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江南正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那二起”涉嫌违纪”事件后，江南局党组立即启动应急方案，采取了二方面的措施进行应急处理。一方面是动用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是对树大明等“当事人”进行内部临时处理，稳定全局干部职工特别是离退休人员的情绪，将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在案件没有最后结果时，对当事人进行内部临时处理，这是一种特殊的人事管理制度。具体做法就是案情发生后致最后处理前，将当事人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换到其他合适的岗位上去，从事一些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正常情况下，是由上级岗位往下级岗位调，或重要岗位往不重要岗位调。它实质上是一种对当事人的临时劳动改造措施，让当事人进行自我反省。
在此期间，如果你有什么思想需要向组织汇报，有什么问题需要向组织交待，有什么心迹需要向领导表白，你都可以在此期间进行。这实质上是给当事人一个反省的时间。在组织上没有最后处理你时，如果你在这个时期把握得好，对以后组织上对自己的处理有很大的帮助。
话说那二起”涉嫌违纪”事件发生后，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三人立即被宣布停止一切职务，然后就是配合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江南局案件调查小组，被询问，被审查，最后是上庭作证。几个月后，侦破工作暂告结束，树大明被调到白水局正气大厅打杂，方建军被调到黑山局金蛇办事处打杂。而方丽红则停止会计工作后，继续留在机关后勤保障中心办公室，配合龚仲做一些事务性工作。
而龚仲这个所谓的当事人之一，自从上次被叫到八楼会议室，被赵一局长亲自询问，以及黑山公安局办案人员电话威胁未果后，司法部门和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局党组，就再也没有为案件的事找过龚仲了。龚仲还是继续担任机关后勤保障中心办公室主任职务，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董昕副主任给他安排的工作越来越多，不久还被再次安排负责物业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随着司法机关的介入，那二起“涉嫌违纪”事件很多不为人知真相，逐渐暴露在人们的面前。特别是黑山司法机关不停地找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等当事人进行询问、审查、上庭作证，就连出纳敬菲也曾上庭作证，但其中却没有龚仲的身影。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江南局的干部职工以及离退休人员，私下的议论声也就慢慢地大了起来。
有人疑惑地问道：“这案子不是树大明等四个人一起搞的吗？为什么司法机关只审查树大明等三人，却不审查龚仲？” 有人微微一笑，解惑似地回答道：“你不知道呢，龚仲是被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等人冤枉的，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司法机关当然不会找他。”
有人再疑惑地问道：“局党组不是公布龚仲是四个当事人之一吗？难道局党组还会冤枉他龚仲？”有人偷偷地往四周看了一下，将声音再降低八度，在那人的耳边悄悄解惑道：“你不知道呢，当时树大明等人异口同声地说是他们四个人一起搞的，龚仲毕竟只有一张嘴，怎么说得过他们三人？！”
有知道内情的人对这种解释嗤之以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你说的只是表面现象。我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是，当时调查小组是伍钢副局长负责的。而他与树大明是私交深厚的好朋友，他们有几十年的感情，当然维护树大明，按树大明三人的说法，将那案子说成是四个人一起搞的。”
有人思考了一下，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说的这情况我也知道，但赵一局长那样精明的人，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判断？再说，这案子的事，参加了就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没有参加，这是要有真凭实据的，不是象一说句话那样简单哟！”有了解赵一局长的人回答道：“这有什么奇怪的？！赵一局长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的个人生命还重，现在树大明等人搞出这样的事来，只要是与案子沾上边的人都会被严厉处罚的。”
又有人提出了疑惑：“那为什么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三人被撤职了，怎么龚仲还是继续任办公室主任？这不是明显的不公平嘛！”对于这种疑问，又有人进行了解释：“这很正常嘛！公布四个人一起搞的，是在案情暴露后不久；处理他们当事人，是在司法机关介入，并且已经有基本结果以后。”
对于这些议论，有明哲保身漠不关心的人提醒道：“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搞的，关你们什么事？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还是少议论这些是非，做好自己的事，睡好自己的觉，玩好自己的牌就行了。”在机关里，是最忌讳议论一些单位上敏感性事件的，就如大家都知道的事，上面却被一张薄薄的纸遮盖着，但大家都能接受一样。
当黑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传来后，在江南局里，这案子是“四个人”一起搞的那种说法慢慢变淡了，最后彻底破产了。但龚仲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变，他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因另外一种新的不利于龚仲的说法，又慢慢从局党组那里传了出来，另一个“莫须有”的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了龚仲的头上。那就是龚仲虽说没有参与，但他“知情不报”。
有人振振有词地说：“龚仲虽说没有参与，但他的责任比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他们三个参与者不得小。”旁边有好事者配合地问道：“这是为什么？”那人以自己独到的见解说道：“你们想想，如果当时树大明问龚仲那个所谓的好机会有没有风险时，龚仲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后，及时报告局党组，树大明等人就不会上当受骗了，那五百万元资金就不会转到黑山去了，正气物业公司就不会面临这样巨大的经济损失了。”
旁边的人听了以后，有些恍然大悟地说道：“你说的是有道理。”另一个也支持这种观点，好象发现新大陆式地说道：“你们这样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五月份，龚仲与方建军、方丽红曾一起去了黑山，当时明明知道资金已不在物业公司的账户上，但他却没有报告。你们想想，如果他报告了，我们现在也就没有这样被动了，与建行黑山分行的官司就没有这样被动了。”
最后形成了共同的意见：“龚仲虽说没有参与，也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但他没有报告局党组，才让树大明等人搞出这样的事出来，使江南正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面临这样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龚仲及时报告了，哪怕就是向财务处透露一点信息，树大明等人就不会搞出这样的案子出来。因此，龚仲虽说不是参与者，但却是知情不报者。他与树大明等三人，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
就这样，龚仲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者”的身份被莫明其妙地取消了，但又莫明其妙地变成了“知情不报者”。角色虽说转换了，但扣在他头上的那个“屎盆子”却越扣越牢。对此，马建设处长说道：“你怕得罪树大明，那就会得罪局党组。”
对于这样的说法，龚仲却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但他没有作任何申辩，他觉得现在不是申辩的时候。再说局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话，正式明确他应承担什么责任。龚仲认为，组织上正式处理他个人问题时，应该还会进行告知，给他正式申辩的机会。
当然，江南局也有很多干部职工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事与龚仲没有任何关系。树大明将那个所谓的“好机会”咨询龚仲有没有风险时，龚仲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风险，也提出了自己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树大明咨询时并没有明确地说他会做，只是说有个“好机会”。龚仲又怎么能凭此向赵一局长报告：“报告赵局长，树大明有一个想法！”
当然，如果龚仲将树大明的这个想法报告了赵一局长，这事可能是办不成了，物业公司也没有什么损失了。但当局党组询问树大明时，他会怎么回答呢？他会承认自己确实有这样一个想法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局党组总不能仅凭龚仲报告说的一个什么想法而责问树大明吧？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其中的危害性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干部职工的面前，那些站在岸上不腰痛的人，就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指责龚仲。当然也有实事求是的同志说，这是龚仲的命苦。当树大明问他能不能做时，他命中就注定了有这一劫。如果报告了，全局上下的人看到龚仲，只怕都会往一边躲，因为龚仲是一个捕风捉影打小报告的小人。
这事发生后，江南正气管理局发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全局上下，都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相互之间感觉不到内心深处那种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情感了，办任何事时都是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上了什么当，谁知道谁内心怎么想的啊。
难怪古人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江南正气管理局这种相互防范的心理，龚仲这个“参与者”转换为“知情不报者”，再一次验证了咱们老祖宗的伟大与英明。
（今天是2013年中秋佳节，祝广大读者朋友节日快乐！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在案件没有最后结果时，对当事人进行内部临时处理，这是一种特殊的人事管理制度。具体做法就是案情发生后致最后处理前，将当事人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换到其他合适的岗位上去，从事一些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正常情况下，是由上级岗位往下级岗位调，或重要岗位往不重要岗位调。它实质上是一种对当事人的临时劳动改造措施，让当事人进行自我反省。
在此期间，如果你有什么思想需要向组织汇报，有什么问题需要向组织交待，有什么心迹需要向领导表白，你都可以在此期间进行。这实质上是给当事人一个反省的时间。在组织上没有最后处理你时，如果你在这个时期把握得好，对以后组织上对自己的处理有很大的帮助。
话说那二起”涉嫌违纪”事件发生后，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三人立即被宣布停止一切职务，然后就是配合公安机关、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江南局案件调查小组，被询问，被审查，最后是上庭作证。几个月后，侦破工作暂告结束，树大明被调到白水局正气大厅打杂，方建军被调到黑山局金蛇办事处打杂。而方丽红则停止会计工作后，继续留在机关后勤保障中心办公室，配合龚仲做一些事务性工作。
而龚仲这个所谓的当事人之一，自从上次被叫到八楼会议室，被赵一局长亲自询问，以及黑山公安局办案人员电话威胁未果后，司法部门和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局党组，就再也没有为案件的事找过龚仲了。龚仲还是继续担任机关后勤保障中心办公室主任职务，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董昕副主任给他安排的工作越来越多，不久还被再次安排负责物业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随着司法机关的介入，那二起“涉嫌违纪”事件很多不为人知真相，逐渐暴露在人们的面前。特别是黑山司法机关不停地找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等当事人进行询问、审查、上庭作证，就连出纳敬菲也曾上庭作证，但其中却没有龚仲的身影。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江南局的干部职工以及离退休人员，私下的议论声也就慢慢地大了起来。
有人疑惑地问道：“这案子不是树大明等四个人一起搞的吗？为什么司法机关只审查树大明等三人，却不审查龚仲？” 有人微微一笑，解惑似地回答道：“你不知道呢，龚仲是被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等人冤枉的，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司法机关当然不会找他。”
有人再疑惑地问道：“局党组不是公布龚仲是四个当事人之一吗？难道局党组还会冤枉他龚仲？”有人偷偷地往四周看了一下，将声音再降低八度，在那人的耳边悄悄解惑道：“你不知道呢，当时树大明等人异口同声地说是他们四个人一起搞的，龚仲毕竟只有一张嘴，怎么说得过他们三人？！”
有知道内情的人对这种解释嗤之以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你说的只是表面现象。我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是，当时调查小组是伍钢副局长负责的。而他与树大明是私交深厚的好朋友，他们有几十年的感情，当然维护树大明，按树大明三人的说法，将那案子说成是四个人一起搞的。”
有人思考了一下，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说的这情况我也知道，但赵一局长那样精明的人，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判断？再说，这案子的事，参加了就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没有参加，这是要有真凭实据的，不是象一说句话那样简单哟！”有了解赵一局长的人回答道：“这有什么奇怪的？！赵一局长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的个人生命还重，现在树大明等人搞出这样的事来，只要是与案子沾上边的人都会被严厉处罚的。”
又有人提出了疑惑：“那为什么树大明、方建军、方丽红三人被撤职了，怎么龚仲还是继续任办公室主任？这不是明显的不公平嘛！”对于这种疑问，又有人进行了解释：“这很正常嘛！公布四个人一起搞的，是在案情暴露后不久；处理他们当事人，是在司法机关介入，并且已经有基本结果以后。”
对于这些议论，有明哲保身漠不关心的人提醒道：“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搞的，关你们什么事？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还是少议论这些是非，做好自己的事，睡好自己的觉，玩好自己的牌就行了。”在机关里，是最忌讳议论一些单位上敏感性事件的，就如大家都知道的事，上面却被一张薄薄的纸遮盖着，但大家都能接受一样。
当黑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传来后，在江南局里，这案子是“四个人”一起搞的那种说法慢慢变淡了，最后彻底破产了。但龚仲的处境并没有任何改变，他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因另外一种新的不利于龚仲的说法，又慢慢从局党组那里传了出来，另一个“莫须有”的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了龚仲的头上。那就是龚仲虽说没有参与，但他“知情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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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说法，龚仲却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但他没有作任何申辩，他觉得现在不是申辩的时候。再说局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话，正式明确他应承担什么责任。龚仲认为，组织上正式处理他个人问题时，应该还会进行告知，给他正式申辩的机会。
当然，江南局也有很多干部职工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事与龚仲没有任何关系。树大明将那个所谓的“好机会”咨询龚仲有没有风险时，龚仲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风险，也提出了自己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树大明咨询时并没有明确地说他会做，只是说有个“好机会”。龚仲又怎么能凭此向赵一局长报告：“报告赵局长，树大明有一个想法！”
当然，如果龚仲将树大明的这个想法报告了赵一局长，这事可能是办不成了，物业公司也没有什么损失了。但当局党组询问树大明时，他会怎么回答呢？他会承认自己确实有这样一个想法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局党组总不能仅凭龚仲报告说的一个什么想法而责问树大明吧？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其中的危害性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干部职工的面前，那些站在岸上不腰痛的人，就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指责龚仲。当然也有实事求是的同志说，这是龚仲的命苦。当树大明问他能不能做时，他命中就注定了有这一劫。如果报告了，全局上下的人看到龚仲，只怕都会往一边躲，因为龚仲是一个捕风捉影打小报告的小人。
这事发生后，江南正气管理局发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全局上下，都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相互之间感觉不到内心深处那种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情感了，办任何事时都是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上了什么当，谁知道谁内心怎么想的啊。
难怪古人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江南正气管理局这种相互防范的心理，龚仲这个“参与者”转换为“知情不报者”，再一次验证了咱们老祖宗的伟大与英明。
（今天是2013年中秋佳节，祝广大读者朋友节日快乐！家庭幸福！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