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博士还托大江为他姐夫安排一份工作。他姐夫是个人才。后来，我见过高博士的这位姐夫。他比我还要大几岁。在八十年代初，他从事机帆船长江航运业务，成为了当地的第一批万元户。致富之后，他自费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毕业之后，他知识丰富了，可生意却做亏了。几经挫折，他放弃了自己创业的打算，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过，由于他年龄偏大，大江没有马上答复高博士，只说再等等，看看有没有机会。
高博士为他姐夫找工作，这使我感到疑惑。他完全可以自己在国内投资一家小型企业，让他姐夫帮着打理不就得了吗？
后来在交谈中，我慢慢地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高博士在美国惠普旗下的公司工作，从事精密打印头的设计和制造。他自己想在国内投资的企业，也属于这类精密机械制造的行业。如果要找人打理，别说是他姐夫那样一个文科生，就是像陶总和我这样学农机的硕士，他也瞧不上。
高博士思维缜密，计划周全，做事情总是三思而行；不像我这样毛毛躁躁，随心所欲。经过他多方考察，并进行了细致的可行性研究，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回国投资办企业的打算。
他将自己所积累的财富除了敞开用于培养子女之外，还在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的海滨城市圣地亚哥，买了一套七百平米的海滨大别墅，过上了富裕而潇洒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
晚宴结束之后，代局让他的办公室主任去结账。
代局以前当镇长或后来当区农委主任时，每逢宴请，只需要在饭店老板拿来的账单上签个字就行了。可现在，他所领导的单位是个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穷单位，不能再享受签字的待遇，只能现付现结，银货两讫。
办公室主任站起身，摸了摸口袋。他似乎在担心，不知道自己带的钱够不够？我也跟着他一起走向柜台。如果他身上带的钱万一不够，我再给他补上。
还好，一结账，只花了三百块，只有我这瓶洋酒价格的三分之一。不错，这家饭店价廉物美，下次如果需要请，我也到这里来。
参加过为高博士送行的晚宴之后，我便回到上海。过了几天，我又接到陶秘的电话。他告诉我，林大江副省长明天回南京。
陶秘说，高博士托林省为他姐夫安排工作的事情启发了我们，我们何不去投靠林省门下？
对的。陶总和我正在海上漂着，代局虽然提上了正处，但是他这个单位摊子太烂，就算是派南京有名的国企扭亏能手裴忠来管理，恐怕也无回天之力。裴忠是我们的同届校友，他的事迹留待下面再说。
经陶总这么一点拨，我也茅塞顿开。我们在江城的这四位男同学，除了伍导的事业如日中天，另外两个经商的和一位从政的都步履维艰。我们三个倒霉蛋，何不奔着林省的阳光大道而去呢？
明天正好是星期天。我马上收拾了两件简单的行李，准备出发。
在上海，我住在邮电新村老工房的一套与另一户合住的单元里，厨房和卫生间是两户人家合用的。这套房子是我小表弟七年前的婚房。现在他买了新房子，这套房子就借给我住了。我这里说的“借”是真正意义上的借；我白住，不用付租金。如果是上海人说的“借房”中的“借”字，那实际上是“租”的意思，上海人管租房叫“借房”。所以，“借”这个词在上海话中，除了它本来的含义之外，还具有另一层含义。
“工房”和“公房”这两个词也常常会引起歧义。不过，只要稍微推敲一下，就不难分清楚这两个词的差异。“公房”指的是该房屋的产权是公家的，“工房”则指的是房屋的一种建筑类型。上海把住宅建筑类型划分为六类：分别为公寓、花园住宅、职工住宅(工房)、新式里弄、旧式里弄、简屋。
全国各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房改，公有住房已逐步被出售给职工。现在，只有极少量产权属于房管所的租赁住房，仍然保持着老“公房”的性质。
小表弟这套房子是一个总面积为二十多平米的套间。进门是个小厅，小厅通向一个小卧室。小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面放着我新买的一部传真机。这时候，传真机便宜了。我买了一部小型的，只花了一千多块钱。这间小厅就权且当做我的办公室。
从邮电新村到新站大约有六公里。新站是一九八七年启用的上海新火车站，其正式名称叫上海站。不过，上海本地人习惯于称它为新站。
在上海，我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自行车。这是我花了五十块钱在位于新站北出口处的旧货市场中淘来的。我骑着它来到新站，把它存在存车处，等回来的时候再骑回家。
我每次回江城时都住在妹妹家。我母亲离开我家来妹妹家居住，已经三年多了。我女儿随她母亲住在外婆家。女儿正在上高中，学习很紧张。平常只能在周日抽一点空过来看看奶奶就走。我回江城的时候，女儿也只能抽空跟我匆匆见一面。有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她就跟我在一起吃顿饭。
妹妹家的房子是一九九三年买的，两室一厅，六十平米，五万九千块钱。
我妹妹和妹夫于一九八八年从老家调到江城低压电器厂来工作。进厂之前曾向原来的厂长承诺过不找单位要房子。
原厂长把工厂经营得不死不活。妹妹和妹夫进厂三年之后，厂里换了一位姓应的新厂长。
应厂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他富于开拓精神。上任伊始，他就向市电子局上报了一个需要投资五百万元的新项目。局领导表扬了他上报的这个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得好。但是，表扬归表扬，局里面却拿不出真金白银，只能在政策上给予扶持；至于项目所需要的资金，还得应厂长自己筹措。领导还暗示他，这个项目科技含量高，可以向机械部有关部门申请资金支持。
我妹妹是会计，妹夫是厂医。因为没有住房，他俩带着刚上小学不久的女儿阿珠，暂住在工厂医务室旁边的一间小空房子里。有一次我从琼州回江城，去他们所在的这家工厂看望他们。我妹夫烧菜的手艺不错，他忙里偷闲地烧了几个菜，留我吃晚饭。正好应厂长从门口经过，妹妹就喊他过来坐坐，喝两杯洋河大曲。
应厂长性格爽朗，酒量十分了得。我们在江城喝白酒用的是小酒杯，一杯装七钱，十钱为一两。我和妹夫酒量都不行，只能一口一口地咪。而应厂长根本就不用我们劝酒，他一口一杯地连喝了五六杯，也不怎么吃菜。从酒品上就能看出他这个人有着一身的豪气。
应厂长十分健谈。他对我妹妹和妹夫在工厂里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关于我妹夫的住房问题，我们还没提，他就主动说了。
他说，我妹夫是主治医师。作为具有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厂里早就应该给他解决住房了。至于他在调进工厂之前写的那份所谓不向单位申请住房的承诺书，是不合法的。因为那份承诺不符合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在原厂长强制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他来当厂长，这份承诺书就不作数了。
应厂长才喝了四两酒，估摸着距离他的酒量连一半还不到。显然，他说的这番话不是酒话。我妹妹和妹夫激动得连眼睛都有点湿润了。我的内心也十分感动。这个厂有了应厂长这样有魄力的好领导，这个厂有希望了，我妹妹家的房子也有希望了。
“不过，”应厂长话锋一转：“现在厂里还拿不出钱。等这个项目的资金落实了，我一定会拿出几万块钱来给你们解决住房问题。我明天就进京上机械部申请这个科技项目的资金配套支持。”
我问应厂长在机械部有没有熟人。应厂长回答说：“没有呢。我在电子部倒有熟人。可是，我这个项目跟电子部搭不上边，它属于机械部在科技振兴计划中所扶持的项目。”
听应厂长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来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曹健良在机械部工作。虽然我俩这么多年以来联系不多，我甚至现在手头上连他的电话号码也没有，但我可以写个条子，让应厂长带在身上。我对应厂长说：“曹健良毕业后被分配到机械部工作已经有十个年头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肯定能打听得到。说不定他能帮上忙也未可知。”
高博士为他姐夫找工作，这使我感到疑惑。他完全可以自己在国内投资一家小型企业，让他姐夫帮着打理不就得了吗？
后来在交谈中，我慢慢地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高博士在美国惠普旗下的公司工作，从事精密打印头的设计和制造。他自己想在国内投资的企业，也属于这类精密机械制造的行业。如果要找人打理，别说是他姐夫那样一个文科生，就是像陶总和我这样学农机的硕士，他也瞧不上。
高博士思维缜密，计划周全，做事情总是三思而行；不像我这样毛毛躁躁，随心所欲。经过他多方考察，并进行了细致的可行性研究，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回国投资办企业的打算。
他将自己所积累的财富除了敞开用于培养子女之外，还在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的海滨城市圣地亚哥，买了一套七百平米的海滨大别墅，过上了富裕而潇洒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
晚宴结束之后，代局让他的办公室主任去结账。
代局以前当镇长或后来当区农委主任时，每逢宴请，只需要在饭店老板拿来的账单上签个字就行了。可现在，他所领导的单位是个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穷单位，不能再享受签字的待遇，只能现付现结，银货两讫。
办公室主任站起身，摸了摸口袋。他似乎在担心，不知道自己带的钱够不够？我也跟着他一起走向柜台。如果他身上带的钱万一不够，我再给他补上。
还好，一结账，只花了三百块，只有我这瓶洋酒价格的三分之一。不错，这家饭店价廉物美，下次如果需要请，我也到这里来。
参加过为高博士送行的晚宴之后，我便回到上海。过了几天，我又接到陶秘的电话。他告诉我，林大江副省长明天回南京。
陶秘说，高博士托林省为他姐夫安排工作的事情启发了我们，我们何不去投靠林省门下？
对的。陶总和我正在海上漂着，代局虽然提上了正处，但是他这个单位摊子太烂，就算是派南京有名的国企扭亏能手裴忠来管理，恐怕也无回天之力。裴忠是我们的同届校友，他的事迹留待下面再说。
经陶总这么一点拨，我也茅塞顿开。我们在江城的这四位男同学，除了伍导的事业如日中天，另外两个经商的和一位从政的都步履维艰。我们三个倒霉蛋，何不奔着林省的阳光大道而去呢？
明天正好是星期天。我马上收拾了两件简单的行李，准备出发。
在上海，我住在邮电新村老工房的一套与另一户合住的单元里，厨房和卫生间是两户人家合用的。这套房子是我小表弟七年前的婚房。现在他买了新房子，这套房子就借给我住了。我这里说的“借”是真正意义上的借；我白住，不用付租金。如果是上海人说的“借房”中的“借”字，那实际上是“租”的意思，上海人管租房叫“借房”。所以，“借”这个词在上海话中，除了它本来的含义之外，还具有另一层含义。
“工房”和“公房”这两个词也常常会引起歧义。不过，只要稍微推敲一下，就不难分清楚这两个词的差异。“公房”指的是该房屋的产权是公家的，“工房”则指的是房屋的一种建筑类型。上海把住宅建筑类型划分为六类：分别为公寓、花园住宅、职工住宅(工房)、新式里弄、旧式里弄、简屋。
全国各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房改，公有住房已逐步被出售给职工。现在，只有极少量产权属于房管所的租赁住房，仍然保持着老“公房”的性质。
小表弟这套房子是一个总面积为二十多平米的套间。进门是个小厅，小厅通向一个小卧室。小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面放着我新买的一部传真机。这时候，传真机便宜了。我买了一部小型的，只花了一千多块钱。这间小厅就权且当做我的办公室。
从邮电新村到新站大约有六公里。新站是一九八七年启用的上海新火车站，其正式名称叫上海站。不过，上海本地人习惯于称它为新站。
在上海，我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自行车。这是我花了五十块钱在位于新站北出口处的旧货市场中淘来的。我骑着它来到新站，把它存在存车处，等回来的时候再骑回家。
我每次回江城时都住在妹妹家。我母亲离开我家来妹妹家居住，已经三年多了。我女儿随她母亲住在外婆家。女儿正在上高中，学习很紧张。平常只能在周日抽一点空过来看看奶奶就走。我回江城的时候，女儿也只能抽空跟我匆匆见一面。有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她就跟我在一起吃顿饭。
妹妹家的房子是一九九三年买的，两室一厅，六十平米，五万九千块钱。
我妹妹和妹夫于一九八八年从老家调到江城低压电器厂来工作。进厂之前曾向原来的厂长承诺过不找单位要房子。
原厂长把工厂经营得不死不活。妹妹和妹夫进厂三年之后，厂里换了一位姓应的新厂长。
应厂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他富于开拓精神。上任伊始，他就向市电子局上报了一个需要投资五百万元的新项目。局领导表扬了他上报的这个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得好。但是，表扬归表扬，局里面却拿不出真金白银，只能在政策上给予扶持；至于项目所需要的资金，还得应厂长自己筹措。领导还暗示他，这个项目科技含量高，可以向机械部有关部门申请资金支持。
我妹妹是会计，妹夫是厂医。因为没有住房，他俩带着刚上小学不久的女儿阿珠，暂住在工厂医务室旁边的一间小空房子里。有一次我从琼州回江城，去他们所在的这家工厂看望他们。我妹夫烧菜的手艺不错，他忙里偷闲地烧了几个菜，留我吃晚饭。正好应厂长从门口经过，妹妹就喊他过来坐坐，喝两杯洋河大曲。
应厂长性格爽朗，酒量十分了得。我们在江城喝白酒用的是小酒杯，一杯装七钱，十钱为一两。我和妹夫酒量都不行，只能一口一口地咪。而应厂长根本就不用我们劝酒，他一口一杯地连喝了五六杯，也不怎么吃菜。从酒品上就能看出他这个人有着一身的豪气。
应厂长十分健谈。他对我妹妹和妹夫在工厂里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关于我妹夫的住房问题，我们还没提，他就主动说了。
他说，我妹夫是主治医师。作为具有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厂里早就应该给他解决住房了。至于他在调进工厂之前写的那份所谓不向单位申请住房的承诺书，是不合法的。因为那份承诺不符合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在原厂长强制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他来当厂长，这份承诺书就不作数了。
应厂长才喝了四两酒，估摸着距离他的酒量连一半还不到。显然，他说的这番话不是酒话。我妹妹和妹夫激动得连眼睛都有点湿润了。我的内心也十分感动。这个厂有了应厂长这样有魄力的好领导，这个厂有希望了，我妹妹家的房子也有希望了。
“不过，”应厂长话锋一转：“现在厂里还拿不出钱。等这个项目的资金落实了，我一定会拿出几万块钱来给你们解决住房问题。我明天就进京上机械部申请这个科技项目的资金配套支持。”
我问应厂长在机械部有没有熟人。应厂长回答说：“没有呢。我在电子部倒有熟人。可是，我这个项目跟电子部搭不上边，它属于机械部在科技振兴计划中所扶持的项目。”
听应厂长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来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曹健良在机械部工作。虽然我俩这么多年以来联系不多，我甚至现在手头上连他的电话号码也没有，但我可以写个条子，让应厂长带在身上。我对应厂长说：“曹健良毕业后被分配到机械部工作已经有十个年头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肯定能打听得到。说不定他能帮上忙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