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我正试图从中醒来的噩梦。
———乔伊斯《尤利西斯》
一周之后，阿成的骨灰被送回安葬在青云山下的坟丛中。当晚不少人在阿云家和成大妈一块聚到半夜。除了亲属，还有我、戈林、乐子、苏丽夫妻、张导演和王经理。亲属走后，剩下的人似乎没有一句话可说，彼此也不知道该怎样分手。悲哀比悲哀在每个人心头投下的阴冷更令人伤心，而我的伤心却是任何人也无法想象的，我记起阿成临死前几天一连打给白屋的电话都被我搁下了，他没有听到一句乐子的声音，这是不是他彻底绝望的原因？但我现在能说什么？我什么也说不出，从昔日延续至今的全部生活也好像转眼中断了。
挨到了半夜时分，一直沉默的成大妈抬起头来环望大家一会，然后很平静地说：“你们都回家吧！”
王经理对阿云说：“阿云，你看澳门那边是不是别去了？成大妈——”
“去吧，”成大妈抢过话题说，“你们的事任由着你们去，我身体还好呢！”
阿云一声不响。张导演临走时望望乐子和阿云，半是安慰半是叮咛道：“三天后就是元旦了。”
几个人从阿云家出来，乐子一个人默默地开车走去。
苏丽刚走近我身边，戈林却过来对我说：“我今晚很寂寞，咱去我那里聊一夜天好不好？”
我见苏丽开着丈夫的车，丈夫大声喊她，我就趁机说：“你们也送送我和戈林吧！”
我和戈林下车后，苏丽夫妻驾车箭一般驰去了。
晚上我们并没有聊什么天，两人默坐到天亮时，都倦然入睡了。午后醒来，我问戈林：“咱们今天又该做什么？”
他满脸疲倦地说：“我什么也不想做了。”
我详细看看他，换了一个话题淡淡地问：“你去红光岛有几次了吗？”
“不错，是几次了。”他面朝我诚恳地说，“但我再不想去，什么也不想了。说真的，我没想到阿成会自杀，甚至没想到过什么是死。可这时想来，还是让我死了好，我已经活得很腻，看淡一切了。”
我回避似地移去目光，自言自语说：“这是什么话呢？”心里也同样冷缩成一团。
这时有人在外边敲门，我开门见是阿云走了进来。她冷冷地在房子中央站了很久。我和戈林都诧异地望着她，不知她要做什么。
我想她是来找戈林的，就对戈林说：“你们在吧，我要走了。”
“也不必走，”阿云站在那里忽然说，“我是有话给戈林说，可咱们几个人不是都熟悉得很吗，听听会妨碍什么？”
我呆了似地停下脚步，不敢正面观望她。
她说：“戈林，你和庆子刚才在房里说的话我听见了。你很苦恼、很厌倦，什么也不想了，对不对？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我呢？那么，现在你听着，我正式告诉你我要嫁给你，咱们结婚吧，什么时候都可以。我来就是要说这个，你想想然后回我一句话。再没别的事情，我走了。”她说完就冷冷地转身走出门。我抬头发现戈林一直垂头坐在床边。过一会估计阿云已经走远，我随意跟戈林打个招呼也急忙离开了。
如今我的心情和戈林一样，不同的只是有太多的牵挂，而且即使死去这些牵挂也会勾住我不放。我在头脑里面能够分辨得出，所谓牵挂实际上就是各种欲望的组合体。欲望是一切行为的动因，这时候它却变成了压在我心头的负荷。我的思维越清晰，这种负荷就越沉重。
夜晚到来以后，习惯性的身心空洞又使我想起乐子，但和她在一起的最后两个晚上却扑灭了我的欲念。我不愿意想起她的同时也不愿想别人，只想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家里，与世界隔绝起来。
我拉严窗帘，灭了灯，关上门躺在床上，始终处在似睡非睡的临界状态。我半闭双眼，外面穿窗而入的嘈杂像一阵风吹过耳边，又很快悄没声息了。
这中间我有过三次清醒。第一次是傍晚的时候有人敲门，敲了有两三分钟没有敲开就走了。我从脚步声听出是苏丽；第二次和第一次相隔半个多小时，来人只轻轻敲了两下门，静一会儿就离开了。我听不见脚步声，却听见小轿车在门前巷口的空地上掉转头迅速驰去的声音。那是乐子；第三次到了半夜时分，是戈林。他只敲了一下门，就喊我的名字，没有回应然后他也离开了。后半夜寂静无声，我觉得我已经远离一切而去，外面的世界也罢，情人和朋友也罢，什么也与我没有关联了。
第二天我变得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安静，喜欢呆在家里。长期以来可以引发我各种奇思异想的热望也在逐渐减灭。我孤独地回忆往事，像从梦中醒来一样，对此一刻的自己感到那么陌生。
我感叹过去在做着许多事情时，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冷静清醒过，而现在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愿做了，头脑思维的活力却顿然显示出来。昔日的激情和欲望被寂廖而敏感的神经质代替了，紧接着就是繁闹的白日。我毫无倦意地起床洗脸到街头吃饭，无数的声音、景观、气味和每一天都在发生的新鲜事情都通过感官一齐涌向头脑。但这一切在我都变成了一种麻木迟钝而又司空见惯的熟套模式，只是习以为常地感觉一下他们的存在而已，一点也用不着头脑去多想了。于是，冰冻的感觉拒绝了眼前的一切事物，却梦幻般地恢复重现一件件往事来，活着的意识便又如同种子发芽般开始抬头。
在这种时候，出于自我维护的本能我总是把各种不幸难堪的事情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想。我又首先想到乐子，似乎忘了我们之间的不愉快，只是满有希望地记得她昨晚来找过我。无论找我做什么，仅仅她找我时那轻轻的两个敲门声，就一整天如优美的音乐般在我耳边萦绕不散。
这就是我早晨起来第一个想到的人，而实际第一个见到的人却是戈林。我在街头吃过早点刚返回家里，他就推门进来。他说他昨晚来过，我不在家。我马上正眼对着他说：“我知道你来过，我在家里。”
他愣然望着我，张着嘴唇没有合拢。我问：“找我做什么？”
他说：“什么也不做。还是寂寞得很，想聊一夜天么。”
我说：“寂寞可以去红光岛，也可以找个女人结婚。对了，我忘了问，你是怎么回答阿云的？”
戈林脸孔变形了，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说：“我没有心情去红光岛，也没有心情结婚。我今天——”他怒睁双眼用手指着我，样子很可怕。
我忘了我信口跟他说些什么，见他那么失态，就愕然地问：“你今天怎么了？”
他泄气似地摊手摇着头，便转身出门走了。他一走，我又觉得好像什么人也没有来过，耳边又响起乐子昨晚那两个轻轻的敲门声。
我想乐子这时候一定在皇都乐园。我从一个记录本上翻出那儿的电话号码用笔写在手里，就看着拨动电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要给她打电话说什么，但期望听见她声音的愿意已经压到了其它一切顾虑。
我像下赌注或者像卸下一身重负似地拨通皇都乐园的电话，就把听筒紧紧贴在耳边。那不是乐子，我听到了阿云的声音，我惊吓得不能出声。她问：“谁呀？快说话么！”
我刚要放下电话。她忽然说：“庆子，你是庆子。”我不得不支吾着应了一声。
她说：“庆子，我正有事找你呢？”
我问：“什么事？”
“就是我的事。”她说：“我已经决定去澳门，时间也定了。过罢元旦晚会隔一天，到元月三早早晨七点钟走，机票今天早晨王经理也订下了。我要给你说的就是请客告别一事，元月二日下午在巴黎餐馆。另外，你也通知戈林一下。他一直没来电话，他的电话也打不进去，他可能摘断了线头。看来我不好亲自找她，不请他来又说不过去，话只能靠你说了。——还有，你找乐子吧？她刚回白屋去了。她这两天心情很坏，每天都回去很早……
我截断了话题问：“她病了？”
阿云停了一阵，有一声很重的呼吸，然后说：“我不知道。”就先搁下电话。
阿云要我通知戈林，我不知怎么也怕敢见戈林了，便随手去拨了他的电话号码。拨了几遍拨不通，才断定他的确摘断了电话线头。此间正是早晨上班高峰，街上人群车辆鱼贯往来。我隔着窗户玻璃朝街头呆望，眼光渐渐模糊不清，是该去找戈林还是去郊外的白屋，我犹豫一会想自己哪儿也不愿去，便腿脚僵硬地出了家门，勾着头顺着人行道茫然走去。
走不出几步，一辆崭新的嫩绿色轿车在身边刹住停下，玻璃摇下，苏丽探出头在喊：“庆子！”
我烦倦地说：“怎么总是遇到你？”望见她尖利的猜谜似的眼睛却问，“怎么今天的车换了，不是借来丈夫的吧？”
“上车吧，”她说，“上了车说。”她打开身边的车门，我和她并排坐下车就启动了。她开着车问我：“哪儿去？”
我说：“随便走动。这车——”
“我新买的。”她说，“今后你去哪儿我送你好了。”
“你不喜欢轿车，爱骑单车的，”我问，“怎么又买车了？”
她说：“公司分店太多了，不买不行，跑着方便呀！”
我说：“公司兴旺，你也变成大富婆了！”
“别什么富婆的，太难听了，我最讨厌。我是女人，不是什么富婆呀的。”她侧头嗔怪地白我一眼说：“要不为公司做事我也不要这车的。我留恋单车，要不咱们怎么有缘相识呀？”
她开始调笑说趣，我没一点心思附和她，就劈头去望车窗外面。
我厌恶地不作言语。
她说：“奇怪得很，我昨晚去红光岛见乐子了。她和一个男人在一块，可那男人不是你，我也从没见过。”
“真的吗？”
“我骗你做什么？”她说，“我以为你一直和她在一块。”
我还要再问，却沉默一会说：“别说这些了，说说别的好吗？”我表面在求告苏丽，心里已经被乐子的事情勾住了。苏丽也随即看出来，隔了足有十多分钟才轻淡地说：“看来要活在世上做人，怕只有像我这样才算最好了”。接着又似感伤自嘲地补充一句，“可我也不容易。”
我呆得像没有听见一样。苏丽见我不吱声，又换了话题问：“阿云请客的消息告诉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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