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三藏.此章勿看，明日必有更新
这些史料或笔述为正史所载，虽仍难成信史，但裴炎外甥请使江都，去策划叛乱，如愿而去，裴炎就成了难以摆脱的嫌疑。而当叛乱已成事实后，作为一国宰相、顾命大臣，出了如此大事，不见裴炎的镇叛行动。武皇后自然要征求宰相的意见，他却回答：“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坚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
裴炎不仅不提只字平叛，反而利用叛乱逼太后归政，司马光就认定“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是在故意拖延时间，让叛乱者有机会从容行事，再用扩大事态，不可收拾，逼太后规政。无论是要自己做皇帝，还是还政睿宗，他仍做辅弼大臣，此时他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朝中就有人看出了他的阴谋，监察御史崔詧（詧，察的古体字）上书说：“炎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求太后归政？”武皇后早已觉察到裴炎的野心，看到田崔詧的奏书后，即令人左肃政大夫骞味道、侍御史鱼承晔将裴炎拘捕，审理此案。当时有人劝他向太后逊词求免，裴炎知道他自己陷得太深，无法解脱，就说：“宰相下狱，安有全理”表示不向太后低头，自愿赴死。
此时，朝中大臣对徐敬业的叛乱几乎无人过问，而当裴炎被捕入狱，却都激动起来。凤阁舍人刘景先、凤税侍郎胡元范站出来说：“炎社稷元老，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说：“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就是说，裴炎已有了谋反的迹像了，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他二人急不择言地回答：“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太后见他们二人如此着急，仍笑着说：“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此刻，文武大臣都自愿替裴炎作不反的身证。
武皇后见到朝堂上起哄，更是见裴炎在朝中众官员的代表性，她要杀一儆百，先威慑这些反对力量。
光宅元年（684年）十月丙申，下令斩裴炎于都亭。担保裴炎不反的刘景先被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长史。胡元范被流放到琼州（今海南岛琼山县），死在流所。吏部侍郎郭待举被贬为岳州刺史。认为裴炎谋反的李景谌被提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办案有功的骞味道升为代理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职。
裴炎被处死后，他的年为十七岁的侄儿、太仆寺丞的裴伷先上表请见太后。太后召见了他，责问他说：“汝伯父谋反，尚何言？”裴伷先说：“臣为陛下画计耳安敢诉冤陛下为李氏妇，先帝弃天下，遽揽朝政，变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臣伯父忠于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陛下所为如是，臣实惜之陛下早宜复子明辟，高枕深居，则族宗可全，不然天下一变，不可复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发此言”即是说，小子你胡说，你懂什么敢说这些话。便命人领他出去，裴伷被人架着往外走，仍不断回头说：“今用臣言，犹未晚”人们拉他，他就是打坠儿不走，反复说这话。太后被弄得发急，命人拖倒打了一百杖，并下令把他流放到瀼州[事见《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十月。]。其行为按唐法当斩，而裴炎反也应诛族，裴伷先也是明知将被诛族，才敢找太后出气求死。然而，武皇后对这样的敢于当面指责他的人，反而不加重刑；对那些奸诈小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例如在裴炎下狱不久，郎将姜嗣宗受命到西京长安去。留守大臣刘仁轨问他东京发生的事情，姜嗣宗讨好刘仁轨说：“嗣宗党裴炎有异于常久矣。”刘仁轨很鄙视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反复问他：“你原先就已觉察到裴炎要谋反吗？”姜嗣宗仍点头称是。刘仁轨说：“我有一封奏表，请你带回东都交给太后。”姜嗣宗欣然同意。他带回刘仁轨的奏表呈给太后，还未及退出，太后急命人把他拉了下去，绞死在都亭。原来奏表上说：“姜嗣宗自己说，他早知裴炎反情。知而不告朝廷，当死。”
裴炎谋反案也牵连不少人受害。如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曾上表为裴炎申述无罪，而程务挺过去又一直与叛将唐之奇、杜求仁要好。正好有人密报：“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谍。”武皇后接到密报后，以为程务挺是大将，在军队中权重威高，一旦有异心就情况严重了。于是，未待查明真假，便密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就军中斩了程务挺。接连串又因王方翼与程务挺关系密切，乃逮王方翼下狱，遂流放到崖州（今海南岛凉山），后死在那里。程务挺、王方翼都是守卫西疆国土的大将，立有许多战功。在混乱中可能为仇家所乘，武皇后情急难察，不幸被杀、被贬，实是一大损失。
事后，武皇后对诛死程务挺甚党悔恨。然而她又感觉朝中军有功劳、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又多不能容忍她，这使她甚为痛苦。她鄙视那些小人，但那些小人往往对她极表忠诚。这种矛盾她不是不知道原因，仍然是功臣名将传统思想深重，不能接受她一个女人执政，看不起女人，只想为大唐国家、为李氏王朝立功卖命。不想为女人、为外姓做官，内心里以为这是耻辱、不合天地人伦礼法。这种尖锐的、根本性的矛盾叫她如何去解决。她只能对那些干臣名将耐心地等待，等待他们改变想法，拥护她、辅佐她。然而，她毕竟是执政者，当一些干臣名将硬是不听话，逼得她无路可走时，她就要开刀问斩。
对于那般小人，立了功又不能不赏；立功不赏谁还再立功。但她也尽量不让这些人太得势。在裴炎事件中，李景谌立了功，当时给他赏格极高，让他当了宰相。半个月后，她便罢免了他，换了个司宾少卿的闲曹。崔詧是首先揭发裴炎谋反的人，也为他封为同平章事，接近宰相了，事后也被罢免；同时被罢的还有沈君谅。那个办案有功的骞味道被提拔为中书令，职务取代了裴炎。一次，有个官员因故被贬职，就到他那里去申诉说明情况，骞味道不敢作主承担责任，说：“此太后处分”就是说，这是太后决定的，你去找太后吧。而当时在场的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刘祎之却说：“根据听犯的错误，改任官职，是我向太后奏请的。”言外之意，有事找我，有错我负责。武皇后知道了这件事，便把骞味道贬为青州（今山东潍坊一带）刺史，升刘祎之太中大夫。她把这个事讲给大臣们听，说：“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行善自取他”[《资治通鉴》，卷203，垂拱元年三月。]
平定徐敬业叛乱和平息裴炎谋反案后，因不少官员发生了变动，有的被杀、遭贬。同时，在这一系列事变中，也多少能知道官员们对她的态度，只要没有明着反对她执政的，她都根据他们的官职和才能充实到朝廷中枢之中。以积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天官尚书韦待价为同凤阁鸾台三品，以冬官尚书韦苏良嗣为维言，以裴居道为内史。提拔文昌右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再次调整，以岑长倩为内史、苏良嗣为左相、韦待价为右相，韦思谦为纳言。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名士，被武皇后任用，使太后执政下的朝廷中枢规整充实。
不幸的是，这年正月底留守西京的老臣刘仁轨辞世。他是个忠厚、正直、勤勉的人。他出自贫寒，做了高官从不傲贫，与旧时故人仍交好如初。他的忠厚质朴受到了武皇后的倚重，所以那次他同样以吕后之事劝谏太后，她知道是他真心为自己着想，才虚心接受劝告。因此，挽留他，让他留在宰相的行列中，并让他留守京师，十分信任。他死时年已八十四岁。武皇后为他废朝三日，令百官赴吊。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食邑三百户。
从武皇后对刘仁轨等人的态度看，如果众臣接受武皇后，抛除“母鸡司晨”的成见，真诚待她，虚心服务。武皇后就不会成为后来被迫诛杀反对派的女皇帝，她执政中的悲剧也不会一演再演了。
平息徐敬业叛乱后，武皇后又改新年号以作纪念。她以《尚书?武成》篇中的一句话，即“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所表示的意义改元“垂拱”。垂拱元年是公元685年，那年武皇后六十二岁。
“垂拱而天下治”，就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之意，是儒家追求的治国办法。能让衣襟不动摇、拱着手什么也不干，天下就太平了，那可不容易。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哪个朝代也未能做到，让太史公司马迁极尽吹捧的汉初“文景之治”也充满了争夺和血汗。武皇后的年代更做不到。
首先，她满朝的文武官员就不让垂拱而治，他们不会让她那么悠闲自得，他们每看到紫色云帘后面太后的身影，就会从心底升起一种莫大的人格耻辱感。而武皇后又偏偏是一个无比倔强的女人，她不信以她的才干就是不能让这些人服从她，不服从她也绝不会后退。她们君臣之间一直就那么“将”着；她一个女人坐在似乎只有男人才能坐的那位子上，和一大群男人硬顶着、硬“将”着。让她如何能“垂衣拱手”？
在诛杀了裴炎、程务挺，镇压了徐敬业之后，看着殿上一排排冠带朱紫的男人，她站了起来，在那片紫色的薄薄的帘幕后面站了起来，故意让这一排排男人能清楚地看见她虽年过花甲，却依然英挺的、女人的身躯。然后，突然严肃地发问：“朕并没有辜负天下、辜负诸位，你们说是不是？”群臣齐声回答：“是的”
她停息片刻后，提高声音，激动地继续说：“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天下安乐，朕长养之。及先帝弄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地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强难治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
武皇后高慷激越，声迴殿内。尤其她说“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是谓“今天，反对我的领头大都是将相”此时，她已压倒不住漏*点，声色俱厉，最后说：“你们之中，有能超过裴炎、徐敬业、程务挺的，就请站出来反叛我不然就得好好服从，不要做出让天下笑话的事情来”
武皇后说完，压着怒火，缓缓坐了下来。此刻，群臣跪地，不敢仰视，异口同声地回答：“唯太后所使”[《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十二月。]
这次武皇后对群臣的严厉训话，由《资治通鉴》注引《唐统纪》，而《考异》认为“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今不取。”实则，武后为情势所迫是能做到的。
为考查朝中大臣及地方官们的言行动态，并直接听取臣民谏言和冤抑之情，在垂拱元年二月，武则在令于“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资治通鉴》，卷203，垂拱元年二月癸未。]登闻鼓设于西朝堂外，肺石为红色如肺，设于东朝堂外。即设悬鼓和肺石，让臣民百姓自由登石或击鼓，让御史接取状纸，直接呈给武皇后本人。
这是她自己与群臣严厉训话后，整饬朝中百官和地方官的办法。
垂拱二年（686年）正月，武皇后下诏“复政于皇帝”。即不再临朝称制，让睿宗皇帝亲政，其目的为缓和朝野对她执政的不满情绪。但是，睿宗连忙上表，坚决推让，不肯接受。诸史书皆记：“睿宗知太后非诚心”；朝野也说她是故作姿态，并非真心归政。不管她出于何种心理，这次下诏归政效果不佳，她还是继续临朝称制。
武皇后继续临朝，乃于垂拱二年三月铸铜为匦（gu音轨，匣子）放在朝堂的东、南、西、北四角。太后制铜匦的初衷是和“垂拱而治”的想法有关系的。铜匦如同今天的意见箱，是让广大民众把自的意见写出来投放在箱内，以供领导采纳。让大家自己投与采取开大会、走访、座谈会等形式相比较要方便得多，不用采取行动，只要放那么个匣子，等着让大家自投就行了。好比张网捕鱼捉鸟。甚至连手也不用拱，你该干啥干啥去，到时候来网里拿鱼拿鸟就得了。意见匣，武皇后的铜匦，是一个意见，方便啊。所以，这方便的铜匦，就是垂拱而治的工具。
设铜匦用时兴的话说还有改革开放之目的。武皇后的思想就是个改革开放思想，她是个女皇帝，女人做皇帝开天辟地她是独一家，没有个改革开放思想是做不到的。要开创一个前人未做的事业、前人未到的境界，在皇帝门前设意见箱，大事宣传、鼓吹，让全国人都重视，想说什么说什么，广开言路。你想，没有个改革开放的胸怀能敢敢做吗？一些领导人有了错误，掩着、盖着，就怕人给揭开来，就怕人揭发、检举提意见，思想封闭，能敢让大家大张旗鼓地提意见吗？
设铜匦也有个治理整顿的想法。她们朝内朝外官整天盯着她，看她是个女人不顺眼，不姓李而姓武就不该坐在男人和老李、小李该坐的座位上。私下里骂她、背地里瞎搞小动作，甚至舞刀弄枪朝她来。现在，她弄个匣子放在朝堂前，发动全体随时把那些阴谋掀出来。这是让全国的或官或民一起帮着她防备阴谋诡计搞颠覆。同时，也让百姓监督，官员们互相监督，治好官风。
武皇后设铜匦还有个招揽人才之目的。她求才若渴啊，有才的大臣们多不配合她，不配合才高八斗更糟，鬼主意多、影响力大。前些日子训话，她当着百官的百叫号，不就说反她的“旗手”们全是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大人才吗？但是，光叫号不行呀，她自己的官，发给他们高薪、给最高级的住宅、高车骏马，不是养着用来叫号比功夫的啊所以，她要招集忠心给她干事业的人才来，补充不足、取代那些不配合者，也让在位的杀猪匠们有点急迫感，不是不配合吗？老子要另请高明了
所以，武皇后设的是四个匦。时至今日，武皇后其人是很难研究的。她每做一件事，全被人给弄得稀里糊涂、黑白颠倒，想说清楚，难啊比如她设“四匦”之目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全一齐说：“整人”连咱们那些想说点实话的史学工作者们，也被古今中外的大史学家们弄得束手无策。流了十身汗水也找不到说实话的证据，证据哪去了？开始就被毁掉了，哪去找所以，我们可怜的要说点实话的史学工作者也只能低声随和了。哎这是史学研究们悲剧啊。然而，悲剧是美丽的。如果《红楼梦》不出现悲剧，不被高鹗们肆无忌惮地篡改、断貂续狗，哪还有数百年红学研究的美好悲剧？传统的力量太强大，几乎扼杀了真谛之美。然而，夭折的美丽孕育了火种，终将死灰复燃，冲破僵硬的历史外壳而发泄其被阻遏的力量。武皇后的研究也是如此，人们终将会发现武皇后历史的不朽新价值，这是被历史的沉沙所掩盖的史学的悲剧，终于会被重新搬上舞台，展示出惊心动魄的光彩。
历史的真实是：武皇后立“四匦”是为的治理天下，治好天下，是她垂拱年间的一个重要的施政措施。她共立了四个匦，放在朝堂外东面的叫“延恩”匦，是个用人自荐匦，可以写你的自荐材料，包括个人的作品，此所谓“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为求人才，上一年她曾下诏：“凡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这次立的“延恩”匦，是个求才的办法，是上年求才措施的继续。
放在朝堂南面的铜匦叫“招谏”匦，“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这是虚心纳谏，让官民畅所欲言，提供治国的正面建议和反面的教训。
[奉献]
这些史料或笔述为正史所载，虽仍难成信史，但裴炎外甥请使江都，去策划叛乱，如愿而去，裴炎就成了难以摆脱的嫌疑。而当叛乱已成事实后，作为一国宰相、顾命大臣，出了如此大事，不见裴炎的镇叛行动。武皇后自然要征求宰相的意见，他却回答：“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坚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
裴炎不仅不提只字平叛，反而利用叛乱逼太后归政，司马光就认定“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是在故意拖延时间，让叛乱者有机会从容行事，再用扩大事态，不可收拾，逼太后规政。无论是要自己做皇帝，还是还政睿宗，他仍做辅弼大臣，此时他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朝中就有人看出了他的阴谋，监察御史崔詧（詧，察的古体字）上书说：“炎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求太后归政？”武皇后早已觉察到裴炎的野心，看到田崔詧的奏书后，即令人左肃政大夫骞味道、侍御史鱼承晔将裴炎拘捕，审理此案。当时有人劝他向太后逊词求免，裴炎知道他自己陷得太深，无法解脱，就说：“宰相下狱，安有全理”表示不向太后低头，自愿赴死。
此时，朝中大臣对徐敬业的叛乱几乎无人过问，而当裴炎被捕入狱，却都激动起来。凤阁舍人刘景先、凤税侍郎胡元范站出来说：“炎社稷元老，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说：“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就是说，裴炎已有了谋反的迹像了，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他二人急不择言地回答：“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太后见他们二人如此着急，仍笑着说：“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此刻，文武大臣都自愿替裴炎作不反的身证。
武皇后见到朝堂上起哄，更是见裴炎在朝中众官员的代表性，她要杀一儆百，先威慑这些反对力量。
光宅元年（684年）十月丙申，下令斩裴炎于都亭。担保裴炎不反的刘景先被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长史。胡元范被流放到琼州（今海南岛琼山县），死在流所。吏部侍郎郭待举被贬为岳州刺史。认为裴炎谋反的李景谌被提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办案有功的骞味道升为代理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职。
裴炎被处死后，他的年为十七岁的侄儿、太仆寺丞的裴伷先上表请见太后。太后召见了他，责问他说：“汝伯父谋反，尚何言？”裴伷先说：“臣为陛下画计耳安敢诉冤陛下为李氏妇，先帝弃天下，遽揽朝政，变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臣伯父忠于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陛下所为如是，臣实惜之陛下早宜复子明辟，高枕深居，则族宗可全，不然天下一变，不可复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发此言”即是说，小子你胡说，你懂什么敢说这些话。便命人领他出去，裴伷被人架着往外走，仍不断回头说：“今用臣言，犹未晚”人们拉他，他就是打坠儿不走，反复说这话。太后被弄得发急，命人拖倒打了一百杖，并下令把他流放到瀼州[事见《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十月。]。其行为按唐法当斩，而裴炎反也应诛族，裴伷先也是明知将被诛族，才敢找太后出气求死。然而，武皇后对这样的敢于当面指责他的人，反而不加重刑；对那些奸诈小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例如在裴炎下狱不久，郎将姜嗣宗受命到西京长安去。留守大臣刘仁轨问他东京发生的事情，姜嗣宗讨好刘仁轨说：“嗣宗党裴炎有异于常久矣。”刘仁轨很鄙视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反复问他：“你原先就已觉察到裴炎要谋反吗？”姜嗣宗仍点头称是。刘仁轨说：“我有一封奏表，请你带回东都交给太后。”姜嗣宗欣然同意。他带回刘仁轨的奏表呈给太后，还未及退出，太后急命人把他拉了下去，绞死在都亭。原来奏表上说：“姜嗣宗自己说，他早知裴炎反情。知而不告朝廷，当死。”
裴炎谋反案也牵连不少人受害。如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曾上表为裴炎申述无罪，而程务挺过去又一直与叛将唐之奇、杜求仁要好。正好有人密报：“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谍。”武皇后接到密报后，以为程务挺是大将，在军队中权重威高，一旦有异心就情况严重了。于是，未待查明真假，便密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就军中斩了程务挺。接连串又因王方翼与程务挺关系密切，乃逮王方翼下狱，遂流放到崖州（今海南岛凉山），后死在那里。程务挺、王方翼都是守卫西疆国土的大将，立有许多战功。在混乱中可能为仇家所乘，武皇后情急难察，不幸被杀、被贬，实是一大损失。
事后，武皇后对诛死程务挺甚党悔恨。然而她又感觉朝中军有功劳、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又多不能容忍她，这使她甚为痛苦。她鄙视那些小人，但那些小人往往对她极表忠诚。这种矛盾她不是不知道原因，仍然是功臣名将传统思想深重，不能接受她一个女人执政，看不起女人，只想为大唐国家、为李氏王朝立功卖命。不想为女人、为外姓做官，内心里以为这是耻辱、不合天地人伦礼法。这种尖锐的、根本性的矛盾叫她如何去解决。她只能对那些干臣名将耐心地等待，等待他们改变想法，拥护她、辅佐她。然而，她毕竟是执政者，当一些干臣名将硬是不听话，逼得她无路可走时，她就要开刀问斩。
对于那般小人，立了功又不能不赏；立功不赏谁还再立功。但她也尽量不让这些人太得势。在裴炎事件中，李景谌立了功，当时给他赏格极高，让他当了宰相。半个月后，她便罢免了他，换了个司宾少卿的闲曹。崔詧是首先揭发裴炎谋反的人，也为他封为同平章事，接近宰相了，事后也被罢免；同时被罢的还有沈君谅。那个办案有功的骞味道被提拔为中书令，职务取代了裴炎。一次，有个官员因故被贬职，就到他那里去申诉说明情况，骞味道不敢作主承担责任，说：“此太后处分”就是说，这是太后决定的，你去找太后吧。而当时在场的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刘祎之却说：“根据听犯的错误，改任官职，是我向太后奏请的。”言外之意，有事找我，有错我负责。武皇后知道了这件事，便把骞味道贬为青州（今山东潍坊一带）刺史，升刘祎之太中大夫。她把这个事讲给大臣们听，说：“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行善自取他”[《资治通鉴》，卷203，垂拱元年三月。]
平定徐敬业叛乱和平息裴炎谋反案后，因不少官员发生了变动，有的被杀、遭贬。同时，在这一系列事变中，也多少能知道官员们对她的态度，只要没有明着反对她执政的，她都根据他们的官职和才能充实到朝廷中枢之中。以积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天官尚书韦待价为同凤阁鸾台三品，以冬官尚书韦苏良嗣为维言，以裴居道为内史。提拔文昌右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再次调整，以岑长倩为内史、苏良嗣为左相、韦待价为右相，韦思谦为纳言。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名士，被武皇后任用，使太后执政下的朝廷中枢规整充实。
不幸的是，这年正月底留守西京的老臣刘仁轨辞世。他是个忠厚、正直、勤勉的人。他出自贫寒，做了高官从不傲贫，与旧时故人仍交好如初。他的忠厚质朴受到了武皇后的倚重，所以那次他同样以吕后之事劝谏太后，她知道是他真心为自己着想，才虚心接受劝告。因此，挽留他，让他留在宰相的行列中，并让他留守京师，十分信任。他死时年已八十四岁。武皇后为他废朝三日，令百官赴吊。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食邑三百户。
从武皇后对刘仁轨等人的态度看，如果众臣接受武皇后，抛除“母鸡司晨”的成见，真诚待她，虚心服务。武皇后就不会成为后来被迫诛杀反对派的女皇帝，她执政中的悲剧也不会一演再演了。
平息徐敬业叛乱后，武皇后又改新年号以作纪念。她以《尚书?武成》篇中的一句话，即“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所表示的意义改元“垂拱”。垂拱元年是公元685年，那年武皇后六十二岁。
“垂拱而天下治”，就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之意，是儒家追求的治国办法。能让衣襟不动摇、拱着手什么也不干，天下就太平了，那可不容易。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哪个朝代也未能做到，让太史公司马迁极尽吹捧的汉初“文景之治”也充满了争夺和血汗。武皇后的年代更做不到。
首先，她满朝的文武官员就不让垂拱而治，他们不会让她那么悠闲自得，他们每看到紫色云帘后面太后的身影，就会从心底升起一种莫大的人格耻辱感。而武皇后又偏偏是一个无比倔强的女人，她不信以她的才干就是不能让这些人服从她，不服从她也绝不会后退。她们君臣之间一直就那么“将”着；她一个女人坐在似乎只有男人才能坐的那位子上，和一大群男人硬顶着、硬“将”着。让她如何能“垂衣拱手”？
在诛杀了裴炎、程务挺，镇压了徐敬业之后，看着殿上一排排冠带朱紫的男人，她站了起来，在那片紫色的薄薄的帘幕后面站了起来，故意让这一排排男人能清楚地看见她虽年过花甲，却依然英挺的、女人的身躯。然后，突然严肃地发问：“朕并没有辜负天下、辜负诸位，你们说是不是？”群臣齐声回答：“是的”
她停息片刻后，提高声音，激动地继续说：“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天下安乐，朕长养之。及先帝弄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地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强难治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
武皇后高慷激越，声迴殿内。尤其她说“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是谓“今天，反对我的领头大都是将相”此时，她已压倒不住漏*点，声色俱厉，最后说：“你们之中，有能超过裴炎、徐敬业、程务挺的，就请站出来反叛我不然就得好好服从，不要做出让天下笑话的事情来”
武皇后说完，压着怒火，缓缓坐了下来。此刻，群臣跪地，不敢仰视，异口同声地回答：“唯太后所使”[《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十二月。]
这次武皇后对群臣的严厉训话，由《资治通鉴》注引《唐统纪》，而《考异》认为“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今不取。”实则，武后为情势所迫是能做到的。
为考查朝中大臣及地方官们的言行动态，并直接听取臣民谏言和冤抑之情，在垂拱元年二月，武则在令于“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资治通鉴》，卷203，垂拱元年二月癸未。]登闻鼓设于西朝堂外，肺石为红色如肺，设于东朝堂外。即设悬鼓和肺石，让臣民百姓自由登石或击鼓，让御史接取状纸，直接呈给武皇后本人。
这是她自己与群臣严厉训话后，整饬朝中百官和地方官的办法。
垂拱二年（686年）正月，武皇后下诏“复政于皇帝”。即不再临朝称制，让睿宗皇帝亲政，其目的为缓和朝野对她执政的不满情绪。但是，睿宗连忙上表，坚决推让，不肯接受。诸史书皆记：“睿宗知太后非诚心”；朝野也说她是故作姿态，并非真心归政。不管她出于何种心理，这次下诏归政效果不佳，她还是继续临朝称制。
武皇后继续临朝，乃于垂拱二年三月铸铜为匦（gu音轨，匣子）放在朝堂的东、南、西、北四角。太后制铜匦的初衷是和“垂拱而治”的想法有关系的。铜匦如同今天的意见箱，是让广大民众把自的意见写出来投放在箱内，以供领导采纳。让大家自己投与采取开大会、走访、座谈会等形式相比较要方便得多，不用采取行动，只要放那么个匣子，等着让大家自投就行了。好比张网捕鱼捉鸟。甚至连手也不用拱，你该干啥干啥去，到时候来网里拿鱼拿鸟就得了。意见匣，武皇后的铜匦，是一个意见，方便啊。所以，这方便的铜匦，就是垂拱而治的工具。
设铜匦用时兴的话说还有改革开放之目的。武皇后的思想就是个改革开放思想，她是个女皇帝，女人做皇帝开天辟地她是独一家，没有个改革开放思想是做不到的。要开创一个前人未做的事业、前人未到的境界，在皇帝门前设意见箱，大事宣传、鼓吹，让全国人都重视，想说什么说什么，广开言路。你想，没有个改革开放的胸怀能敢敢做吗？一些领导人有了错误，掩着、盖着，就怕人给揭开来，就怕人揭发、检举提意见，思想封闭，能敢让大家大张旗鼓地提意见吗？
设铜匦也有个治理整顿的想法。她们朝内朝外官整天盯着她，看她是个女人不顺眼，不姓李而姓武就不该坐在男人和老李、小李该坐的座位上。私下里骂她、背地里瞎搞小动作，甚至舞刀弄枪朝她来。现在，她弄个匣子放在朝堂前，发动全体随时把那些阴谋掀出来。这是让全国的或官或民一起帮着她防备阴谋诡计搞颠覆。同时，也让百姓监督，官员们互相监督，治好官风。
武皇后设铜匦还有个招揽人才之目的。她求才若渴啊，有才的大臣们多不配合她，不配合才高八斗更糟，鬼主意多、影响力大。前些日子训话，她当着百官的百叫号，不就说反她的“旗手”们全是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大人才吗？但是，光叫号不行呀，她自己的官，发给他们高薪、给最高级的住宅、高车骏马，不是养着用来叫号比功夫的啊所以，她要招集忠心给她干事业的人才来，补充不足、取代那些不配合者，也让在位的杀猪匠们有点急迫感，不是不配合吗？老子要另请高明了
所以，武皇后设的是四个匦。时至今日，武皇后其人是很难研究的。她每做一件事，全被人给弄得稀里糊涂、黑白颠倒，想说清楚，难啊比如她设“四匦”之目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全一齐说：“整人”连咱们那些想说点实话的史学工作者们，也被古今中外的大史学家们弄得束手无策。流了十身汗水也找不到说实话的证据，证据哪去了？开始就被毁掉了，哪去找所以，我们可怜的要说点实话的史学工作者也只能低声随和了。哎这是史学研究们悲剧啊。然而，悲剧是美丽的。如果《红楼梦》不出现悲剧，不被高鹗们肆无忌惮地篡改、断貂续狗，哪还有数百年红学研究的美好悲剧？传统的力量太强大，几乎扼杀了真谛之美。然而，夭折的美丽孕育了火种，终将死灰复燃，冲破僵硬的历史外壳而发泄其被阻遏的力量。武皇后的研究也是如此，人们终将会发现武皇后历史的不朽新价值，这是被历史的沉沙所掩盖的史学的悲剧，终于会被重新搬上舞台，展示出惊心动魄的光彩。
历史的真实是：武皇后立“四匦”是为的治理天下，治好天下，是她垂拱年间的一个重要的施政措施。她共立了四个匦，放在朝堂外东面的叫“延恩”匦，是个用人自荐匦，可以写你的自荐材料，包括个人的作品，此所谓“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为求人才，上一年她曾下诏：“凡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这次立的“延恩”匦，是个求才的办法，是上年求才措施的继续。
放在朝堂南面的铜匦叫“招谏”匦，“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这是虚心纳谏，让官民畅所欲言，提供治国的正面建议和反面的教训。
[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