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回赵信城边羌笛雨（4）
自宋齐梁陈定鼎江南之后，便有车船的存在。只不过车船大行其道还是在宋朝南渡前后的时代，绍兴二年官军试做四车小船，稍后洞庭湖杨幺等所谓贼寇，大肆制造各种车船，一共有十多种规格，大的有二十四车之多，可以搭载精强水军三百人。洞庭水军的车船最后被岳飞以投草入湖，诱敌深入的计策所破，同时也获得了车船制造之法，京湖工匠制造车船的手艺也从那时候传了下来。
车船用于水战，是极为犀利的武器。因为车轮可以多人同时踩踏的缘故，一旦鼓动起来，运动轻快，在烟波浩渺的湖面上奔走如飞。废帝完颜亮曾以六十万大军征南，在采石矶渡江时被宋军水师所阻遏，不能前进，当时宋朝镇江水军只以车船数艘在大江上来回驰骋，进退自如，六十万大军望之气夺。不复有渡江之念。但车船同样有自己的弱点，其余弱点故不必说，车船最大的弱点有两条：超大型车船身躯笨重在江河梗阻难行，以及车船难以经受风浪，无法在海上作战。后面一条倒没有什么阻碍，原本宋朝水军另有帆船用于海上交锋。只是第一条有些麻烦，搭载三四百人的巨型战舰的确是难以在长江汉水等主战场施展开。
所以制造江河水战所用的车船规模不可太大，类似张膛为郑云鸣规划的八车十六轮车船，已经是江河水战能够容纳的极限了，依照张膛的主意，连八车船在水上行驶时都笨重难行，最好大量制造二车和四车战船以备攻守。但郑云鸣还是坚持花费重金打造了一批八车大船，他的着眼点不在今日，而在于以后的长远考虑。总有一日宋军会装备真正的威力巨大的水战利器，而这种利器必须有空间足够大的战舰来装载它。
八车战舰正是装载巨大兵器的好平台，全舰有车轮十六、桨四十，可以搭载全副武装的战士二百二十名，踏驾兵与桨手九十名，船分上下三层，甲板上装有对准两侧的床子弩，中层开炮窗，安放有各色大小将军炮，下层为桨手和踏驾兵的蹬踏室。和传统宋军战船不同的在于荆鄂水军新造车船并没有高大的船楼可以容纳弓箭手在其中放箭，而只是在船尾建造了一个低矮的指挥楼，大船甲板就是弓弩手们的主要作战平台，为了防御敌军弓箭的袭击，在俩舷设置了一排巨大的马牌防御，在甲板上方也搭建了牛皮的战棚。
“弓箭交战必须占据高度优势，似荆鄂水军这种形制的战船，真的遇上高大的楼船可能会吃亏。”张膛曾经这么跟郑云鸣解释。
“我们要对付的不过是些木筏渔舟罢了，就算完全没有船楼，也能对蒙古人占据高度优势。”郑云鸣虽然给予这第五十九回赵信城边羌笛雨（4）
样的回答，但张膛总是不以为然，难道蒙古人一辈子都学不会造船，永远只能用走舸渔舟来作为战船吗？他知道北方也有湖泽密集的地方，如果蒙古宣差总领和当地豪强将领征发工匠，打造高大的战船，配上惯于风浪的水手，郑云鸣的这种低矮大船未必能够占得上风。
不过这个时候的孟珙已经顾不得这种带着矮楼的八车船经不经用了，他现在需要尽可能多的战船，将数万援兵分由水陆两道前往增援襄阳。
在郢州知州衙门的正堂上，一副巨大的桌案上展布着巨大的湖北地形图，郢州城外密密麻麻的红色小木块，每一个木块都是一支京湖地方宋军的部队，现在郢州城已然成为了增援上游、对襄阳附近蒙古大军进行反攻的所有宋军的前进基地。加上补给仓库这个重要职能，让郢州内外更加繁忙。
孟珙指着地图对郑云鸣说道：“现在的郢州可谓是集中了朝廷在京湖能够使用的全部机动兵力。除了官人从襄阳带出来的三千军之外，我本部三万人，江海都统带领江州、淮西兵马二万人，屯驻鄂州、岳阳的荆鄂都统司一万人，以及从江陵派遣来的权差遣江陵军马杨义都统部属一万二千人，总共七万五千大军，正准备和蒙古人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话虽然如此说，但只凭一路前去，于兵法不合。”在郑云鸣开口之前，湖广总领姚之元抢先说道：“何不兵分数路，一同前去襄阳，让蒙古人防不胜防，则襄阳之围可解？”
孟珙听了他的话，只是不置可否，转身问郑云鸣道：“此计如何？”
郑云鸣冲湖广总领点了点头，侧头对孟珙说道：“这是兵法之常，却不适用于今日，分路进兵之策，原本是为了让敌人捉摸不透进军的真正方向，使得敌人无法部署防守兵力，但今日我们面对的敌军，不但兵力比我们要多，而且都是战斗力强大机动性高的骑兵。就算他们分兵把守各处隘口，也有足够的时间集结起一支强大的野战兵力对前进途中的我军进行攻击，那时候我军分路进兵之策，反倒成就蒙古人各个击破的目的。”
李伯渊也赶忙说道：“正是如此，当年金国惯用分路进兵的招数对付蒙古人，可是每次都被蒙古人抓住一路痛打，然后其余诸路一齐崩溃，几乎没有一次能够成功的，但凡成功的都是集中一路兵力，突出奇兵，给予蒙古人意料之外的打击的。”
孟珙抬头看了看李伯渊，作为北军的典型将领，李伯渊自然是不愿意单独率领一支人马前往襄阳的。对于这些人来说手中的军队就是安身立命的本钱，万一在半路上遭遇到蒙古人第五十九回赵信城边羌笛雨（4）
的主力，就算快马逃得性命，军队被歼灭了也就等于在南朝的安逸生活到了尽头。这个问题不能咨询他的意见。
最能够信任的只有郑云鸣，他的主力部队依旧困在襄阳城中，自己又身负守备襄阳之责，论想要替襄阳解围的心情，汇集在郢州的诸将中应该没有人比他更迫切。他仍旧问郑云鸣道：“那么依副都统意见，应该如何处置？”
“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郑云鸣拿起一个小红木块，这是代表他本部的兵马，轻轻的沿着汉水推进到襄阳：“我带本部三千人，乘坐荆鄂水军战船先走，于路探查蒙古军包围襄阳的严密程度，等我返回襄阳之后，大帅再带领大军沿着汉水水陆并进前来，襄阳有六万守军，配合孟帅在外围的大军里外夹击，襄阳之围不难消解。”
孟珙沉吟道：“若是官人先去，岂非打草惊蛇？那曲出难保不会对继进的大军有所准备。”
“大军集结在下游，蒙古人早就已经知道这一点，我去与不去，都是一样的会严加戒备，但我先去襄阳，一则可以看清蒙古人在水上陆上的虚实，二则我若不在襄阳，城中诸将各不相能，赵制置在协调军队的时候会徒增许多麻烦。”
自然还有一桩不需要明言的事情，郑云鸣的本部人马都在襄阳城里，在郢州虽然众人对他尊敬有加，但他真正能指挥的也就是这三千人而已。这一趟出襄阳，原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蒙古军绕过襄阳渡过长江，现在经过几场漂亮的水陆交战，蒙古军渡江的计划已经完全被挫败，
这个时候的孟珙还有一桩担心，就是蒙古军会利用超过宋军数倍的机动能力，以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法，先骗取宋军主力火急驰援襄阳，然后趁着京湖腹地空虚，再度举兵南下侵扰。这也就是他在郢州反复斟酌，未敢盲动的原因之一。
但他不知道的是，蒙古人确实已经对再度侵扰京湖腹地没有了兴趣，而其原因则是一个非人力能及的因素。
郑云鸣趁着众将围拢研讨战局的当口，将孟珙叫道了屏风后无人的地方，低声问道：“我还有一件担心的事情，不好当面在众人面前讲起。如今郢州附近至少有十几个军的番号的队伍，隶属于大江上下好几个制司和戎司，这么多来头不同的军队汇集在一起，可能会出现指挥权归属的纷争。”
他皱着眉头说道：“依照朝廷用兵的惯例，自然是以官职最大的御前马军司都统的您作为总帅最为合适，而史嵩之的确也委任您节制京湖诸路军马。但您要知道史制置使毕竟管理的是沿江制置使司，而聚集在此处的军队大半是襄阳城中第五十九回赵信城边羌笛雨（4）
的赵制置使管辖，如今敌军包围襄阳，赵制置使的号令不能出高墙一寸，则大帅需要跟江陵的别副使多加沟通，免得诸将不相协，引发内部问题。”
他所说的担忧，正好敲中了孟珙的心门，自古诸侯会集，联兵出动，最大的问题就是指挥权的落实。唐以九节度、六十万大军攻史思明，战力应该说至少压过史思明五倍，但方面大帅各不相协，加上朝廷派来的观军容使不但没有起到积极协调的作用，反而从中捣乱，这才是唐军邺城之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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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齐梁陈定鼎江南之后，便有车船的存在。只不过车船大行其道还是在宋朝南渡前后的时代，绍兴二年官军试做四车小船，稍后洞庭湖杨幺等所谓贼寇，大肆制造各种车船，一共有十多种规格，大的有二十四车之多，可以搭载精强水军三百人。洞庭水军的车船最后被岳飞以投草入湖，诱敌深入的计策所破，同时也获得了车船制造之法，京湖工匠制造车船的手艺也从那时候传了下来。
车船用于水战，是极为犀利的武器。因为车轮可以多人同时踩踏的缘故，一旦鼓动起来，运动轻快，在烟波浩渺的湖面上奔走如飞。废帝完颜亮曾以六十万大军征南，在采石矶渡江时被宋军水师所阻遏，不能前进，当时宋朝镇江水军只以车船数艘在大江上来回驰骋，进退自如，六十万大军望之气夺。不复有渡江之念。但车船同样有自己的弱点，其余弱点故不必说，车船最大的弱点有两条：超大型车船身躯笨重在江河梗阻难行，以及车船难以经受风浪，无法在海上作战。后面一条倒没有什么阻碍，原本宋朝水军另有帆船用于海上交锋。只是第一条有些麻烦，搭载三四百人的巨型战舰的确是难以在长江汉水等主战场施展开。
所以制造江河水战所用的车船规模不可太大，类似张膛为郑云鸣规划的八车十六轮车船，已经是江河水战能够容纳的极限了，依照张膛的主意，连八车船在水上行驶时都笨重难行，最好大量制造二车和四车战船以备攻守。但郑云鸣还是坚持花费重金打造了一批八车大船，他的着眼点不在今日，而在于以后的长远考虑。总有一日宋军会装备真正的威力巨大的水战利器，而这种利器必须有空间足够大的战舰来装载它。
八车战舰正是装载巨大兵器的好平台，全舰有车轮十六、桨四十，可以搭载全副武装的战士二百二十名，踏驾兵与桨手九十名，船分上下三层，甲板上装有对准两侧的床子弩，中层开炮窗，安放有各色大小将军炮，下层为桨手和踏驾兵的蹬踏室。和传统宋军战船不同的在于荆鄂水军新造车船并没有高大的船楼可以容纳弓箭手在其中放箭，而只是在船尾建造了一个低矮的指挥楼，大船甲板就是弓弩手们的主要作战平台，为了防御敌军弓箭的袭击，在俩舷设置了一排巨大的马牌防御，在甲板上方也搭建了牛皮的战棚。
“弓箭交战必须占据高度优势，似荆鄂水军这种形制的战船，真的遇上高大的楼船可能会吃亏。”张膛曾经这么跟郑云鸣解释。
“我们要对付的不过是些木筏渔舟罢了，就算完全没有船楼，也能对蒙古人占据高度优势。”郑云鸣虽然给予这第五十九回赵信城边羌笛雨（4）
样的回答，但张膛总是不以为然，难道蒙古人一辈子都学不会造船，永远只能用走舸渔舟来作为战船吗？他知道北方也有湖泽密集的地方，如果蒙古宣差总领和当地豪强将领征发工匠，打造高大的战船，配上惯于风浪的水手，郑云鸣的这种低矮大船未必能够占得上风。
不过这个时候的孟珙已经顾不得这种带着矮楼的八车船经不经用了，他现在需要尽可能多的战船，将数万援兵分由水陆两道前往增援襄阳。
在郢州知州衙门的正堂上，一副巨大的桌案上展布着巨大的湖北地形图，郢州城外密密麻麻的红色小木块，每一个木块都是一支京湖地方宋军的部队，现在郢州城已然成为了增援上游、对襄阳附近蒙古大军进行反攻的所有宋军的前进基地。加上补给仓库这个重要职能，让郢州内外更加繁忙。
孟珙指着地图对郑云鸣说道：“现在的郢州可谓是集中了朝廷在京湖能够使用的全部机动兵力。除了官人从襄阳带出来的三千军之外，我本部三万人，江海都统带领江州、淮西兵马二万人，屯驻鄂州、岳阳的荆鄂都统司一万人，以及从江陵派遣来的权差遣江陵军马杨义都统部属一万二千人，总共七万五千大军，正准备和蒙古人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话虽然如此说，但只凭一路前去，于兵法不合。”在郑云鸣开口之前，湖广总领姚之元抢先说道：“何不兵分数路，一同前去襄阳，让蒙古人防不胜防，则襄阳之围可解？”
孟珙听了他的话，只是不置可否，转身问郑云鸣道：“此计如何？”
郑云鸣冲湖广总领点了点头，侧头对孟珙说道：“这是兵法之常，却不适用于今日，分路进兵之策，原本是为了让敌人捉摸不透进军的真正方向，使得敌人无法部署防守兵力，但今日我们面对的敌军，不但兵力比我们要多，而且都是战斗力强大机动性高的骑兵。就算他们分兵把守各处隘口，也有足够的时间集结起一支强大的野战兵力对前进途中的我军进行攻击，那时候我军分路进兵之策，反倒成就蒙古人各个击破的目的。”
李伯渊也赶忙说道：“正是如此，当年金国惯用分路进兵的招数对付蒙古人，可是每次都被蒙古人抓住一路痛打，然后其余诸路一齐崩溃，几乎没有一次能够成功的，但凡成功的都是集中一路兵力，突出奇兵，给予蒙古人意料之外的打击的。”
孟珙抬头看了看李伯渊，作为北军的典型将领，李伯渊自然是不愿意单独率领一支人马前往襄阳的。对于这些人来说手中的军队就是安身立命的本钱，万一在半路上遭遇到蒙古人第五十九回赵信城边羌笛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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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够信任的只有郑云鸣，他的主力部队依旧困在襄阳城中，自己又身负守备襄阳之责，论想要替襄阳解围的心情，汇集在郢州的诸将中应该没有人比他更迫切。他仍旧问郑云鸣道：“那么依副都统意见，应该如何处置？”
“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郑云鸣拿起一个小红木块，这是代表他本部的兵马，轻轻的沿着汉水推进到襄阳：“我带本部三千人，乘坐荆鄂水军战船先走，于路探查蒙古军包围襄阳的严密程度，等我返回襄阳之后，大帅再带领大军沿着汉水水陆并进前来，襄阳有六万守军，配合孟帅在外围的大军里外夹击，襄阳之围不难消解。”
孟珙沉吟道：“若是官人先去，岂非打草惊蛇？那曲出难保不会对继进的大军有所准备。”
“大军集结在下游，蒙古人早就已经知道这一点，我去与不去，都是一样的会严加戒备，但我先去襄阳，一则可以看清蒙古人在水上陆上的虚实，二则我若不在襄阳，城中诸将各不相能，赵制置在协调军队的时候会徒增许多麻烦。”
自然还有一桩不需要明言的事情，郑云鸣的本部人马都在襄阳城里，在郢州虽然众人对他尊敬有加，但他真正能指挥的也就是这三千人而已。这一趟出襄阳，原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蒙古军绕过襄阳渡过长江，现在经过几场漂亮的水陆交战，蒙古军渡江的计划已经完全被挫败，
这个时候的孟珙还有一桩担心，就是蒙古军会利用超过宋军数倍的机动能力，以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法，先骗取宋军主力火急驰援襄阳，然后趁着京湖腹地空虚，再度举兵南下侵扰。这也就是他在郢州反复斟酌，未敢盲动的原因之一。
但他不知道的是，蒙古人确实已经对再度侵扰京湖腹地没有了兴趣，而其原因则是一个非人力能及的因素。
郑云鸣趁着众将围拢研讨战局的当口，将孟珙叫道了屏风后无人的地方，低声问道：“我还有一件担心的事情，不好当面在众人面前讲起。如今郢州附近至少有十几个军的番号的队伍，隶属于大江上下好几个制司和戎司，这么多来头不同的军队汇集在一起，可能会出现指挥权归属的纷争。”
他皱着眉头说道：“依照朝廷用兵的惯例，自然是以官职最大的御前马军司都统的您作为总帅最为合适，而史嵩之的确也委任您节制京湖诸路军马。但您要知道史制置使毕竟管理的是沿江制置使司，而聚集在此处的军队大半是襄阳城中第五十九回赵信城边羌笛雨（4）
的赵制置使管辖，如今敌军包围襄阳，赵制置使的号令不能出高墙一寸，则大帅需要跟江陵的别副使多加沟通，免得诸将不相协，引发内部问题。”
他所说的担忧，正好敲中了孟珙的心门，自古诸侯会集，联兵出动，最大的问题就是指挥权的落实。唐以九节度、六十万大军攻史思明，战力应该说至少压过史思明五倍，但方面大帅各不相协，加上朝廷派来的观军容使不但没有起到积极协调的作用，反而从中捣乱，这才是唐军邺城之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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