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七章.勿看

    武则天是国在史上的唯一女皇帝,尽管在传统史家的笔下,极不愿意写她是皇帝,只说她是皇后、皇太后,但仍然改变不了她皇帝的身份和史实。

    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女人当皇帝,这的确太不可思议、太离谱了。所以,武则天做皇帝不仅要克服客观上的重重障碍和阻挠,还要克服她自己的思想负担。甚至可以这么说,她主观上的思想障碍之重,也甚难克服;是阻挠和障碍的客观物,让她克服了主观上的思想障碍,把她推到皇帝位子上的。就如一个人还没准备做英雄模范,大家一次次说他就想当模范,最后他就真的成了英雄或模范。

    武则天是哪一天产生了当皇帝的念头的?这问题怕是永远说不清、说不准;而她当皇帝的念头,差不多是反对她的人都教给她的。一个人本来不是贼,大家一次次哄说他是,说不上哪一天他的一气之下做了贼。

    武则天二度入宫,投入了争夺后位的残酷斗争,在废立皇后的宫廷论争,本来武则天为保住身家命,背水一战的。而关陇集团为了保住代表士族利益的王皇后,硬说武昭仪若当上皇后,唐朝天下就难保了。唐朝的天下不保,那是谁的天下呢?言外之意就是武家天下了,武家天下不就是说武皇后变成武皇帝吗?实际上这时的武昭仪想的是,做不上皇后就得倒大霉,小命也要丢掉。她哪有想当皇帝的奢望呢?太悬了但她做了皇后,却进入了政坛。

    到麟德元年(664年),关陇势力欲利用高宗、武后夫妻间的矛盾废掉皇后,又以道士郭行真出入宫禁挑拨,西台侍郎上官仪说:“皇后专恣,海内不与,请废之。”[《资治通鉴》,卷o,上元二年三月。]其结果出现了“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宫”。即武后垂帘听政、“二圣”临朝,是武后辅佐高宗执政,武则天坐到了皇帝的身后,她仍无亲自做皇帝的想法。武则天垂帘九年,不断向皇帝的位子上接近。

    到上元二年(675年),高宗身体状况渐坏,而武后与他共同执政近十年,对武后信赖,欲让武后摄政。书侍郎郝处俊、李义琰坚决反对,理由是“杜祸乱之萌”[《资治通鉴》,卷o,上元二年三月。]。朝大臣再度示高宗,若让皇后摄政,大权将旁落外姓,历史上有吕后之鉴。高宗听后,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从武则天本人考察,仍无要做皇帝的证据。

    此后又十年,武则天主国政,高宗名为皇帝,形同虚设。但是她对健康状况日坏的高宗仍体贴关爱,自认为是替高宗处理朝事和国内事,忠于耿耿,尽责尽心,仍没有废皇帝、直接称君之想。

    弘道元年(68年),高宗去世,她可以顺理成章登极为君。但是,她仍扶皇太子李显继位,以皇太后辅政。但李显荒唐,因与辅弼大臣裴炎谋,废宗。另立李旦为君后,仍以抚佐幼孤为己任,仍无称帝之想。但因李旦无能,乃“幽之别殿”,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因太后临朝,惹起徐敬业叛乱,裴炎代表朝大臣与叛乱配合,逼迫她交出政权。即使叛乱者以匡复庐陵王为号“讨伐”她,裴炎利用叛乱的声势逼她还政睿宗,但仍无她要称帝的口实,只把她比作吕后等“女祸”。此前,她皆无要亲自为君的语言和行为。

    以上是武则天称帝前的主要表现。实质上,自从她当皇后不久,即遇上懦弱的高宗,从辅政、垂帘,共计三十年,她做的是皇帝的事,只是名称上仍是皇后而已。到高宗一死,她废宗、代睿宗,已坐到了皇位上。这三十多年,反对者一直认为她要篡权当皇帝。尤其她连废二帝,才激起了徐敬业大规模起兵“讨伐”她。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自高宗去世后,她已经有了做皇帝的时机、能力、经验和资格。只是因为她仍然在哀念高宗的情感笼罩着,她也知道高宗尸骨未冷就马上称帝,人们会怎么说她。所以,她仅以太后身份临朝,然而如此仍激起朝内朝外一片反对之声,甚至于起兵讨伐之。到了这时,反对者迫得她再无退路,她这时不能不想:辅佐幼子、代表幼子,大家都骂她是吕后,莫如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当个女皇帝,反正是挨骂。所以,她要当皇帝,也是反对她的人教的她、逼得她。

    何况,武则天本就有非凡的勇气,有敢于突破陈规的性格,有对唐太宗这位明君几十年的欣羡,有对女人“无才便是德”旧传统挑战的精神。女人怎么样?这几十年来,她击败过成群结队的反对他的男人,她做的就是男人的事、皇帝的事,她自认为她能做好。既然已无退路,就真的做一做,做个前所未有的事。

    因此,在未曾宣布亲政为君之前,她已称“朕”,这是天子的自称,天子的专利。在镇压了徐敬业叛乱、杀了佐弼宰相裴炎,召集群臣训话时,她口口声声自称为“朕”。满朝武跪在她的龙座下,她满口称“陛下”。她感到很习惯,就该如此,她向敢于反对的挑战,结果满朝武唯唯而已。那个时候她已自认为是皇帝了,只等宣布罢了。

    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有了亲自做皇帝的试探。那年一开春,她在神都洛阳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的三庙,同时提出为她武氏的先人立庙祭祀。显然,立唐室李氏三庙,目的是欲立武氏的先庙。命令有司议论崇武氏先庙的室数,即为武氏建几代几室宗庙。司礼博士周悰已知武则天的真实用心,因为武则天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明显另有用心。于是,奏言为武氏祖宗立七室,而同时减唐皇李家的祖庙为五室。如果按周悰的奏言办了,那武大臣如果都同意,就意味着武氏代李氏,武则天可能在立庙祭祀时就要宣布称帝了。

    但春官侍郎周大隐上奏劝止,他说:“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闻,直崇临时权仪,不依国家常度。皇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资治通鉴》,卷o4,垂拱四年正月甲子。]周大隐所言“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闻”,不见其引述为何议何闻,实则武则天正需要有某些特别的“异闻”、“异兆”,供她制造做女皇帝的舆论。

    早在一年多前,雍州(陕西秦岭以北、铜山以南地区)有人报告:“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随有小道消息:新丰县的山是一夜雷雨后,突然长出个三百尺高的山来,认为这是吉祥的兆头。武则天当时就想用这个“吉兆”造做女皇帝的舆论,因为突然长出山峰的那个县就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汉高祖刘邦为他老子特设的一个县。所以,武则天下令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方人士都纷纷表示祝贺。但有个江陵人俞俊却上书说:突然长出山峰不是吉兆,而是凶兆,是地气不和所致,就如人气不和身上长出疣赘那样。之所以出现凶兆,是因为武则天“以女主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并警告她赶紧退位,不然将大祸临头。

    武则天本想利用“吉兆”为做女皇帝造舆论,而俞俊竟说这是“凶兆”,让她还政睿宗,老老实实躲到后宫“修德以答天谴”。这反映当时朝廷内外反对力量很强大,她要做女皇帝也非易事。不久,又生了宰相刘祎之的案子,也是因让她退居后宫,还政李旦而起的。

    刘祎之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宰相,和裴炎不同。他是常州晋陵(治所在今江苏省常州市)人,父亲在贞观朝任著作郎、弘馆学士。刘祎之年少时即有学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被时人称为“刘、孟、高、郭”。为高宗、武后用为昭馆学士,再迁左史等职。因朝旧官不为皇后所用,武后以召集著书为名,同与元万顷、高智周、郭正一等被召入禁宫,成为皇后培养的新人,称“北门学士”。后逐步升为朝议大夫、书侍郎兼豫王会司马。因为他的姐姐是宫的女官,武则天派他姐姐去看望荣国夫人,刘祎这也随去偷看,被流放。几年后武则天便把他召还,再升迁为校检书侍郎等职。武后临朝,视之为亲信而重用,一直提拔到宰相的位子[《新唐书》,卷7,《刘祎之传》。]。尤其是裴炎因迫太后归政而被杀,朝大臣不配合太后,武则天更重视“北门学士”出身的高官,以之为亲政枢大臣。

    正当武则天准备亲政做女皇帝时,作为心腹大臣的刘祎之也在背后议论武则天,让她归政睿宗。一次,他与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把他的话私告太后,太后很不高兴,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恰在此时,有人向太后说,刘祎之接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又与许敬宗的妾私通等不法等情。太后就派肃州刺使王本立调查刘祎之,当王本立向刘祎之出示太后的敕令时,刘祎之竟傲慢地说:“不经风阁鸾台,何名为敕”王本立见刘祎之用高官压他,拒绝承认武则天的敕令,只好向武皇太后说明。

    太后听说勃然大怒,原来自己提拔的刘祎之也如此看不起自己,骨子里也和顽固大臣一样,反对她是女人称制,本来并不想重办刘祎之,只想警告他一下。而她现刘祎这心里是这样,竟拒绝不承认她下的敕令,便把他逮捕入狱。李旦听说了这件事,便向太后求情,为刘祎之申说。武则天更为恼怒,联想到刘祎之曾是李旦的老师,认为他们之间又有别情,乃决心杀死刘祎之,于是下诏刘祎之“赐死于家”。

    武则天从这一系列反对她称制的实情看,她南面为君做女皇的阻力甚大,但既已至此,绝不后退。

    垂拱四年四月,有个叫唐同泰的人向武则天上表进献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石头,说是从洛水捞上来的。而史书上则认为是武承嗣找一块白石,又把紫石砸成粉末,搅拌上药物,填在白石里,再刻上字,让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献给武则天的。史书的言外之意又是武则天指使他们搞的,是为做女皇造舆论,这也是有可有的。看那块石头制作多复杂啊,而且八个字明显说是女皇帝降临人间了,其帝业会永久昌盛的。

    武则天获得了这块上天让她做女皇帝的瑞石,开始大做章了。(百官也纷纷上表祝贺[见《全唐》崔融、李峤等贺表,卷8、4等。])

    先,她亲自命其名为“宝图”。何意呢?原来《周易?系辞》上有句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是古代黄河里曾现图符,洛水里曾现过书(后人对此的解释多种多样),“河出图”、“洛出书”是上天授意于人间的真命天子,这个天子临朝,必然会德高功盛,国泰民安的。现在,研究者还称之为“河洛化”,认为是国远古的神必化,正用力研究呢。看来,想出这个主意来,颇有点深意。

    接着,她下诏书要亲拜洛水,去接受上天的授图;并去南郊祭祀昊天,表示对上天的感谢。

    为此,她命令各州的都督、刺史、宗室、外戚在拜洛水受图大典之前的十天,都要赶往神都,准备参加大典。

    这又是一次盛大的庆典活动。到大典举行那一天,她亲率朝百官和京外奔赴京师各类官宦人等,到洛水举行拜洛受图大典,典毕又去南郊祀天,祭罢天又御临明堂,和百官群臣相见。

    在一系列大型活动之后,群臣为武则天加了个“圣母神皇”的封号。这个封号实际上已经是皇帝,是女皇帝。

    因此,武则天又大赦天下。又下诏把“宝图”改名为“天授圣图”,把洛水命名为永昌洛水,又封落sen为显圣侯。禁止在洛水打渔、垂钓,四时祭洛水。“宝图”出处称“圣图泉”,把出图那个县改名永昌县。接着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嵩山神为“天王”,拜嵩山神为太师,加拜神岳大都督。同样,禁止在嵩山放牧、砍柴、采集野菜等。还把先现瑞石的汜水,改为广武[《资治通鉴》,卷o4,垂拱四年四月到七月。]。

    总之,武则天拿一块石头如此大张旗鼓,其目的只有一个,为做女皇帝大造舆论。她要用这一系列行动,测验一下天下人对她当皇帝的态度,让天下人知道,她武则天就要做女皇帝的态度,让天下人知道,她武则天就要做女皇了,这个女皇是上天封授的,反对也没有用。

    无数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政权争夺斗争是十分残酷的,这是武则天也深刻知晓的。以前她没想取得皇权,各种旧势力尚且不断反对她、警告她、排斥她,已经生了不少流血斗争。如今她明显要称皇帝了,要改朝换代了,各种反对力量一定公反抗她的,她有这个思想准备。

    在宗室诸王大规模叛乱前,已有了反对武则天进行武装叛乱的迹象。如垂拱三年九月,虢(gu,音国)州(治所在今河南灵宝)人杨初成诈称郎将,又诈称奉皇帝命令(即受庐陵王李显旨命),在虢州州城里募集军队,要到房州去所庐陵王接来,让他复辟帝位。结果杨初成被逮捕,处以死刑。但是,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和背景如何,因史料不详,难以估计。

    事过不久,就是唐同泰献“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瑞石的同时,太子通事舍人(太子的东宫属官)郝象贤的家奴状告他谋反,郝像贤是郝处俊的孙子。郝处俊是高宗时的书侍郎,在高宗欲让武后摄政时,以“杜祸乱”为由警告高宗,使武则天未得摄政,从而挑起朝臣反对武则天的政治风浪。郝处俊死后,官修史书对他极为称颂。武则天闻郝处俊的孙子谋反,命周兴审理此案。图谋反罪乃封建社会的极端罪行,郝处俊又曾极力反对过武则天。因此,周兴把郝象贤谋反定为灭族之罪。郝象贤的家人到朝堂找监察御史任玄殖鸣冤,因郝家贤不只是本人为太子*属官,而且郝氏家族宗亲在朝作高官者有之,“故江淮间有语曰贵如郝许”(许圉师为郝处俊舅,同为朝高官)[《新唐书》卷5,《郝处俊传》。],故监察御史为郝象贤解脱,向武则天奏称“郝象贤无反状”。武则天免了任玄殖的官,维持灭族原判。郝象贤被处决前,大骂武则天,把人们咒骂、诬蔑武则天的那些事全部翻出来痛骂不止。还夺过围观者手的木棍痛打刑官,直到金吾卫士把他团团围住乱刀砍死才不骂。到底郝象贤家人告其谋反是否有状,但这个人对武则天怀有巨大的仇恨和不满她的临朝,是明摆着的。武则天听说其临刑痛骂,大为恼火,命令支解其尸,挖开他的祖坟,毁棺焚尸。

    这是武则天欲做女皇帝,制造舆论过程出现的反叛行为。使她进一步警觉,准备出现大规模的反叛集团跳出来。但从她内心说,她不希望有不愉快事件出现,还是天下太平为好。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顽固势力总要殊死反对进步潮流。原先武则天废宗时,曾加封唐宗室王的高官显爵,因废宗立睿宗仍是李氏王朝未变。宗室王虽然不满,仍未大动。当武则天大造舆论,准备取代李氏王朝自己为君时,李唐宗室们再也无法安静,要跳出来闹乱子了。

    他们先大造谣言,用谣言调动反抗情绪。谣言四起,或传言:“太后正在密谋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之日,便要把李唐宗室,全部清除”或说:“太后在洛水授图之日,就召集宗室,屠戮于洛水畔”或称:“太后在明堂大会群臣时把宗室一打尽”这些谣言是根据武则天召集宗室、刺史、外戚赴神都参加授图大典时,瞎编出来的,目的就是反对武则天亲政称帝。

    李唐宗室诸王,是高祖之子侄、太宗之子侄,亦即高宗的叔辈、从兄弟或侄辈。历代王朝一样,诸亲王形成朝外之朝,有宽阔的封邑封地、豪阔的府第宫室、庞大的官属家奴,形成与朝廷相抗衡的特殊势力,是王朝极不安定的因素。历史上的宗亲王叛乱,造成王朝变乱和社会动乱,是历朝统治者极感棘手的大问题。

    唐宗室至高宗去世,已积三世。宗室王昭穆瓜蔓,已形成了庞大的队伍,形成了新兴的豪族地主。他们既富且贵,高高在上,竟相奢华,过着鱼百姓,奢yin无度的生活。当武则天欲改变王朝统治,直接侵害了他们利益。一旦王朝易手,他们将不再是宗室王,后果如何,不堪闻问。因此,他们必然成为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死敌,他们同武则天的正面冲突再所难免。除非他们向武则天从服,欢迎新王朝的出现,但这种可能极小的。

    所以,当武则天有了明显的称皇行动后,并召集他们到神京去参加授图大典,他们便互相传言、密谋动叛乱,消灭武则天,让睿宗复位,继续他们的高官王爵、继续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不受损害。

    密谋叛乱的宗室王是: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青州刺史王霍王李元轨、刑州(今河北刑台)刺史王鲁王李灵夔、豫州刺史王越王李贞、通州(今四川达县一带)刺史黄公李譔(其为李元嘉之子)、金州(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其为李元轨之子)、申州(今河南信阳)刺史东莞公李融(其为虢王李凤之子)、范阳王李蔼(李灵夔之子)、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刺史琊王李冲(李贞之子)。

    先是黄公李譔写信给越王李贞说:“内人病浸重,当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这是暗语鬼话联络动叛乱。随后又制造了睿宗皇帝的玺书,派人送给琅琊王李冲,玺书说:“朕遭幽执,诸王宜各兵救我。”李冲也学者他假造皇帝玺书说:“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

    他们虽然书信相约,但因各自间地域分散,路途遥远,联络大费时日。因此,很难有个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甚至连一个统一的起事日期也难约定。何况如此重大事变,书信往还,尽管以暗语相示,风声实难保住秘密。

    琊李冲先派长史萧德宗等招兵买马,并分别通知韩、霍、鲁、越诸王和贝州刺史纪王李慎,令各起兵向神州进。然而,叛乱者尚未起兵,消息已为武则天得知,她立即命令左金吾将军丘神绩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讨伐叛乱。

    丘神绩率兵向山东进,讨伐李冲的叛乱。当大兵未达时,李冲以募得的五千兵马仓促起事。他想渡过黄河攻得济州(山东聊城以西地区),先进攻博州所属的武水县。县令郭务悌听说李冲反叛,连忙派人到魏州求援。博州莘县县令马云来郭务悌闭城拒守。李冲用草车塞住南门,想借着风势用火攻城。点火后风向突转,反而烧了自己的兵马,只好急退,士气因此沮丧。手下将领董玄寂对士兵说:“琅琊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其意是说因为造反,所以得不到上天保佑,风向才变的。李冲听了,杀死董玄寂,而招募的军队不听李冲指挥,一哄而散无法制止,身边只剩下几十个家丁了。李冲只好退回博州,则至城门即为守门者杀死。李冲由起兵至被杀,为时只有七天。丘神绩率兵达博州,官兵素服出迎,丘神绩竟然全部杀害,进城破千余家。其是太凶恶了

    越王李贞闻儿子李冲已起兵,也急忙在豫州起兵响应,攻陷了上蔡县城。九月,武则天命左豹韬大将军崇裕为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领兵十万讨伐叛乱。李贞虽陷上蔡,闻李冲兵败,大兵将至,就想自缚投降。突然见到部将率二千人前来,就有点信心,便欺骗大家说:“琅琊王已被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乃属县兵五千余人,分五营令汝南县丞裴守德率领,一下子加封五百余人九品以上的官衔,以此笼络人心。李贞又让和尚道士为部队念经祈胜,又给将兵们带上护身符以避刀枪。朝廷大军至豫州城东四十里时,李贞派小儿子李规及裴守德拒战,一触即溃大败而回。李贞大惧,闭门自守。当兵临城下后,李贞束手无策,遂同小儿子及妻子一起自杀了。裴守德已被李贞封为大将军,至此也无可奈何,也自杀了事。李贞的叛乱前后也只有十七天。

    其他宗室诸王还未来得及响应,听李贞父子失败都不敢起兵难了。先头的勇气一点也没有了,都等着束手就擒。倒是寿州刺史赵瑰的妻子乐长公主,她是高祖的女儿,见诸王如此便说:“昔隋帝将篡周室,尉迟迥,周之甥也,能举兵匡救社稷,功虽不成,威震海内,是为忠烈。况汝诸王,先帝之子,定得不以社稷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诸王不,尚犹豫不,欲何须邪祸且至矣,大丈夫当为忠义鬼,无为徒死也”[事见《资治通鉴》,卷o4,垂拱四年七月到九月。]但是,诸王的勇气消逝,无论常乐公主怎么说也鼓不起劲来了,唐室的男人啊连个老公主也远远赶不上,哪还是武则天的对手呢

    这次宗室王的叛乱根本未与武则天派去的军交锋就失败了,开始时气势迫人,那么多王子起兵讨伐武则天一个女人,似乎大象踏蚂蚁。结果连自己的封区也没打出来,便被自己管辖的县级官兵打败了,比徐敬业差得无法说。

    诸王叛乱让武则天既失望又恼火。所以失望,在于她对宗室王估计过高,徐敬业就够差了,还和她派去的部队打上几仗,前后打了四个月。而诸王叛乱尚未同她的大部照面,就或失败、或自杀、或投降,这些男人也太让她失望了。所以恼火,在于时至诸王叛乱之日,她都是以尊敬、优抚对待他们,一点一滴未亏待。相比之下,她对自己的亲戚却很苛刻。真是敬出了一群豺,养出一群狼来。既然他们不知好歹自己跳了出来,正好诛杀,省得再为祸害。于是,她派监察御史苏去处理。苏提问了叛乱人之后,报告给太后说查不到他们叛乱的证据。有人说,是他与叛乱的人通谋。太后就诏见苏问他是否和叛乱人有关系,不愿查或隐瞒了实况不愿说呢?苏竟一个字也不回答。太后知道这是个儒者,不是问案的材料,就派他去做了河西监军,另让周兴问案。

    其实叛乱罪按唐律都要处极刑、灭族的,没啥问头,苏几不忍心这么做。周兴是有名的酷吏,案子到他手里就好办了。他把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譔、常乐公主等人抓到洛阳,勒令他们全部自杀就结案。武则天听说叛乱主犯全自杀了,也不问具体的问案情况,下令把诸王的姓改为“虺”,“虺”是毒蛇的意思,骆宾王曾在讨伐她《檄》里用毒蛇比喻她,现在就让叛乱者姓虺好了。同时下令把叛乱人的所有亲族党羽都杀光,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灭族大罪。

    豫州是叛乱动的特别区,越王李贞在这里组织军队,攻陷县城、私授官衔,涉及的人太多,情况复杂。武则天就派军审理罪案闻名当时的昌左丞狄仁杰任豫州刺史,去办理豫州的平乱善后事宜。

    狄仁杰到了豫州,地方已据律治越王李贞的党羽达六七百家,抓到监狱的五千多人,司刑者正在准备一一杀戮。狄仁杰是通晓唐法的,这样办理也没有错,但他也知道,真正的叛乱死党只是少数,这么多人都是被牵连进去的,都不拥护叛乱,而罪魁祸越王李贞父子都已死了,杀这么多人只能造成仇恨。所以,他接理案子后便给武则天写了个密奏,让部下送给了太后。武则天打开密奏,上面是这么样写的:“彼皆诖误,臣欲显奏,似为道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乘陛下仁血之旨。”就是说,这些被判有极刑、灭族罪者都是无辜受牵连者,如果臣把他们如何受牵连、造成诖误奏明了,就等于替他们鸣冤。可是如果臣明知他们和案情无关,又不说话,全把他们都杀了,这实在又违反了陛下仁恤爱民的旨意。”武则天是何等英明,她哪里是听了一两句好话就沾沾自喜,放弃原则和初衷的人呢?所以,《资治通鉴》用狄仁杰密奏给武则天戴上个“仁恤”花帽,就让她一高兴,全部敕免了罪犯,那个就太瞧不起武则天了

    实际上,武则天的想法和狄仁杰是一致的,李贞父子叛乱不得人心,既然已自寻了死路,也不想牵连太多。所以,她立即同意了狄仁杰的密奏意见,把犯人都流放到丰州(今内蒙河套地)戍边。如果这些人在必杀之列,狄仁伙那句话是改变不了武则天的主意的。

    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些被敕免死刑,流放河套,途经宁州,狄仁伙曾做过宁州刺史,那里有当地人为他树的德政碑。宁州百姓见到这么多被流放的人,便说:“是我们的狄使君让你们活下来的吧?”就引他们到碑前设斋三天。狄仁杰是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也是封建社会颂扬的好官、清官,和后来的包正一样,被传奇化了。既然被故事化,是否有这些故事就难说了。当然,清官总比贪官好;但清官也是官。封建社会的舆论,往往制造一些清官让人民拥护,也是一种统治策略呢。比如,当时的六七百户,五千多人,是倾家被押去河套的。他们一路遥远被赶过去,到边关后去服苦役,其后果又能比一刀斩死好多少呢?这样的痛苦折磨、折磨而死等着他们,还有什么值得到狄仁杰的“德政碑”前“设斋三日而后行”的呢哎可怜的封建社会的百姓啊,当官的留点临时的“甜头”,就叩头“设斋三日”,可怜啊

    当然,像狄仁杰这样的官毕竟在众官里凤毛麟角。当时,节制讨伐叛乱诸军的元帅张光辅还在豫州驻扎。将士们不断向地方勒索,提出各种无理要求,狄仁杰不理睬他们。张光辅见状大怒,向狄仁杰说:“你一个州将怎么敢轻视我这个元帅”狄仁杰回答:“乱河南者,只是一个越王李贞。今天一个李贞死了,却有一个万个李贞出现”张光辅问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说:“您率领三十万大军,要杀的只有一个越王李贞,而城闻官军至,出城投降的把城的四面都踩出路来,而您却纵将士暴掠,杀已投降的人邀功,血流遍野,这不是一万个李贞又能是什么?我恨无尚方宝剑斩杀你,如果有,杀了你之后我因此而死地视死如归”张光辅见他大义凛然,只好无言而归。不久,张光辅上奏狄仁杰对他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一带)刺史。

    这次唐宗室诸王叛乱,凡参加密谋者都难逃劫数。

    当武则天召宗室赴洛阳参加洛水受“宝图”大典时,甲州刺史东莞公李融派人问东都受典的情况,传来的消息说:“来就得死”李融乃称病未赴。越王李贞起兵后,派人来约他一起叛乱。仓促间不仅未能响应李贞,还被逼无奈把李贞派去的使者交给了衙门。因此,被加了一个右赞善大夫的官衔。没过几天,他和李贞等王互约叛乱的事被人揭出来,他在同年十月的一天被处死,家产被抄,全家人都被收为官奴。

    济州刺史薛顗、其弟薛绪、薛弟驸马都尉薛绍,都曾与琅琊王李冲通谋。他们闻说李冲起兵,也都招募兵马、打造兵器,准备参加叛乱。等到李冲失败,他们又杀死济州录事参军高纂灭口。同年十一月,他们的事情败露,薛顗和薛绪被处死,薛绍因为是太平公主的丈夫,才被免除死刑,打了一百杖投入监狱,饿死于狱。薛绍是武则天的唯一女婿,如此结局,也是见参与叛乱刑法之重,武则天对亲属也概不留情。

    霍王李元轨是高祖之子,封官司徒、青州刺史。因为他们地位特殊,尽管也是叛乱的重要参与者,还是免予处死,被废黜王爵流放黔州。他一个老头子被押在囚车里向黔州进,囚车行至陈仓时就颠沛而亡了。江都王李绪、殿监裴承先参与谋叛,都被处死。裴承先是唐朝开国功臣裴寂的孙子,为宗室诸王所惑,也赔上了性命。

    李唐宗室叛乱的迅失败,再次说明当时在数代王朝统治下,社会趋于稳固,天下民众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安宁。对宗室动的武装叛乱,从官府到民众都不予支持。李贞和李冲起兵,连自己辖区的县级武装也难能攻下,正说明社会基层的稳定性,大家都极力反对战争叛乱,极力维护现有的稳固社会结构。同时说明,李唐宗室已成为反动的豪强地主集团,这一集团的反动腐朽,已与下层庶族地主产生了尖锐矛盾。而武则天始终代表了庶族地主,所以,当宗室王起兵讨伐武则天时,不待武则天所派大军到达,地方阶层就自觉地打击宗室反动武装,自觉保卫武则天政权。如果是武则天不得民心,人民群众将借宗室起兵,一呼万应,揭杆而起,武则天真就会完蛋。所以,反对武则天者,的确是上层顽固官僚,从宗室起事的人民向背,可足以证明

    但是,虽然宗室叛乱没能造成大规模战争,对社会生产与生活影响不大,而武则天派去的军队,却凶残地屠杀、抢掠地方。豫州六七百家、五千人一次被流放,也是个社会悲剧。武则天只是痛恨李氏宗室,却不料被迫害者多数仍是受牵连者和地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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