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由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使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局面,史称“开元盛世”。
(1)知人善任
在长期的宫廷斗争中,玄宗李隆基培养出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超乎常人的政治才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他果断诛杀了准备谋反的韦后和安乐公主。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他又清除了预谋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一连串的宫廷事变促使他下定决心革故鼎新,整顿王族。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起,他陆续把诸王派往偏远的州任刺史,州务实权则由长史、司马掌管。另一方面又对诸王不加斥责,而维系同枝连叶的亲属间的紧密关系。在抑制权贵势力方面,玄宗更是秉公行事,严格执法,极少宽贷,以致皇后妹夫长孙昕因殴人也被立即处决。上行下效,许多地方官吏也勇于抗争权贵的不法行为,保护百姓利益。玄宗及其臣下抑制不法权贵的行为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玄宗认识到用人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他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他知人善任,把很多有才干的人都吸收到政权中来,放手让他们处理军政大事,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都是开元时期的名相,他们不负众望,各有所长,尽心尽力地辅佐玄宗。像姚崇,在被玄宗任用之前,曾上“十事疏”,大意是让玄宗抑权贵、爱爵赏、纳谏诤、绝贡献、不贪边功等,让玄宗答应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玄宗对于十事疏的内容几乎全部采纳,成为开元时期施政方针的基础。继其为相的宋璟则执法公允,扭转时弊,使开元初期的朝政渐渐迈上正轨。玄宗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韩休秉性刚正,经常冒死进谏玄宗。有时玄宗在宫中宴乐或在后苑玩打猎,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就赶紧问周围的人:“韩休知道吗?”每每这时,韩休的谏疏就已呈上。有一回,玄宗心情郁闷,持镜自顾,左右人劝道:“自从韩休为相,皇上清瘦了许多,为何不免去他的相位呢?”玄宗感慨道:“朕虽然瘦了,天下却富庶了。萧嵩奏事常顺从朕意,事后朕却常常忧心忡忡,睡不安枕。韩休直言力谏,朕反而睡得踏实。朕用韩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唐江山啊!”玄宗有这样的见识,大臣才敢尽心竭力,补偏救弊,使施政较少出现失误。
针对中宗以来吏治的种种弊病,玄宗进行了大力整顿。中宗时,吏治腐败,官员任命途径混乱不堪,朝廷甚至卖官鬻爵,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行政开支巨大。玄宗初登位时,就立即着手整饬吏治,精简官僚机构,裁减冗员。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二月,申王李成义请求把王府录事阎楚珪提拔为王府参军。宰相姚崇和卢怀慎上疏表示反对,认为授予官职应根据本人的才能,由专门机构掌管,若因为是亲朋故友,就授以官爵,势必扰乱朝纲。玄宗采纳二人奏议,拒绝了申王的请托,从此以后,请谒之风顿消。五月,又下令免去员外、试官、检授官,规定若不是有战功及诏敕特别录用的,分掌文武铨选的吏部与兵部不能轻易授官。以后又停废闲置的诸司、监、署府十余所,减免冗官三百余员。玄宗对吏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后,国家机构大为精简,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玄宗力图扭转重京官、轻外任的风气,以改善地方吏治。中宗时,常由被贬出京的官员或声望不高的人充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县令也大多为年迈或碌碌无能之辈。玄宗下制,选京官有才识的授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的授京官,这就使在京留任或出京任职的官员数目相近。这样既可提高地方官的素质,又逐渐消除了人们轻外任的偏见。
玄宗对地方官吏的素质十分重视。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五月,有人反映说今年选官太滥,一些县令名不副实,只是庸才。玄宗利用新官入谢的机会,宣召所有新任县令至宜改殿庭,亲自考核。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一人合格。玄宗立即提升他为礼泉令,其余二百多人一律退任原职,不得入第。另外,最差的四十五人,退回原地重新学习。这次的主考官也因此被贬。
当时有些高官子弟依靠祖上的功绩而步入仕途,在地方为官,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不顾律法,成为为害一方的害群之马。有鉴于此,玄宗下诏,不可授予少不更事、不通世务的朝官子弟为县官等地方官职。玄宗还建立了对刺史、县令的考核制,颁发了《整饬吏治诏》,每年由各道按察使考察刺史、县令的施政情况,按政绩的优劣分为五等,作为地方官升降的依据。玄宗即位两个月后,就召见京畿县令,勉励他们恪尽本分,爱护百姓。他又对有政绩的地方官破格提拔。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自泰山封禅返京,沿途留心察看地方官施政表现。有些地方官的嘉言懿行给玄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感慨地对丞相说道:“从前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处巡察,考察官员们的优劣与政绩,这次封禅经过诸州,亲眼所见,才知道使臣们有很多情况不能完全告诉我。怀州刺史王丘只献上几头牲畜,别无旁物。魏州刺史崔沔恭迎时不用贵重的锦绣之物,这很是俭朴。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忧国忧民,都是忠谏之语,朕将把奏书带在身边,用来告诫自己和他人。这三个人不用国财民力媚上邀宠,真是我朝的良吏啊。”于是提升王丘为尚书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定州刺史。
(2)抑欲而昌
从武则天统治晚期到中宗、睿宗以来,统治阶级只知享受,腐化堕落,社会风气日趋于下。玄宗痛下决心要扭转这股奢侈浮华之风,于是特地颁下几道敕令,禁止奢侈,提倡俭朴。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四月,玄宗首先下令销毁武则天在洛阳建的“天枢”,以示与铺张浪费的风气一刀两断。天枢用铜铁制成,很是劳民伤财,当时建造时铜铁不足,还收缴了很多民间农具熔毁,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钱财。工匠们这次用了一个多月才把天枢熔毁,之后用这些铜铁铸了钱。同时,韦后在长安城朱雀建的有数丈高的“石台”也被拆毁了。三个月后,玄宗又下诏让有关部门将宫中多余的乘舆销毁,集中金银器玩以备军国之需;并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以后妃以下不许再穿戴;还限定百官服饰,即三品官以上,可以用玉器装饰,四品官用金,五品官用银,其余官都不可以使用。妇女的服饰视丈夫或孩子的品级而定。将过去织成的锦绣服装一律染成黑色,禁止天下再采珠玉、织锦绣等,违令者罚杖刑一百,同时罢废了专供宫廷用的两京织锦坊。玄宗不仅雷厉风行地禁奢倡俭,还以身作则。这年八月,社会上风传皇帝要在民间选美,充实后宫。玄宗一听说后,马上下了一道《出宫人诏》,向天下表示要改变以往纳女入宫的做法,还要精简妃嫔以下的宫女,让其回家。下诏后就将部分宫女集中到大明宫崇明门,派人用牛车将她们送回家去。九月,玄宗又下诏禁止厚葬。诏书中说:“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因这对于死者没有好处,对生者也更是灾祸。但是近代以来,奢靡成为风气,很多人实行厚葬,大家纷纷仿效,以至于有些人倾家荡产,实在不能让这种行为流行下去了。从今以后,丧葬之家,应当有准则可以依照,有关部门根据品位高低,做出明文规定:冥器等物,制定出色数及长短大小;坟墓莹域,务必遵照简单俭朴的原则;送终的器物,不得使用金银装饰,如有违犯者,先杖打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的,并贬为远官。”而且玄宗亲自对棺椁及殉葬品等物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还率先停废了皇陵供奉鹰犬。
玄宗改革了皇帝的食封制,对诸王公主的封户数进行限制。有的公主要求增加封户,他说:“百姓上交国家的租赋并不是我个人私有。将士们在沙场上浴血奋战,不过赏赐一些绢帛,你们有什么功劳白白享受这么多封户呢?你们要懂得节俭才是。”由于玄宗身体力行提倡节俭,宫廷奢靡的风气颇有改观。
为了扭转社会风气,玄宗提拔了许多清廉之士,这些人身居要职,却两袖清风,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宰相李元纮、杜暹皆以恭身节俭闻名。与姚崇同时任相的卢怀慎,才能不如姚崇,遇事不敢决断,当时人戏称他是“伴食宰相”。但是他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一生清廉节俭,所穿所用都是一般物品。他当了宰相后,妻子儿女们生活很清苦,房子也很简陋。玄宗正是用他的清廉以镇雅俗,净化社会风气。玄宗尤为痛恨暴殄天物的行为。一次,玄宗在宫中复道中看见卫士随手倒掉吃剩的饭菜,龙颜震怒,下令要杖杀这个卫士。周围的人见玄宗为此小事动大刑,都觉得不合适,但没人敢劝阻。这时,宁王李宪从容劝道:“陛下从复道中看到这个人的错误行为而想杀了他,今后恐怕人人都惴惴不安了,陛下志在节俭,反对浪费,但也不可为一点剩饭就杀人呀。”玄宗听后从震怒中清醒过来,就释放了卫士,对兄长说:“如果不是兄长您及时点拨,我差点就滥用刑法了。”这件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玄宗尚俭的精神。
玄宗向天下倡俭戒奢,作为帝王,他也有七情六欲,有时难免纵情声色。但大臣们一提醒他就马上改正,真是从谏如流。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二月十五日,为了庆贺自己登基即位,玄宗下令打开皇城门,点上无数灯火,赐天下聚会饮酒,并奏乐歌舞,非常热闹。玄宗与太上皇(睿宗)通宵达旦登城门楼观看,很是兴奋,庆贺活动足足进行了一个多月。谏官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说:“与天下同庆应当适可而止,量力而行,现在已经损耗了这么多劳力,又花费了这么多钱财,这于陛下显示仁德是相悖的,为了净化风气,请您停止这次庆贺吧。”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百官中宣扬严挺之的忠直,还给了严挺之丰厚的赏赐。
有一次,玄宗派宦官去江南捕捉名贵水鸟,养在宫中以供观赏。而这些宦官在沿途骚扰各州百姓。路过汴州时,刺史倪若水向玄宗进言:“现在正值农忙时节,陛下为了宫中观赏下令捕捉禽鸟,而且远至江、岭,水陆传送,喂以粱肉,沿途百姓看到这些,会认为陛下爱鸟而轻视人。”玄宗听后马上赞扬了倪若水,赐帛四十段,把所捕到的鸟尽数放掉。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五月,有人告诉玄宗,说海南诸国有很多奇珍异宝,可派人去寻找;又说师子国灵药很多,而且还有老妇善于医术,可放在宫中以供使用。受这些言辞蛊惑,玄宗马上就派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去寻找。杨范臣劝阻道:“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向天下宣示不用奢侈的物品,但是今天陛下所求取的东西与前年焚毁的不是一样吗?臣是御史,就是您的耳目,若有军国大事,臣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日这事却是有人迷惑陛下而曲意逢迎,求得恩宠,对于您实行仁德一点好处也没有,臣认为也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望陛下三思而行。”玄宗引咎自责,慰谕杨范臣,收回成命。玄宗克制私欲,身体力行地奉行节俭,对禁抑奢靡、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3)发展经济
玄宗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为恢复社会经济,把农业当做一件大事来抓。玄宗派人修建大明宫,到农忙季节后,工程仍未完成,于是玄宗下诏先停止修建,等农忙之后再行修建。开元三、四年(公元715、716年)间,山东发生特大蝗灾,姚崇建议捕杀。玄宗开始非常犹豫,后认为姚崇建议可行,便大力支持捕蝗,并派遣监侍御史分赴各道,捕蝗救灾,又派使者到各州县了解官吏捕蝗情况,一一呈报朝廷,以敦促他们全力救灾。由于组织及时,措施得力,虽然连年闹灾,百姓还是没有受饥荒之苦,更没有流亡之人。玄宗多次下诏减免租税,减轻人民负担。开元年间在全国兴修了五十六项水利工程,著名的蔡州新息县的玉梁渠、蓟州三河县的孤山陂、晋州文水县的甘泉渠、买长渠等都是这时修建的。唐代共修水利工程二百六十四项,玄宗执政期间修建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扩大税收收入,玄宗刚刚即位就注意抑制豪强大族,和他们展开争夺土地和劳动人口的斗争。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至十二年(公元724年),由宇文融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田括户运动,共搜括户八十余万和大量隐瞒土地。又在姚崇为相期间,打击佛教势力。开元初年,下诏淘汰天下僧尼,各地还俗僧尼达到一万两千余人。又严禁再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止宫员与僧尼交往。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这就节约了国家资财,增加了劳动力。
此外,玄宗还巩固边防,增加屯田,调整布局,发展学术文化。总之,玄宗于开元期间对朝廷弊政进行了全面整顿。
农业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商业、交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丝织业、陶瓷业、造船等传统手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像唐三彩已成为唐代繁盛的典型代表。全国大中小城市星罗棋布,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颇为富庶,各地经济互通有无,贸易频繁,交通便利。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四通八达的几条重要交通干线,要道上设立了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驿站。陆驿备马,水驿备船。这是专供官方所用,招待商旅则另有私人开设的店。杜佑记述当时情况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沿路设店肆待,酒食丰盛。每店均有驴赁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达太原、范阳,西抵蜀川、凉府,皆备店肆,以供商旅,远出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道路通畅,交通发达,社会秩序稳定,一片太平。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期,盛唐诗歌流派众多,争相辉映。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也有突出成就,颇有盛唐气势。
开元期间国力也十分强盛。先后击退契丹、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收复了东北营州等十三州土地,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巩固了边疆,也保证了唐朝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通畅,使唐朝声名远播。
(1)知人善任
在长期的宫廷斗争中,玄宗李隆基培养出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超乎常人的政治才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他果断诛杀了准备谋反的韦后和安乐公主。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他又清除了预谋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一连串的宫廷事变促使他下定决心革故鼎新,整顿王族。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起,他陆续把诸王派往偏远的州任刺史,州务实权则由长史、司马掌管。另一方面又对诸王不加斥责,而维系同枝连叶的亲属间的紧密关系。在抑制权贵势力方面,玄宗更是秉公行事,严格执法,极少宽贷,以致皇后妹夫长孙昕因殴人也被立即处决。上行下效,许多地方官吏也勇于抗争权贵的不法行为,保护百姓利益。玄宗及其臣下抑制不法权贵的行为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玄宗认识到用人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他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他知人善任,把很多有才干的人都吸收到政权中来,放手让他们处理军政大事,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都是开元时期的名相,他们不负众望,各有所长,尽心尽力地辅佐玄宗。像姚崇,在被玄宗任用之前,曾上“十事疏”,大意是让玄宗抑权贵、爱爵赏、纳谏诤、绝贡献、不贪边功等,让玄宗答应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玄宗对于十事疏的内容几乎全部采纳,成为开元时期施政方针的基础。继其为相的宋璟则执法公允,扭转时弊,使开元初期的朝政渐渐迈上正轨。玄宗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韩休秉性刚正,经常冒死进谏玄宗。有时玄宗在宫中宴乐或在后苑玩打猎,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就赶紧问周围的人:“韩休知道吗?”每每这时,韩休的谏疏就已呈上。有一回,玄宗心情郁闷,持镜自顾,左右人劝道:“自从韩休为相,皇上清瘦了许多,为何不免去他的相位呢?”玄宗感慨道:“朕虽然瘦了,天下却富庶了。萧嵩奏事常顺从朕意,事后朕却常常忧心忡忡,睡不安枕。韩休直言力谏,朕反而睡得踏实。朕用韩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唐江山啊!”玄宗有这样的见识,大臣才敢尽心竭力,补偏救弊,使施政较少出现失误。
针对中宗以来吏治的种种弊病,玄宗进行了大力整顿。中宗时,吏治腐败,官员任命途径混乱不堪,朝廷甚至卖官鬻爵,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行政开支巨大。玄宗初登位时,就立即着手整饬吏治,精简官僚机构,裁减冗员。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二月,申王李成义请求把王府录事阎楚珪提拔为王府参军。宰相姚崇和卢怀慎上疏表示反对,认为授予官职应根据本人的才能,由专门机构掌管,若因为是亲朋故友,就授以官爵,势必扰乱朝纲。玄宗采纳二人奏议,拒绝了申王的请托,从此以后,请谒之风顿消。五月,又下令免去员外、试官、检授官,规定若不是有战功及诏敕特别录用的,分掌文武铨选的吏部与兵部不能轻易授官。以后又停废闲置的诸司、监、署府十余所,减免冗官三百余员。玄宗对吏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后,国家机构大为精简,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玄宗力图扭转重京官、轻外任的风气,以改善地方吏治。中宗时,常由被贬出京的官员或声望不高的人充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县令也大多为年迈或碌碌无能之辈。玄宗下制,选京官有才识的授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的授京官,这就使在京留任或出京任职的官员数目相近。这样既可提高地方官的素质,又逐渐消除了人们轻外任的偏见。
玄宗对地方官吏的素质十分重视。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五月,有人反映说今年选官太滥,一些县令名不副实,只是庸才。玄宗利用新官入谢的机会,宣召所有新任县令至宜改殿庭,亲自考核。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一人合格。玄宗立即提升他为礼泉令,其余二百多人一律退任原职,不得入第。另外,最差的四十五人,退回原地重新学习。这次的主考官也因此被贬。
当时有些高官子弟依靠祖上的功绩而步入仕途,在地方为官,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不顾律法,成为为害一方的害群之马。有鉴于此,玄宗下诏,不可授予少不更事、不通世务的朝官子弟为县官等地方官职。玄宗还建立了对刺史、县令的考核制,颁发了《整饬吏治诏》,每年由各道按察使考察刺史、县令的施政情况,按政绩的优劣分为五等,作为地方官升降的依据。玄宗即位两个月后,就召见京畿县令,勉励他们恪尽本分,爱护百姓。他又对有政绩的地方官破格提拔。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自泰山封禅返京,沿途留心察看地方官施政表现。有些地方官的嘉言懿行给玄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感慨地对丞相说道:“从前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处巡察,考察官员们的优劣与政绩,这次封禅经过诸州,亲眼所见,才知道使臣们有很多情况不能完全告诉我。怀州刺史王丘只献上几头牲畜,别无旁物。魏州刺史崔沔恭迎时不用贵重的锦绣之物,这很是俭朴。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忧国忧民,都是忠谏之语,朕将把奏书带在身边,用来告诫自己和他人。这三个人不用国财民力媚上邀宠,真是我朝的良吏啊。”于是提升王丘为尚书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定州刺史。
(2)抑欲而昌
从武则天统治晚期到中宗、睿宗以来,统治阶级只知享受,腐化堕落,社会风气日趋于下。玄宗痛下决心要扭转这股奢侈浮华之风,于是特地颁下几道敕令,禁止奢侈,提倡俭朴。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四月,玄宗首先下令销毁武则天在洛阳建的“天枢”,以示与铺张浪费的风气一刀两断。天枢用铜铁制成,很是劳民伤财,当时建造时铜铁不足,还收缴了很多民间农具熔毁,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钱财。工匠们这次用了一个多月才把天枢熔毁,之后用这些铜铁铸了钱。同时,韦后在长安城朱雀建的有数丈高的“石台”也被拆毁了。三个月后,玄宗又下诏让有关部门将宫中多余的乘舆销毁,集中金银器玩以备军国之需;并在殿前焚毁珠玉、锦绣,以后妃以下不许再穿戴;还限定百官服饰,即三品官以上,可以用玉器装饰,四品官用金,五品官用银,其余官都不可以使用。妇女的服饰视丈夫或孩子的品级而定。将过去织成的锦绣服装一律染成黑色,禁止天下再采珠玉、织锦绣等,违令者罚杖刑一百,同时罢废了专供宫廷用的两京织锦坊。玄宗不仅雷厉风行地禁奢倡俭,还以身作则。这年八月,社会上风传皇帝要在民间选美,充实后宫。玄宗一听说后,马上下了一道《出宫人诏》,向天下表示要改变以往纳女入宫的做法,还要精简妃嫔以下的宫女,让其回家。下诏后就将部分宫女集中到大明宫崇明门,派人用牛车将她们送回家去。九月,玄宗又下诏禁止厚葬。诏书中说:“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诫,因这对于死者没有好处,对生者也更是灾祸。但是近代以来,奢靡成为风气,很多人实行厚葬,大家纷纷仿效,以至于有些人倾家荡产,实在不能让这种行为流行下去了。从今以后,丧葬之家,应当有准则可以依照,有关部门根据品位高低,做出明文规定:冥器等物,制定出色数及长短大小;坟墓莹域,务必遵照简单俭朴的原则;送终的器物,不得使用金银装饰,如有违犯者,先杖打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的,并贬为远官。”而且玄宗亲自对棺椁及殉葬品等物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还率先停废了皇陵供奉鹰犬。
玄宗改革了皇帝的食封制,对诸王公主的封户数进行限制。有的公主要求增加封户,他说:“百姓上交国家的租赋并不是我个人私有。将士们在沙场上浴血奋战,不过赏赐一些绢帛,你们有什么功劳白白享受这么多封户呢?你们要懂得节俭才是。”由于玄宗身体力行提倡节俭,宫廷奢靡的风气颇有改观。
为了扭转社会风气,玄宗提拔了许多清廉之士,这些人身居要职,却两袖清风,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宰相李元纮、杜暹皆以恭身节俭闻名。与姚崇同时任相的卢怀慎,才能不如姚崇,遇事不敢决断,当时人戏称他是“伴食宰相”。但是他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一生清廉节俭,所穿所用都是一般物品。他当了宰相后,妻子儿女们生活很清苦,房子也很简陋。玄宗正是用他的清廉以镇雅俗,净化社会风气。玄宗尤为痛恨暴殄天物的行为。一次,玄宗在宫中复道中看见卫士随手倒掉吃剩的饭菜,龙颜震怒,下令要杖杀这个卫士。周围的人见玄宗为此小事动大刑,都觉得不合适,但没人敢劝阻。这时,宁王李宪从容劝道:“陛下从复道中看到这个人的错误行为而想杀了他,今后恐怕人人都惴惴不安了,陛下志在节俭,反对浪费,但也不可为一点剩饭就杀人呀。”玄宗听后从震怒中清醒过来,就释放了卫士,对兄长说:“如果不是兄长您及时点拨,我差点就滥用刑法了。”这件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玄宗尚俭的精神。
玄宗向天下倡俭戒奢,作为帝王,他也有七情六欲,有时难免纵情声色。但大臣们一提醒他就马上改正,真是从谏如流。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二月十五日,为了庆贺自己登基即位,玄宗下令打开皇城门,点上无数灯火,赐天下聚会饮酒,并奏乐歌舞,非常热闹。玄宗与太上皇(睿宗)通宵达旦登城门楼观看,很是兴奋,庆贺活动足足进行了一个多月。谏官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说:“与天下同庆应当适可而止,量力而行,现在已经损耗了这么多劳力,又花费了这么多钱财,这于陛下显示仁德是相悖的,为了净化风气,请您停止这次庆贺吧。”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百官中宣扬严挺之的忠直,还给了严挺之丰厚的赏赐。
有一次,玄宗派宦官去江南捕捉名贵水鸟,养在宫中以供观赏。而这些宦官在沿途骚扰各州百姓。路过汴州时,刺史倪若水向玄宗进言:“现在正值农忙时节,陛下为了宫中观赏下令捕捉禽鸟,而且远至江、岭,水陆传送,喂以粱肉,沿途百姓看到这些,会认为陛下爱鸟而轻视人。”玄宗听后马上赞扬了倪若水,赐帛四十段,把所捕到的鸟尽数放掉。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五月,有人告诉玄宗,说海南诸国有很多奇珍异宝,可派人去寻找;又说师子国灵药很多,而且还有老妇善于医术,可放在宫中以供使用。受这些言辞蛊惑,玄宗马上就派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去寻找。杨范臣劝阻道:“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向天下宣示不用奢侈的物品,但是今天陛下所求取的东西与前年焚毁的不是一样吗?臣是御史,就是您的耳目,若有军国大事,臣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今日这事却是有人迷惑陛下而曲意逢迎,求得恩宠,对于您实行仁德一点好处也没有,臣认为也不是陛下本来的意思,望陛下三思而行。”玄宗引咎自责,慰谕杨范臣,收回成命。玄宗克制私欲,身体力行地奉行节俭,对禁抑奢靡、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3)发展经济
玄宗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为恢复社会经济,把农业当做一件大事来抓。玄宗派人修建大明宫,到农忙季节后,工程仍未完成,于是玄宗下诏先停止修建,等农忙之后再行修建。开元三、四年(公元715、716年)间,山东发生特大蝗灾,姚崇建议捕杀。玄宗开始非常犹豫,后认为姚崇建议可行,便大力支持捕蝗,并派遣监侍御史分赴各道,捕蝗救灾,又派使者到各州县了解官吏捕蝗情况,一一呈报朝廷,以敦促他们全力救灾。由于组织及时,措施得力,虽然连年闹灾,百姓还是没有受饥荒之苦,更没有流亡之人。玄宗多次下诏减免租税,减轻人民负担。开元年间在全国兴修了五十六项水利工程,著名的蔡州新息县的玉梁渠、蓟州三河县的孤山陂、晋州文水县的甘泉渠、买长渠等都是这时修建的。唐代共修水利工程二百六十四项,玄宗执政期间修建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扩大税收收入,玄宗刚刚即位就注意抑制豪强大族,和他们展开争夺土地和劳动人口的斗争。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至十二年(公元724年),由宇文融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检田括户运动,共搜括户八十余万和大量隐瞒土地。又在姚崇为相期间,打击佛教势力。开元初年,下诏淘汰天下僧尼,各地还俗僧尼达到一万两千余人。又严禁再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止宫员与僧尼交往。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这就节约了国家资财,增加了劳动力。
此外,玄宗还巩固边防,增加屯田,调整布局,发展学术文化。总之,玄宗于开元期间对朝廷弊政进行了全面整顿。
农业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商业、交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丝织业、陶瓷业、造船等传统手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像唐三彩已成为唐代繁盛的典型代表。全国大中小城市星罗棋布,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广州颇为富庶,各地经济互通有无,贸易频繁,交通便利。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四通八达的几条重要交通干线,要道上设立了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驿站。陆驿备马,水驿备船。这是专供官方所用,招待商旅则另有私人开设的店。杜佑记述当时情况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沿路设店肆待,酒食丰盛。每店均有驴赁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达太原、范阳,西抵蜀川、凉府,皆备店肆,以供商旅,远出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道路通畅,交通发达,社会秩序稳定,一片太平。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期,盛唐诗歌流派众多,争相辉映。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也有突出成就,颇有盛唐气势。
开元期间国力也十分强盛。先后击退契丹、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收复了东北营州等十三州土地,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巩固了边疆,也保证了唐朝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通畅,使唐朝声名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