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房玄龄等受诏定律令，成《贞观律》。
唐太宗即位后，在与群臣讨论治国之道时，就确立了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仁政”，把隋末严刑酷法、恣意杀戮的□□全部废除，而体现在立法原则上就是宽法慎刑。唐初为了把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彻底改变，制定了《武德律》，大致上以开皇年间律法为蓝本，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重新加以删除制定。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共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有所减轻，如去掉了死刑九十二条，删去流放之刑，添加的徒刑有七十一条，其他改减轻从简的也很多，体现了唐太宗“用法重要在于宽简”的法律思想，从而把唐朝法律的基本面貌奠定下来。此外，《贞观律》又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七百条格和式。令是国家的政令和制度，格是文武百官职权的范围，式是各政务和事务部门的工作章程。律、令、格、式的各项具体规定，是一条量刑的准则，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此处置。
（1）删其苛细
不久，唐太宗又想将肉刑革除。他对大臣们说：“前代很久不施用肉刑，今天增加断人右趾的律文是十分不妥当的。”谏议大夫王珪认为：“古代以肉刑为轻罪，今陛下对被判死罪的人施以怜悯，才将本当死刑改为断趾。这些人能死里脱生，虽失一足也感陛下恩德。况且，让别人看见，也能引以为戒。”太宗还是觉得不大合适，又和萧瑀、陈叔达讨论此事。这两个人的观点与王珪相同。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上奏，把四十余件不便治国的事指出来。太宗令之与房玄龄进一步删改律令。他们上奏认为，古代刖刑是五刑之一。后废肉刑，五刑改为死、流、徒、杖、笞。今再设刖足，便成了六刑。设去绞刑的律文是为了宽弘，而增此刑又加繁峻，不符合立法宽减的精神。太宗又让其与八座共同商定奏闻，终于决定废除断趾，改换成流放三千里，令加劳役两年。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见《明堂孔□□》中五脏都附于背，叹道：“笞刑是五刑之中最轻的，但有许多人却因为受这种刑罚而死亡。古代帝王不明白其中道理，是非常可悲的！”于是下诏不许鞭犯人后背。此外，为了防止在刑具上作手脚以轻重徇情，还明文规定了扭、枷、钳、锁的长短粗细尺寸。
唐太宗强调的立法总原则是慎刑宽法，在此基础上他还注重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和简明划一性。三月初八，太宗考察囚犯的罪过记录。有个叫刘恭的犯人，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一定能够在天下取胜”，因此入狱。太宗说：“如果上天要助他兴起，朕是除不掉他的，假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字又有什么用！”于是把刘恭释放了。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不能几种律文定出一条罪。格式太多，官员不能尽记，奸小之人就会钻空子：想徇私轻判就援引轻条，想报私仇就判以重罪。因此，一定要谨慎地定出每条律文，不要出现这种弊病。”次年，他又对大臣们说：“若法令不稳定，则人心多惑，无所适从，从中就会产生奸邪。”太宗还肯定了汉代萧何辅佐汉高祖制定的法律。这些立法原则的贯彻对量刑的准确性，防止贪官污吏舞弊破坏法制是十分有利的。唐太宗确立的立法原则不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使贞观律令能够严格执行。太宗深知，如果立法者本身知法犯法，破坏法律制度，违法做事，法律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曾说：“君主禁止别人为非作歹而对自己不加约束，就好像恶火燃烧，添柴止火，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明确地表示：“法者，并不是朕一人的法，而是天下的法律制度。”因此，唐太宗很注意以身作则，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权力，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一般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唐太宗在执法守法方面的严格是有很多生动事例的。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有一件棘手的司法案件发生。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见驾，进入宫中时没有解下身佩的钢刀，监守阁门的校尉在出阁门后才发觉。当时，太宗叫大臣们讨论如何给两人定罪。宰相封德彝考虑到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太宗的妻兄，而且唐太宗十分器重他，遂提出监门校尉不能及时察觉有人带刀入室，按照法律应当斩首；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是出于疏忽，应判徒刑两年，可用铜二十斤来赎罪。太宗刚答应，掌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就提出了反驳的意见：“监门校尉没及时察觉是疏忽，长孙无忌也是由于疏忽失误而带刀入内。臣子对皇帝，不得称误。按刑律规定：‘供御饮食、汤药、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
陛下如果念无忌功勋卓著，想特别开恩宽恕他，那是您的特殊权力；如果依法而断，罚铜一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太宗听后说道：“法不是朕一人之法，而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法律。朕是不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破坏法律的。”于是叫大臣再议，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正想批准封德彝提议的时候，戴胄再次反驳道：“监门校尉是因长孙无忌才导致犯罪，按照法律应该从轻罚处；若说失误，则情况相同，而定罪如此悬殊，臣实不敢苟同。”唐太宗觉得有理，于是校尉的死罪得以免除。
法制的贯彻，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皇帝能否执法守法。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那么大臣们要奉公守法就很难了。因此，唐太宗提倡守法，认为国家的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因此一切要以法为准。有一次侍御史张玄素弹劾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一怒之下，想要将其斩首。中书舍人张文瓘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认为不应当判死刑。太宗坚持道：“国家仓粮，事关重大，如不杀他，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触犯此罪。”魏征进谏说：“陛下立法，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今如果任意改变，人们必然认为可律外定罪，致使法律失效。况且盗官粮处死，如果有更大的犯罪事件，那怎样才能加重处置呢？”一席话说得太宗心服口服，收回原来的成命，依法惩办了犯人。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仗势夺取奴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关于奴婢的所有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拘留审查，但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侍卫皇帝的千牛卫府的卫官，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凭着国戚的权利，搬弄是非。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将薛仁方杖罚一百，撤其职务。魏征极力反对道：“仁方既然担任职司，就一定会遵守国家法律，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他还特别指出：“贵族国戚本来就很难处治，若您这次袒护他的错误，恐怕以后会起更多事端。洪水还未肆意横流，自己怎么可以毁掉堤防呢？”于是太宗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
（2）公正无私
国君要严格执法，关键在于是否能做到不徇私情，公正严明。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也较出色，他不仅从原则上强调“朕所以公治天下是因为法律是大家的而不是我个人的”，而且身体力行。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发生了一件事：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并追取赃物。他上书太宗，陈述自己原是秦王府的人，希望得到宽恕。唐太宗心有恻隐，想改变原决定，仍让他官复原职。魏征立即谏阻，指出：“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假如每个都能得到您的私恩，会让好人害怕的。”唐太宗点头称是。随后，他把庞相寿召来说道：“我为秦王时，只是一府之主，今居帝位，却是四海之主，不能袒护故旧，徇私枉法。大臣们提的意见很有道理，朕哪里敢违背呀！”于是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叫他另去谋生。这个贪官只得悄然退下。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因贻误军期，受到主将李靖的责罚。他记下了这个仇恨，并诬告李靖谋反，事败被判处“减死徒边”。这时有人因为高甄生是秦王府旧功臣，请求宽大处理。唐太宗断然道：“高甄生在秦王府时的功劳诚不可忘。但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他不听李靖劝告，又进行诬陷，此若宽免，法将如何执行！国家自太原起兵以来，很多人建立了卓越功勋，若高甄生获免，则有功之人都可犯法了。这就是不能赦免他的原因。”先前房玄龄受诏修定律令，认为：“根据旧法，兄弟分了家，门庭荫庇就互不相干了，而谋反连坐时却都被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时却只处以流刑。根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妥之处。现在重新制定法令，祖孙和兄弟株连犯罪都要发配劳役。”太宗批准了。自此比照古代刑法，已去掉了一大半，全国上下拍手称快。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为劳役七十一条，凡由复杂改为简单的，改重罪为轻罪的，数不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依照高祖旧制，在太学行释奠礼，让周公做为先圣，让孔子作为配补的从祀；房玄龄等人建议以孔子为圣，颜回配享取代祭祀周公。又删减武德以降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还确定了枷、钳锁、杻、杖、笞等刑具，都有大小规格。
后来，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党仁弘贪赃一百多万，罪该处死。太宗本想赦免他，但为群臣阻拦。太宗若有所悟，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钦州。说明了其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尽了维护法律尊严的职责。对宗室皇亲，唐太宗也不允许居于法律之上。为了预防子弟们破坏法度，他选择正直的官员做师傅，教训疏导各位王侯，若发现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上奏，以便及时制止。其中严重的，也严惩不贷。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反叛篡位。太宗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想要和他一块儿谋反，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一块对承乾谋反案进行审理。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宰相杨师道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伏在地上磕头不止，哭泣着替儿子认罪。太宗也泪流满面，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赵节与其他主谋，都要被诛杀。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情与法之间，太宗仍然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律是全天下的制度，而非皇帝一人的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这样唐太宗就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扰。
对死刑的处理唐太宗特别慎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对大臣们郑重地说：“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十分珍贵。自今以后，死罪都经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及尚书、九卿合议断定，这样就可以免除些冤枉案了。”据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仅有二十九人判处死刑。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张蕴古被任命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却以为这个人疯颠是有证据的，不应治罪。太宗遂准备宽赦，而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命令在东市将张蕴古斩首。过后，太宗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由于我当时怒不可遏，即令处置”,“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是有判死刑当立即处决的，皆须五复奏。”从此，这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从《北魏律》到《隋律》，都有处决死囚需“三复奏”的条文。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二月，唐太宗进一步完善死刑审批手续。他对大臣们说：“死刑事关重大，为了避免杀错人，所以规定了三复奏。以前一天就能上奏三次，使人无暇思考，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于是规定，自今以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要“五复奏”，即在处决前一日复奏两次，处决当天复奏三次；天下诸州三复奏。还规定，在门下省审核囚犯，有据法当死而情可宽恕的，要把奏闻记录下来。此外，为了突出审批案件的严肃性，唐太宗又规定行刑日宫中不奏乐曲，皇帝不食酒肉。
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们竟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为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以法治国。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在执法方面有所失误，卿能够对其校正，朕又有什么担忧呢？”
（3）精选办案人员
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是大理寺，负责审理从刑部转来的各地疑案、死刑及中央百官的犯法案件。由于这一机构的职责关系着人的生死性命，从慎刑原则出发，唐太宗确立了大理寺官员必须精选的严格标准。戴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不但性刚正且才华横溢，又精通律令。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被任命为大理少卿。戴胄任此官后，犯龙颜，执法令，他判的案子没有一件是冤案或滥杀无辜的，而工作效率极高，审讯时引用律文，下笔如有神。大理寺卿唐临也是一个典型。他在任万泉县丞时在执法方面就有很高。有一年，有十余名年轻犯人关押在县中监狱，到春末时，虽及时降雨，可家里的土地仍没有耕种。唐临请县令暂放他们出去，县令最初没答应，后因唐临挺身担保，县令才应允。他于是和犯人约定，必须在春耕结束后立即回到监狱，这些人深受感动果然按时返回。唐临被提升大理寺卿后依然秉公执法，量刑准确。唐太宗为了尽量避免冤狱，有时还亲到大理寺查问被判死罪的囚犯有无冤屈。太宗在唐临刚任大理卿的时候，就亲自查访，发现前任官所判的十几名死囚都在大喊冤枉，而唐临判处的一名死囚却默默不语。太宗很是惊讶，因为见了皇帝畏死喊冤是一般现象，默默不语实属反常，所以就问他原因。这一死囚犯答道：“唐大人断我死罪，一定不会冤枉，所以甘愿服法。”太宗赞叹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判刑断案能够达到这样程度就好了。”随后，唐临被太宗提拔为御史大夫，还亲自给他写政绩评语为：“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唐太宗选取大理寺的官员十分慎重，并加以鼓励，无疑对公正执法的作用是很大的。
唐太宗还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造成冤案的教训，将刑讯制度加以完善。《贞观律·断狱律》中规定，审案时必须首先详察讯查，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要对其进行六十大板的刑事处分。并进一步对拷讯也作了限制：对囚犯进行拷打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他所犯法的数量；拷讯数满不承认罪状的，取保释放。此外，还规定法官滥用酷刑，拷打致死者，要以过失杀人量刑。体现唐太宗慎刑思想的这些法律条文，有力地减少了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现象，是刑讯制度的进步。在封建君主□□的政治体制下，皇帝凭着一时的喜怒而践踏法律是常有的。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也偶有出现。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总结教训，公开悔过。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唐太宗的执法慎刑。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清正忠诚耿直，将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当时很多候选官员都假冒门荫和资历，太宗命他们自省，否则就处死。没过几天，发觉了一些假冒资历的官员没有自省，太宗要杀掉他们，戴胄上奏道：“应当按照法律处以流刑。”太宗大怒：“你想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感情用事，法律则是国家用来昭示天下人的最大信用。陛下所以要杀候选官员，是因为气愤他们的假冒，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适宜，再根据法律来裁断，这就是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能够这样执行法律，朕就不必再担忧了！”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口若悬河，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而使得国内没有冤案。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交州都督李寿因贪污治罪，太宗因瀛州刺史卢祖尚廉平公直，才兼文武，招入朝，提升他为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满口答应，拜谢而出。随后，卢祖尚考虑到交州路途艰险，又称自己有病而不去任职。太宗派宰相杜如晦宣旨劝谕道：“匹夫犹重然诺，卿不应该答应了朕而又反悔！”祖尚不听。太宗再次面见，晓以道理，可卢祖尚仍然坚持己见。太宗不由大怒道：“我派人不行，如何执政！”在朝堂斩了祖尚。不久，他后悔量刑太重，对魏征说：“前时卢祖尚违背了臣子之道，可是朕杀他也实在是过于暴躁了。这是朕的过失。”于是，太宗追复了卢祖尚的官职，并根据制度将他的后代门荫受官。
（4）司法官员勇于执法
唐太宗能执法慎刑，也带动起一批勇于执法的官员。有的为守法不怕犯龙颜。如贞观初，鄃县令裴仁轨私下里违法奴役门夫，太宗大怒，要斩了他。殿中侍御史李乾佑谏道：“法令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仁轨犯了轻罪却要处之以极刑，这是刑罚不当；若此，则天下人手足无所措。臣身为司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太宗醒悟，免裴仁轨死罪，并提升李乾佑的官职。
更值得一提的是崔仁师审理冤狱，不考虑个人得失。有一次，一起“谋逆”案件发生在青州，当地州、县滥肆逮捕，个个带上枷锁。有谁能够在严刑之下不招呢？于是死囚填满了监狱。太宗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去复核。到青州后，他一反原地方官吏的作法，将被捕犯人所带的枷锁除去，给以饮食，还让沐洗干净。他以事实为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只将十余名魁首定罪，其余全部释放回家。复审结束后，崔仁师回京师奏闻。随后敕使受命前往处决犯人。这时大理少卿孙伏伽担心地对崔仁师道：“您平反了这么多人，但人情谁不贪生，恐那些死囚见同伴获免，不肯甘心，倒打一耙，您恐怕就有口难辩了。”崔仁师安然地答道：“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能为容身保位，明明知道他是冤案而不申理。万一因本人才能不高，判案中出现失误，但能以我一人性命换十名囚犯之死，也心甘情愿。”孙伏伽听到这大义凛然的话，对其十分钦佩。而敕使到州再次审讯死囚时，死囚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崔公秉公执法，事无冤滥，情愿速死。”由于唐太宗执法慎刑，使他在执法方面威望极高。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唐太宗将罪犯名单亲自过目，其中被判死罪的有三百九十人，一时动了怜悯之心，为了能让这些死囚和家人团聚一段时间，敕令将他们全部放出，定于次年秋季都到京受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九月，这些暂时放出的死囚都如期来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走。太宗对他们的诚信十分感叹，便下令赦免了他们。这件事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它只能是公平执法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时期的法制健全，皇帝执法如山，以身作则，一般官吏也能清正廉明，依法办事，所以贞观时期形成了执法严明的好风气。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也不敢违法乱纪，侵欺百姓。
唐太宗即位后，在与群臣讨论治国之道时，就确立了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仁政”，把隋末严刑酷法、恣意杀戮的□□全部废除，而体现在立法原则上就是宽法慎刑。唐初为了把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彻底改变，制定了《武德律》，大致上以开皇年间律法为蓝本，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重新加以删除制定。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共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有所减轻，如去掉了死刑九十二条，删去流放之刑，添加的徒刑有七十一条，其他改减轻从简的也很多，体现了唐太宗“用法重要在于宽简”的法律思想，从而把唐朝法律的基本面貌奠定下来。此外，《贞观律》又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七百条格和式。令是国家的政令和制度，格是文武百官职权的范围，式是各政务和事务部门的工作章程。律、令、格、式的各项具体规定，是一条量刑的准则，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此处置。
（1）删其苛细
不久，唐太宗又想将肉刑革除。他对大臣们说：“前代很久不施用肉刑，今天增加断人右趾的律文是十分不妥当的。”谏议大夫王珪认为：“古代以肉刑为轻罪，今陛下对被判死罪的人施以怜悯，才将本当死刑改为断趾。这些人能死里脱生，虽失一足也感陛下恩德。况且，让别人看见，也能引以为戒。”太宗还是觉得不大合适，又和萧瑀、陈叔达讨论此事。这两个人的观点与王珪相同。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上奏，把四十余件不便治国的事指出来。太宗令之与房玄龄进一步删改律令。他们上奏认为，古代刖刑是五刑之一。后废肉刑，五刑改为死、流、徒、杖、笞。今再设刖足，便成了六刑。设去绞刑的律文是为了宽弘，而增此刑又加繁峻，不符合立法宽减的精神。太宗又让其与八座共同商定奏闻，终于决定废除断趾，改换成流放三千里，令加劳役两年。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见《明堂孔□□》中五脏都附于背，叹道：“笞刑是五刑之中最轻的，但有许多人却因为受这种刑罚而死亡。古代帝王不明白其中道理，是非常可悲的！”于是下诏不许鞭犯人后背。此外，为了防止在刑具上作手脚以轻重徇情，还明文规定了扭、枷、钳、锁的长短粗细尺寸。
唐太宗强调的立法总原则是慎刑宽法，在此基础上他还注重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和简明划一性。三月初八，太宗考察囚犯的罪过记录。有个叫刘恭的犯人，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一定能够在天下取胜”，因此入狱。太宗说：“如果上天要助他兴起，朕是除不掉他的，假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字又有什么用！”于是把刘恭释放了。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不能几种律文定出一条罪。格式太多，官员不能尽记，奸小之人就会钻空子：想徇私轻判就援引轻条，想报私仇就判以重罪。因此，一定要谨慎地定出每条律文，不要出现这种弊病。”次年，他又对大臣们说：“若法令不稳定，则人心多惑，无所适从，从中就会产生奸邪。”太宗还肯定了汉代萧何辅佐汉高祖制定的法律。这些立法原则的贯彻对量刑的准确性，防止贪官污吏舞弊破坏法制是十分有利的。唐太宗确立的立法原则不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使贞观律令能够严格执行。太宗深知，如果立法者本身知法犯法，破坏法律制度，违法做事，法律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曾说：“君主禁止别人为非作歹而对自己不加约束，就好像恶火燃烧，添柴止火，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明确地表示：“法者，并不是朕一人的法，而是天下的法律制度。”因此，唐太宗很注意以身作则，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权力，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一般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唐太宗在执法守法方面的严格是有很多生动事例的。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有一件棘手的司法案件发生。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见驾，进入宫中时没有解下身佩的钢刀，监守阁门的校尉在出阁门后才发觉。当时，太宗叫大臣们讨论如何给两人定罪。宰相封德彝考虑到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太宗的妻兄，而且唐太宗十分器重他，遂提出监门校尉不能及时察觉有人带刀入室，按照法律应当斩首；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是出于疏忽，应判徒刑两年，可用铜二十斤来赎罪。太宗刚答应，掌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就提出了反驳的意见：“监门校尉没及时察觉是疏忽，长孙无忌也是由于疏忽失误而带刀入内。臣子对皇帝，不得称误。按刑律规定：‘供御饮食、汤药、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
陛下如果念无忌功勋卓著，想特别开恩宽恕他，那是您的特殊权力；如果依法而断，罚铜一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太宗听后说道：“法不是朕一人之法，而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法律。朕是不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破坏法律的。”于是叫大臣再议，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正想批准封德彝提议的时候，戴胄再次反驳道：“监门校尉是因长孙无忌才导致犯罪，按照法律应该从轻罚处；若说失误，则情况相同，而定罪如此悬殊，臣实不敢苟同。”唐太宗觉得有理，于是校尉的死罪得以免除。
法制的贯彻，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皇帝能否执法守法。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那么大臣们要奉公守法就很难了。因此，唐太宗提倡守法，认为国家的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因此一切要以法为准。有一次侍御史张玄素弹劾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一怒之下，想要将其斩首。中书舍人张文瓘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认为不应当判死刑。太宗坚持道：“国家仓粮，事关重大，如不杀他，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触犯此罪。”魏征进谏说：“陛下立法，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今如果任意改变，人们必然认为可律外定罪，致使法律失效。况且盗官粮处死，如果有更大的犯罪事件，那怎样才能加重处置呢？”一席话说得太宗心服口服，收回原来的成命，依法惩办了犯人。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仗势夺取奴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关于奴婢的所有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拘留审查，但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侍卫皇帝的千牛卫府的卫官，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凭着国戚的权利，搬弄是非。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将薛仁方杖罚一百，撤其职务。魏征极力反对道：“仁方既然担任职司，就一定会遵守国家法律，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他还特别指出：“贵族国戚本来就很难处治，若您这次袒护他的错误，恐怕以后会起更多事端。洪水还未肆意横流，自己怎么可以毁掉堤防呢？”于是太宗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
（2）公正无私
国君要严格执法，关键在于是否能做到不徇私情，公正严明。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也较出色，他不仅从原则上强调“朕所以公治天下是因为法律是大家的而不是我个人的”，而且身体力行。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发生了一件事：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并追取赃物。他上书太宗，陈述自己原是秦王府的人，希望得到宽恕。唐太宗心有恻隐，想改变原决定，仍让他官复原职。魏征立即谏阻，指出：“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假如每个都能得到您的私恩，会让好人害怕的。”唐太宗点头称是。随后，他把庞相寿召来说道：“我为秦王时，只是一府之主，今居帝位，却是四海之主，不能袒护故旧，徇私枉法。大臣们提的意见很有道理，朕哪里敢违背呀！”于是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叫他另去谋生。这个贪官只得悄然退下。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因贻误军期，受到主将李靖的责罚。他记下了这个仇恨，并诬告李靖谋反，事败被判处“减死徒边”。这时有人因为高甄生是秦王府旧功臣，请求宽大处理。唐太宗断然道：“高甄生在秦王府时的功劳诚不可忘。但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他不听李靖劝告，又进行诬陷，此若宽免，法将如何执行！国家自太原起兵以来，很多人建立了卓越功勋，若高甄生获免，则有功之人都可犯法了。这就是不能赦免他的原因。”先前房玄龄受诏修定律令，认为：“根据旧法，兄弟分了家，门庭荫庇就互不相干了，而谋反连坐时却都被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时却只处以流刑。根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妥之处。现在重新制定法令，祖孙和兄弟株连犯罪都要发配劳役。”太宗批准了。自此比照古代刑法，已去掉了一大半，全国上下拍手称快。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为劳役七十一条，凡由复杂改为简单的，改重罪为轻罪的，数不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依照高祖旧制，在太学行释奠礼，让周公做为先圣，让孔子作为配补的从祀；房玄龄等人建议以孔子为圣，颜回配享取代祭祀周公。又删减武德以降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还确定了枷、钳锁、杻、杖、笞等刑具，都有大小规格。
后来，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党仁弘贪赃一百多万，罪该处死。太宗本想赦免他，但为群臣阻拦。太宗若有所悟，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钦州。说明了其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尽了维护法律尊严的职责。对宗室皇亲，唐太宗也不允许居于法律之上。为了预防子弟们破坏法度，他选择正直的官员做师傅，教训疏导各位王侯，若发现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上奏，以便及时制止。其中严重的，也严惩不贷。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反叛篡位。太宗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想要和他一块儿谋反，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一块对承乾谋反案进行审理。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宰相杨师道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伏在地上磕头不止，哭泣着替儿子认罪。太宗也泪流满面，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赵节与其他主谋，都要被诛杀。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情与法之间，太宗仍然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律是全天下的制度，而非皇帝一人的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这样唐太宗就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扰。
对死刑的处理唐太宗特别慎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对大臣们郑重地说：“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十分珍贵。自今以后，死罪都经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及尚书、九卿合议断定，这样就可以免除些冤枉案了。”据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仅有二十九人判处死刑。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张蕴古被任命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却以为这个人疯颠是有证据的，不应治罪。太宗遂准备宽赦，而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命令在东市将张蕴古斩首。过后，太宗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由于我当时怒不可遏，即令处置”,“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是有判死刑当立即处决的，皆须五复奏。”从此，这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从《北魏律》到《隋律》，都有处决死囚需“三复奏”的条文。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二月，唐太宗进一步完善死刑审批手续。他对大臣们说：“死刑事关重大，为了避免杀错人，所以规定了三复奏。以前一天就能上奏三次，使人无暇思考，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于是规定，自今以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要“五复奏”，即在处决前一日复奏两次，处决当天复奏三次；天下诸州三复奏。还规定，在门下省审核囚犯，有据法当死而情可宽恕的，要把奏闻记录下来。此外，为了突出审批案件的严肃性，唐太宗又规定行刑日宫中不奏乐曲，皇帝不食酒肉。
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们竟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为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以法治国。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在执法方面有所失误，卿能够对其校正，朕又有什么担忧呢？”
（3）精选办案人员
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是大理寺，负责审理从刑部转来的各地疑案、死刑及中央百官的犯法案件。由于这一机构的职责关系着人的生死性命，从慎刑原则出发，唐太宗确立了大理寺官员必须精选的严格标准。戴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不但性刚正且才华横溢，又精通律令。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被任命为大理少卿。戴胄任此官后，犯龙颜，执法令，他判的案子没有一件是冤案或滥杀无辜的，而工作效率极高，审讯时引用律文，下笔如有神。大理寺卿唐临也是一个典型。他在任万泉县丞时在执法方面就有很高。有一年，有十余名年轻犯人关押在县中监狱，到春末时，虽及时降雨，可家里的土地仍没有耕种。唐临请县令暂放他们出去，县令最初没答应，后因唐临挺身担保，县令才应允。他于是和犯人约定，必须在春耕结束后立即回到监狱，这些人深受感动果然按时返回。唐临被提升大理寺卿后依然秉公执法，量刑准确。唐太宗为了尽量避免冤狱，有时还亲到大理寺查问被判死罪的囚犯有无冤屈。太宗在唐临刚任大理卿的时候，就亲自查访，发现前任官所判的十几名死囚都在大喊冤枉，而唐临判处的一名死囚却默默不语。太宗很是惊讶，因为见了皇帝畏死喊冤是一般现象，默默不语实属反常，所以就问他原因。这一死囚犯答道：“唐大人断我死罪，一定不会冤枉，所以甘愿服法。”太宗赞叹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判刑断案能够达到这样程度就好了。”随后，唐临被太宗提拔为御史大夫，还亲自给他写政绩评语为：“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唐太宗选取大理寺的官员十分慎重，并加以鼓励，无疑对公正执法的作用是很大的。
唐太宗还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造成冤案的教训，将刑讯制度加以完善。《贞观律·断狱律》中规定，审案时必须首先详察讯查，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要对其进行六十大板的刑事处分。并进一步对拷讯也作了限制：对囚犯进行拷打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他所犯法的数量；拷讯数满不承认罪状的，取保释放。此外，还规定法官滥用酷刑，拷打致死者，要以过失杀人量刑。体现唐太宗慎刑思想的这些法律条文，有力地减少了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现象，是刑讯制度的进步。在封建君主□□的政治体制下，皇帝凭着一时的喜怒而践踏法律是常有的。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也偶有出现。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总结教训，公开悔过。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唐太宗的执法慎刑。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清正忠诚耿直，将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当时很多候选官员都假冒门荫和资历，太宗命他们自省，否则就处死。没过几天，发觉了一些假冒资历的官员没有自省，太宗要杀掉他们，戴胄上奏道：“应当按照法律处以流刑。”太宗大怒：“你想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感情用事，法律则是国家用来昭示天下人的最大信用。陛下所以要杀候选官员，是因为气愤他们的假冒，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适宜，再根据法律来裁断，这就是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能够这样执行法律，朕就不必再担忧了！”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口若悬河，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而使得国内没有冤案。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交州都督李寿因贪污治罪，太宗因瀛州刺史卢祖尚廉平公直，才兼文武，招入朝，提升他为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满口答应，拜谢而出。随后，卢祖尚考虑到交州路途艰险，又称自己有病而不去任职。太宗派宰相杜如晦宣旨劝谕道：“匹夫犹重然诺，卿不应该答应了朕而又反悔！”祖尚不听。太宗再次面见，晓以道理，可卢祖尚仍然坚持己见。太宗不由大怒道：“我派人不行，如何执政！”在朝堂斩了祖尚。不久，他后悔量刑太重，对魏征说：“前时卢祖尚违背了臣子之道，可是朕杀他也实在是过于暴躁了。这是朕的过失。”于是，太宗追复了卢祖尚的官职，并根据制度将他的后代门荫受官。
（4）司法官员勇于执法
唐太宗能执法慎刑，也带动起一批勇于执法的官员。有的为守法不怕犯龙颜。如贞观初，鄃县令裴仁轨私下里违法奴役门夫，太宗大怒，要斩了他。殿中侍御史李乾佑谏道：“法令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仁轨犯了轻罪却要处之以极刑，这是刑罚不当；若此，则天下人手足无所措。臣身为司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太宗醒悟，免裴仁轨死罪，并提升李乾佑的官职。
更值得一提的是崔仁师审理冤狱，不考虑个人得失。有一次，一起“谋逆”案件发生在青州，当地州、县滥肆逮捕，个个带上枷锁。有谁能够在严刑之下不招呢？于是死囚填满了监狱。太宗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去复核。到青州后，他一反原地方官吏的作法，将被捕犯人所带的枷锁除去，给以饮食，还让沐洗干净。他以事实为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只将十余名魁首定罪，其余全部释放回家。复审结束后，崔仁师回京师奏闻。随后敕使受命前往处决犯人。这时大理少卿孙伏伽担心地对崔仁师道：“您平反了这么多人，但人情谁不贪生，恐那些死囚见同伴获免，不肯甘心，倒打一耙，您恐怕就有口难辩了。”崔仁师安然地答道：“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能为容身保位，明明知道他是冤案而不申理。万一因本人才能不高，判案中出现失误，但能以我一人性命换十名囚犯之死，也心甘情愿。”孙伏伽听到这大义凛然的话，对其十分钦佩。而敕使到州再次审讯死囚时，死囚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崔公秉公执法，事无冤滥，情愿速死。”由于唐太宗执法慎刑，使他在执法方面威望极高。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唐太宗将罪犯名单亲自过目，其中被判死罪的有三百九十人，一时动了怜悯之心，为了能让这些死囚和家人团聚一段时间，敕令将他们全部放出，定于次年秋季都到京受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九月，这些暂时放出的死囚都如期来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走。太宗对他们的诚信十分感叹，便下令赦免了他们。这件事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它只能是公平执法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时期的法制健全，皇帝执法如山，以身作则，一般官吏也能清正廉明，依法办事，所以贞观时期形成了执法严明的好风气。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也不敢违法乱纪，侵欺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