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昌拒执案终于赶在夏秋执行攻坚活动的尾声有了结果，东州法院也在打击拒执犯罪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但现在还不能高兴的太早，因为永昌公司的执行案还远不到结束的时候。
实际上，陈默雷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自从廖文昌拒执案结束后，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债权公司老板们的“骚扰”电话。除了亚龙公司的董事长柳亚龙信守当初的承诺，没有打来电话催促执行以外，其他8家债权公司老板的电话几乎是一个接一个。
刚开始他们话说还算客气，可后来却越说越难听，好像欠债不还的人是陈默雷一样。不过，陈默雷也知道这9家债权公司的状况，除了亚龙铸造有限公司外，其他8家债权公司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他也能体谅这些公司老板的苦衷，更何况这些公司还有一大帮员工要挣钱吃饭。
说起来，一切都源于庭审中突然冒出来的那张假借条，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这是一个怀疑的年代，债权公司的老板们早就不相信廖文昌的为人了，自然也不会相信廖文昌在法庭上所说的话。
他们更愿意相信，廖文昌至少隐匿了1000万元的公司或者个人财产。
如果不是这样，假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数额怎么会是1000万元，而不是其他数字？
如果不是这样，廖文昌怎么出得起谷少康那100万元的好处费？
如果不是这样，廖文昌又怎么能请得起上海来的律师？要说廖文昌没有履行能力，鬼才相信！
时间进入12月份，夏秋执行攻坚活动刚刚结束不久，东州法院还没来得及召开总结大会，便迎来了市高官会组织的人大代表视察团。
按照东州市高官会的工作计划，高官会每年都会对东州法院进行两次视察，而这次就是今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
12月份的首个星期一，东州高官会副主任朱兴盛率领20名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团来到东州法院。
按照预定方案，本次视察的重点是司法公开工作。视察团先是在旁听观摩了由民一庭庭长岳凌云主审的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然后便是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在中型会议室举行，人大视察团和院庭长们隔着长长的会议桌相对而坐。
刚开始，座谈会还按照预定程序进行，可开着开着就变了味儿。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视察团里有3个特殊成员：这三个人都是人大代表兼规模公司的董事长，而他们的公司正是永昌公司案的申请执行人，其中，特别是乔振邦的德诺贸易有限公司，早已经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此次的视察活动，乔振邦更关心自己的案子。
从一进法院，他就拉着脸，听到代表们的发言个个都是溢美之词，什么公正公司了、阳光司法了，他实在忍不住了，首先发难道：“咱们东州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已经做的很到位了，这个没的说，可我今天想说点题外的话。”
他也不管朱兴盛是否同意，直接把话题转到了永昌公司的案子上：“咱们法院的执行行动搞得轰轰烈烈，可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执行案子却一直没回音？今天当着秦院长的面，我就想问一问，你们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还是因为我没给你们提供赞助呀？”
秦怀远礼貌地笑了一下，说：“乔总说笑了，我们既不会对您有意见，也不需要您的赞助。执行工作本来就是我们的法定职责，对于所有的执行案件，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尽可能地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一点，我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打折扣的。”
从乔振邦的语气中，朱兴盛龙嗅到了一股火药味儿。如果任由乔振邦这么说下去，座谈会恐怕就开成质询会了。于是，他接过话来，对乔振邦说：“乔总，咱们这次视察活动的主题是司法公开。如果你对自己的案件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是不是等活动结束后单独向法院反应呀？”
“干嘛结束后呀？择日不如撞日嘛。”乔振邦不仅不顾朱兴盛的劝告，反而把皮球踢给了秦怀远：“秦院长，案子的事今天不能说吗？现在可是工作日和工作时间，难道我就我们公司的案子，向您反应一下意见还要看场合吗？国家有哪条法律规定，在这种场合不能提案子的事了？
我书读得少，孤陋寡闻，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还请您指出来！”
虽说乔振邦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的确不太合适，但相比而言，阻断他发言却更不合适，因为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情理上，作为申请执行人，他都有权利就自己的案子反应意见，更何况现在本就是上班时间。
秦怀远是科班出身的院长，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只好同意乔振邦继续说下去。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可不说我心里实在憋得慌。”乔振邦说起话来已经不讲情面了：“说心里话，我原来对你们法院的执行工作没什么意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理解的。永昌公司的案子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执行局的陈局长也多次找过我……”
提到陈默雷，他扫了一圈，这才发现陈默雷不在会场。
秦怀远忙解释说：“今天上午有个腾退沿街商铺的案子，被执行人不肯配合，陈局长正靠在执行指挥中心盯着呢。”
乔振邦应了一声，继续说：“开始的时候，陈局长说，廖文昌人还没找到，不能确定隐匿财产有多少、藏在哪里，目前只能先拍卖永昌公司的现有资产。
他先是提出，把永昌公司的财产整体拍卖，说这样拍卖的价格更高，还可以为永昌公司的员工保留工作岗位，一举两得，不过时间要长一些。
我知道员工的难处，永昌公司那么多员工总不能说不管就不管了，于是，我就答应了。
后来整体拍卖拍不出去，又改成分别拍卖，永昌公司的土地和厂房一共拍了将近4000万。
当时他提出，先解决永昌公司员工的工资问题。
这个我们理解，员工嘛，都是靠工资养家糊口，而且员工还那么多，弄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了大局，我们也答应了。
等员工的工资发完了，拍卖款还剩下了不到3000万，按照债权比例，我们只分到了230万。
当然，那个时候，廖文昌还没抓住，你们有你们的难处，也有你们的考虑，你们的决定我都非常理解。
可现在呢？人抓住了，也判刑了，可你们问出什么了、查出什么了？你们一分钱也没查出来嘛！连谷少康都亲口承认了，廖文昌用他的账号藏了1000万，可你们还是什么都查不到？这说得过去吗？
我想问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尽心尽力？是不是把人判了刑，你们就交差完事了？后面的事就可以不管了？”
乔振邦的话引起了小范围的链锁反应。
今天到场的人大代表，有9个是企业界代表，而这些企业界代表中又有5个是涉案企业的老板，他们的企业要么是诉讼案件的原告，要么是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案件的话题一下子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他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乔总，您先消消气。”秦怀远说：“关于您所说的问题，我可以明确的答复您。廖文昌虽然判了刑，但欠的债该还得还，我们执行局决定不会撒手不管。这一点请您、也请永昌公司的其他债权公司放心！”
秦怀远这话是说给乔振邦听的，同时也是说给另外4个企业界代表听的，他本想以此打消他们的疑虑，好让座谈会继续开下去，没想到乔振邦却根本不买他的账。
“好话谁都会说，可光说好听的有什么用？能把我们的钱追回来吗？”乔振邦越说越来劲：“廖文昌那张假借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借款数额是1000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廖文昌最起码还有1000万的隐匿资产。
我这么说绝对不是信口开河，廖文昌这人向来喜欢投机倒把，以前还炒过房地产，据说炒了四五十套房子，这么算下来，他手里的钱恐怕不止1000万。
可是你们呢，除了永昌公司的厂房，你们一分钱也没追回来！你们说，你们让我怎么放心？”
乔振邦的话越说越难题，连朱兴盛都听不下去了，他提醒乔振邦：“乔总，你好歹也是人大代表，说话要注意点嘛！”
乔振邦的情绪似乎已经不受控制了，只听他继续说：“我们公司借出去800万，却只追回来230万，这里面的委屈我就先不说了。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先跟你们说说我们公司目前的处境。”
他哀叹一声，说：“你们知道我们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前两个月我们还能勉强维持运转，可现在已经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就在上个月，我迫不得已向谷少康借了400万！谷少康是什么人，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会跑去跟他借款？”
说着，他再次把目光转向秦怀远：“秦院长，你们办案总是强调群众利益，强调国计民生。既然你们以前为永昌公司的员工着想过，现在是不是也该为我们公司的员工想一想呀？你们就算痛恨我这个万恶的资本家，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我们公司200多名员工的饭碗呀？”
说到这里，他激动地拿起水杯，在桌面上重重地摔了一下，把坐在旁边的力信服装公司的董事长曲立信吓了一跳。
9家债权公司的老板平时关系都不错，柳亚龙跟这个乔振邦的关系尤其要好。
以前，柳亚龙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也有很大意见，但是在跟执行局打过几次交道后，他明白了执行工作有多难。
说心里话，他也觉得乔振邦今天的话实在是有些过分了，便悄悄跟曲立信换了位置，坐到乔振邦身边，不停地冲乔振邦咳嗽，提醒乔振邦说话注意些。
可他没想到，乔振邦却装作没听见。
于是，柳亚龙只好见缝插针地打断乔振邦的话，打圆场说：“乔总今天的话是有些过分了，但他的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多多担待，也希望法院的领导也能多多体谅。”
柳亚龙本是一番好意，但乔振邦情绪上来了，根本不领他的情，他对柳亚龙说：“柳总，你不用为我说好话。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负责任。要是法院能把我的债追回来，别说是道歉，就是把我拘留判刑了，我都没意见。可现在法院的执行成果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呀！”
柳亚龙理解乔振邦的难处，宽慰他说：“你着急有什么用呀？着急就能把债追回来吗？这样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公司那笔350万的执行款还没动呢，你先拿去救急吧。”
“不用了，柳总。”乔振邦当即拒绝说：“我知道你们公司也有困难。现在查环保查的厉害，你们最近要新上一套环保设备，也需要一大笔资金，我可不能拆你们的东墙、去补我们的西墙，这种不仗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柳亚龙笑了笑，继续宽慰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乔振邦是个好面子的人，死活不肯接受柳亚龙的好意：“解决？怎么解决？你的办法还不是向银行贷款？也许你们公司目前还能从银行贷出款来，可如果我用了你的资金，大家会怎么看我？
明知道你有困难，我还用你的钱，我把你的钱用了，你没钱了，只能再去跟银行借钱，那我成什么人了？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我这张脸还要不要了？我乔振邦在东州还混不混了？”
“你，我……”柳亚龙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时候，跟他硬顶是下下之策。
秦怀远知道这一点，所以，等乔振邦的话说完了，脾气也发的差不多了，他这才再次开口说：“乔总，你们公司的困难我也大概了解。对于你们公司的困难，对于您今天的话，我们也深表理解。
但说实话，执行工作不是那么好干的，其中的困难要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其实，上周接到高官会通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名单上有你们几个涉案企业的代表。兴盛主任知道这件事后，特意向我解释说，这事他完全不知情，让我千万不要有什么误会，他还说，如果实在不合适的话，他们可以考虑更换代表名单。
当时我就说过，该面对的问题我们法院总要面对的，我们也从来不当逃兵；如果你们非要谈论具体的案件，我们绝不阻拦，因为你们除了是人大代表，还是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也有权利对自己企业的案子发表意见。
总之一句话，我们敢于面对你们，也敢于接受你们的不满和批评，更敢于去啃任何硬骨头的案件。
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我也代表法院向你们表个态，无论你们的案子有多困难多复杂，我们都会一抓到底，有多少力气，我们就用多少力气，绝不保留一分。
这话我既然说的出，就一定做得到，这话请你们相信，也请你们监督。”
说完，他站起来，向代表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时侯，不知道是谁带头鼓了掌，接着便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柳亚龙瞥了一眼乔振邦，只见他也跟着鼓掌，但脸上明显写着怀疑和敷衍。
上午11点钟，座谈会总算是有惊无险地结束了，代表们陆续离开了法院，但乔振邦和柳亚龙却被秦怀远留了下来。
其实，秦怀远只是让乔振邦留下来，但柳亚龙担心乔振邦再闹出乱子不好收场，便主动留了下来。
秦怀远当着乔振邦的面给陈默雷打电话，听到腾房行动快结束了，他便对陈默雷说，柳总陪着乔总在会议室等你，人我交给你了，案件的具体情况你负责跟他解释说明一下。
秦怀远还有个小型的案件调度会要开，跟柳亚龙和乔振邦道了个别，便离开了。
回到办公室后，秦怀远想想今天座谈会上的场景，再想想陈默雷的脾气，有些不太放心，便给陈默雷打电话，叮嘱他跟乔振邦谈话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分寸，千万不要一时冲动跟对方硬顶起来。
陈默雷听得烦了，说：“行了！学长，执行工作干了这么多年，什么人我没见过，还点事用得着你嘱咐吗？行了，我到会议室门口了，不说了，先挂了。”说完，便挂了电话。
虽然陈默雷这么说，但秦怀远还是隐隐有些担心，生怕会出什么状况。
会议室里，乔振邦正站在窗前，跟柳亚龙发着牢骚：“永昌公司的案子要是还执行不动的话，我们公司就要黄了，我那辆q7就要换成qq了！”
柳亚龙叹了一声，说：“不是我说你，你那就是臭显摆。东州那么多4s店、那么多车，你说你干嘛非得选q7呀？”
“我不显摆能行吗？”乔振邦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我们公司是干贸易的，车子就是公司的门面。我不卖好车贵车，怎么撑得起公司的门面？”
柳亚龙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死撑着？你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么！要我说，你还不如趁早把你那辆q7给卖了，好歹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缓解一下公司的危机。”
乔振邦苦笑一声：“卖了？你说的轻巧，我要是把车卖了，我们公司的财务危机就彻底暴漏了，就更没人肯跟我们做生意了，那样的话，公司就只有倒闭的份儿了。”
只听吱的一声门开了，陈默雷走了进来：“两位在聊什么呢？聊得这么投入。”
柳亚龙怕乔振邦说话不中听，没等他开口，便抢着说：“没什么，就是随便聊一聊。”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在聊什么。”陈默雷走到两人跟前，和颜悦色地说：“其实，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你们的难处我也知道。说实话，是我们的执行工作的确做得不够好，我们还要认真反思呀。”
“不不不。”柳亚龙连忙说：“陈局长，你们的难处我是知道的。说起来，这也怪我，是我没把你们的难处跟乔总说明白，才造成了今天的误会。”
陈默雷请柳亚龙和乔振邦坐下，然后，接着说：“谢谢柳总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不过说实话，永昌公司的案子不是我们不尽心尽力，而是这个案子的确不好办！
自从进入执行程序以来，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碰钉子。
最初，我们怀疑廖文昌有钢材藏在外面、没有入库，于是，我们就先从采购渠道查起。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永昌公司所有的钢材都入了库，但去年夏天有一批钢材被人拉走了。
采购经理说，是被齐江市的荣达铸模有限公司借走了，还是廖文昌亲自打的招呼。
可我们去荣达公司调查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所以事实上，应该是廖文昌雇人监守自盗。
后来等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那批钢材的藏匿地点时，结果钢材已经被卖掉了。
我们听说廖文昌炒过房子，于是，我们又调查了他名下的所有房产，包括抵账房。结果他手里的房产早就抛出去了。”
回想那些难忘的经历，他不禁感慨起来：“因为我们查不到廖文昌的任何隐匿财产，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工作重点放在找人上。
为了找到廖文昌，我们的干警不知道蹲了多少次点，搞了多少次突袭，结果却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今年8月底，我们通过情报员发现廖文昌的行踪，于是一路跟踪去了齐江。我们发现廖文昌在齐江市经营防盗门，本来我们打算连人带物一块带回东州，结果遇到了暴力威胁，硬是让人拿着菜刀赶了出来，等我们联系当地派出所再赶回去的时候，人已经溜之大吉了。
今年11月初，廖文昌总算是被抓住了，可这个人精得很，不仅不肯交代财产下落，还伪造证据企图蒙混过关。
这些事，庭审的时候你们8家债权公司的代表都到场旁听了，我想，不用我多说，你们也知道了。”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说了这么多，不是向你们诉苦，而是想告诉你，其实不管这个案子有多难多复杂，我们从来都没放弃过，也从来都没撒手不管。”
他犹豫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另外，我也不妨告诉你们，廖文昌跟谷少康串通伪造借条的事，相信你们也知道了，可你们知道这事谷少康为什么会承认吗？那是因为我在背后支的招。否则的话，那个刑事案子最终是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什么？”乔振邦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陈默雷：“是……是陈局长您支的招？”
话说到这里，陈默雷也没有必要瞒着了，于是，他把背后的事实和盘托出了。
柳亚龙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不由得伸出大拇指：“高，陈局长您这招实在是太高了！”
陈默雷苦笑一声，眼里透出一丝少有的委屈：“我今天跟你们说了这么多，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更不是推卸责任，只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理解一下我们的干警。
不要拿不到钱，就认为我们在消极怠工，认为我们没把你们的案子当回事。
事实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只是这些工作你们看不到而已。”
“对对对，大家都要相互理解嘛。”柳亚龙忙接过陈默雷的茬，打圆场说：“执行干警们不容易，我们经营企业也不容易，有什么话说明白就是了，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都能相互理解嘛。”
说着，他轻轻踢了乔振邦一下，让乔振邦赶紧说句好话。
乔振邦听到这些，再想想法务经理跟他说的那些庭审细节，觉得自己可能真是错怪陈默雷、错怪执行干警们了。
但是，他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陈局长，我还有个问题。
廖文昌出去躲债的时候，他老婆信丽丽是跟他一块跑的。他俩是两口子，廖文昌隐匿了多少财产，信丽丽肯定知道，而且肯定也参与了。
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只抓了廖文昌，却没抓信丽丽？
据我所知，信丽丽的父母身体都好得很，还用不着信丽丽床前尽孝，你们完全可以把信丽丽也抓起来嘛。
她养尊处优惯了，说不定把她关起来，她吃点苦头，就什么都说了呢。
可你们呢？你们不但没抓她，反而连司法拘留都没有，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
陈默雷点了点头，说：“乔总说的没错，信丽丽的确有嫌疑，这一点我们不是没考虑过，但我们正是经过考虑，才决定暂时不动她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是被执行人，我们不能直接调查她，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她参与了隐匿财产，最多只有谷少康的证词。在这种情况，她肯定什么都不会承认。
所以，我们只是让公安机关对她进行了例行讯问。
另外更重要的是，留她在外面还有用处。
你们也知道，廖文昌父母早亡，信丽丽父母也年纪大了，如果说信丽丽知道廖文昌隐匿财产的下落，廖文昌入狱以后，那些隐匿的财产最有可能的就是交给她去管理，那样的话，我们就还有机会查到财产的线索。
可如果把她也抓起来的话，财产就没人管理了，到时候恐怕我们就什么机会也没有了。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乔振邦似乎是听明白了：“陈局长，您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陈默雷说：“其实在拒执罪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也曾经把信丽丽列为犯罪嫌疑人，也查询过她的银行账户，可结果她账户的余额却只是个位数。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她已经早早防着我们了。
所以说，跟这种聪明人斗，着急是没有用的。”
乔振邦更关心什么时候能见到执行款，说：“那，这个案子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企业要维持运转，还要给员工发工资。就这么等下去，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
陈默雷想了一下，说：“乔总，你们公司的情况我也知道。这样吧，永昌公司案原本是执行一庭的案子。如果乔总信得过我，这个案子就交给我的执行团队来办，有情况有意见，乔总可以随时跟我沟通。
另外，还有扣押的那批防盗门，我出面跟其他债权公司谈一谈，等变现以后，先拿给你们公司救急。
您看，这样行不行呀？”
乔振邦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局长，我没听错吧，这都是真的？”
陈默雷笑了笑：“怎么，难道乔总还信不过我？”
乔振邦的脸立刻舒展开了，连连点头：“信得过，信得过。如果我连您陈局长都信不过，我还能信得过谁？”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将近一点钟了。
下午一上班，秦怀远就找陈默雷，问他跟乔振邦谈的怎么样，当他得知陈默雷决定亲自执行永昌公司一案时，气的指着陈默雷的鼻子说：“你可真行，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自己做主了！”
“你生什么气嘛。”陈默雷解释说：“现在不是鼓励院庭长带头办案么，越是疑难复杂的案子，院庭长越应该起带头作用。永昌的案子是大案要案，由我的团队负责执行，不是正符合院庭长带头办案的要求吗？”
“你少拿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敷衍我，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秦怀远毫不客气地说：“永昌公司案的执行难度，你不是不知道，咱们关起门来说，这个案子很可能就执行到现在这个程度了。
到时候如果真是这个结果，债权公司会怎么想？连你这个执行局长都束手无策了，他们会怎么看我们东州法院？你这么意气用事，你有没有想过到时候我们该怎么收场？”
陈默雷不认为自己是意气用事，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我已经给乔振邦打过预防针了，他也知道，他们的债权已经不可能完全兑现了。所以说，对于执行的最终成果，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再说了，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我都参与了，情况也比较了解，我也想有个善始善终。
还有，由我的团队负责永昌的案子，也足以显示我们对案子的重视程度，那些债权公司的老板们也就不会说我们消极执行了。”
生气归生气，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总不能让陈默雷把刚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吧，否则还怎么维护司法的权威？
没办法，秦怀远只好同意了：“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还能说什么。”他叹了口气，眼神中露出一丝担忧和关怀：“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别自己一个人硬撑着。”
陈默雷嘿嘿一笑，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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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陈默雷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自从廖文昌拒执案结束后，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债权公司老板们的“骚扰”电话。除了亚龙公司的董事长柳亚龙信守当初的承诺，没有打来电话催促执行以外，其他8家债权公司老板的电话几乎是一个接一个。
刚开始他们话说还算客气，可后来却越说越难听，好像欠债不还的人是陈默雷一样。不过，陈默雷也知道这9家债权公司的状况，除了亚龙铸造有限公司外，其他8家债权公司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他也能体谅这些公司老板的苦衷，更何况这些公司还有一大帮员工要挣钱吃饭。
说起来，一切都源于庭审中突然冒出来的那张假借条，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这是一个怀疑的年代，债权公司的老板们早就不相信廖文昌的为人了，自然也不会相信廖文昌在法庭上所说的话。
他们更愿意相信，廖文昌至少隐匿了1000万元的公司或者个人财产。
如果不是这样，假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数额怎么会是1000万元，而不是其他数字？
如果不是这样，廖文昌怎么出得起谷少康那100万元的好处费？
如果不是这样，廖文昌又怎么能请得起上海来的律师？要说廖文昌没有履行能力，鬼才相信！
时间进入12月份，夏秋执行攻坚活动刚刚结束不久，东州法院还没来得及召开总结大会，便迎来了市高官会组织的人大代表视察团。
按照东州市高官会的工作计划，高官会每年都会对东州法院进行两次视察，而这次就是今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
12月份的首个星期一，东州高官会副主任朱兴盛率领20名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团来到东州法院。
按照预定方案，本次视察的重点是司法公开工作。视察团先是在旁听观摩了由民一庭庭长岳凌云主审的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然后便是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在中型会议室举行，人大视察团和院庭长们隔着长长的会议桌相对而坐。
刚开始，座谈会还按照预定程序进行，可开着开着就变了味儿。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视察团里有3个特殊成员：这三个人都是人大代表兼规模公司的董事长，而他们的公司正是永昌公司案的申请执行人，其中，特别是乔振邦的德诺贸易有限公司，早已经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此次的视察活动，乔振邦更关心自己的案子。
从一进法院，他就拉着脸，听到代表们的发言个个都是溢美之词，什么公正公司了、阳光司法了，他实在忍不住了，首先发难道：“咱们东州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已经做的很到位了，这个没的说，可我今天想说点题外的话。”
他也不管朱兴盛是否同意，直接把话题转到了永昌公司的案子上：“咱们法院的执行行动搞得轰轰烈烈，可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执行案子却一直没回音？今天当着秦院长的面，我就想问一问，你们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还是因为我没给你们提供赞助呀？”
秦怀远礼貌地笑了一下，说：“乔总说笑了，我们既不会对您有意见，也不需要您的赞助。执行工作本来就是我们的法定职责，对于所有的执行案件，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尽可能地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一点，我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打折扣的。”
从乔振邦的语气中，朱兴盛龙嗅到了一股火药味儿。如果任由乔振邦这么说下去，座谈会恐怕就开成质询会了。于是，他接过话来，对乔振邦说：“乔总，咱们这次视察活动的主题是司法公开。如果你对自己的案件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是不是等活动结束后单独向法院反应呀？”
“干嘛结束后呀？择日不如撞日嘛。”乔振邦不仅不顾朱兴盛的劝告，反而把皮球踢给了秦怀远：“秦院长，案子的事今天不能说吗？现在可是工作日和工作时间，难道我就我们公司的案子，向您反应一下意见还要看场合吗？国家有哪条法律规定，在这种场合不能提案子的事了？
我书读得少，孤陋寡闻，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还请您指出来！”
虽说乔振邦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的确不太合适，但相比而言，阻断他发言却更不合适，因为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情理上，作为申请执行人，他都有权利就自己的案子反应意见，更何况现在本就是上班时间。
秦怀远是科班出身的院长，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只好同意乔振邦继续说下去。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可不说我心里实在憋得慌。”乔振邦说起话来已经不讲情面了：“说心里话，我原来对你们法院的执行工作没什么意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理解的。永昌公司的案子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执行局的陈局长也多次找过我……”
提到陈默雷，他扫了一圈，这才发现陈默雷不在会场。
秦怀远忙解释说：“今天上午有个腾退沿街商铺的案子，被执行人不肯配合，陈局长正靠在执行指挥中心盯着呢。”
乔振邦应了一声，继续说：“开始的时候，陈局长说，廖文昌人还没找到，不能确定隐匿财产有多少、藏在哪里，目前只能先拍卖永昌公司的现有资产。
他先是提出，把永昌公司的财产整体拍卖，说这样拍卖的价格更高，还可以为永昌公司的员工保留工作岗位，一举两得，不过时间要长一些。
我知道员工的难处，永昌公司那么多员工总不能说不管就不管了，于是，我就答应了。
后来整体拍卖拍不出去，又改成分别拍卖，永昌公司的土地和厂房一共拍了将近4000万。
当时他提出，先解决永昌公司员工的工资问题。
这个我们理解，员工嘛，都是靠工资养家糊口，而且员工还那么多，弄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了大局，我们也答应了。
等员工的工资发完了，拍卖款还剩下了不到3000万，按照债权比例，我们只分到了230万。
当然，那个时候，廖文昌还没抓住，你们有你们的难处，也有你们的考虑，你们的决定我都非常理解。
可现在呢？人抓住了，也判刑了，可你们问出什么了、查出什么了？你们一分钱也没查出来嘛！连谷少康都亲口承认了，廖文昌用他的账号藏了1000万，可你们还是什么都查不到？这说得过去吗？
我想问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尽心尽力？是不是把人判了刑，你们就交差完事了？后面的事就可以不管了？”
乔振邦的话引起了小范围的链锁反应。
今天到场的人大代表，有9个是企业界代表，而这些企业界代表中又有5个是涉案企业的老板，他们的企业要么是诉讼案件的原告，要么是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案件的话题一下子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他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乔总，您先消消气。”秦怀远说：“关于您所说的问题，我可以明确的答复您。廖文昌虽然判了刑，但欠的债该还得还，我们执行局决定不会撒手不管。这一点请您、也请永昌公司的其他债权公司放心！”
秦怀远这话是说给乔振邦听的，同时也是说给另外4个企业界代表听的，他本想以此打消他们的疑虑，好让座谈会继续开下去，没想到乔振邦却根本不买他的账。
“好话谁都会说，可光说好听的有什么用？能把我们的钱追回来吗？”乔振邦越说越来劲：“廖文昌那张假借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借款数额是1000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廖文昌最起码还有1000万的隐匿资产。
我这么说绝对不是信口开河，廖文昌这人向来喜欢投机倒把，以前还炒过房地产，据说炒了四五十套房子，这么算下来，他手里的钱恐怕不止1000万。
可是你们呢，除了永昌公司的厂房，你们一分钱也没追回来！你们说，你们让我怎么放心？”
乔振邦的话越说越难题，连朱兴盛都听不下去了，他提醒乔振邦：“乔总，你好歹也是人大代表，说话要注意点嘛！”
乔振邦的情绪似乎已经不受控制了，只听他继续说：“我们公司借出去800万，却只追回来230万，这里面的委屈我就先不说了。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先跟你们说说我们公司目前的处境。”
他哀叹一声，说：“你们知道我们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前两个月我们还能勉强维持运转，可现在已经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就在上个月，我迫不得已向谷少康借了400万！谷少康是什么人，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会跑去跟他借款？”
说着，他再次把目光转向秦怀远：“秦院长，你们办案总是强调群众利益，强调国计民生。既然你们以前为永昌公司的员工着想过，现在是不是也该为我们公司的员工想一想呀？你们就算痛恨我这个万恶的资本家，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我们公司200多名员工的饭碗呀？”
说到这里，他激动地拿起水杯，在桌面上重重地摔了一下，把坐在旁边的力信服装公司的董事长曲立信吓了一跳。
9家债权公司的老板平时关系都不错，柳亚龙跟这个乔振邦的关系尤其要好。
以前，柳亚龙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也有很大意见，但是在跟执行局打过几次交道后，他明白了执行工作有多难。
说心里话，他也觉得乔振邦今天的话实在是有些过分了，便悄悄跟曲立信换了位置，坐到乔振邦身边，不停地冲乔振邦咳嗽，提醒乔振邦说话注意些。
可他没想到，乔振邦却装作没听见。
于是，柳亚龙只好见缝插针地打断乔振邦的话，打圆场说：“乔总今天的话是有些过分了，但他的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多多担待，也希望法院的领导也能多多体谅。”
柳亚龙本是一番好意，但乔振邦情绪上来了，根本不领他的情，他对柳亚龙说：“柳总，你不用为我说好话。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负责任。要是法院能把我的债追回来，别说是道歉，就是把我拘留判刑了，我都没意见。可现在法院的执行成果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呀！”
柳亚龙理解乔振邦的难处，宽慰他说：“你着急有什么用呀？着急就能把债追回来吗？这样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公司那笔350万的执行款还没动呢，你先拿去救急吧。”
“不用了，柳总。”乔振邦当即拒绝说：“我知道你们公司也有困难。现在查环保查的厉害，你们最近要新上一套环保设备，也需要一大笔资金，我可不能拆你们的东墙、去补我们的西墙，这种不仗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柳亚龙笑了笑，继续宽慰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乔振邦是个好面子的人，死活不肯接受柳亚龙的好意：“解决？怎么解决？你的办法还不是向银行贷款？也许你们公司目前还能从银行贷出款来，可如果我用了你的资金，大家会怎么看我？
明知道你有困难，我还用你的钱，我把你的钱用了，你没钱了，只能再去跟银行借钱，那我成什么人了？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我这张脸还要不要了？我乔振邦在东州还混不混了？”
“你，我……”柳亚龙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时候，跟他硬顶是下下之策。
秦怀远知道这一点，所以，等乔振邦的话说完了，脾气也发的差不多了，他这才再次开口说：“乔总，你们公司的困难我也大概了解。对于你们公司的困难，对于您今天的话，我们也深表理解。
但说实话，执行工作不是那么好干的，其中的困难要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其实，上周接到高官会通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名单上有你们几个涉案企业的代表。兴盛主任知道这件事后，特意向我解释说，这事他完全不知情，让我千万不要有什么误会，他还说，如果实在不合适的话，他们可以考虑更换代表名单。
当时我就说过，该面对的问题我们法院总要面对的，我们也从来不当逃兵；如果你们非要谈论具体的案件，我们绝不阻拦，因为你们除了是人大代表，还是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也有权利对自己企业的案子发表意见。
总之一句话，我们敢于面对你们，也敢于接受你们的不满和批评，更敢于去啃任何硬骨头的案件。
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我也代表法院向你们表个态，无论你们的案子有多困难多复杂，我们都会一抓到底，有多少力气，我们就用多少力气，绝不保留一分。
这话我既然说的出，就一定做得到，这话请你们相信，也请你们监督。”
说完，他站起来，向代表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时侯，不知道是谁带头鼓了掌，接着便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柳亚龙瞥了一眼乔振邦，只见他也跟着鼓掌，但脸上明显写着怀疑和敷衍。
上午11点钟，座谈会总算是有惊无险地结束了，代表们陆续离开了法院，但乔振邦和柳亚龙却被秦怀远留了下来。
其实，秦怀远只是让乔振邦留下来，但柳亚龙担心乔振邦再闹出乱子不好收场，便主动留了下来。
秦怀远当着乔振邦的面给陈默雷打电话，听到腾房行动快结束了，他便对陈默雷说，柳总陪着乔总在会议室等你，人我交给你了，案件的具体情况你负责跟他解释说明一下。
秦怀远还有个小型的案件调度会要开，跟柳亚龙和乔振邦道了个别，便离开了。
回到办公室后，秦怀远想想今天座谈会上的场景，再想想陈默雷的脾气，有些不太放心，便给陈默雷打电话，叮嘱他跟乔振邦谈话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分寸，千万不要一时冲动跟对方硬顶起来。
陈默雷听得烦了，说：“行了！学长，执行工作干了这么多年，什么人我没见过，还点事用得着你嘱咐吗？行了，我到会议室门口了，不说了，先挂了。”说完，便挂了电话。
虽然陈默雷这么说，但秦怀远还是隐隐有些担心，生怕会出什么状况。
会议室里，乔振邦正站在窗前，跟柳亚龙发着牢骚：“永昌公司的案子要是还执行不动的话，我们公司就要黄了，我那辆q7就要换成qq了！”
柳亚龙叹了一声，说：“不是我说你，你那就是臭显摆。东州那么多4s店、那么多车，你说你干嘛非得选q7呀？”
“我不显摆能行吗？”乔振邦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我们公司是干贸易的，车子就是公司的门面。我不卖好车贵车，怎么撑得起公司的门面？”
柳亚龙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死撑着？你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么！要我说，你还不如趁早把你那辆q7给卖了，好歹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缓解一下公司的危机。”
乔振邦苦笑一声：“卖了？你说的轻巧，我要是把车卖了，我们公司的财务危机就彻底暴漏了，就更没人肯跟我们做生意了，那样的话，公司就只有倒闭的份儿了。”
只听吱的一声门开了，陈默雷走了进来：“两位在聊什么呢？聊得这么投入。”
柳亚龙怕乔振邦说话不中听，没等他开口，便抢着说：“没什么，就是随便聊一聊。”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在聊什么。”陈默雷走到两人跟前，和颜悦色地说：“其实，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你们的难处我也知道。说实话，是我们的执行工作的确做得不够好，我们还要认真反思呀。”
“不不不。”柳亚龙连忙说：“陈局长，你们的难处我是知道的。说起来，这也怪我，是我没把你们的难处跟乔总说明白，才造成了今天的误会。”
陈默雷请柳亚龙和乔振邦坐下，然后，接着说：“谢谢柳总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不过说实话，永昌公司的案子不是我们不尽心尽力，而是这个案子的确不好办！
自从进入执行程序以来，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碰钉子。
最初，我们怀疑廖文昌有钢材藏在外面、没有入库，于是，我们就先从采购渠道查起。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永昌公司所有的钢材都入了库，但去年夏天有一批钢材被人拉走了。
采购经理说，是被齐江市的荣达铸模有限公司借走了，还是廖文昌亲自打的招呼。
可我们去荣达公司调查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所以事实上，应该是廖文昌雇人监守自盗。
后来等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那批钢材的藏匿地点时，结果钢材已经被卖掉了。
我们听说廖文昌炒过房子，于是，我们又调查了他名下的所有房产，包括抵账房。结果他手里的房产早就抛出去了。”
回想那些难忘的经历，他不禁感慨起来：“因为我们查不到廖文昌的任何隐匿财产，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工作重点放在找人上。
为了找到廖文昌，我们的干警不知道蹲了多少次点，搞了多少次突袭，结果却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今年8月底，我们通过情报员发现廖文昌的行踪，于是一路跟踪去了齐江。我们发现廖文昌在齐江市经营防盗门，本来我们打算连人带物一块带回东州，结果遇到了暴力威胁，硬是让人拿着菜刀赶了出来，等我们联系当地派出所再赶回去的时候，人已经溜之大吉了。
今年11月初，廖文昌总算是被抓住了，可这个人精得很，不仅不肯交代财产下落，还伪造证据企图蒙混过关。
这些事，庭审的时候你们8家债权公司的代表都到场旁听了，我想，不用我多说，你们也知道了。”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说了这么多，不是向你们诉苦，而是想告诉你，其实不管这个案子有多难多复杂，我们从来都没放弃过，也从来都没撒手不管。”
他犹豫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另外，我也不妨告诉你们，廖文昌跟谷少康串通伪造借条的事，相信你们也知道了，可你们知道这事谷少康为什么会承认吗？那是因为我在背后支的招。否则的话，那个刑事案子最终是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什么？”乔振邦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陈默雷：“是……是陈局长您支的招？”
话说到这里，陈默雷也没有必要瞒着了，于是，他把背后的事实和盘托出了。
柳亚龙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不由得伸出大拇指：“高，陈局长您这招实在是太高了！”
陈默雷苦笑一声，眼里透出一丝少有的委屈：“我今天跟你们说了这么多，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更不是推卸责任，只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理解一下我们的干警。
不要拿不到钱，就认为我们在消极怠工，认为我们没把你们的案子当回事。
事实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只是这些工作你们看不到而已。”
“对对对，大家都要相互理解嘛。”柳亚龙忙接过陈默雷的茬，打圆场说：“执行干警们不容易，我们经营企业也不容易，有什么话说明白就是了，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都能相互理解嘛。”
说着，他轻轻踢了乔振邦一下，让乔振邦赶紧说句好话。
乔振邦听到这些，再想想法务经理跟他说的那些庭审细节，觉得自己可能真是错怪陈默雷、错怪执行干警们了。
但是，他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陈局长，我还有个问题。
廖文昌出去躲债的时候，他老婆信丽丽是跟他一块跑的。他俩是两口子，廖文昌隐匿了多少财产，信丽丽肯定知道，而且肯定也参与了。
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只抓了廖文昌，却没抓信丽丽？
据我所知，信丽丽的父母身体都好得很，还用不着信丽丽床前尽孝，你们完全可以把信丽丽也抓起来嘛。
她养尊处优惯了，说不定把她关起来，她吃点苦头，就什么都说了呢。
可你们呢？你们不但没抓她，反而连司法拘留都没有，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
陈默雷点了点头，说：“乔总说的没错，信丽丽的确有嫌疑，这一点我们不是没考虑过，但我们正是经过考虑，才决定暂时不动她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是被执行人，我们不能直接调查她，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她参与了隐匿财产，最多只有谷少康的证词。在这种情况，她肯定什么都不会承认。
所以，我们只是让公安机关对她进行了例行讯问。
另外更重要的是，留她在外面还有用处。
你们也知道，廖文昌父母早亡，信丽丽父母也年纪大了，如果说信丽丽知道廖文昌隐匿财产的下落，廖文昌入狱以后，那些隐匿的财产最有可能的就是交给她去管理，那样的话，我们就还有机会查到财产的线索。
可如果把她也抓起来的话，财产就没人管理了，到时候恐怕我们就什么机会也没有了。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乔振邦似乎是听明白了：“陈局长，您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陈默雷说：“其实在拒执罪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也曾经把信丽丽列为犯罪嫌疑人，也查询过她的银行账户，可结果她账户的余额却只是个位数。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她已经早早防着我们了。
所以说，跟这种聪明人斗，着急是没有用的。”
乔振邦更关心什么时候能见到执行款，说：“那，这个案子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企业要维持运转，还要给员工发工资。就这么等下去，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
陈默雷想了一下，说：“乔总，你们公司的情况我也知道。这样吧，永昌公司案原本是执行一庭的案子。如果乔总信得过我，这个案子就交给我的执行团队来办，有情况有意见，乔总可以随时跟我沟通。
另外，还有扣押的那批防盗门，我出面跟其他债权公司谈一谈，等变现以后，先拿给你们公司救急。
您看，这样行不行呀？”
乔振邦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局长，我没听错吧，这都是真的？”
陈默雷笑了笑：“怎么，难道乔总还信不过我？”
乔振邦的脸立刻舒展开了，连连点头：“信得过，信得过。如果我连您陈局长都信不过，我还能信得过谁？”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将近一点钟了。
下午一上班，秦怀远就找陈默雷，问他跟乔振邦谈的怎么样，当他得知陈默雷决定亲自执行永昌公司一案时，气的指着陈默雷的鼻子说：“你可真行，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自己做主了！”
“你生什么气嘛。”陈默雷解释说：“现在不是鼓励院庭长带头办案么，越是疑难复杂的案子，院庭长越应该起带头作用。永昌的案子是大案要案，由我的团队负责执行，不是正符合院庭长带头办案的要求吗？”
“你少拿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敷衍我，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秦怀远毫不客气地说：“永昌公司案的执行难度，你不是不知道，咱们关起门来说，这个案子很可能就执行到现在这个程度了。
到时候如果真是这个结果，债权公司会怎么想？连你这个执行局长都束手无策了，他们会怎么看我们东州法院？你这么意气用事，你有没有想过到时候我们该怎么收场？”
陈默雷不认为自己是意气用事，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我已经给乔振邦打过预防针了，他也知道，他们的债权已经不可能完全兑现了。所以说，对于执行的最终成果，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再说了，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我都参与了，情况也比较了解，我也想有个善始善终。
还有，由我的团队负责永昌的案子，也足以显示我们对案子的重视程度，那些债权公司的老板们也就不会说我们消极执行了。”
生气归生气，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总不能让陈默雷把刚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吧，否则还怎么维护司法的权威？
没办法，秦怀远只好同意了：“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还能说什么。”他叹了口气，眼神中露出一丝担忧和关怀：“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别自己一个人硬撑着。”
陈默雷嘿嘿一笑，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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