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
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
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个一般。
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永平八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
在大月氏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
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
“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
?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曹魏嘉平二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
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
随后，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
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
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
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
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
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
总之，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在一起的，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王生步入其中，便是能够很真切的感受到白马寺的底蕴。
哪怕是经过战火的洗礼，但是历经时间洗礼，白马寺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而且比之从前，似乎还有庄严不少。
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占地极广。
穿越到来之时，王生也来过白马寺，当然，当初他心事重重，自然是没有心思欣赏的。
现在便不一样了。
在身侧的僧侣介绍，王生也知道这白马寺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
虽不是创建时的“悉依天竺旧式”，但寺址都从未迁动过，因而汉时的台、井仍依稀可见。
有五重大殿和四个大院以及东西厢房。
整个寺庙布局规整，风格古朴。
说起来，现在佛教，也算是开始在华夏大地传播了，而且传播得很广。
《出三藏记集》卷七《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记载，元康元年，竺叔兰和无叉罗在陈留译出了《放光般若经》，此经“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其行世如此是”
可见佛教的影响。
当然，如今，还是道教执牛耳的。
毕竟是本土宗教，有天然的优势。
但要说佛教在已有道教的基础上，居然还能够发展迅猛，并且成为三大教之一，自然是有原因的。
对西晋的统治阶级来说，一直都是缺少这么一个统治工具，而佛教的教义却是完美的契合统治阶级的要求——适合推广加“安民”。
道教的教义是无为、自然、自由，可以“安民”却不利于推广。
得道成仙是有钱人才能想的，便是所谓之法侣财地，普通人对吹出来的梦都是妄想。
当然汉末道教有个流派五斗米教，推广效果很好，好到可以像张角一样造反，结果就被改造了。
黄巾之乱，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正是黄巾、五斗之流，掌权者不放心。
儒家在当时被世家掌握垄断，是世家的权力利益来源，但还不是完整宗教。
孔孟之学，非是经书，没有教义。
而政治的黑暗，让儒家信众都快崩溃了，例如竹林七贤，嵇康阮籍。
他们看到了佛教，发现正是需要的精神寄托，部分士大夫就用佛教来反对当权者、来麻醉自身、来表达自身不满、来转移衣食无忧之后的精神需求。
这也成为了流行的风景线。
其实，说起来佛教要在华夏传播，本身是有困难的。
佛教本身是需要剃度，禁欲，离俗的。
所谓之离俗，便是无君王，无父母。
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前，儒家思想是主流，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顺父母。
这跟佛教的矛盾很尖锐，人们一时之间是无法接受的，佛教早期入华也并没有急着吸引信仰者，而是翻译佛经，佛法僧缺一不可，佛有了僧有了，还没有经。
这便是佛教本土化的过程。
东汉时期，僧人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翻译佛经了，但是翻译佛经是有问题的，首先当时的僧人都是有什么经书，翻译什么经书，大脑中记得几章几品就翻译几章几品，其次大家知道语言不通，有些东西很难翻译出神髓。
就譬如唐诗宋词翻英文能直译，但意境这些东西很难表达得像中文这么美，翻译佛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僧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他们就在汉语里面寻找和佛教的理论，观念，概念相近的一些词语来翻译。
找着找着，发现中国道教文化里面有很多概念，观念和佛教的概念，观念相似。
所以他们常常借助于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术语，同时也借用道教的一些神仙方术来作为佛教的宣传方式。
早期的中国人会把道教和佛教混在一起，以为佛教是道教的一种形式。
结果就是“黄老浮屠并祠，小乘禅学流行”，小乘禅学强调呼吸，吐纳，运气这些东西，跟道教的调息相似。
就例如道教的很多神，与佛教都是有联系的，中国神话体系，道与佛都是有的。
而且有些形象即是道教神，亦是佛教神。
当人们把佛教当做道教的一部分时，这部分内容就容易流行，被接受，但大家也知道，这显然不是佛教的真谛！
这样的翻译方式，显然也会造成人们对佛教观念，佛教理论的误读，但是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困难重重，早期的佛教宣传采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依附，依附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和佛教理论比较接近，又可以依附的对象来传播，这样中国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
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随着发展，社会流行什么，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比如道家宣传“清静无为，劝善止欲”，用神仙方术传播，佛教也宣传“清静无为”，用神仙方术传播，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
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尤其喜谈“有”说“无”，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
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
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空”，“空”在早期佛经翻译中，常常用道家的“无”来比附翻译，“空”翻译成“无”，但“空”绝不是“无”，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把“空”的概念翻译成“无”。
玄学家们谈“空”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空”不是“无”，用“无”谈“空”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写了几篇文章，对谈“空”的问题进行批判，收入到他的著作《肇论》里面，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
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虽然有一定的误读。
西晋，佛学发展，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还得过一些年之后。
东晋，南北朝，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
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
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
在战乱的土地上，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教派，与政治无关，但也与政治挂钩。
王生眼睛微闪。
“今日在大雄宝殿讲说的，是哪一位高僧？”
王生等人来白马寺，除了赏雪景之外，更多的，便是看看佛经以及高僧了。
接待王生的僧侣连忙对王生行了一礼，说道：“今日在殿中讲学的是法护比丘。”
法护比丘？
王生对这僧人倒不是特别了解，问道：“不知这法护比丘何许人也？”
王生这个问法，当然是有些突兀的。
但是以王生现在的身份，即便是突兀问法，面前这个小僧也不敢多说。
主持在吩咐他接待王生之前，可是与他说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可是如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万万不能得罪。
僧人，要吃饭，并非是超脱世外之人。
“施主，这法护比丘，乃是当世高僧。”
说着，这僧人当即将法护比丘的身世娓娓道来。
法护比丘原名竺昙摩罗刹，其祖先是大月支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敦煌。
竺昙摩罗刹八岁出家，拜天竺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每日万言，过目成诵。天性纯洁，品德高尚，操行精苦，诚实好学，万里寻师参学，博览世俗典籍六经七籍，对世间人的称赞毁谤从不放在心上。
晋武帝时期，寺庙图像虽然说京城里有很多。
然而方等甚深经典多数还藏在葱岭之外的天竺诸国。
法护比丘于是发愤誓弘大道。
随师父去了西域，游历诸国。
外国异地语言三十六种，文字也有三十六种。
法护一一遍学，贯穿综合诂训，各种音义字体，沒有不认识的。
于是大量携带梵文经典，沿着回汉地的路，一边走，一边译出，写为汉文。
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
一心营办的事业，唯是弘通佛法，法护比丘终身写译佛经，虽然辛劳，却从未厌倦。
听着僧侣将话说完，王生也终于知道这王敦等人为何今日要来白马寺了。
估计便是这个法护比丘地位尊崇，佛法高深罢。
而且到了这样境界的僧人，恐怕不止佛法，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
“本侯倒是想去见一见这法护比丘。”
僧人眼睛一亮，接着说道：“法护比丘在宝殿中宣扬佛法，施主何不与法护比丘论证佛法，说不定有其他的收获也不一定？”
这是要拉我进佛教？
王生轻轻摇头。
作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王生对佛教，也是用辩证法来看待。
信...
是不可能信的。
不过...
既然这法护比丘如此了得，与这等人交谈，应该也是有所收获的才是。
不知道问政事，这法护比丘会如何作答。
王生心中也有了一些兴致。
....
中秋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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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
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个一般。
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永平八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
在大月氏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
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
“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
?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曹魏嘉平二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
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
随后，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
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
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
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
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
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
总之，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在一起的，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王生步入其中，便是能够很真切的感受到白马寺的底蕴。
哪怕是经过战火的洗礼，但是历经时间洗礼，白马寺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而且比之从前，似乎还有庄严不少。
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占地极广。
穿越到来之时，王生也来过白马寺，当然，当初他心事重重，自然是没有心思欣赏的。
现在便不一样了。
在身侧的僧侣介绍，王生也知道这白马寺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
虽不是创建时的“悉依天竺旧式”，但寺址都从未迁动过，因而汉时的台、井仍依稀可见。
有五重大殿和四个大院以及东西厢房。
整个寺庙布局规整，风格古朴。
说起来，现在佛教，也算是开始在华夏大地传播了，而且传播得很广。
《出三藏记集》卷七《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记载，元康元年，竺叔兰和无叉罗在陈留译出了《放光般若经》，此经“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其行世如此是”
可见佛教的影响。
当然，如今，还是道教执牛耳的。
毕竟是本土宗教，有天然的优势。
但要说佛教在已有道教的基础上，居然还能够发展迅猛，并且成为三大教之一，自然是有原因的。
对西晋的统治阶级来说，一直都是缺少这么一个统治工具，而佛教的教义却是完美的契合统治阶级的要求——适合推广加“安民”。
道教的教义是无为、自然、自由，可以“安民”却不利于推广。
得道成仙是有钱人才能想的，便是所谓之法侣财地，普通人对吹出来的梦都是妄想。
当然汉末道教有个流派五斗米教，推广效果很好，好到可以像张角一样造反，结果就被改造了。
黄巾之乱，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正是黄巾、五斗之流，掌权者不放心。
儒家在当时被世家掌握垄断，是世家的权力利益来源，但还不是完整宗教。
孔孟之学，非是经书，没有教义。
而政治的黑暗，让儒家信众都快崩溃了，例如竹林七贤，嵇康阮籍。
他们看到了佛教，发现正是需要的精神寄托，部分士大夫就用佛教来反对当权者、来麻醉自身、来表达自身不满、来转移衣食无忧之后的精神需求。
这也成为了流行的风景线。
其实，说起来佛教要在华夏传播，本身是有困难的。
佛教本身是需要剃度，禁欲，离俗的。
所谓之离俗，便是无君王，无父母。
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前，儒家思想是主流，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顺父母。
这跟佛教的矛盾很尖锐，人们一时之间是无法接受的，佛教早期入华也并没有急着吸引信仰者，而是翻译佛经，佛法僧缺一不可，佛有了僧有了，还没有经。
这便是佛教本土化的过程。
东汉时期，僧人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翻译佛经了，但是翻译佛经是有问题的，首先当时的僧人都是有什么经书，翻译什么经书，大脑中记得几章几品就翻译几章几品，其次大家知道语言不通，有些东西很难翻译出神髓。
就譬如唐诗宋词翻英文能直译，但意境这些东西很难表达得像中文这么美，翻译佛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僧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他们就在汉语里面寻找和佛教的理论，观念，概念相近的一些词语来翻译。
找着找着，发现中国道教文化里面有很多概念，观念和佛教的概念，观念相似。
所以他们常常借助于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术语，同时也借用道教的一些神仙方术来作为佛教的宣传方式。
早期的中国人会把道教和佛教混在一起，以为佛教是道教的一种形式。
结果就是“黄老浮屠并祠，小乘禅学流行”，小乘禅学强调呼吸，吐纳，运气这些东西，跟道教的调息相似。
就例如道教的很多神，与佛教都是有联系的，中国神话体系，道与佛都是有的。
而且有些形象即是道教神，亦是佛教神。
当人们把佛教当做道教的一部分时，这部分内容就容易流行，被接受，但大家也知道，这显然不是佛教的真谛！
这样的翻译方式，显然也会造成人们对佛教观念，佛教理论的误读，但是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困难重重，早期的佛教宣传采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依附，依附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寻找和佛教理论比较接近，又可以依附的对象来传播，这样中国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
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随着发展，社会流行什么，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比如道家宣传“清静无为，劝善止欲”，用神仙方术传播，佛教也宣传“清静无为”，用神仙方术传播，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
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尤其喜谈“有”说“无”，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
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
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空”，“空”在早期佛经翻译中，常常用道家的“无”来比附翻译，“空”翻译成“无”，但“空”绝不是“无”，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把“空”的概念翻译成“无”。
玄学家们谈“空”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空”不是“无”，用“无”谈“空”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写了几篇文章，对谈“空”的问题进行批判，收入到他的著作《肇论》里面，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
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虽然有一定的误读。
西晋，佛学发展，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还得过一些年之后。
东晋，南北朝，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
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
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
在战乱的土地上，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教派，与政治无关，但也与政治挂钩。
王生眼睛微闪。
“今日在大雄宝殿讲说的，是哪一位高僧？”
王生等人来白马寺，除了赏雪景之外，更多的，便是看看佛经以及高僧了。
接待王生的僧侣连忙对王生行了一礼，说道：“今日在殿中讲学的是法护比丘。”
法护比丘？
王生对这僧人倒不是特别了解，问道：“不知这法护比丘何许人也？”
王生这个问法，当然是有些突兀的。
但是以王生现在的身份，即便是突兀问法，面前这个小僧也不敢多说。
主持在吩咐他接待王生之前，可是与他说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可是如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万万不能得罪。
僧人，要吃饭，并非是超脱世外之人。
“施主，这法护比丘，乃是当世高僧。”
说着，这僧人当即将法护比丘的身世娓娓道来。
法护比丘原名竺昙摩罗刹，其祖先是大月支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敦煌。
竺昙摩罗刹八岁出家，拜天竺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每日万言，过目成诵。天性纯洁，品德高尚，操行精苦，诚实好学，万里寻师参学，博览世俗典籍六经七籍，对世间人的称赞毁谤从不放在心上。
晋武帝时期，寺庙图像虽然说京城里有很多。
然而方等甚深经典多数还藏在葱岭之外的天竺诸国。
法护比丘于是发愤誓弘大道。
随师父去了西域，游历诸国。
外国异地语言三十六种，文字也有三十六种。
法护一一遍学，贯穿综合诂训，各种音义字体，沒有不认识的。
于是大量携带梵文经典，沿着回汉地的路，一边走，一边译出，写为汉文。
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
一心营办的事业，唯是弘通佛法，法护比丘终身写译佛经，虽然辛劳，却从未厌倦。
听着僧侣将话说完，王生也终于知道这王敦等人为何今日要来白马寺了。
估计便是这个法护比丘地位尊崇，佛法高深罢。
而且到了这样境界的僧人，恐怕不止佛法，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
“本侯倒是想去见一见这法护比丘。”
僧人眼睛一亮，接着说道：“法护比丘在宝殿中宣扬佛法，施主何不与法护比丘论证佛法，说不定有其他的收获也不一定？”
这是要拉我进佛教？
王生轻轻摇头。
作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王生对佛教，也是用辩证法来看待。
信...
是不可能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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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法护比丘如此了得，与这等人交谈，应该也是有所收获的才是。
不知道问政事，这法护比丘会如何作答。
王生心中也有了一些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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