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金钱的力量：倒向宦官的军官群体
为了打击讨厌的士人，汉灵帝下令刊刻熹平石经，规范太学教材，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防止党人们拉帮结派。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这回再次显示了惊人的智慧，收获司徒高位。在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袁家反而完成了四世三公的伟业，开始了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
在袁绍回到洛阳定居的次年，也就是公元172年，东汉政坛上的众多风云人物像是要为后生才俊让出施展才华的空间那样，接连告别了人世：三月，“官场不倒翁”太傅胡广病故，太傅掾王允主持葬礼，蔡邕作长篇碑铭；五月，第二次党锢运动的主谋侯览因罪自杀。
六月，窦太后在软禁中神秘地死去，随后在朱雀阙的墙上出现一篇标语，指责“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导致天下大乱。灵帝和曹节、王甫等宦官责成司隶校尉刘猛追捕此文作者，结果查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抓到主犯。灵帝大怒，将刘猛革职查办，改拜御史中丞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受宠若惊，立即以征讨羌人同样的干劲，积极地四处抓人，前后共逮捕了千余名嫌疑犯，其中大多数都是太学生。三个月后，段颎又按照曹节、王甫、袁赦的指示，处死反对王甫的郑飒、董腾等宦官，并以谋反罪逮捕了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及其妃宋氏，迫使他们自杀。
刘悝案给阉党带来了官运，12人因而封侯。不过，它与朱雀阙标语案加在一起，又令士大夫们对段颎恨之入骨。
身为一代名将，段颎为何要阿附宦官呢？这是由东汉帝**政制度决定的。同为镇抚西北边疆的将领，张奂、孟佗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绝非偶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行军用兵之术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后勤。段颎等人每次出兵，都要向朝廷呈递细致的军费预算。由于东汉后期经济不景气，将领们总是面对着军费不足的困扰，导致士兵的数量、装备和士气都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连基本的军饷都难以保证。当时，中朝势力强大，掌握着帝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将领如果与中朝的宦官关系不融洽，后勤便没有保障，更谈不上战胜敌人了。此外，中朝还主导着人事部门，将领的个人前途与此息息相关，滕抚和段颎两人截然相反的仕途就是明证。因此，东汉后期的军队，无论是京师的禁卫军，还是外地的边防军，都相当畏惮宦官，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
随着老朋友段颎的得势，袁家的再度辉煌也已指日可待。公元172年十二月，汉灵帝下诏，封大鸿胪袁隗为司徒，袁氏家族空前的“四世三公”官场伟业终于大功告成。至于袁隗留下来的大鸿胪之位，则被灵帝赐给了曹操的父亲曹嵩。
既然已经当了三公，袁隗自然要开府，而开府就需要招聘幕僚。段颎如果曾经向袁隗推荐董卓为幕僚的话，必定是在这个时候。袁隗肯定不会想到，作为朋友段颎的门生和他本人的故吏，这位“董师爷”心中全无知遇之恩，反而将会置自己全家老小于死地。
袁隗出任司徒3个月之后，他的的老朋友杨赐也升任司空；又过了3个月，司隶校尉段颎又升任太尉。至此，当年一起为崔萛办丧事的袁隗、杨赐、段颎三个好朋友同时担任三公，真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半年之后，杨赐和段颎相继因病辞职，但袁隗的司徒位子还是坐得很稳。
公元173年，时年17虚岁的汉灵帝获得了大喜讯：何贵人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汉少帝。汉灵帝的宋皇后生性嫉妒，灵帝害怕她会害死刘辩，就派宦官把这个幼儿带出宫去，以弃婴的名义寄养在一个姓史的道士家里，称为“史侯”。为了表彰何贵人，灵帝封她的哥哥何进为郎中，又升迁为虎贲中郎将。这再次触怒了宋皇后，灵帝只得把何进外放为颍川太守。
公元174年，“凉州三明”中最年长的皇甫规病逝，西北边疆也随之重新动荡起来。
汉羌百年战争结束以后，鲜卑便成了东汉帝国最大的敌人。桓帝初年，鲜卑王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鲜卑帝国。在北匈奴瓦解的90年后，东汉帝国重新有了一个强大的北方邻居，它的政策捉摸不定，而且热衷于侵略。自公元156年起，檀石槐就不断入长城劫掠，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桓帝主动提出和亲，而檀石槐竟然傲慢地拒绝了。党锢运动开始后，张俭等党人相继投奔檀石槐，为其参谋军事，鲜卑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灵帝初年，鲜卑军无岁不入塞，杀略汉朝兵民不可胜数。
公元174年冬，鲜卑军又攻入凉州北地郡，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军迎战，取得了一场罕见的大捷，因功升为为护乌桓校尉。夏育本是段颎的副将，汉羌战争结束后，他与另一位副将田晏都得到了升迁。休著屠各，又称休著、休屠各或屠各，来源比较复杂。东汉时所谓的“屠各”，西汉时译作“屠耆”，隋唐时译作“突厥”，今称“土耳其”或“土库”，是匈奴的核心部落，历代单于都是屠各种。匈奴又有一部落叫“休著”，原是月氏人，定居于河西走廊，汉武帝时被霍去病征服，后仍居故地，即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自从北匈奴衰落之后，大批屠各人陆续以战俘或内附民的身份入居河西走廊，与休著人杂居，形成了“休著屠各”这个特殊的民族，后来便成为凉州“秦胡”或“羌胡”军的主要兵源。东汉、三国、两晋史料在提到“休著屠各”时，指的往往是这些北匈奴人；而在提到“匈奴”时，指的则是南匈奴人。后来，休著屠各与袁绍父子的关系时敌时友，令他们非常头疼。
鲜卑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消息传来，汉灵帝便转移注意力，关心起学术教育来了。灵帝本人酷爱文学，著有《皇羲篇》五十章，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以题目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推论，肯定都是食古不化的废话。公元175年三月，他命令自己的老师——光禄大夫杨赐、五官中郎将堂谿典、谏议大夫马日磾、太史令单飏、议郎蔡邕等大儒考证历来争论极多的《六经》，也就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记》、《春秋》的文字，审定后用古文、篆、隶三种书法写就，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至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仍能看到残碑。
除《乐记》之外，《六经》中的五经都是太学里的主要教材，所以汉灵帝刊立熹平石经，目的就是对考试内容加以规范化。因此，对于渴望通过太学捷径做官的人来说，尽早熟悉熹平石经的内容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石经刚刚开始刊立之时，欣赏及摹写者便蜂拥而至，每日到太学门口看蔡邕写经的观众多达数千，聚集的马车也有上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之中，很可能就有袁绍、袁术和曹操的身影。
袁绍和袁术，特别是袁术，一向与主持修熹平石经的光禄大夫杨赐过从甚密。前文中已经提到，这位杨赐不仅是袁逢、袁隗兄弟的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杨彪还是袁逢的女婿。杨彪在公元225年去世时84虚岁，所以他生于公元142年，比袁绍大4岁，比袁术大5岁以上，与袁逢的女儿应当早已结婚。不过他们的儿子杨修此时是否已经出生，还值得怀疑，因为杨修是曹植的好友，而杨彪比曹植年长50岁。无论怎样，既然是亲家主持的文化大典，袁氏家族的成员自然不能错过捧场的机会。再说，老相识蔡邕的书法总是值得一看。
和袁绍一样，曹操年轻时也上过太学。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在公元174年满20虚岁时出任郎官，但并不是考上的，而是“举孝廉”，说明他的考试成绩不怎么样，至少没进入前10名，因此只能借助乃父曹嵩的人际关系被推荐当官。不过，曹操又被同时代的人公认为“明古学”，所以他大概是偏科生。从曹操留下来的诗文看，他毫无疑问熟悉《诗经》，但很少像多数东汉学者那样引用其余“五经”；曹操酷爱《孙子兵法》，却极少谈及《左传》，也说明他的《春秋》没有学好。
曹操与袁绍、袁术兄弟很早便相识，古籍中也有不少相关的零散记载。关于这三人的早年关系，以及在公元2世纪70年代的活动情况，将放到下一节专门讨论。
大约与刻立熹平石经同时，灵帝政权为了抑制党人，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对官员的选拔提出三种禁忌：本州人不得当本州刺史，本郡人不得当本郡太守；儿女亲家不得到对方的故乡当官；两州人士不得同时到对方的州里当刺史。以袁家为例：袁家是豫州汝南郡人，所以不得当豫州刺史或汝南太守；袁隗是马融的女婿，所以马家人也不得到汝南当官；如果有荆州人当豫州刺史，那么袁家人又不得当荆州刺史。正因为有《三互法》，袁绍、袁术和曹操后来都不曾在其故乡豫州为官，孙坚、孙策、孙权都不曾在吴郡为官，刘备也不曾在幽州为官。当时，袁隗任司徒，袁逢任太仆，袁滂任光禄勋，所以袁家对《三互法》的颁行应当起过作用。
按照袁宏《后汉纪》的记载，袁滂字公熙，祖籍陈国扶乐县(今河南省常营镇)，是袁绍的族兄袁闳之孙，所以在辈份上算是袁绍、袁术兄弟的族孙，但年龄却比袁绍还大。当年袁闳与袁逢、袁隗兄弟不和，因而离开汝南郡，搬到约50公里以北的陈国扶乐县定居，袁氏家族由此一分为二。袁滂的儿子袁涣曾与袁术关系密切，其后裔历仕魏晋、南北二朝，直至隋唐不衰，是唐初名相房玄龄的效仿对象，比袁绍的后裔风光多了。袁宏身为袁滂的七世孙，所言应当无误。
平心而论，《三互法》确实有利于肃清吏治，防止官员以权谋私。但是，这也导致官员对地方上的情况不熟悉，办事不认真，还加大了人事部门的工作难度，幽、冀二州就出现了“久缺不补”的怪现象。蔡邕看到这种情况，便在修完熹平石经后上疏反对《三互法》，但是没有效果。
看到朝廷大员们靠着刻碑、立法就可以轻松地扬名立万，地方上的文臣武将们自然也难耐寂寞。公元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护羌校尉田晏上书朝廷，请求征发幽州兵出塞讨伐鲜卑，声称在“一冬二春”之间，必能生擒檀石槐，澄清漠北。大臣纷纷反对，夏育、田晏便通过老上司段颎向中常侍王甫说情，灵帝听信王甫之言，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准备北伐。蔡邕连忙上表反对说：
“自从匈奴分裂，南部投诚，北部西逃以后，鲜卑强盛起来，占据匈奴故地，雄兵十万，日益强横。加以关塞不严，走私成风，中国的上好金属和武器全出口给了鲜卑，有些无耻的汉人又逃过边界，为他们制订侵略计划。如今，鲜卑兵利马疾，实力已经超过了过去的匈奴。段颎一代良将，骁勇善战，平定区区西羌还花了十余年。夏育、田晏本为段颎副手，军事才能未必在段颎之上，鲜卑的兵马又明显强于西羌。现在他们却夸口说什么‘两年内征服鲜卑’，将来一旦形成僵持局面，势必又要征发天下兵马增援，没完没了。现在，官兵连郡县盗贼还消灭不了，怎么可能征服这些野蛮人？先帝建造长城，目的就是让我们防守反击，而不是轻敌冒进，请陛下以史为鉴。”
灵帝读了蔡邕的建议，却并不采纳，因为他迫切希望超过自己的前任桓帝。有一次，灵帝问杨赐的侄子杨奇：“朕何如桓帝？”杨奇答道：“陛下的才德和桓帝完全相当，就像尧和舜一样啊！”弄得灵帝非常尴尬。登燕然山，封狼居胥，称霸东亚，是汉代大多数年轻皇帝的愿望。但一国之君不怕无能，最怕眼高手低。灵帝肯定不会预知，自己将会得到“灵”这样的恶谥。
公元177年八月，汉灵帝派破鲜卑中郎将田晏、护乌桓校尉夏育、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匈奴单于联兵北伐，各率一万骑兵和若干步兵，合围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分头迎战，汉军大败，南单于阵亡，田晏、夏育、臧旻三人各率数十名骑兵逃回。灵帝闻报，既生气又惭愧，只好把这三员将领下狱问罪，又将太尉刘宽革职，聊以塞责。
现在轮到鲜卑人反击了，东至辽西，西至酒泉，“缘边莫不被毒。”所幸不久后檀石槐病死，鲜卑帝国随之分裂，直到北魏时期才统一。正因为如此，汉末和三国才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后一次较少异民族因素参予的内战。不然的话，五胡乱华、中原板荡，恐怕就无需再等到永嘉之变了。
综上所述，公元172～177年的熹平年间，既是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又是袁家四世三公、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奇怪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袁绍传》却都对袁绍此时在洛阳的活动缄口不言。他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正史又要隐瞒些什么呢？
为了打击讨厌的士人，汉灵帝下令刊刻熹平石经，规范太学教材，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防止党人们拉帮结派。深谙官场规则的袁家这回再次显示了惊人的智慧，收获司徒高位。在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袁家反而完成了四世三公的伟业，开始了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
在袁绍回到洛阳定居的次年，也就是公元172年，东汉政坛上的众多风云人物像是要为后生才俊让出施展才华的空间那样，接连告别了人世：三月，“官场不倒翁”太傅胡广病故，太傅掾王允主持葬礼，蔡邕作长篇碑铭；五月，第二次党锢运动的主谋侯览因罪自杀。
六月，窦太后在软禁中神秘地死去，随后在朱雀阙的墙上出现一篇标语，指责“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导致天下大乱。灵帝和曹节、王甫等宦官责成司隶校尉刘猛追捕此文作者，结果查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抓到主犯。灵帝大怒，将刘猛革职查办，改拜御史中丞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受宠若惊，立即以征讨羌人同样的干劲，积极地四处抓人，前后共逮捕了千余名嫌疑犯，其中大多数都是太学生。三个月后，段颎又按照曹节、王甫、袁赦的指示，处死反对王甫的郑飒、董腾等宦官，并以谋反罪逮捕了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及其妃宋氏，迫使他们自杀。
刘悝案给阉党带来了官运，12人因而封侯。不过，它与朱雀阙标语案加在一起，又令士大夫们对段颎恨之入骨。
身为一代名将，段颎为何要阿附宦官呢？这是由东汉帝**政制度决定的。同为镇抚西北边疆的将领，张奂、孟佗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绝非偶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行军用兵之术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后勤。段颎等人每次出兵，都要向朝廷呈递细致的军费预算。由于东汉后期经济不景气，将领们总是面对着军费不足的困扰，导致士兵的数量、装备和士气都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连基本的军饷都难以保证。当时，中朝势力强大，掌握着帝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将领如果与中朝的宦官关系不融洽，后勤便没有保障，更谈不上战胜敌人了。此外，中朝还主导着人事部门，将领的个人前途与此息息相关，滕抚和段颎两人截然相反的仕途就是明证。因此，东汉后期的军队，无论是京师的禁卫军，还是外地的边防军，都相当畏惮宦官，到了惟命是从的地步。
随着老朋友段颎的得势，袁家的再度辉煌也已指日可待。公元172年十二月，汉灵帝下诏，封大鸿胪袁隗为司徒，袁氏家族空前的“四世三公”官场伟业终于大功告成。至于袁隗留下来的大鸿胪之位，则被灵帝赐给了曹操的父亲曹嵩。
既然已经当了三公，袁隗自然要开府，而开府就需要招聘幕僚。段颎如果曾经向袁隗推荐董卓为幕僚的话，必定是在这个时候。袁隗肯定不会想到，作为朋友段颎的门生和他本人的故吏，这位“董师爷”心中全无知遇之恩，反而将会置自己全家老小于死地。
袁隗出任司徒3个月之后，他的的老朋友杨赐也升任司空；又过了3个月，司隶校尉段颎又升任太尉。至此，当年一起为崔萛办丧事的袁隗、杨赐、段颎三个好朋友同时担任三公，真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半年之后，杨赐和段颎相继因病辞职，但袁隗的司徒位子还是坐得很稳。
公元173年，时年17虚岁的汉灵帝获得了大喜讯：何贵人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汉少帝。汉灵帝的宋皇后生性嫉妒，灵帝害怕她会害死刘辩，就派宦官把这个幼儿带出宫去，以弃婴的名义寄养在一个姓史的道士家里，称为“史侯”。为了表彰何贵人，灵帝封她的哥哥何进为郎中，又升迁为虎贲中郎将。这再次触怒了宋皇后，灵帝只得把何进外放为颍川太守。
公元174年，“凉州三明”中最年长的皇甫规病逝，西北边疆也随之重新动荡起来。
汉羌百年战争结束以后，鲜卑便成了东汉帝国最大的敌人。桓帝初年，鲜卑王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鲜卑帝国。在北匈奴瓦解的90年后，东汉帝国重新有了一个强大的北方邻居，它的政策捉摸不定，而且热衷于侵略。自公元156年起，檀石槐就不断入长城劫掠，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桓帝主动提出和亲，而檀石槐竟然傲慢地拒绝了。党锢运动开始后，张俭等党人相继投奔檀石槐，为其参谋军事，鲜卑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灵帝初年，鲜卑军无岁不入塞，杀略汉朝兵民不可胜数。
公元174年冬，鲜卑军又攻入凉州北地郡，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军迎战，取得了一场罕见的大捷，因功升为为护乌桓校尉。夏育本是段颎的副将，汉羌战争结束后，他与另一位副将田晏都得到了升迁。休著屠各，又称休著、休屠各或屠各，来源比较复杂。东汉时所谓的“屠各”，西汉时译作“屠耆”，隋唐时译作“突厥”，今称“土耳其”或“土库”，是匈奴的核心部落，历代单于都是屠各种。匈奴又有一部落叫“休著”，原是月氏人，定居于河西走廊，汉武帝时被霍去病征服，后仍居故地，即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自从北匈奴衰落之后，大批屠各人陆续以战俘或内附民的身份入居河西走廊，与休著人杂居，形成了“休著屠各”这个特殊的民族，后来便成为凉州“秦胡”或“羌胡”军的主要兵源。东汉、三国、两晋史料在提到“休著屠各”时，指的往往是这些北匈奴人；而在提到“匈奴”时，指的则是南匈奴人。后来，休著屠各与袁绍父子的关系时敌时友，令他们非常头疼。
鲜卑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消息传来，汉灵帝便转移注意力，关心起学术教育来了。灵帝本人酷爱文学，著有《皇羲篇》五十章，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以题目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推论，肯定都是食古不化的废话。公元175年三月，他命令自己的老师——光禄大夫杨赐、五官中郎将堂谿典、谏议大夫马日磾、太史令单飏、议郎蔡邕等大儒考证历来争论极多的《六经》，也就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记》、《春秋》的文字，审定后用古文、篆、隶三种书法写就，刻成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至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仍能看到残碑。
除《乐记》之外，《六经》中的五经都是太学里的主要教材，所以汉灵帝刊立熹平石经，目的就是对考试内容加以规范化。因此，对于渴望通过太学捷径做官的人来说，尽早熟悉熹平石经的内容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石经刚刚开始刊立之时，欣赏及摹写者便蜂拥而至，每日到太学门口看蔡邕写经的观众多达数千，聚集的马车也有上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之中，很可能就有袁绍、袁术和曹操的身影。
袁绍和袁术，特别是袁术，一向与主持修熹平石经的光禄大夫杨赐过从甚密。前文中已经提到，这位杨赐不仅是袁逢、袁隗兄弟的老朋友，而且他的儿子杨彪还是袁逢的女婿。杨彪在公元225年去世时84虚岁，所以他生于公元142年，比袁绍大4岁，比袁术大5岁以上，与袁逢的女儿应当早已结婚。不过他们的儿子杨修此时是否已经出生，还值得怀疑，因为杨修是曹植的好友，而杨彪比曹植年长50岁。无论怎样，既然是亲家主持的文化大典，袁氏家族的成员自然不能错过捧场的机会。再说，老相识蔡邕的书法总是值得一看。
和袁绍一样，曹操年轻时也上过太学。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在公元174年满20虚岁时出任郎官，但并不是考上的，而是“举孝廉”，说明他的考试成绩不怎么样，至少没进入前10名，因此只能借助乃父曹嵩的人际关系被推荐当官。不过，曹操又被同时代的人公认为“明古学”，所以他大概是偏科生。从曹操留下来的诗文看，他毫无疑问熟悉《诗经》，但很少像多数东汉学者那样引用其余“五经”；曹操酷爱《孙子兵法》，却极少谈及《左传》，也说明他的《春秋》没有学好。
曹操与袁绍、袁术兄弟很早便相识，古籍中也有不少相关的零散记载。关于这三人的早年关系，以及在公元2世纪70年代的活动情况，将放到下一节专门讨论。
大约与刻立熹平石经同时，灵帝政权为了抑制党人，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三互法》，对官员的选拔提出三种禁忌：本州人不得当本州刺史，本郡人不得当本郡太守；儿女亲家不得到对方的故乡当官；两州人士不得同时到对方的州里当刺史。以袁家为例：袁家是豫州汝南郡人，所以不得当豫州刺史或汝南太守；袁隗是马融的女婿，所以马家人也不得到汝南当官；如果有荆州人当豫州刺史，那么袁家人又不得当荆州刺史。正因为有《三互法》，袁绍、袁术和曹操后来都不曾在其故乡豫州为官，孙坚、孙策、孙权都不曾在吴郡为官，刘备也不曾在幽州为官。当时，袁隗任司徒，袁逢任太仆，袁滂任光禄勋，所以袁家对《三互法》的颁行应当起过作用。
按照袁宏《后汉纪》的记载，袁滂字公熙，祖籍陈国扶乐县(今河南省常营镇)，是袁绍的族兄袁闳之孙，所以在辈份上算是袁绍、袁术兄弟的族孙，但年龄却比袁绍还大。当年袁闳与袁逢、袁隗兄弟不和，因而离开汝南郡，搬到约50公里以北的陈国扶乐县定居，袁氏家族由此一分为二。袁滂的儿子袁涣曾与袁术关系密切，其后裔历仕魏晋、南北二朝，直至隋唐不衰，是唐初名相房玄龄的效仿对象，比袁绍的后裔风光多了。袁宏身为袁滂的七世孙，所言应当无误。
平心而论，《三互法》确实有利于肃清吏治，防止官员以权谋私。但是，这也导致官员对地方上的情况不熟悉，办事不认真，还加大了人事部门的工作难度，幽、冀二州就出现了“久缺不补”的怪现象。蔡邕看到这种情况，便在修完熹平石经后上疏反对《三互法》，但是没有效果。
看到朝廷大员们靠着刻碑、立法就可以轻松地扬名立万，地方上的文臣武将们自然也难耐寂寞。公元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护羌校尉田晏上书朝廷，请求征发幽州兵出塞讨伐鲜卑，声称在“一冬二春”之间，必能生擒檀石槐，澄清漠北。大臣纷纷反对，夏育、田晏便通过老上司段颎向中常侍王甫说情，灵帝听信王甫之言，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准备北伐。蔡邕连忙上表反对说：
“自从匈奴分裂，南部投诚，北部西逃以后，鲜卑强盛起来，占据匈奴故地，雄兵十万，日益强横。加以关塞不严，走私成风，中国的上好金属和武器全出口给了鲜卑，有些无耻的汉人又逃过边界，为他们制订侵略计划。如今，鲜卑兵利马疾，实力已经超过了过去的匈奴。段颎一代良将，骁勇善战，平定区区西羌还花了十余年。夏育、田晏本为段颎副手，军事才能未必在段颎之上，鲜卑的兵马又明显强于西羌。现在他们却夸口说什么‘两年内征服鲜卑’，将来一旦形成僵持局面，势必又要征发天下兵马增援，没完没了。现在，官兵连郡县盗贼还消灭不了，怎么可能征服这些野蛮人？先帝建造长城，目的就是让我们防守反击，而不是轻敌冒进，请陛下以史为鉴。”
灵帝读了蔡邕的建议，却并不采纳，因为他迫切希望超过自己的前任桓帝。有一次，灵帝问杨赐的侄子杨奇：“朕何如桓帝？”杨奇答道：“陛下的才德和桓帝完全相当，就像尧和舜一样啊！”弄得灵帝非常尴尬。登燕然山，封狼居胥，称霸东亚，是汉代大多数年轻皇帝的愿望。但一国之君不怕无能，最怕眼高手低。灵帝肯定不会预知，自己将会得到“灵”这样的恶谥。
公元177年八月，汉灵帝派破鲜卑中郎将田晏、护乌桓校尉夏育、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匈奴单于联兵北伐，各率一万骑兵和若干步兵，合围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分头迎战，汉军大败，南单于阵亡，田晏、夏育、臧旻三人各率数十名骑兵逃回。灵帝闻报，既生气又惭愧，只好把这三员将领下狱问罪，又将太尉刘宽革职，聊以塞责。
现在轮到鲜卑人反击了，东至辽西，西至酒泉，“缘边莫不被毒。”所幸不久后檀石槐病死，鲜卑帝国随之分裂，直到北魏时期才统一。正因为如此，汉末和三国才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后一次较少异民族因素参予的内战。不然的话，五胡乱华、中原板荡，恐怕就无需再等到永嘉之变了。
综上所述，公元172～177年的熹平年间，既是东汉帝国由中兴而衰微的转折性时代，又是袁家四世三公、备极尊荣的光辉岁月。奇怪的是，《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袁绍传》却都对袁绍此时在洛阳的活动缄口不言。他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正史又要隐瞒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