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胡宗南交付给龙邵文的那批军火皆已脱手，在卓克基、松潘、理番等地换回了大批的鸦片。手中既有了充足的原料，龙升制药更是加大马力，卯足干劲，特供药品是一批批地生产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各地，龙邵文、胡宗南之流大发其财自是不用更多描述。
眼见天气日冷，棉布日缺，重庆的棉布价格是一日三涨，上涨幅度之高，傲视一应生活必需品。重庆虽实行限价政策，但物价就如脱缰的野马，早就不受限价的束缚……白米每石五百二十元，猪肉一斤十四块，头等旅馆客房租金六十元一天，寻常人工资一个月五百到千元，但这些跟棉布比起来，不过小巫见大巫，此时一匹普通白布价格已经超过两千八百元，近六担米的价格，而一匹阴丹士林布，限价即达二千四百五十元之巨，这只是限价，而市场的阴丹士林布根本没货，实际价格应是限价的两倍以上都不止。如此高价，普通民众自是难以承受，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大后方每年生产棉布贰佰一十五万匹，除供军用外，其余缺口全依靠外界供给，但国府缅甸作站尚在进行中，滇缅公路仍未打通，因而后方对外交通，还处于断绝状态，这种状态下，后方物资供给就更显艰难，民众所缺之物，又何止是棉布一项，只不过在这严冬季节，棉布更显得重要一些。
虽然龙邵文设在西安的“龙升毛纺厂”业已开工，且加大马力昼夜生产，但西北军已经数年没发过越冬棉服，民众也在严冬之中少衣蔽体，寒不可耐。龙升的产量固大，但仅满足西北一地便已吃力。自是无瑕别顾。此种情况之下。龙邵文会同身边的兄弟。制定了一个棉纱购运计划，照龙邵文的想法，这次棉纱购运回来后，主要是用来缓解大后方棉布急缺的现状。其次是赚上一点小钱。他之所以把赚钱放在其次，是因为从西北回来后，被西北民众的淳朴打动，感觉到了为善的乐趣。这项计划打龙邵文从开罗回国后。便开始着手实施，目前正处在运作状态之下，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联系上海的关系，进行大宗的棉纱采办；第二步，把采办的棉纱运抵重庆。这件事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原因自是不言而喻：交通阻绝。
此时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五千件棉纱已经采办齐备，囤积在上海的数家公栈仓库，只等随时起运。但如何把这五千担棉纱运抵重庆。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棉纱的体积大，五千件棉纱非数百辆卡车不能运完。若是水运，也要驳船数十艘。第二件难题是：上海至重庆沿途，日军、伪军、**、土匪强盗、游杂部队，和地方豪强的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环伺虎视。要想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把棉纱运抵重庆，难度可想而知。
但此时棉纱已经从上海民华公司采买到手，那是说什么也要运出来，且不说五千件棉纱市值已经过亿，运不出来损失过大，就算是为了免除抗日将士在鞍马征战乏困后、又遭严寒困顿之苦，龙邵文也决定将这五千担棉纱运抵重庆，以解大后方缺衣少穿的燃眉之急。
经过仔细的分析，谨慎的计划，周密的安排，大胆的行动，在万顺堂及上海各路朋友的帮忙下，五千件棉纱决定分水陆与陆路齐头并进，就算一方出现问题，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关于运输沿线的各种势力，龙邵文自有想法，并针对各方势力的弱点，做出了全方位的计划……关于运输路线上的土匪强盗打劫的这个麻烦，对龙邵文来说自不是问题，龙家帮虽已解体，但他“齐天大圣”的名头犹在，凭借着他在绿林中的影响，届时只要报出名号，绿林中人绝不会打他的注意不说，甚至还要沿途予以保护。关于运输路线游杂部队可能拦截的问题，龙邵文已与“白极公”、“西陵社”的袍哥大爷们打过招呼，这些部队多数都与当地袍哥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袍哥大爷出面摆平事端，这些游杂部队也不是问题。关于伪军可能拦截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溃败后，汪伪政府高官如周佛海、丁默村、郝鹏举之流纷纷自谋出路，与重庆政府联系日益密切，只要重庆政府中要人出面打声招呼，这点小事，他们自会约束伪军给予暗中放行。五路兵马已平三路，余下的两路却是最难缠也是最麻烦的。
关于沿途**的部队，龙邵文虽无解决办法，在**中也无熟人朋友，认识几个人，诸如张国焘、赵容之流，不是叛变，就是他铁血的仇人，找他们帮忙，不但不能成事，反而会大大的坏事。虽说如此，但以他之见，**部队纪律性强，绝不会干出拦路抢劫这样的恶**件。更何况现在是国共合作，虽然蒋介石的合作态度虚假成分极多，但**的合作却是诚心诚意，自不会劫掠友军财物，更何况棉纱关系到抗日大后方老百姓的穿衣问题，**队伍自然会给予通行。所以**的部队暂时不用考虑，剩下的就只有日军了。
关于对付日军，在上海的叶生秋给出了解决良策，利用日本人内部各派系的矛盾，钻他们的空子，来进行棉纱偷运……日本军部派系林立，各不统属，且相互嫉视，为仇作对。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特务组织，时而互相倾轧，时而勾勾搭搭。一家决定的要做的事情，往往有另外三四家在暗中关注，时而下绊子，时而先下手。结果是往往自家吃亏上当，偷鸡不着蚀把米。既然有这个空子好钻，叶生秋就决定利用矛盾下手，来钻他们的空子。
他的办法是派老四柳台章找到松机关机关长松本二郎，以交换日方所需要的后方物资为借口，运一批棉纱去做一笔生意，卖出后，再买回日方急需物资运回上海。松本二郎稍一犹豫，柳台章这里反而打了退堂鼓，他随即暗示松本二郎，你不同意，也无所谓。随即掉身要走，其时梅机关、竹机关正与松机关争功，日本军部此时正想尽一切办法与重庆政府媾和，如果真能互通有无，交换彼此所需物资，岂不是在媾和之事上迈进了一大步？松本二郎唯恐柳台章找别的机关合作，贪功心切之下，一口应允。同时答应派日军沿途护送这批棉纱到界首。
叶生秋把上海日军的问题解决了，龙邵文这里却遇到麻烦，当局对与日本人交换物资这项说辞极为不满，交换物资等于资敌，不管是什么物资或用何种方式，都不可以。龙邵文为此与孔祥熙多次密谈，密谈的结果是交换万万不可。虽经龙邵文再三解释，这不过是应付日本人的一项说辞，他并无卖出棉纱后再买回敌方需要物资运回上海的计划，但孔祥熙还是以此种做法容易授人以柄为由而拒绝。
龙邵文自然知道孔祥熙的小算盘，抗战时期，物资紧缺，孔祥熙利用职权之便利，囤积和倒卖稀缺物资，孔家只在重庆就开有“祥记公司”、“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华盛公司”、“庆记纱号”等十余家投机公司，其中庆记纱号专做棉纱倒卖投机，与公营“福生庄”相配合倒卖，自重庆政府推行“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办法后，后方棉布产量百分之八十供军用，造成严重供求不平衡，形成花、纱、布价格暴涨，如此狂涨风潮中，庆记纱号靠套、购、倒卖纱布一项，就发了大财，如此这般，他自然不许别人染指棉纱市场。
龙邵文无法，亲自去对蒋介石说这件事，理由是争取敌伪物资，在打击敌人以战养战阴谋的同时，又削弱敌伪的力量。这附和对日经济作战的基本策略，蒋介石欣然应允。但要龙邵文必须承诺，不许以任何物资来交换，龙邵文本无交换之心，自然满口应允。
双方既然谈妥，棉纱当即起运，数百辆卡车在日军的护送下，来到中日对峙的前线界首。
界首地处亳州以南，项城、沈邱之东，位于安徽、河南两省接壤的交界线上。背靠中原腹地，是东西进出的重要门户，。东汉时王莽、刘秀逐鹿于此，留下“王莽追刘秀”的千古史话。
此时的界首是位于双方交战前线，方圆若干里之内，**、日军遥遥相望，彷佛互有默契，从不以中心地带作为战场。跑单帮的生意人瞧准这一空隙，纷纷在中心地带交换彼此所需物资。因而造就了中心地带经济畸型的繁荣。(未完待续。)
眼见天气日冷，棉布日缺，重庆的棉布价格是一日三涨，上涨幅度之高，傲视一应生活必需品。重庆虽实行限价政策，但物价就如脱缰的野马，早就不受限价的束缚……白米每石五百二十元，猪肉一斤十四块，头等旅馆客房租金六十元一天，寻常人工资一个月五百到千元，但这些跟棉布比起来，不过小巫见大巫，此时一匹普通白布价格已经超过两千八百元，近六担米的价格，而一匹阴丹士林布，限价即达二千四百五十元之巨，这只是限价，而市场的阴丹士林布根本没货，实际价格应是限价的两倍以上都不止。如此高价，普通民众自是难以承受，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大后方每年生产棉布贰佰一十五万匹，除供军用外，其余缺口全依靠外界供给，但国府缅甸作站尚在进行中，滇缅公路仍未打通，因而后方对外交通，还处于断绝状态，这种状态下，后方物资供给就更显艰难，民众所缺之物，又何止是棉布一项，只不过在这严冬季节，棉布更显得重要一些。
虽然龙邵文设在西安的“龙升毛纺厂”业已开工，且加大马力昼夜生产，但西北军已经数年没发过越冬棉服，民众也在严冬之中少衣蔽体，寒不可耐。龙升的产量固大，但仅满足西北一地便已吃力。自是无瑕别顾。此种情况之下。龙邵文会同身边的兄弟。制定了一个棉纱购运计划，照龙邵文的想法，这次棉纱购运回来后，主要是用来缓解大后方棉布急缺的现状。其次是赚上一点小钱。他之所以把赚钱放在其次，是因为从西北回来后，被西北民众的淳朴打动，感觉到了为善的乐趣。这项计划打龙邵文从开罗回国后。便开始着手实施，目前正处在运作状态之下，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联系上海的关系，进行大宗的棉纱采办；第二步，把采办的棉纱运抵重庆。这件事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原因自是不言而喻：交通阻绝。
此时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五千件棉纱已经采办齐备，囤积在上海的数家公栈仓库，只等随时起运。但如何把这五千担棉纱运抵重庆。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棉纱的体积大，五千件棉纱非数百辆卡车不能运完。若是水运，也要驳船数十艘。第二件难题是：上海至重庆沿途，日军、伪军、**、土匪强盗、游杂部队，和地方豪强的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环伺虎视。要想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把棉纱运抵重庆，难度可想而知。
但此时棉纱已经从上海民华公司采买到手，那是说什么也要运出来，且不说五千件棉纱市值已经过亿，运不出来损失过大，就算是为了免除抗日将士在鞍马征战乏困后、又遭严寒困顿之苦，龙邵文也决定将这五千担棉纱运抵重庆，以解大后方缺衣少穿的燃眉之急。
经过仔细的分析，谨慎的计划，周密的安排，大胆的行动，在万顺堂及上海各路朋友的帮忙下，五千件棉纱决定分水陆与陆路齐头并进，就算一方出现问题，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关于运输沿线的各种势力，龙邵文自有想法，并针对各方势力的弱点，做出了全方位的计划……关于运输路线上的土匪强盗打劫的这个麻烦，对龙邵文来说自不是问题，龙家帮虽已解体，但他“齐天大圣”的名头犹在，凭借着他在绿林中的影响，届时只要报出名号，绿林中人绝不会打他的注意不说，甚至还要沿途予以保护。关于运输路线游杂部队可能拦截的问题，龙邵文已与“白极公”、“西陵社”的袍哥大爷们打过招呼，这些部队多数都与当地袍哥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袍哥大爷出面摆平事端，这些游杂部队也不是问题。关于伪军可能拦截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溃败后，汪伪政府高官如周佛海、丁默村、郝鹏举之流纷纷自谋出路，与重庆政府联系日益密切，只要重庆政府中要人出面打声招呼，这点小事，他们自会约束伪军给予暗中放行。五路兵马已平三路，余下的两路却是最难缠也是最麻烦的。
关于沿途**的部队，龙邵文虽无解决办法，在**中也无熟人朋友，认识几个人，诸如张国焘、赵容之流，不是叛变，就是他铁血的仇人，找他们帮忙，不但不能成事，反而会大大的坏事。虽说如此，但以他之见，**部队纪律性强，绝不会干出拦路抢劫这样的恶**件。更何况现在是国共合作，虽然蒋介石的合作态度虚假成分极多，但**的合作却是诚心诚意，自不会劫掠友军财物，更何况棉纱关系到抗日大后方老百姓的穿衣问题，**队伍自然会给予通行。所以**的部队暂时不用考虑，剩下的就只有日军了。
关于对付日军，在上海的叶生秋给出了解决良策，利用日本人内部各派系的矛盾，钻他们的空子，来进行棉纱偷运……日本军部派系林立，各不统属，且相互嫉视，为仇作对。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特务组织，时而互相倾轧，时而勾勾搭搭。一家决定的要做的事情，往往有另外三四家在暗中关注，时而下绊子，时而先下手。结果是往往自家吃亏上当，偷鸡不着蚀把米。既然有这个空子好钻，叶生秋就决定利用矛盾下手，来钻他们的空子。
他的办法是派老四柳台章找到松机关机关长松本二郎，以交换日方所需要的后方物资为借口，运一批棉纱去做一笔生意，卖出后，再买回日方急需物资运回上海。松本二郎稍一犹豫，柳台章这里反而打了退堂鼓，他随即暗示松本二郎，你不同意，也无所谓。随即掉身要走，其时梅机关、竹机关正与松机关争功，日本军部此时正想尽一切办法与重庆政府媾和，如果真能互通有无，交换彼此所需物资，岂不是在媾和之事上迈进了一大步？松本二郎唯恐柳台章找别的机关合作，贪功心切之下，一口应允。同时答应派日军沿途护送这批棉纱到界首。
叶生秋把上海日军的问题解决了，龙邵文这里却遇到麻烦，当局对与日本人交换物资这项说辞极为不满，交换物资等于资敌，不管是什么物资或用何种方式，都不可以。龙邵文为此与孔祥熙多次密谈，密谈的结果是交换万万不可。虽经龙邵文再三解释，这不过是应付日本人的一项说辞，他并无卖出棉纱后再买回敌方需要物资运回上海的计划，但孔祥熙还是以此种做法容易授人以柄为由而拒绝。
龙邵文自然知道孔祥熙的小算盘，抗战时期，物资紧缺，孔祥熙利用职权之便利，囤积和倒卖稀缺物资，孔家只在重庆就开有“祥记公司”、“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华盛公司”、“庆记纱号”等十余家投机公司，其中庆记纱号专做棉纱倒卖投机，与公营“福生庄”相配合倒卖，自重庆政府推行“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的办法后，后方棉布产量百分之八十供军用，造成严重供求不平衡，形成花、纱、布价格暴涨，如此狂涨风潮中，庆记纱号靠套、购、倒卖纱布一项，就发了大财，如此这般，他自然不许别人染指棉纱市场。
龙邵文无法，亲自去对蒋介石说这件事，理由是争取敌伪物资，在打击敌人以战养战阴谋的同时，又削弱敌伪的力量。这附和对日经济作战的基本策略，蒋介石欣然应允。但要龙邵文必须承诺，不许以任何物资来交换，龙邵文本无交换之心，自然满口应允。
双方既然谈妥，棉纱当即起运，数百辆卡车在日军的护送下，来到中日对峙的前线界首。
界首地处亳州以南，项城、沈邱之东，位于安徽、河南两省接壤的交界线上。背靠中原腹地，是东西进出的重要门户，。东汉时王莽、刘秀逐鹿于此，留下“王莽追刘秀”的千古史话。
此时的界首是位于双方交战前线，方圆若干里之内，**、日军遥遥相望，彷佛互有默契，从不以中心地带作为战场。跑单帮的生意人瞧准这一空隙，纷纷在中心地带交换彼此所需物资。因而造就了中心地带经济畸型的繁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