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浮出水面：
第一节：四世三公伟业背后的黑幕
两次党锢之祸，袁家安然无恙，唯独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遭到禁锢。袁家的官场鬼才们闪转腾挪，迅速转为外朝领袖，开始了黑白两道的通吃生活。
第一节巧妙的避祸：袁绍的六年守丧生活
窦家为了自己，违背宗法，拥立灵帝，因而非常忌惮了解宫中秘事的宦官。党人们为了报党锢之仇，稀里糊涂的上了窦家的贼船，准备联手消灭宦官。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袁家这次总算没有站错队，还顺带把皇亲董卓收为幕僚。只是委屈了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不得不继续窝在家里“守丧”。
公元168年正月庚子日，刚刚年满12虚岁的刘宏在窦武、陈蕃、胡广等人的拥戴下，在洛阳即皇帝位，史称汉灵帝。
小时候，灵帝经常听人说，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美丽的宫女成千上万，因此特别羡慕。到了洛阳之后，他才发现，宫廷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洛阳宫中不仅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多美女，就连像样的房子都没几间，仓库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桓帝在位时期，宫殿经常失火，但因为国家经济紧张，一直没有大兴土木，许多宫人都在临时搭建的小木屋里凑合着住。段颎西征时军费不足，桓帝带头出钱，再加上窦武父子的提前搜刮，当然不可能给灵帝留下多少积蓄。宫里的美女不是被窦太后处死，就是被窦武父子带回家享用，也所剩无几。灵帝见了这幅情景十分感慨，但不是称赞桓帝的节俭奉公，而是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生活缺乏品位，于是和一些宦官合计，开始经营自己的小金库，准备大规模兴建和装修皇宫。
二月，段颎在逢义山(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大破东羌，残敌散入山谷之中，看来已经不堪一击。与此同时，洛阳的中朝与外朝两党也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窦家的上台既非出自桓帝之意，立灵帝又不符合宗法，所以注定会造成比霍光、王莽、梁冀拥立新君时更加激烈的冲突。了解宫中秘事的只有宦官，窦武对这一群体颇为忌惮，想将他们消灭掉。太傅陈蕃也正想为党人报仇，于是与窦武联合推荐著名党人王暢为司空，杜密为太仆，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李膺为长乐少府，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栾巴为议郎，控制洛阳周边的军政大权，准备逐步消灭宦官。
中常侍管霸曾主审李云案，虽然为之说情，仍为士大夫所不容。后来，他又与中常侍苏康阻止窦太后杀绝桓帝九贵人，所以特别为窦家仇恨。陈蕃、窦武顺利地杀掉了管霸和苏康后，便向窦太后商议，要一举铲除宦官。窦太后却犹豫不决，反问道：“宦官自古便有，又不是都坏。你们杀光宦官，将来上朝时，难道让我这个女人抛头露面吗？”
的确，就大规模屠杀宦官这件事来说，对帝国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对宦官的屠杀，结局全都是皇朝的迅速衰亡。其中年代最早、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当数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公元前336年处死大宦官博格雅斯等人的事件。3年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埃及、巴比伦诸省不战而降，印度、中亚等地也宣布独立，大流士三世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却仍旧一败涂地，在公元前330年便身死国亡。在中国，秦王子婴刺杀大宦官赵高，40余日之后，秦国便灭亡了；朱温欲篡唐位，先杀宦官700余人，5年后灭唐；崇祯皇帝铲除魏忠贤党羽，此后天下大乱，过了17年，明朝就宣告灭亡。东汉的例子更加典型：几代外戚谋划屠杀宦官失败后，袁绍、袁术兄弟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此后汉朝便如同行尸走肉。董卓、曹操等人能够很容易地以少量兵力控制皇帝，腾出手来对付群雄，与宫中缺失宦官有很大关系。
宦官固然有其可憎之处，但在帝国体制中却起着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为皇帝、外戚和外朝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一旦宦官遭到沉重打击，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便难以再正常运转。古今中外计划屠杀宦官的，无一不是打着清君侧和中兴大旗的，但没有一次中兴成功；也无一不是想独掌朝政、进而谋求皇位的，窦武与此后的何进，以及袁绍、袁术兄弟自不例外。士大夫和社会各界对窦、袁屠杀宦官行动的支持，表面上看是对正义的拥护，实际上却在敲汉朝的丧钟。
九月辛亥日凌晨，曹节、王甫、朱瑀等宦官得知窦武的计划，挟持汉灵帝发动政变，诬告窦武等人谋反，逼迫各尚书、黄门作诏，宣布逮捕陈蕃、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都拒绝作诏，王甫拔剑斩杀山冰，又将尹勋等人关入牢房，并释放被窦武监禁的宦官郑砯，命他去逮捕陈蕃、窦武。窦武闻讯，骑马跑到步兵校尉窦绍营中，与窦绍射杀郑砯等人，召集北军五校部队，准备入宫消灭宦官。
此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司马董卓等凉州悍将刚刚凯旋回京。宦官们于是请汉灵帝下诏，命凉州军随车骑将军周靖共讨窦武。王甫自率千余名禁卫军出朱雀门，正逢陈蕃带了几十名官吏和太学生提刀冲入宫来，要与宦官拼命。王甫便将他们全部逮捕，然后到宫外与窦武、窦绍军对阵。清晨，王甫与窦武对骂，窦武渐渐理屈词穷，其部下陆续倒向王甫。正在此时，周靖、张奂、董卓的大军赶到，北军五校将士见势不妙，全部投降，窦武、窦绍在绝望中自杀。陈蕃、窦武两人的男性亲友或被处死，或被逮捕，家眷流放交州日南郡，窦太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云台，其地位被灵帝的生母董贵人取代。李膺、杜密、刘瑜、栾巴等人因为与陈蕃、窦武关系密切，所以也都被革职或降职。栾巴上书鸣冤，结果再次被关入死牢。这一次，栾巴不再指望有地震来拯救自己，便与尹勋等人在狱中自杀了。
陈蕃、窦武、栾巴、尹勋等人的死讯和李膺、杜密等名士被逮捕的消息传来，郭泰对朋友长叹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郭泰的这段话中两度引用孔子编订的《诗经》，正是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充分表现了儒家教育对汉代知识分子人生的巨大影响力。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在此指陈蕃等名士之死将导致汉朝的衰亡；“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出自《诗经·小雅·正月》，在此指改朝换代。和“逐鹿中原”里的鹿一样，乌鸦也指国家政权。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前作诗《短歌行》，大概突然想起郭泰，便将“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改写为“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细细品味，曹操的这句诗似乎说明，他预感自己的军队在南方难以立足，所以打算挥师撤退，到北方的大树上去找可以落脚的枝桠了。
其实，郭泰已经自问自答了“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的问题。“瞻乌爰止”中的“爰”，汉朝时与“袁”字通假，西汉名臣袁盎在《史记》里写作“袁盎”，而在《汉书》里就写作“爰盎”，后来黄忠也称时任虎贲中郎将的袁绍为“爰中郎”。郭泰说“瞻乌爰止”，明明在暗示听众，未来的国家政权将属于袁家。正因为那只乌鸦将会落在袁家屋上，所以在袁绍后来的大本营邺城，将会修建起“铜雀台”，台顶上的那只铜雀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只乌鸦，也就是曹操所谓的“乌鹊”。无论是对于袁绍，还是对于曹操或其他人来说，这只神圣的乌鸦都象征着国家政权。
政变成功后，阉党论功行赏，拜曹节、王甫、朱瑀等十余名宦官及张奂为侯爵，又封张奂为少府，后来又加封为九卿之一的大司农，而董卓则被封为戊己校尉。戊己校尉屯驻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那里当时是东汉帝国西部边陲的最前哨，重要性不言而喻。
董卓的早年生平也充满了谜团。《三国志》说他是“六郡良家子”，《汉末英雄记》也说他是官宦子弟，而《后汉书·列女传》则说他是“羌胡之种”。大概这些记载之间都不矛盾，董卓确为羌族，或是有羌族血统的混血儿，所以他年轻时与羌族豪帅来往密切，后来又能得到羌族和其他西北游牧民族的支持。但董卓的家族早已归附汉朝，很早就到内地做官，这也完全有可能。在董卓之前，汉朝与匈奴长年交战，所以匈奴人在汉朝为官的就很多。
随着汉羌战争的白热化，董卓的地位也扶摇直上。桓帝末年，他已成为中郎将张奂的部将。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的记载，凉州刺史成就首先发现了董卓，后来董卓又得到并州刺史段颎的推荐，于是成为司徒袁隗的幕僚。这个记载肯定有误，因为按照《后汉纪》和《后汉书·段颎传》，段颎在公元161～163年之间担任并州刺史，而袁隗出任司徒则是在公元173年，当时段颎已经升任司隶校尉。段颎与袁家关系特好，又向来敌视张奂，而董卓与张奂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段颎向袁隗推荐董卓，完全有可能，但这要推迟到段颎担任司隶校尉和袁隗出任司徒以后。袁绍后来召董卓入京，应当就有董卓曾是袁隗故吏，受到袁家信赖的考虑。
汉朝选拔官员实现辟举制，被辟举者称辟举者为老师，执弟子礼，自称“门生”，事奉老师像事奉父母一样，这一习俗直到清朝的末代科举时期还保留着。汉代的所谓“故吏”，也就是老下级，同样有对老上司尽忠的义务。自袁安出任三公之后，袁家成员都特别重视结交朋友，有求必应，乐于举荐人才，因此在官场中“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敌人甚少，而朋友极多。裴松之《三国志注·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载有张纮为孙策撰写的一封致袁术信，里面说袁家“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董卓能在袁隗这样的三公身边工作，对他日后的仕途必然会有极大的帮助。董卓、曹操二人都是袁氏门生故吏，后来却居然挟天子以害师尊，虽然成败不同，但都遗臭万年，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在给司徒袁隗当幕僚之前，董卓历任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戊己校尉归凉州刺史领导，而汉灵帝前期的凉州刺史孟佗，即三国风云人物孟达之父，和董卓一样，也是被阉党提拔的。当年孟佗为了当官，打算结交大宦官张让，但张家门口每天等候张让接见的马车常有上千辆，往往得排好几天的队，才能得到张让的一次赏脸。孟佗不想排队，便和张让的家奴结好，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后来孟佗到张家来，家奴们当街对他下拜，带着他加塞，第一个进了张家。排队等候的人们见状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老朋友，就在孟佗出来后，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就这样，孟佗在一天之内弄到了许多珍宝，于是挑了几件特别珍稀的，下次来拜访的时候转送给张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罐葡萄酒。在唐太宗在公元640年吞并高昌之前，中国并不掌握葡萄酒酿造技术，葡萄酒都要从西方进口。而在梁冀、袁汤丢失西域之后，丝绸之路被隔断，葡萄酒在东汉帝国内从此绝迹，连张让都从来没有见过。张让本来就是个酒鬼，他的儿子——太医令张奉更以经常发酒疯闻名。饮过葡萄酒后，张让大喜，于是表孟佗为凉州刺史，帮他向西域采购葡萄酒。为了重新打通葡萄酒之路，孟佗在公元170年发兵3万讨伐疏勒国，结果大败而归。从此，西域之事就更不可问了。
除了张奂、董卓、孟佗这些受宦官器重的官员得到升迁之外，司徒胡广也升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朝廷百官之首。
这位胡广可谓是官场上的不倒翁，据《后汉书》统计，他“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因为他恪守中庸之道，又擅长政务，所以早在当小吏时，法~正的父亲法真便曾称他“有公卿之量”，洛阳民谣也赞许他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他前后共经历过大小政变十余次，毕生6起5落，但在野从未超过一年。像胡广这样谁都不得罪，谁上台都支持，谁执政都起用的官员，也许只有五代时期的冯道可以媲美。
除了袁汤父子等官场上的老同事之外，胡广与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就是他的首席幕僚王允，以及他的学生蔡邕。蔡邕后来正是被王允处死的，其表面原因是董卓，而根本原因则正是袁汤的子孙。胡广的故吏王允与胡广的门生蔡邕的决裂，证明了胡广根本没有明确、一贯的政治主张，这使得他可以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可以“五作卿士，七蹈相位”，也可以当半个世纪的和事老，但却不能避免在自己死后，“天下中庸”梦想的彻底破灭。
陈蕃、窦武败亡之后，汉羌战争的最后决斗也已迫在眉睫。公元169年七月，段颎大破东羌于射虎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斩首1万9千，而汉军阵亡者仅有4百余人。如此悬殊的阵亡比例，充分证明了段颎的军事才华。在此之前，羌人击汉军，往往以少胜多。如果以往的汉军将领能像段颎这样作战，汉羌战争可能根本不成其为战争。如今战争硝烟散尽，可惜破格重用段颎的汉桓帝已经看不到胜利的捷报了。
射虎谷之战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如果我们相信古籍的记载，那么“羌”这个民族几乎被灭绝了，少数余部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仅十几年后，羌人还将随边章、韩遂、董卓、马腾、李傕、郭汜等军阀举兵，客观上加速了东汉帝国的灭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东汉帝国已经灭亡之后，维护汉朝的最后一股势力——蜀汉，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羌人的军事力量苦苦支撑。刘备从小喜欢编织，与羌人的特产——牦牛尾结下了不解之缘；青旄等羌族部落的骑兵常年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又特别为诸葛亮看重，在书信中屡屡提及；为刘备占领益州立下大功的马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羌族血统；诸葛亮出岐山北伐时，凉州诸羌群起响应；更有甚者，最后一名为汉朝捐躯的将军姜维，也像他的姓氏“姜”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羌族人。当汉朝在大多数汉族人心目中已经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之时，羌人却还在为之浴血奋战。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沉重的话题得讲，那就是第二次党锢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党锢运动仅限于禁止党人参予政治事务的话，那么第二次党锢运动显然要血腥得多，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权利纠葛。既然陈蕃、窦武一党想要屠杀宦官，那么宦官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段颎的捷报送到洛阳后，他们终于可以集中力量下手了。
射虎谷之战的3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69年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览命人指控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为钩党，要求逮捕他们。郭泰在当年春天刚刚去世，所以不在名单之中。逮捕令下达后，大部分党人都选择了坦然入狱。历史教训证明，像张俭、刘表那样逃亡，代价太高昂了。当朋友劝李膺远走他乡时，这位老者却平静地说道：“出了事端不推卸责任，犯了法律不躲避刑戮，这是臣子最基本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祸是自己招来的，又有何可避呢？”也许，上次桓帝迅速宽恕党人，令他们此时还心存幻想，以为自己大不了也就是再次被革职为民，回家种地而已。
但与第一次党锢运动不同，执政者这次因为已经大开杀戒，便决定干脆斩草除根。听说要处决党人，时年14虚岁的汉灵帝感到稀里糊涂，便问中常侍曹节：“党人为什么要被杀掉呀？”曹节回答：“党人们相互拉拢，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我国家，夺取我政权。”汉灵帝听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签了字。很快，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党人便全部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亲友也都被列入党人的黑名单，禁止入朝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闳没有受到处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批评过阉党，而是因为他隐居山林，消极避世，甚至不再与袁家的其他成员来往，对宦官的实权没有形成威胁。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瓒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即李瓒是袁绍的姐夫或妹夫。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袁成“早卒”，且有一个女儿嫁给高躬，生第二个女儿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儿既是袁绍的姐妹，也是袁术的姐妹，但袁术却不被李宣视为“外亲”。因此，李瓒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为妻，袁绍的首位妻子应是李膺的女儿。
与党人领袖李膺的联姻，肯定出于袁绍及其长辈的精心设计。李家相传为赵将李牧之后，与袁家同属土德、崇尚黄色，同为豫州大族，在社会上又备受尊崇，与之联姻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李膺来说，袁绍英俊潇洒，知书达礼，虽然不过十几岁，但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财产至少有上亿之巨，条件这么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发动之后，袁绍却要为这次联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为党人领袖，李膺受到的处分尤为严厉。他自己被处死不算，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塞，其门生、故吏及所有直系亲戚全部被禁锢。于是，李膺的女婿袁绍也成了党人，同样必须被禁锢。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在母亲去世和党锢运动开始后，只能赋闲在家，还得为自己没进监狱而感到庆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宫里有袁赦帮忙说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党锢运动终止之后，才能出来做官。同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的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熙——会比小儿子袁尚大出许多，因为他们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后生育的。在这6年丧期内，袁绍真的遵守丧礼，没有和他的妻妾们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绍的“六年服丧”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三年之丧”制度。党锢运动开始之后，袁绍不仅没有为了避免戴上“党人”的黑帽子，与李膺的女儿离婚，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仕途，身体力行地坚持执行“三年之丧”，尔后又“追行父服”。这种行为看似反常，实际上是对汉朝政府的抗议示威，必定会赢得荀爽等党人的钦佩，为袁绍以后的人际交往积攒政治资本和领袖威望。除此之外，自从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许多佛教徒的生命以来，袁家便势必会时常与佛教接触，这或许也是袁绍过6年禁欲苦修生活的精神动力来源。
在禁欲苦修期间，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忍”字。汉语中的“忍”字有双重意思：一是忍耐、坚毅、有自制力，二是残忍、不宽容。这两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中世纪日本的“忍者”，也许能最好地诠释“忍”字的这双重特性：对自己强加极高的要求，尽全力保持和提高坚毅、忍耐的自制力；对他人则相当残忍、不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腊的武士阶层(即所谓“刹帝利”)，与日本忍者也极为相似。笔者认为，长期的禁欲往往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炼者信奉的理论中缺乏恕道，便容易产生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思想。袁绍经长期禁欲苦修和赋闲在野之后，一旦手握大权，便立即开始极端血腥的报复，后来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亲友、部下和同事，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自我毁灭，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作为袁家仅有的党人，袁绍可以孤独地过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对于袁家的其余成员来说，汉灵帝的朝廷可从未忘记他们。据《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名士崔萛去世，但崔家经济困难，无力治丧。于是，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三位九卿一起凑钱帮崔家办丧事，大鸿胪袁隗书写碑文。由此可见，就在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氏一门同时出了两位九卿，骤然重新显贵起来。此事还说明，袁氏兄弟与杨赐、段颎二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杨赐的杨家，是东汉末年唯一可与袁家相提并论的公族。杨赐的祖父杨震官至司徒和太尉，杨赐的父亲杨秉官至太尉，杨赐本人是汉灵帝的老师，后来官至司空、司徒和太尉，杨赐之子杨彪也把三公作了一个遍，算是另一个“四世三公”门第。但是，若论首次担任三公的时间，杨氏四世可都比相应的袁氏四世晚几十年：杨震晚于袁安，杨秉晚于袁敞，杨赐晚于袁汤，杨彪晚于袁隗。若论势力和财富，杨家更远远不如袁家。袁、杨两家人的关系相当不错，杨秉曾与袁逢联合查办侯览、侯参兄弟贪污案，杨彪又娶了袁逢的女儿，生下儿子杨修。因此，杨赐与袁逢是儿女亲家，而杨修就是袁逢之子袁基、袁术的外甥，其实也是袁绍的外甥。后来隋皇室自称是杨震的后裔，这和唐皇室自称是李广的后裔一样不可信，但足以说明，南北朝、隋唐时期，杨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相当高，值得皇室攀附。
公元170年春，段颎凯旋回到洛阳。汉灵帝命大鸿胪袁隗到西周旧都镐城去劳师，拜段颎为侍中，封新丰县侯，属民一万户。大鸿胪一职主管外交和封赏，所以袁隗此行合情合理，但也能看出，朝廷用心良苦，给足了袁、段两家面子。次年，段颎升任少府，所以崔萛去世的时间一定是公元171年。
公元171年正月初一，汉灵帝为了庆祝自己的15虚岁生日，宣布大赦天下，只有党人不赦。也就是说，只要是党人，就仍旧不许做官。尽管如此，党人袁绍还是在这一年停止服丧，随即来到了首都洛阳。既然无法立即重新步入宦海，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第一节：四世三公伟业背后的黑幕
两次党锢之祸，袁家安然无恙，唯独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遭到禁锢。袁家的官场鬼才们闪转腾挪，迅速转为外朝领袖，开始了黑白两道的通吃生活。
第一节巧妙的避祸：袁绍的六年守丧生活
窦家为了自己，违背宗法，拥立灵帝，因而非常忌惮了解宫中秘事的宦官。党人们为了报党锢之仇，稀里糊涂的上了窦家的贼船，准备联手消灭宦官。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袁家这次总算没有站错队，还顺带把皇亲董卓收为幕僚。只是委屈了袁绍，因为娶了个党人老婆，不得不继续窝在家里“守丧”。
公元168年正月庚子日，刚刚年满12虚岁的刘宏在窦武、陈蕃、胡广等人的拥戴下，在洛阳即皇帝位，史称汉灵帝。
小时候，灵帝经常听人说，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美丽的宫女成千上万，因此特别羡慕。到了洛阳之后，他才发现，宫廷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洛阳宫中不仅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多美女，就连像样的房子都没几间，仓库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桓帝在位时期，宫殿经常失火，但因为国家经济紧张，一直没有大兴土木，许多宫人都在临时搭建的小木屋里凑合着住。段颎西征时军费不足，桓帝带头出钱，再加上窦武父子的提前搜刮，当然不可能给灵帝留下多少积蓄。宫里的美女不是被窦太后处死，就是被窦武父子带回家享用，也所剩无几。灵帝见了这幅情景十分感慨，但不是称赞桓帝的节俭奉公，而是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生活缺乏品位，于是和一些宦官合计，开始经营自己的小金库，准备大规模兴建和装修皇宫。
二月，段颎在逢义山(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大破东羌，残敌散入山谷之中，看来已经不堪一击。与此同时，洛阳的中朝与外朝两党也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窦家的上台既非出自桓帝之意，立灵帝又不符合宗法，所以注定会造成比霍光、王莽、梁冀拥立新君时更加激烈的冲突。了解宫中秘事的只有宦官，窦武对这一群体颇为忌惮，想将他们消灭掉。太傅陈蕃也正想为党人报仇，于是与窦武联合推荐著名党人王暢为司空，杜密为太仆，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李膺为长乐少府，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栾巴为议郎，控制洛阳周边的军政大权，准备逐步消灭宦官。
中常侍管霸曾主审李云案，虽然为之说情，仍为士大夫所不容。后来，他又与中常侍苏康阻止窦太后杀绝桓帝九贵人，所以特别为窦家仇恨。陈蕃、窦武顺利地杀掉了管霸和苏康后，便向窦太后商议，要一举铲除宦官。窦太后却犹豫不决，反问道：“宦官自古便有，又不是都坏。你们杀光宦官，将来上朝时，难道让我这个女人抛头露面吗？”
的确，就大规模屠杀宦官这件事来说，对帝国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对宦官的屠杀，结局全都是皇朝的迅速衰亡。其中年代最早、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当数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公元前336年处死大宦官博格雅斯等人的事件。3年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埃及、巴比伦诸省不战而降，印度、中亚等地也宣布独立，大流士三世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却仍旧一败涂地，在公元前330年便身死国亡。在中国，秦王子婴刺杀大宦官赵高，40余日之后，秦国便灭亡了；朱温欲篡唐位，先杀宦官700余人，5年后灭唐；崇祯皇帝铲除魏忠贤党羽，此后天下大乱，过了17年，明朝就宣告灭亡。东汉的例子更加典型：几代外戚谋划屠杀宦官失败后，袁绍、袁术兄弟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此后汉朝便如同行尸走肉。董卓、曹操等人能够很容易地以少量兵力控制皇帝，腾出手来对付群雄，与宫中缺失宦官有很大关系。
宦官固然有其可憎之处，但在帝国体制中却起着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取代的作用。作为皇帝、外戚和外朝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一旦宦官遭到沉重打击，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便难以再正常运转。古今中外计划屠杀宦官的，无一不是打着清君侧和中兴大旗的，但没有一次中兴成功；也无一不是想独掌朝政、进而谋求皇位的，窦武与此后的何进，以及袁绍、袁术兄弟自不例外。士大夫和社会各界对窦、袁屠杀宦官行动的支持，表面上看是对正义的拥护，实际上却在敲汉朝的丧钟。
九月辛亥日凌晨，曹节、王甫、朱瑀等宦官得知窦武的计划，挟持汉灵帝发动政变，诬告窦武等人谋反，逼迫各尚书、黄门作诏，宣布逮捕陈蕃、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都拒绝作诏，王甫拔剑斩杀山冰，又将尹勋等人关入牢房，并释放被窦武监禁的宦官郑砯，命他去逮捕陈蕃、窦武。窦武闻讯，骑马跑到步兵校尉窦绍营中，与窦绍射杀郑砯等人，召集北军五校部队，准备入宫消灭宦官。
此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司马董卓等凉州悍将刚刚凯旋回京。宦官们于是请汉灵帝下诏，命凉州军随车骑将军周靖共讨窦武。王甫自率千余名禁卫军出朱雀门，正逢陈蕃带了几十名官吏和太学生提刀冲入宫来，要与宦官拼命。王甫便将他们全部逮捕，然后到宫外与窦武、窦绍军对阵。清晨，王甫与窦武对骂，窦武渐渐理屈词穷，其部下陆续倒向王甫。正在此时，周靖、张奂、董卓的大军赶到，北军五校将士见势不妙，全部投降，窦武、窦绍在绝望中自杀。陈蕃、窦武两人的男性亲友或被处死，或被逮捕，家眷流放交州日南郡，窦太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云台，其地位被灵帝的生母董贵人取代。李膺、杜密、刘瑜、栾巴等人因为与陈蕃、窦武关系密切，所以也都被革职或降职。栾巴上书鸣冤，结果再次被关入死牢。这一次，栾巴不再指望有地震来拯救自己，便与尹勋等人在狱中自杀了。
陈蕃、窦武、栾巴、尹勋等人的死讯和李膺、杜密等名士被逮捕的消息传来，郭泰对朋友长叹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郭泰的这段话中两度引用孔子编订的《诗经》，正是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充分表现了儒家教育对汉代知识分子人生的巨大影响力。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在此指陈蕃等名士之死将导致汉朝的衰亡；“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出自《诗经·小雅·正月》，在此指改朝换代。和“逐鹿中原”里的鹿一样，乌鸦也指国家政权。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前作诗《短歌行》，大概突然想起郭泰，便将“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改写为“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细细品味，曹操的这句诗似乎说明，他预感自己的军队在南方难以立足，所以打算挥师撤退，到北方的大树上去找可以落脚的枝桠了。
其实，郭泰已经自问自答了“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的问题。“瞻乌爰止”中的“爰”，汉朝时与“袁”字通假，西汉名臣袁盎在《史记》里写作“袁盎”，而在《汉书》里就写作“爰盎”，后来黄忠也称时任虎贲中郎将的袁绍为“爰中郎”。郭泰说“瞻乌爰止”，明明在暗示听众，未来的国家政权将属于袁家。正因为那只乌鸦将会落在袁家屋上，所以在袁绍后来的大本营邺城，将会修建起“铜雀台”，台顶上的那只铜雀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只乌鸦，也就是曹操所谓的“乌鹊”。无论是对于袁绍，还是对于曹操或其他人来说，这只神圣的乌鸦都象征着国家政权。
政变成功后，阉党论功行赏，拜曹节、王甫、朱瑀等十余名宦官及张奂为侯爵，又封张奂为少府，后来又加封为九卿之一的大司农，而董卓则被封为戊己校尉。戊己校尉屯驻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那里当时是东汉帝国西部边陲的最前哨，重要性不言而喻。
董卓的早年生平也充满了谜团。《三国志》说他是“六郡良家子”，《汉末英雄记》也说他是官宦子弟，而《后汉书·列女传》则说他是“羌胡之种”。大概这些记载之间都不矛盾，董卓确为羌族，或是有羌族血统的混血儿，所以他年轻时与羌族豪帅来往密切，后来又能得到羌族和其他西北游牧民族的支持。但董卓的家族早已归附汉朝，很早就到内地做官，这也完全有可能。在董卓之前，汉朝与匈奴长年交战，所以匈奴人在汉朝为官的就很多。
随着汉羌战争的白热化，董卓的地位也扶摇直上。桓帝末年，他已成为中郎将张奂的部将。按照《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的记载，凉州刺史成就首先发现了董卓，后来董卓又得到并州刺史段颎的推荐，于是成为司徒袁隗的幕僚。这个记载肯定有误，因为按照《后汉纪》和《后汉书·段颎传》，段颎在公元161～163年之间担任并州刺史，而袁隗出任司徒则是在公元173年，当时段颎已经升任司隶校尉。段颎与袁家关系特好，又向来敌视张奂，而董卓与张奂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段颎向袁隗推荐董卓，完全有可能，但这要推迟到段颎担任司隶校尉和袁隗出任司徒以后。袁绍后来召董卓入京，应当就有董卓曾是袁隗故吏，受到袁家信赖的考虑。
汉朝选拔官员实现辟举制，被辟举者称辟举者为老师，执弟子礼，自称“门生”，事奉老师像事奉父母一样，这一习俗直到清朝的末代科举时期还保留着。汉代的所谓“故吏”，也就是老下级，同样有对老上司尽忠的义务。自袁安出任三公之后，袁家成员都特别重视结交朋友，有求必应，乐于举荐人才，因此在官场中“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敌人甚少，而朋友极多。裴松之《三国志注·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载有张纮为孙策撰写的一封致袁术信，里面说袁家“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董卓能在袁隗这样的三公身边工作，对他日后的仕途必然会有极大的帮助。董卓、曹操二人都是袁氏门生故吏，后来却居然挟天子以害师尊，虽然成败不同，但都遗臭万年，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在给司徒袁隗当幕僚之前，董卓历任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戊己校尉归凉州刺史领导，而汉灵帝前期的凉州刺史孟佗，即三国风云人物孟达之父，和董卓一样，也是被阉党提拔的。当年孟佗为了当官，打算结交大宦官张让，但张家门口每天等候张让接见的马车常有上千辆，往往得排好几天的队，才能得到张让的一次赏脸。孟佗不想排队，便和张让的家奴结好，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后来孟佗到张家来，家奴们当街对他下拜，带着他加塞，第一个进了张家。排队等候的人们见状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老朋友，就在孟佗出来后，争先恐后地向他送礼。就这样，孟佗在一天之内弄到了许多珍宝，于是挑了几件特别珍稀的，下次来拜访的时候转送给张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罐葡萄酒。在唐太宗在公元640年吞并高昌之前，中国并不掌握葡萄酒酿造技术，葡萄酒都要从西方进口。而在梁冀、袁汤丢失西域之后，丝绸之路被隔断，葡萄酒在东汉帝国内从此绝迹，连张让都从来没有见过。张让本来就是个酒鬼，他的儿子——太医令张奉更以经常发酒疯闻名。饮过葡萄酒后，张让大喜，于是表孟佗为凉州刺史，帮他向西域采购葡萄酒。为了重新打通葡萄酒之路，孟佗在公元170年发兵3万讨伐疏勒国，结果大败而归。从此，西域之事就更不可问了。
除了张奂、董卓、孟佗这些受宦官器重的官员得到升迁之外，司徒胡广也升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朝廷百官之首。
这位胡广可谓是官场上的不倒翁，据《后汉书》统计，他“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因为他恪守中庸之道，又擅长政务，所以早在当小吏时，法~正的父亲法真便曾称他“有公卿之量”，洛阳民谣也赞许他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他前后共经历过大小政变十余次，毕生6起5落，但在野从未超过一年。像胡广这样谁都不得罪，谁上台都支持，谁执政都起用的官员，也许只有五代时期的冯道可以媲美。
除了袁汤父子等官场上的老同事之外，胡广与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就是他的首席幕僚王允，以及他的学生蔡邕。蔡邕后来正是被王允处死的，其表面原因是董卓，而根本原因则正是袁汤的子孙。胡广的故吏王允与胡广的门生蔡邕的决裂，证明了胡广根本没有明确、一贯的政治主张，这使得他可以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可以“五作卿士，七蹈相位”，也可以当半个世纪的和事老，但却不能避免在自己死后，“天下中庸”梦想的彻底破灭。
陈蕃、窦武败亡之后，汉羌战争的最后决斗也已迫在眉睫。公元169年七月，段颎大破东羌于射虎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斩首1万9千，而汉军阵亡者仅有4百余人。如此悬殊的阵亡比例，充分证明了段颎的军事才华。在此之前，羌人击汉军，往往以少胜多。如果以往的汉军将领能像段颎这样作战，汉羌战争可能根本不成其为战争。如今战争硝烟散尽，可惜破格重用段颎的汉桓帝已经看不到胜利的捷报了。
射虎谷之战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如果我们相信古籍的记载，那么“羌”这个民族几乎被灭绝了，少数余部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仅仅十几年后，羌人还将随边章、韩遂、董卓、马腾、李傕、郭汜等军阀举兵，客观上加速了东汉帝国的灭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东汉帝国已经灭亡之后，维护汉朝的最后一股势力——蜀汉，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羌人的军事力量苦苦支撑。刘备从小喜欢编织，与羌人的特产——牦牛尾结下了不解之缘；青旄等羌族部落的骑兵常年跟随刘备出生入死，又特别为诸葛亮看重，在书信中屡屡提及；为刘备占领益州立下大功的马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羌族血统；诸葛亮出岐山北伐时，凉州诸羌群起响应；更有甚者，最后一名为汉朝捐躯的将军姜维，也像他的姓氏“姜”显示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羌族人。当汉朝在大多数汉族人心目中已经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之时，羌人却还在为之浴血奋战。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沉重的话题得讲，那就是第二次党锢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党锢运动仅限于禁止党人参予政治事务的话，那么第二次党锢运动显然要血腥得多，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权利纠葛。既然陈蕃、窦武一党想要屠杀宦官，那么宦官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段颎的捷报送到洛阳后，他们终于可以集中力量下手了。
射虎谷之战的3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69年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览命人指控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为钩党，要求逮捕他们。郭泰在当年春天刚刚去世，所以不在名单之中。逮捕令下达后，大部分党人都选择了坦然入狱。历史教训证明，像张俭、刘表那样逃亡，代价太高昂了。当朋友劝李膺远走他乡时，这位老者却平静地说道：“出了事端不推卸责任，犯了法律不躲避刑戮，这是臣子最基本的节操。我年已六十，祸是自己招来的，又有何可避呢？”也许，上次桓帝迅速宽恕党人，令他们此时还心存幻想，以为自己大不了也就是再次被革职为民，回家种地而已。
但与第一次党锢运动不同，执政者这次因为已经大开杀戒，便决定干脆斩草除根。听说要处决党人，时年14虚岁的汉灵帝感到稀里糊涂，便问中常侍曹节：“党人为什么要被杀掉呀？”曹节回答：“党人们相互拉拢，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我国家，夺取我政权。”汉灵帝听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签了字。很快，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党人便全部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亲友也都被列入党人的黑名单，禁止入朝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闳没有受到处罚，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批评过阉党，而是因为他隐居山林，消极避世，甚至不再与袁家的其他成员来往，对宦官的实权没有形成威胁。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师的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绍正在家乡汝南安安静静地服着他的“六年之丧”。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件怪事，就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
袁绍的首任妻子是谁？
这个问题仍然史无明文，《后汉书·袁绍列传》只说他的后妻姓刘。然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瓒对自己的儿子李宣说：“袁本初汝外亲。”所谓“外亲”，与“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亲。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称“年已六十”，说明他生于公元110年，比生于公元146年的袁绍年长36岁。所以，袁绍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瓒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当然，情况也可能相反，即李瓒是袁绍的姐夫或妹夫。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袁成“早卒”，且有一个女儿嫁给高躬，生第二个女儿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儿既是袁绍的姐妹，也是袁术的姐妹，但袁术却不被李宣视为“外亲”。因此，李瓒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为妻，袁绍的首位妻子应是李膺的女儿。
与党人领袖李膺的联姻，肯定出于袁绍及其长辈的精心设计。李家相传为赵将李牧之后，与袁家同属土德、崇尚黄色，同为豫州大族，在社会上又备受尊崇，与之联姻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李膺来说，袁绍英俊潇洒，知书达礼，虽然不过十几岁，但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财产至少有上亿之巨，条件这么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发动之后，袁绍却要为这次联姻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为党人领袖，李膺受到的处分尤为严厉。他自己被处死不算，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塞，其门生、故吏及所有直系亲戚全部被禁锢。于是，李膺的女婿袁绍也成了党人，同样必须被禁锢。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在母亲去世和党锢运动开始后，只能赋闲在家，还得为自己没进监狱而感到庆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宫里有袁赦帮忙说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党锢运动终止之后，才能出来做官。同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袁绍的前两个儿子——袁谭和袁熙——会比小儿子袁尚大出许多，因为他们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绍在6年丧期之后生育的。在这6年丧期内，袁绍真的遵守丧礼，没有和他的妻妾们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绍的“六年服丧”之谜已经逐渐揭开了面纱：
在第二次党锢运动开始的公元169年，袁绍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丧。袁绍见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被处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乡继续呆下去，而名义就是为自己宗法上的父亲袁成追补服丧。其实，他对这位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继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后三年服丧，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党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复出的时机。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与众不同，特别是与他的异母兄袁基和异母弟袁术相比，显得更加特别。
被禁锢的党人袁绍固然必须赋闲在家，但是并不必苦修72个月之久的超长丧礼。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主要是为了在士大夫，特别是党人中树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党锢运动之前三个月，著名党人荀爽曾经上奏汉桓帝，强烈要求在官员中恢复“三年之丧”制度。党锢运动开始之后，袁绍不仅没有为了避免戴上“党人”的黑帽子，与李膺的女儿离婚，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仕途，身体力行地坚持执行“三年之丧”，尔后又“追行父服”。这种行为看似反常，实际上是对汉朝政府的抗议示威，必定会赢得荀爽等党人的钦佩，为袁绍以后的人际交往积攒政治资本和领袖威望。除此之外，自从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许多佛教徒的生命以来，袁家便势必会时常与佛教接触，这或许也是袁绍过6年禁欲苦修生活的精神动力来源。
在禁欲苦修期间，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忍”字。汉语中的“忍”字有双重意思：一是忍耐、坚毅、有自制力，二是残忍、不宽容。这两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中世纪日本的“忍者”，也许能最好地诠释“忍”字的这双重特性：对自己强加极高的要求，尽全力保持和提高坚毅、忍耐的自制力；对他人则相当残忍、不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腊的武士阶层(即所谓“刹帝利”)，与日本忍者也极为相似。笔者认为，长期的禁欲往往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炼者信奉的理论中缺乏恕道，便容易产生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思想。袁绍经长期禁欲苦修和赋闲在野之后，一旦手握大权，便立即开始极端血腥的报复，后来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亲友、部下和同事，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自我毁灭，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于此。
作为袁家仅有的党人，袁绍可以孤独地过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对于袁家的其余成员来说，汉灵帝的朝廷可从未忘记他们。据《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名士崔萛去世，但崔家经济困难，无力治丧。于是，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三位九卿一起凑钱帮崔家办丧事，大鸿胪袁隗书写碑文。由此可见，就在第二次党锢运动期间，袁氏一门同时出了两位九卿，骤然重新显贵起来。此事还说明，袁氏兄弟与杨赐、段颎二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杨赐的杨家，是东汉末年唯一可与袁家相提并论的公族。杨赐的祖父杨震官至司徒和太尉，杨赐的父亲杨秉官至太尉，杨赐本人是汉灵帝的老师，后来官至司空、司徒和太尉，杨赐之子杨彪也把三公作了一个遍，算是另一个“四世三公”门第。但是，若论首次担任三公的时间，杨氏四世可都比相应的袁氏四世晚几十年：杨震晚于袁安，杨秉晚于袁敞，杨赐晚于袁汤，杨彪晚于袁隗。若论势力和财富，杨家更远远不如袁家。袁、杨两家人的关系相当不错，杨秉曾与袁逢联合查办侯览、侯参兄弟贪污案，杨彪又娶了袁逢的女儿，生下儿子杨修。因此，杨赐与袁逢是儿女亲家，而杨修就是袁逢之子袁基、袁术的外甥，其实也是袁绍的外甥。后来隋皇室自称是杨震的后裔，这和唐皇室自称是李广的后裔一样不可信，但足以说明，南北朝、隋唐时期，杨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相当高，值得皇室攀附。
公元170年春，段颎凯旋回到洛阳。汉灵帝命大鸿胪袁隗到西周旧都镐城去劳师，拜段颎为侍中，封新丰县侯，属民一万户。大鸿胪一职主管外交和封赏，所以袁隗此行合情合理，但也能看出，朝廷用心良苦，给足了袁、段两家面子。次年，段颎升任少府，所以崔萛去世的时间一定是公元171年。
公元171年正月初一，汉灵帝为了庆祝自己的15虚岁生日，宣布大赦天下，只有党人不赦。也就是说，只要是党人，就仍旧不许做官。尽管如此，党人袁绍还是在这一年停止服丧，随即来到了首都洛阳。既然无法立即重新步入宦海，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