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大雅却不屑的说道:“重庆,将来至少二十年内都是支撑四川的根据地,用于遮护江南的上游,关乎社稷的安危,对于这样的工程,就要抱着把钱不当钱,把人不当人的宗旨来做,做到万事尽力,做到万无一失,做到尽善尽美,相信都统也是明白这一点的。

    郑云鸣也懂得,现在不是计较花费、爱惜民力的时候,重庆的得失,关乎四川的得失,四川存亡,关乎到整个宋国的安危。这正是全力投入的时刻,今日花费的每一文钱,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将来必然能得到百倍的回报。

    他害怕的是,此刻聚集在重庆的川中官员和将领们不会懂得这一点。

    此刻会集在重庆的,绝不止王夔、秦忠孝、郑云鸣三支人马而已,事实上,正在白水江聚集的前都统贺靖的残部、顺庆府少量曹友闻的余部,被害的成都知府陈隆之的残部,郑云鸣在得到王夔的汇报之后,就派人火速携带蜡丸书前往召集,这个时候都派出了将领前来等待命令。加上从北方撤退下来的和彦威部队,以及从播州赶来的杨氏军队,和从思州赶来的田氏的军队。

    有人对郑云鸣聚集人马的命令不以为然,认为不如将这些散落在敌人侵袭过的地区的部队就地组织起来,作为蒙古军再次南下时候的敌后游击军使用。但是郑云鸣远比众人要清楚,没有坚强的组织能力,这种就地组织起来的游击军效果不好,以前宋军在金人统治区有数十万溃兵,起到的作用远不如前线的四大军大,何况如今四川只剩一点残兵败将,郑云鸣不得不小心使用。

    至于播州和思州的部队,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竟然来的如此迅速,显然,这是朝廷得到了四川的败报之后,马上下令播州和思州的世袭酋长派兵支援。这又涉及到朝廷和四川的关系问题,从南渡以来,四川的兵变和叛乱一直断断续续,使得朝廷对四川的印象很坏。开禧三年吴曦叛乱的时候,朝廷就有人议论放弃四川。嘉定十二年最后一次宋金交兵,金兵突入汉中,朝中又传出了没有四川也可以立国的声音。四川一有风吹草动,荆襄的文武官员就忙着在峡州和归州等三峡峡口处布防。这一次四川兵败,蒙古人大举入侵,朝廷没有想到如何及时调整部署,给四川补充粮草兵员,而是忙着从京湖抽调核心战力郑云鸣过去,同时又将播州和思州的蛮族军队编成正规军开入四川,可见朝廷宁肯相信彪悍狡猾的蕃族也不肯相信川军的战力和忠诚。

    老实说,郑云鸣并不怎么看得起这些穿着粗陋的麻布,头上缠着奇怪包巾的苗僚蛮兵,他们虽然骁勇,却难得守纪律,跟郑云鸣的治军理念简直是南辕北辙,但郑云鸣也知道,这支军队是当下除了自己的部队之外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苗僚的山岳步兵和山岳骑兵精通山地作战,郑云鸣所部虽然纪律严明,行动迅速,可是在川东长途行军的时候,也往往被险恶的地形所苦,而这些蛮兵虽然看来散漫惯了,却真的是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走几百里山路然后作战,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要能够活用他们,才能够在山地给予蒙古兵狠狠的教训。

    这时候的重庆府,集中了从各地赶来的数万军马。而几乎所有四川的将领,都汇聚在小牌楼知府衙署的正堂里,聆听新任一班四川官员的训话。

    新任四川宣抚使李直,自从得到朝廷任命以来,从鄂州调用了一艘荆楚水军的车船,携带了三倍的踏驾兵,轮番蹬踏直奔川中而来,但他的演讲却只是寻常的警戒诸将不要骄纵跋扈,欺压百姓,要效忠朝廷,勉力报国等等,一般官员的寻常腔调,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四川制置使杨恢是积极主战派,在上任之前已经写信给政事堂的相公们陈画方略,要征调泸州、叙州、荣州和长宁县的土兵,组成义勇军收复蜀口,这些都是川东川南的州县,土兵中蛮兵甚多,彪悍能战。杨恢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在一年内收复蜀口,三年之内,让蒙古人不敢正视四川。

    不过这两位大人的议论,众将也只是听听就算了。说不好听一点,这两人加上属官随员,百十个人入川,虽然是一方总帅,但县官比不上现管,买不买账,要看蜀中诸将是不是愿意配合。

    但这位新任的郑都统却完全不同。人家不但自己来,还带来了一万数千大军。且军马纪律严明,军容整肃,一上来就和蜀中颇为忌惮的巩昌总帅汪世显打了起来,要知道汪世显的威名早就全川皆知,前任宣抚制置使赵彦呐为了拉拢汪世显,着实费了许多功夫,人家问他为什么如此看重汪世显。他曾经答道,汪世显是世之虎将,其勇猛足以与关羽张飞比美,拉拢了他难道还怕什么蒙古兵吗?

    这件事情或许是小道消息不足为信,但也反应了当时川人对汪世显的一贯评价,也只有蜀口的曹友闻忠义军,精锐无匹,敢与汪世显一较高下。

    但郑云鸣不但一上来就敢和汪世显交战,还杀的汪世显夺路而逃。这番交战,一战而夺数蜀中兵将之心。虽然郑云鸣自己不觉得,但蜀中的兵将已经以郑云鸣为朝廷在四川的真正代表了。也只有这位小郑都统的方略,才代表了四川未来抗击蒙古的核心策略。

    郑云鸣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扫视了一眼座下众人。这里有荆襄前来的新锐武将,有蜀地本土的将军,还有从西南夷赶来的苗蛮首领,鱼龙混杂,战斗力也天差地别,如果不能设计出一套适合当下四川形势的正确战略,很可能会被蒙古人抓住机会,各个击破。

    “要想筹划蜀中未来十年的方略,首先要检讨过去十年的教训。”郑云鸣说道:“不知道过去十年,我们做错了什么,也就无法铺设一个光明的未来。”

    “过去十年,四川的主政者,不去细心的修整关隘城池,不去用心整理训练军队,一味的将精力放在招来外夷上。招募有力的外援,不是不对,但只有建立在自身强有力的基础上,方能招募有力的蕃人前来相助。”郑云鸣看了一眼座下的杨氏和田氏两位蕃将,似乎面色并无异变,于是接着说道:“将士们衣衫破旧,吃着搀着砂石的糙米,甚至挖掘草根来充饥,却以车载马驼,将数不清的粮食、布帛和金银去敬献给汪世显和西蕃十八部的外人,以图盟好。这不是拉拢盟友,这是以川中人民的血汗资敌。三关的城防被金国残破了,不去修整,将士们士气涣散了,不加以整顿。军械破损残旧了,不及时加以替换,而是天天说着要进取关中,会师宛洛,结果战事一起,汪世显和西番十八部引着蒙古大军前来,攻破蜀口,阆中、汉州、江油、成都全都受害。这是主政者见识不明的缘故。”

    这番大败,板子打在谁身上,对于四川的政局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川中人人惊惶不安,都深恐朝廷因为这次惨败而追究责任,他们清楚朝廷对战败者向来不手软,入洛之战的失利,所有的参与将领几乎都被连降三级,襄阳兵乱,所有责任人也是连降三级,直接罪魁王旻更是直接被废为庶人。郑云鸣若是以此威胁众人,大家也只能忍下来。

    郑云鸣自有自己的盘算,他新进蜀中,要紧的是团结人心,虽然余玠对此不以为然,力主以钢铁的纪律整顿四川涣散的部队,但郑云鸣懂得治理军队,首先是治理人心,作为一名远道而来的客将,上来就给三百杀威棒,在和平时期或许行得通,却绝不是战时最好的选择。

    他耍了个花招,将所有的板子都打在了已经去职的前宣抚使赵彦呐身上,若说整个四川的政策全都算作赵彦呐的错,那是不公正的。整个四川的问题,不止是赵彦呐一人的问题,伸手的时候个个争先,整军的时候人人懈怠,不光是下面的胡对付,还有上面的瞎指挥。明知道从蜀中冲击关中,是诸葛孔明这样的千载奇才都无法完成的事业,偏偏要交给赵彦呐去完成,这中间不能不说时任右丞相郑清之没有自己私下的小算盘。但赵彦呐毕竟是死老虎,即便将来复起,再也没有往日的威名了。将板子打在他身上,等于给川中的文武臣脱罪,正应了那句话,时刻要团结大多数。

    郑云鸣接着说道:“四川的长处,在于地利之便。之前外三关(以大散关为核心的北方三道关口)在国家手里的时候,四川军队却侧重防守内三关(以武休关为核心的三关在外三关之内),等外三关丢失了,却将防御的核心转移到兴元和沔州,而放弃内三关,等到敌人突入兴元和沔州之后,又去防守大安军,看起来似乎是节节抵抗,其实不如说军队不够精锐,将士不够坚强,,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决心。最近听说四川的官员们又有放弃嘉定和重庆,诱敌深入的策略。这是不了解兵法的书生之见,兵法之要,能利用地利一定要充分利用地利,只有敌人的优势大到能够克服地利的时候,才会采用什么诱敌深入,伺机邀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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