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从满清入关到南明灭亡，花了将近二十年，满清才算完成了对大陆的占领。｜而从朱永兴出缅入滇，到现在两国对峙，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抵抗异族侵略占领的战争中，仁人志士和百姓民众是尽了力，流了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的。但所有的付出，都被**无能、内讧纷争等所葬送，直到人们筋疲力尽，却再也看不到一点希望，完全心灰意冷而不得不屈从于异族的统治。
现在则与历史已经截然不同，在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越烧越旺，重新建立的政权虽然还称明朝，却不再是那个令人失望透顶的朝廷。而满清的暴虐残苛也已经为民众所识、所恨。
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繈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
令朱永兴感到钦佩的是，早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做了精僻的阐述。而所谓的民心所向，一是要有希望，一个能够寄予希望的政权，有希望实现的美好生活；二是要有痛恨之敌，才能毫无所惧，并为之牺牲奉献。
这些现在都具备了。尽管因为战争，财政显得紧张，但光复区民众的生活却在日益好转，特别是象云南、广东等老光复区。遭受了苦难，又开始重新恢复的百姓，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更希望早日得到长久的太平。
“不加赋。”朱永兴有自己的底线，他宁肯透支政府的信用从民间借，也不愿将已经施行的惠政收回，“朝廷不能言而无信，虽然有困难，但朕宁愿借。也不会用一纸诏书从百姓手中去夺。至于那些自私自利的富豪士绅——朕也不会下旨劫掠抄家，但朕会记得他们。等到时机，他们将被剥夺缙绅的资格。”
户部尚书易成苦笑了一下，躬身而退。作为主管钱粮的官员，他的责任最重，压力最在，但加赋的建议被朱永兴否决了。
“朕知道现在有困难。”朱永兴缓和了下口气，说道：“但也不是不能克服。朕之前便有过安排，嗯。就算没成功，也会有别的办法。”
在广州光复之后，朱永兴接见过由吕宋逃出的华商。虽然那时候难以抽身对吕宋的西班牙人展开军事报复，但朱永兴却给了华商别的差使。一是联络吕宋的华人，为明军提供西班牙人的相关情报；二是给了这几个华商半官方的任命，让他们与荷兰殖民地，也就是西印度群岛的华商富豪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捐资助款。为国战出力；或者断绝与吕宋西班牙人的商业来往，进行贸易制裁。
如果说之前巴达维亚的华人对这场国战还持有观望态度的话。在明军光复了半壁江山后，变得积极起来。据之前任命的华商传来的消息，巴达维亚的华侨将很快派出代表前来觐见，并有明确的捐资助战意向。
南洋华侨在经济上是很有实力的，但在政治上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可以说，他们是世界范围内受压迫民族中苦难最深、耻辱最大。同时也是数量最多、文明程度最高、财力物力最雄厚、与外界联系最广泛的一个。
但西方殖民者四百年来的屠杀政策，以及拉拢土著人，打压华人的一贯策略，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人才会倾囊相助，一旦中华祖国恢复了自己固有的自信心，成为强大的国家，南洋华人就会获得最纯正的，也是永不枯竭的力量支援，这就是他们追求的长远目标之一。
翻开历史，可知南洋华人的悲苦遭遇由来已久。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二万多人；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又屠杀近二万华人，幸存者被强迫信奉天主教，被迫交纳高额的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的华人杀尽；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的抢劫屠杀；大量的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1853年，加里曼丹的荷兰殖民者和土著因为忌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进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老少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这是史上有名的屠杀和打压，至于日常的歧视，欺压，凌辱，绑架勒索华人的事件则无时无了，遍及南洋诸国各地。
炎黄子孙们冒着千难万险，漂洋过海来到瘴气弥漫，蛇羯横行的陌生土地上，用自己先进的生产技术，辛勤的血汗劳作，乃至冒着生命危险，给南洋荒地带来了文明和生机。而且，华人沿习汉民族善良的天性，友善地对待那些明显处于劣势的土著居民，截然区别于那些比他们后到的以征服者、占领者、奴役者面目出现的欧洲白种人。
但象南洋华侨这样的中国移民，不仅要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打压和屠杀，即便在当时的国内社会里也饱受歧视，把他们叫做“天朝弃民”，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可以说，翻开史籍，历史记录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颟顸愚钝，对自己海外子民的冷漠无情。
叶落归根，多数海外华侨都有这样的传统观念。如果能回到祖国，并且光宗耀祖，或者在海外，能够利用祖国这个靠山，当然是他们的心中所愿。
所以，象朱永兴这样敞开怀抱，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海外华侨，收到效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也就是说，在抵抗异族侵略占领的战争中，仁人志士和百姓民众是尽了力，流了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的。但所有的付出，都被**无能、内讧纷争等所葬送，直到人们筋疲力尽，却再也看不到一点希望，完全心灰意冷而不得不屈从于异族的统治。
现在则与历史已经截然不同，在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越烧越旺，重新建立的政权虽然还称明朝，却不再是那个令人失望透顶的朝廷。而满清的暴虐残苛也已经为民众所识、所恨。
彼以残，我以仁；彼以贪，我以义。解其倒悬，便已登之席；出之汤火，斯为沃之清凉。则天下之赤子与天下英雄豪杰，皆我繈袱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虏虽有神谋秘策，亦无所再施。况黔驴之技人穷，山鬼之术尽露。全为百姓勘破，毫无足惧。故知一败涂地，必不可支也。
令朱永兴感到钦佩的是，早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做了精僻的阐述。而所谓的民心所向，一是要有希望，一个能够寄予希望的政权，有希望实现的美好生活；二是要有痛恨之敌，才能毫无所惧，并为之牺牲奉献。
这些现在都具备了。尽管因为战争，财政显得紧张，但光复区民众的生活却在日益好转，特别是象云南、广东等老光复区。遭受了苦难，又开始重新恢复的百姓，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更希望早日得到长久的太平。
“不加赋。”朱永兴有自己的底线，他宁肯透支政府的信用从民间借，也不愿将已经施行的惠政收回，“朝廷不能言而无信，虽然有困难，但朕宁愿借。也不会用一纸诏书从百姓手中去夺。至于那些自私自利的富豪士绅——朕也不会下旨劫掠抄家，但朕会记得他们。等到时机，他们将被剥夺缙绅的资格。”
户部尚书易成苦笑了一下，躬身而退。作为主管钱粮的官员，他的责任最重，压力最在，但加赋的建议被朱永兴否决了。
“朕知道现在有困难。”朱永兴缓和了下口气，说道：“但也不是不能克服。朕之前便有过安排，嗯。就算没成功，也会有别的办法。”
在广州光复之后，朱永兴接见过由吕宋逃出的华商。虽然那时候难以抽身对吕宋的西班牙人展开军事报复，但朱永兴却给了华商别的差使。一是联络吕宋的华人，为明军提供西班牙人的相关情报；二是给了这几个华商半官方的任命，让他们与荷兰殖民地，也就是西印度群岛的华商富豪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捐资助款。为国战出力；或者断绝与吕宋西班牙人的商业来往，进行贸易制裁。
如果说之前巴达维亚的华人对这场国战还持有观望态度的话。在明军光复了半壁江山后，变得积极起来。据之前任命的华商传来的消息，巴达维亚的华侨将很快派出代表前来觐见，并有明确的捐资助战意向。
南洋华侨在经济上是很有实力的，但在政治上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可以说，他们是世界范围内受压迫民族中苦难最深、耻辱最大。同时也是数量最多、文明程度最高、财力物力最雄厚、与外界联系最广泛的一个。
但西方殖民者四百年来的屠杀政策，以及拉拢土著人，打压华人的一贯策略，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人才会倾囊相助，一旦中华祖国恢复了自己固有的自信心，成为强大的国家，南洋华人就会获得最纯正的，也是永不枯竭的力量支援，这就是他们追求的长远目标之一。
翻开历史，可知南洋华人的悲苦遭遇由来已久。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二万多人；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又屠杀近二万华人，幸存者被强迫信奉天主教，被迫交纳高额的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的华人杀尽；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的抢劫屠杀；大量的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1853年，加里曼丹的荷兰殖民者和土著因为忌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进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老少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这是史上有名的屠杀和打压，至于日常的歧视，欺压，凌辱，绑架勒索华人的事件则无时无了，遍及南洋诸国各地。
炎黄子孙们冒着千难万险，漂洋过海来到瘴气弥漫，蛇羯横行的陌生土地上，用自己先进的生产技术，辛勤的血汗劳作，乃至冒着生命危险，给南洋荒地带来了文明和生机。而且，华人沿习汉民族善良的天性，友善地对待那些明显处于劣势的土著居民，截然区别于那些比他们后到的以征服者、占领者、奴役者面目出现的欧洲白种人。
但象南洋华侨这样的中国移民，不仅要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打压和屠杀，即便在当时的国内社会里也饱受歧视，把他们叫做“天朝弃民”，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可以说，翻开史籍，历史记录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颟顸愚钝，对自己海外子民的冷漠无情。
叶落归根，多数海外华侨都有这样的传统观念。如果能回到祖国，并且光宗耀祖，或者在海外，能够利用祖国这个靠山，当然是他们的心中所愿。
所以，象朱永兴这样敞开怀抱，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海外华侨，收到效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