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厂长拿着我写的条子，顺利地找到了曹健良。曹健良这时刚刚荣升为处长。曹处长人头熟，把应厂长引荐给了分管此类项目的另外一位处长。
事情办成之后，应厂长拎着礼物去拜谢曹处长。应厂长虽然不知道曹处长的家庭地址，但应厂长知道曹处长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办公。而且，这间办公室的位置很僻静；从那幢办公楼的侧门进去，右手第一间便是。应厂长拎着东西进去，不显山不露水，没有第三个人看得到。
应厂长去的时候正好是中午，曹处长带着他去单位食堂吃了一份饺子。回办公室以后，曹处长从应厂长带的礼物中留了两瓶江城香醋下来，其余贵重物品一概退还。见曹处长态度坚决，应厂长也只好遵命。
回江城以后，应厂长还不死心，他总觉得欠了曹处长一份人情。
那些年，在高级礼品中，人们比较看重唐三彩。江城虽然不是唐三彩的产地，可江城友谊商店里摆卖着的一款唐三彩非常华贵。应厂长通过朋友关系换了一笔外汇券，把这款唐三彩买了回来。然后，他去邮局把这件高级礼物精心包装了一番，寄给了曹处长。
曹健良收到这款礼物之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工艺品商店摸清楚了这款唐三彩的大致价格。
这件礼物确实不同凡响，其价格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他怕寄来寄去的，把这件贵重的唐三彩损坏了，于是就决定自己买下来。
回家后，他让妻子准备好钱款。妻子拿出一张存折。妻子说，这笔钱刚刚存进去不太久，是定期的，现在取出来要损失掉一点利息。曹健良说，损失点就损失点吧。
第二天，曹健良趁外出办事的机会，把钱从银行里取了出来，然后去邮局汇款给应厂长。他在汇款单附言中写下了八个大字：“是项目好，我没帮忙。”
应厂长没有食言，他给我妹夫解决了住房问题。我妹妹倾其所有，拿出了家中这几年的全部存款五千元，剩下来的大头都是由厂里解决的。不过，为了避免引起其他职工的攀比，厂里为我妹夫支付房款的这件事，只有厂长、书记和财务部几个人知道，对外严格保密。
我妹妹家的住房困难早已迫在眉睫。他们一家三口挤在工厂医务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勉勉强强地还算过得去。问题是，我长期在外，母亲有时候生病，儿媳美文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照顾不过来，就只好到我妹妹家来住了。这时候，妹夫家祖孙三代四口人挤在这样一间小房间里，日子过得实在太窘迫。
那时候，我刚刚开始赚了一点钱，还需要用于生意上的资金周转。我本来想挤出一点钱来支援他们，再让我妹夫的父母亲也支援一点，让他们自己再借一点，买个小一点的房子。现在好了，问题终于解决了。应厂长帮了我妹夫和妹妹家的忙，也等于是帮了我的忙。现在，我只需要拿出几千块钱给妹妹，让他们简单地装修一下，他们家就可以住进两室一厅的新房了。
后来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应厂长。我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他连连摆手，反过来向我道谢：“应该谢谢你才对呀！你那位曹同学真是好人！真是好人！”
确实，曹健良真是好人。这是他父亲从小言传身教的结果。他父亲没有文化，只知道埋头苦干。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他父亲一直都是带领乡亲们苦干实干的领头人，是社长。在文革期间，他父亲进了牛棚。改革开放以后，他父亲被平反了，但由于没有文化，只能当个副乡长。他父亲总是叮嘱他：“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勤快的好人。”
曹健良是以父亲作为榜样成长起来的。他父亲虽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当社长，但他父亲工资低，家里人口多，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位穿着草鞋上小学和初中的同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从小就特别勤快，除了上学就是干活，从来就没有闲着的时候。他知道父亲没文化，做不了大事，于是就发奋学习。在恢复高考之后，他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
在那通讯十分不便的年代，我只给曹健良写过那一张托应厂长带给他的条子。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中期，陶元民建立了同学群，我跟曹健良才可以很方便地用聊天。
退休以后，曹健良和几位老哥老嫂们组成了万步健走队。在我的手机“运动健康”的小程序里可以看见，他每天的行走步数都在一万步以上，在排名榜上位居榜首。有一天他行走的步数竟高达三万步，引得同学们点赞无数。而我，只要有一天能达到五千步，就会获得他的点赞。
曹健良一生勤劳，老了也闲不住。除了健走之外，他还利用自己的专家身份，为社会服务。他不辞辛苦，经常奔波在京城内外，参加军队和地方上组织的采购招标评审会，发挥自己的余热。
因此，他虽然退休了，每天还是忙忙碌碌。不过，和退休前相比，他总归空闲了许多。有一次，他刚参加完某单位的招标采购评审，在返京的火车上，他主动和我用语音聊了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为应厂长帮忙的事，我一直记在心中。二十多年过去了，此刻我再说“谢谢”两个字，那显得太迟了。不过，我还是把这笔旧帐翻了出来。
应厂长当年申请的这个科技项目在获得机械部的资助之后，取得了很大成功，使工厂扭亏为盈。当这家工厂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应厂长遭人举报。
在举报材料中，举报人搜集了很多有关应厂长请送礼、作风不正的证据。上级纪委为此立案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应厂长确有违纪事实，但并不涉嫌犯罪。最后，应厂长被撤销厂长职务，调到其他单位继续做他的工程师。后来，我妹妹所在的这家工厂又重新沦为亏损企业。
当我提起这件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曹健良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他所经手的项目太多。应厂长所主持的那个项目，在我妹妹所在的那家工厂属于大项目，关乎于全厂两百来名职工的吃饭问题，以及我妹夫家的住房问题。而在曹健良眼中，这只是一个小项目，不值一提。
我想起应厂长在江城友谊商店购买的，后来又寄往北京的那只唐三彩。我刚刚提起“唐三彩”这三个字，马上就勾起了曹健良的记忆。
他兴奋地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件收藏品。他当年出于无奈，花了三个月的工资，被动购买的这件艺术品，现在已经升值了无数倍，成为了他家中最值钱的玩意儿。
我问他：“什么叫无数倍啊？难道有一千倍吗？你说它是家中最值钱的，难道它比房子还值钱啊？”我知道，北京的房子，那可是每套千万元级别的。
他说：“一千倍都不止。当年买的这只唐三彩属于捡漏的真品。它被有一次来我家做的一位懂行的朋友认出来了。我们带着它到《世上宝藏》电视节目现场去鉴定过。它是真品，其价值不低于我这套房子。”
在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前后的几年间，有一栏引人入胜的鉴定古董的电视节目，名叫《世上宝藏》。这个节目是由著名演员黄大师主持的。主持人在电视直播现场手持紫金槌，只要得知是赝品就立刻砸毁。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真乃至理名言也。曹健良爱人是高挑美丽的北京姑娘，她虽然不像上海姑娘那样精打细算地会过日子，但也不愿意乱花钱。为了曹健良花出去的那三个月工资，以及因定期存折提前支取而损失的利息，她心疼了好几个月。一九九三年，一位处长的月工资不会超过三百块，三个月的工资总和不会超过九百块。当年曹健良爱人心痛着花出去的这笔钱，居然带来了眼下这么一大笔财富，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话也是至理名言。曹健良是好人。他担心这件艺术品在频繁的邮寄途中会被损坏，所以自己出钱买下了它。他的这项善举，在十多年之后就获得了巨额回报。
事情办成之后，应厂长拎着礼物去拜谢曹处长。应厂长虽然不知道曹处长的家庭地址，但应厂长知道曹处长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办公。而且，这间办公室的位置很僻静；从那幢办公楼的侧门进去，右手第一间便是。应厂长拎着东西进去，不显山不露水，没有第三个人看得到。
应厂长去的时候正好是中午，曹处长带着他去单位食堂吃了一份饺子。回办公室以后，曹处长从应厂长带的礼物中留了两瓶江城香醋下来，其余贵重物品一概退还。见曹处长态度坚决，应厂长也只好遵命。
回江城以后，应厂长还不死心，他总觉得欠了曹处长一份人情。
那些年，在高级礼品中，人们比较看重唐三彩。江城虽然不是唐三彩的产地，可江城友谊商店里摆卖着的一款唐三彩非常华贵。应厂长通过朋友关系换了一笔外汇券，把这款唐三彩买了回来。然后，他去邮局把这件高级礼物精心包装了一番，寄给了曹处长。
曹健良收到这款礼物之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工艺品商店摸清楚了这款唐三彩的大致价格。
这件礼物确实不同凡响，其价格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他怕寄来寄去的，把这件贵重的唐三彩损坏了，于是就决定自己买下来。
回家后，他让妻子准备好钱款。妻子拿出一张存折。妻子说，这笔钱刚刚存进去不太久，是定期的，现在取出来要损失掉一点利息。曹健良说，损失点就损失点吧。
第二天，曹健良趁外出办事的机会，把钱从银行里取了出来，然后去邮局汇款给应厂长。他在汇款单附言中写下了八个大字：“是项目好，我没帮忙。”
应厂长没有食言，他给我妹夫解决了住房问题。我妹妹倾其所有，拿出了家中这几年的全部存款五千元，剩下来的大头都是由厂里解决的。不过，为了避免引起其他职工的攀比，厂里为我妹夫支付房款的这件事，只有厂长、书记和财务部几个人知道，对外严格保密。
我妹妹家的住房困难早已迫在眉睫。他们一家三口挤在工厂医务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勉勉强强地还算过得去。问题是，我长期在外，母亲有时候生病，儿媳美文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照顾不过来，就只好到我妹妹家来住了。这时候，妹夫家祖孙三代四口人挤在这样一间小房间里，日子过得实在太窘迫。
那时候，我刚刚开始赚了一点钱，还需要用于生意上的资金周转。我本来想挤出一点钱来支援他们，再让我妹夫的父母亲也支援一点，让他们自己再借一点，买个小一点的房子。现在好了，问题终于解决了。应厂长帮了我妹夫和妹妹家的忙，也等于是帮了我的忙。现在，我只需要拿出几千块钱给妹妹，让他们简单地装修一下，他们家就可以住进两室一厅的新房了。
后来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应厂长。我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他连连摆手，反过来向我道谢：“应该谢谢你才对呀！你那位曹同学真是好人！真是好人！”
确实，曹健良真是好人。这是他父亲从小言传身教的结果。他父亲没有文化，只知道埋头苦干。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他父亲一直都是带领乡亲们苦干实干的领头人，是社长。在文革期间，他父亲进了牛棚。改革开放以后，他父亲被平反了，但由于没有文化，只能当个副乡长。他父亲总是叮嘱他：“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勤快的好人。”
曹健良是以父亲作为榜样成长起来的。他父亲虽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当社长，但他父亲工资低，家里人口多，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位穿着草鞋上小学和初中的同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从小就特别勤快，除了上学就是干活，从来就没有闲着的时候。他知道父亲没文化，做不了大事，于是就发奋学习。在恢复高考之后，他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
在那通讯十分不便的年代，我只给曹健良写过那一张托应厂长带给他的条子。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中期，陶元民建立了同学群，我跟曹健良才可以很方便地用聊天。
退休以后，曹健良和几位老哥老嫂们组成了万步健走队。在我的手机“运动健康”的小程序里可以看见，他每天的行走步数都在一万步以上，在排名榜上位居榜首。有一天他行走的步数竟高达三万步，引得同学们点赞无数。而我，只要有一天能达到五千步，就会获得他的点赞。
曹健良一生勤劳，老了也闲不住。除了健走之外，他还利用自己的专家身份，为社会服务。他不辞辛苦，经常奔波在京城内外，参加军队和地方上组织的采购招标评审会，发挥自己的余热。
因此，他虽然退休了，每天还是忙忙碌碌。不过，和退休前相比，他总归空闲了许多。有一次，他刚参加完某单位的招标采购评审，在返京的火车上，他主动和我用语音聊了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为应厂长帮忙的事，我一直记在心中。二十多年过去了，此刻我再说“谢谢”两个字，那显得太迟了。不过，我还是把这笔旧帐翻了出来。
应厂长当年申请的这个科技项目在获得机械部的资助之后，取得了很大成功，使工厂扭亏为盈。当这家工厂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应厂长遭人举报。
在举报材料中，举报人搜集了很多有关应厂长请送礼、作风不正的证据。上级纪委为此立案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应厂长确有违纪事实，但并不涉嫌犯罪。最后，应厂长被撤销厂长职务，调到其他单位继续做他的工程师。后来，我妹妹所在的这家工厂又重新沦为亏损企业。
当我提起这件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曹健良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他所经手的项目太多。应厂长所主持的那个项目，在我妹妹所在的那家工厂属于大项目，关乎于全厂两百来名职工的吃饭问题，以及我妹夫家的住房问题。而在曹健良眼中，这只是一个小项目，不值一提。
我想起应厂长在江城友谊商店购买的，后来又寄往北京的那只唐三彩。我刚刚提起“唐三彩”这三个字，马上就勾起了曹健良的记忆。
他兴奋地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件收藏品。他当年出于无奈，花了三个月的工资，被动购买的这件艺术品，现在已经升值了无数倍，成为了他家中最值钱的玩意儿。
我问他：“什么叫无数倍啊？难道有一千倍吗？你说它是家中最值钱的，难道它比房子还值钱啊？”我知道，北京的房子，那可是每套千万元级别的。
他说：“一千倍都不止。当年买的这只唐三彩属于捡漏的真品。它被有一次来我家做的一位懂行的朋友认出来了。我们带着它到《世上宝藏》电视节目现场去鉴定过。它是真品，其价值不低于我这套房子。”
在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前后的几年间，有一栏引人入胜的鉴定古董的电视节目，名叫《世上宝藏》。这个节目是由著名演员黄大师主持的。主持人在电视直播现场手持紫金槌，只要得知是赝品就立刻砸毁。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真乃至理名言也。曹健良爱人是高挑美丽的北京姑娘，她虽然不像上海姑娘那样精打细算地会过日子，但也不愿意乱花钱。为了曹健良花出去的那三个月工资，以及因定期存折提前支取而损失的利息，她心疼了好几个月。一九九三年，一位处长的月工资不会超过三百块，三个月的工资总和不会超过九百块。当年曹健良爱人心痛着花出去的这笔钱，居然带来了眼下这么一大笔财富，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话也是至理名言。曹健良是好人。他担心这件艺术品在频繁的邮寄途中会被损坏，所以自己出钱买下了它。他的这项善举，在十多年之后就获得了巨额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