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也就是在6月底,火热的夏天到来前夕,我们小区的露天酒吧就被拆除了。

    那段时间,我尤其烦躁,每天上班下班,进进出出看着这露天酒吧,如同看着一只“老虎”盘坐在那儿,简直成了我眼中钉,肉中刺,可是却拔不掉,剔不得,动不了。

    渐渐地,我已经盘算着,有了卖掉房子的打算了。

    女儿学习受到干扰,动不动就发火;我也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但周扬却无动于衷。

    每次,我在家里提起打算卖房子的事,他就会说:

    “折腾,刚买的房子,又卖,真是喜欢折腾。”

    我说:

    “那怎么办?你看这儿也不适合学生住了,整天吵翻天,深夜都不得安宁,严重影响了我们悦宝的学习和生活。”

    但周扬却轻描淡写地说道:

    “悦宝要养成在吵闹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

    他一这么说,我和悦宝都怒怼他道:

    “吵闹的环境中,怎么学习?你说说看?”

    接着周扬又会补充解释说:

    “真不行,用棉花球捂住耳朵。”

    我说:

    “短暂时间还行,长期捂着耳朵,那肯定影响耳朵听力啊,现在悦宝正值生长发育期。”

    本想借着媒体的力量,能有所效果,谁知,一天、两天;一周、二周过去,都不见有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来我们小区调查处理。

    这很让我失望。最后我决定搬走,回到家再次对周扬说: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搬走,古代有‘孟母三迁’,我这儿只有一迁,甭说一迁,为了悦宝学习,二迁,三迁,我们也得迁……”

    这次周扬没有反驳,但也不支持,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不管,随你折腾去。”

    正当我下定决心卖掉新房搬走之际,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又看到露天酒吧在敲敲打打,我心想:“这一下好了,媒体报道不但没有阻止露天酒吧,反而助长了露天酒吧老板的嚣张气焰,今天怕是酒吧在扩建吧……”

    转而又想到:“不管它了,反正我们已决定搬走了。”

    下班回到家,我就开始忙着晚饭和家务事,等待悦宝放晚学回家吃饭。

    悦宝放学回家了,周扬下班回家了,我们就开始吃饭。

    吃好饭,我收拾碗筷,准备洗碗时,从餐厅伸头望了望外面的露天酒吧,这一望,让我喜出望外,我高声欢呼道:

    “周扬,周扬,悦宝,悦宝,快过来看,看露天酒吧拆掉了……”

    周扬和悦宝一听“露天酒吧拆掉了。”立即跑到我身边和我一起,并排站在餐厅的窗户前,看着被拆得支离破碎的棍棍棒棒,遍地都是,还有露天酒吧的挂牌也踏得粉碎,洒落一地。

    我兴奋地侧身抱着悦宝,说:

    “这下好啦,我们不用搬家,也不用卖掉新房子啦。”

    露天酒吧最终是如何被拆除掉,我至今不得而知。一开始,我心想:“可能是媒体的持续关注报道,起了作用。”后来,听说,我们小区有人到省里去上诉,才得以解决的。反正不管怎么说,露天酒吧是在我们小区业主共同努力下解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众人捡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这是不容争辩的真理。

    虽然说,这露天酒吧困扰了我很久,但是露天酒吧也成就了我,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上半年文明城市创建新闻发布之后,老站长就被打入“冷宫”,我们报也没有刊登过官方新闻发布会的稿件,无论是经济类的、民生类、城建、交通等等都没有,而其他市的相关稿件都一一亮相我们报,一连几个月都没有我们市新闻发布会的稿件,无论是市委市政府,还是部门的稿件。我们一个月一期的专刊都是些下面县市区、乡镇和公安交警派出所的一些拿不到台面的小稿件,搞得我们在报社总部上上下下都反感,责编说:

    “你们站怎么回事,连领头稿都是些小稿件,难道你们市没有大动作,大项目,不可能吧。”

    总编也问责老站长道:

    “你们站,不要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混,要和市委、市政府紧密联系,要完全服从当地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和我们报在当地主管部门的管理,要和他们保持沟通和交流,要服务好当地经济发展,不要老是刊登派出所的稿件,你们自己看看,一个整版全都是派出所的稿件,东家丢一鸡,派出所报道一下,你们也刊登一下,西家人走丢了一个人,派出所帮着找人,找着了,你们也刊登一下,搞得我们像什么,我们是经济类的大报,不是都市生活类的小报,要改变这种状况……”

    老站长在上上下下的逼紧之下,无奈,只好在宣传部找切口解决问题。

    10月底11月初,我们市召开了一次全市经济发展大会,这次会议阵容很大,市委书记、市长,及全市所辖的县市区主要领导和市直与经济工作有关的经信委、财政局、统计局等部门全部参会,会议是在我们市政府接待宾馆的会客厅举行的。本市驻外地媒体记者都应邀参会,而我们经济报却被排除在外,没被邀请参会。

    会后,各级媒体、网络都纷纷报道了这次大会,省级党报和市级党报还发了整版图文并茂地进行了后续专题报道。

    我们报总编看到后,又打电话给老站长问责来了,总编说:

    “老站长,你在下面怎么回事,你们市这么大的动作,你没有参会,也没有发稿,你想脱离政府不成,赶紧补救。”

    老站长放下电话,紧接着又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用极其微弱和哀求的口气道:

    “主任,最近我们市开了这么大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宣传部为什么通知我参加。你们不承认我,不要紧,但是你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报啊,我们经济报又不是我办的报,它是全省的唯一一份经济大报,是省委、省政府指导经济工作的舆论阵地,难道你们想不承认这份报纸?”

    外宣办主任一听老站长重话轻说其中的厉害关系,也深知自己有错,赶紧解释道:

    “老师,哪里是不承认,肯定承认啊,担心你老身体不好,所以没有通知你。”

    外宣办主任与老站长是老相识,一直称老站长为老师。

    老站长道:

    “你们不承认我,嫌我老,碍事,没关系,我们站有年轻人啊,我们派年轻人参会啊。”

    外宣办主任赶紧承诺老站长道:

    “老师,放心,下次一定邀请你们报,以后你就派年轻人参会吧。”

    从此,我就从幕后被推到了台前。

    日后,我们市所有的新闻发布会,宣传部又重新邀请了我们报,老站长都是派我前去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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