱，很多方面反倒还需要仰仗列强的支持。但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必须弥补广东战争造成的失利阴影，尽量弥补北洋军丢失的威信，另外一方面权衡这次战争的预测，总之是利大于弊。因此北伐蒙古是势在必行。
就在记者通传招待会结束后不久，总统府派人来到国宾招待所，将安排在六月六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通知了吴绍霆。虽然派来的人并没有说的太直接，但吴绍霆心里很清楚，袁世凯是希望自己在这次正式发布会上兑现诺言，公开发表支持北洋政府的言论。
让吴绍霆感到颇为欣慰的是，袁世凯并没有强制要求自己公开发表言论的措辞，至于演讲稿完全是由他个人来自行安排。当然，不管怎么样，这次公开发表支持言论对他来说只是一次作秀，所以原则上还是要给足北洋政府面子。他将这件事交给王长龄，好歹对方跟了广东将军很多年打副手，这点文职能力还是不在话下的。
转眼到了当日，总统府派来一辆小轿车迎接吴绍霆前往发布会现场。
场地就设在怀仁堂大门口的小空地上，布置的虽然没有授勋仪式上那么庄严，但好歹有规有模、有板有眼。主持这次发布会的人并不是总统府秘书长，也不是陆军部的干事，而是外交部长陆宗舆。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清政府奉天洋务局总办兼东三省盐各使、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底任驻日公使。1916年后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曹汝霖、章宗祥勾结，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承认其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免职。1925年后任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寓居北平。曾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顾问。
近代中国的外交人物大多是悲剧性质，可以说每一个外交界的中国人都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可惜出生在一个贫弱的国家里，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才华。这些外交人士与中国海军有异曲同工的凄凉之处。他们身在其职，难免不要思前顾后，外交谈判桌上并非不竭力力争，而是争无可争。
陆宗舆便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他半辈子都是庸庸碌碌，唯一借助时运当上了国务总理，可惜又让参议院看不起。就算在代表北洋政府与日本人谈判签署《二十一条》时，他也不过是北洋政府推出来的一个棋子罢了。巴黎和会之后，他与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抨击为卖国贼，甚至在家乡海宁县也被决议开除乡籍，并通电全国。
虽然这些外交官员多多少少负有责任，但绝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因此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是有太多的冤屈。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是近代中国外交人士们含血含泪所应证的事实，可是那些狂热的学生、青年、工人等等，他们何尝有过换位思考？
在发布会正式开始之前，陆宗舆特意找到吴绍霆，带着几分认真提醒道：“吴将军，之前没有来得及跟您做交代，这发布会还有十分钟就开始了，毕竟是面向全国的通告，由不得咱们有疏忽。待会儿还请吴将军稍加注意一些语气和措辞，千万不要太过激烈和针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麻烦。”
吴绍霆看了陆宗舆一眼，对方在最后四个字上显得煞有其事，不愧是专业人士说专业术语。他不疾不徐的问道：“陆总长，您这话我该怎么理解？”
陆宗舆看了看四周，见并没有闲杂人等，于是压低声音说了道：“吴将军你是明白人，外蒙古的事情幕后是俄国毛子在捣鬼，上个月大总统与外蒙古的交涉其实就是在跟俄国老毛子交涉，结果双方没有谈妥。但是不管怎么说，俄国人始终不敢撕破这层纸直接分裂蒙古，而我们也不能撕破这层纸把老毛子惹毛了。”
上旬的一天，中央政府冷不防的发布了一次记者通传招待会，固定名额邀请了几个比较靠谱的报馆来到新华门，由军事部部长助理代表中央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与外蒙古的谈判宣告失败，袁世凯大总统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顾任何艰难险阻，毅然决定编谴北伐军入蒙。
整个招待会更像是为袁世凯大总统歌功颂德的游园会，到场的无论是宾客还是官员，这个消息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乎，仅仅把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发起北伐壮举的人身上。大家都不失时机大放赞词，一时间将袁世凯捧成中国唯一的救星。
不得不承认，袁世凯这一决定确实负担着极其沉重的压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有非凡的意义。在广东战争之前，袁世凯一心一意都把目光锁定在国内，他的大思路就是一定要先稳定国家内部的裂痕，而为了完成这个的大目标，甚至可以放弃和牺牲很多国家利益。可是在广东战争之后，一战彻底把袁世凯打醒了过来，他着实没料到自己引起为傲的北洋军已经难堪重任，地方军阀的实力大大超乎想像。
虽然袁世凯内心很忧虑也很失望，但好在他大风大浪熬到今时今日，自己手里掌握的大权依然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优势。因此，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北洋军与地方的关系，“强硬”可是一种原则和风格，可未必是一如既往的手段。就好比在应付广东战争的事情上，无论如何吴绍霆是自己的眼中钉，但这个钉子刺入的太深，贸然拔掉只会伤及本身，所以强硬在这个环节上是绝不可为。
既然之前的大思路行不通，袁世凯也不会固步自封、坐以待毙。他虽极不情愿在这个时候开罪于列强，毕竟这个国家还太年轻、太脆弱，很多方面反倒还需要仰仗列强的支持。但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必须弥补广东战争造成的失利阴影，尽量弥补北洋军丢失的威信，另外一方面权衡这次战争的预测，总之是利大于弊。因此北伐蒙古是势在必行。
就在记者通传招待会结束后不久，总统府派人来到国宾招待所，将安排在六月六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通知了吴绍霆。虽然派来的人并没有说的太直接，但吴绍霆心里很清楚，袁世凯是希望自己在这次正式发布会上兑现诺言，公开发表支持北洋政府的言论。
让吴绍霆感到颇为欣慰的是，袁世凯并没有强制要求自己公开发表言论的措辞，至于演讲稿完全是由他个人来自行安排。当然，不管怎么样，这次公开发表支持言论对他来说只是一次作秀，所以原则上还是要给足北洋政府面子。他将这件事交给王长龄，好歹对方跟了广东将军很多年打副手，这点文职能力还是不在话下的。
转眼到了当日，总统府派来一辆小轿车迎接吴绍霆前往发布会现场。
场地就设在怀仁堂大门口的小空地上，布置的虽然没有授勋仪式上那么庄严，但好歹有规有模、有板有眼。主持这次发布会的人并不是总统府秘书长，也不是陆军部的干事，而是外交部长陆宗舆。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清政府奉天洋务局总办兼东三省盐各使、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底任驻日公使。1916年后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曹汝霖、章宗祥勾结，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承认其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免职。1925年后任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寓居北平。曾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顾问。
近代中国的外交人物大多是悲剧性质，可以说每一个外交界的中国人都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可惜出生在一个贫弱的国家里，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才华。这些外交人士与中国海军有异曲同工的凄凉之处。他们身在其职，难免不要思前顾后，外交谈判桌上并非不竭力力争，而是争无可争。
陆宗舆便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他半辈子都是庸庸碌碌，唯一借助时运当上了国务总理，可惜又让参议院看不起。就算在代表北洋政府与日本人谈判签署《二十一条》时，他也不过是北洋政府推出来的一个棋子罢了。巴黎和会之后，他与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抨击为卖国贼，甚至在家乡海宁县也被决议开除乡籍，并通电全国。
虽然这些外交官员多多少少负有责任，但绝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因此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是有太多的冤屈。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是近代中国外交人士们含血含泪所应证的事实，可是那些狂热的学生、青年、工人等等，他们何尝有过换位思考？
在发布会正式开始之前，陆宗舆特意找到吴绍霆，带着几分认真提醒道：“吴将军，之前没有来得及跟您做交代，这发布会还有十分钟就开始了，毕竟是面向全国的通告，由不得咱们有疏忽。待会儿还请吴将军稍加注意一些语气和措辞，千万不要太过激烈和针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麻烦。”
吴绍霆看了陆宗舆一眼，对方在最后四个字上显得煞有其事，不愧是专业人士说专业术语。他不疾不徐的问道：“陆总长，您这话我该怎么理解？”
陆宗舆看了看四周，见并没有闲杂人等，于是压低声音说了道：“吴将军你是明白人，外蒙古的事情幕后是俄国毛子在捣鬼，上个月大总统与外蒙古的交涉其实就是在跟俄国老毛子交涉，结果双方没有谈妥。但是不管怎么说，俄国人始终不敢撕破这层纸直接分裂蒙古，而我们也不能撕破这层纸把老毛子惹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