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主讲人自然就落在王国良身上。外公，老林，还有王国良等人不时的插上几句，作为陪讲和解释。
王国良整理了一下思路，不紧不慢地往下说。
后来我看到有关资料，说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港最多时共有码头工人8万余人，到上海解放时留在港内的还有2. 8万人。
但是要说解放前的码头工人，除了占总数四分之一左右的正式工，其余绝大多数是临时工，就包括像你们的爷爷，小爷爷他们的那些人，他们都要在各码头游走，向包工头寻求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空着肚皮跑到码头门口等候包工头发工作票。如果这天拿不到工作票，就没有活干，没有收入，全家都得忍饥挨饿。
“可以讲，在残酷的剥削下，码头工人的生活条件非常穷困。”王国良想了想，说道，有一首码头号子是这样说的，“码头工人苦，一日有三愁：早愁工作票，午愁粮糊口，夜愁无处宿。”
你们可以想想看，每天早晨7点钟，包工头在码头入口派发工作票，领到工票的人才能做一天工，领不到工票只好去下一个码头碰运气。跑了好几个码头还领不到票，这一天就没有收入。
另外，上海江海上的特殊情况也经常导致码头工人工作非常不稳定，风向、洋流、潮汐等各种因素都会造成影响。有时没有船只装卸货，则正式工也没有工可做，有时大量船只因天气原因需要抢运，则成批招募临时工来赶工。
这些游走在各码头的临时工，被称为“野鸡工人”，他们只能到各码头去碰运气，哪里需要人手就去哪里做一天工，生活毫无保障。排队等工票的人大多也是他们。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形成了庞大的卖方市场，这样一来码头资本家就有机可乘，可以肆无忌惮地压低工人待遇而不愁无人干活。
因此，当时有一首码头谣是这样的：“等工作，吃碗饭；等不到，晒个蛋。”
所以讲，就是这样的情况，就算是拿到工作票，一天累死累活也只拿到微薄的工资，全家人又能吃些什么呢！
“开锅菜皮六谷糊，妻儿老小瘦筋骨。”
这一首码头谣又讲的是什么意思？
王国良接着解释：没有活干时，上海港码头工人的日常饮食多半是“六谷粥”。什么叫“六谷粥”？其实就是用豆渣、烂菜皮混在一块煮成稀汤，勉强度日。出门做工时，工人家属就要出门设法补贴家用，给当家人送一点杂粮和咸菜萝卜干来维持体力。挣扎在饥饿线上，停炊断顿也是常有之事。吃上一顿粗米更是奢侈行为，只有连续几天有工可做才舍得吃。
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码头工人当时的住房就更不用想了。
可以讲，尽管大上海十里洋场，寸土寸金，但却没有一片瓦属于码头工人的！
码头工作很难攒下积蓄，更谈不上结婚成家，半数的码头工人都是单身。原本有家眷的工人，若条件稍好，可以租住当地民房阁楼。租屋中往往三四家人共居一处，屋里床摞着床，只有一扇小窗通风，卫生环境恶劣一一而这已经算“上等”的生活了。
大多数码头工人则只能选择住在棚户区，在河边、臭水沟边等无人管理的地方，把毛竹用火烤弯曲之后插在地上做框架，围盖几张草席，就是一个窝棚，工人称之为“滚地龙”。每个窝棚不到半人高，一家人挤在里面，白天把稻草填入纸箱当桌椅，晚上掏出稻草当床铺。窝棚里夏不避雨冬不避寒，逢大风雨草席被吹跑，一家人还要出去冒雨寻回草席来修复。
讲到这里，大伯忍不住放下香烟，补充了几句。
他说道，实话实说，当时如果能拥有茅草棚、破木船、“滚地龙”，对当时的码头工人来说，就算是很好的栖身之地了。还有许多单身的码头工人窝棚都住不起，只好夜里就睡在屋檐下、过街楼、小菜场，甚至公共厕所也成为他们的安家处所。能遮风避雨的公共厕所就是抢手的地段，廊下、骑楼、仓库墙角、木材堆之间的空地，只要是背风和稍有遮盖的地方，都是码头工人的“家”，去早了能找块靠墙的地方呆着，去晚了就只好睡在马路边沿。若再逢连夜大雨，积水遍地，工人们连躺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站等天亮。正所谓“青天当做屋，垫的是自己的脊梁骨。”
“你们晓得伐？现在金陵东路的廊厦，外滩的元芳弄，都是当时有名的“穷汉窝”。即便如此，他们还可能要日日受到警察的驱赶、打骂。”说到这里，这时候大伯语气稍微有些提高，显然是有了情绪。
外公咳嗽了一下，清清喉咙，缓缓说道：这些情况我基本都碰到过的。当时有一句话，静的就是像你们爷爷他们那样的生活。说，“厕所房檐当窝铺，挨打受骂无处诉。
睡在露天，食住都无处着落，穿的就更可想而知了。哪一个码头工人不是混身破破烂烂的！外公想了想，又说道，不过这些码头工人当还真是有一种“阿q”精神，他们还经常自嘲：“头戴开花帽，身穿八卦衣，脚蹬金丝鞋。”
这些破帽破衣破草鞋便是码头工人的全身衣着。有的工人一件破棉袄，无论冬夏春秋，总不离身。有一首码头谣是这样唱的：“白天遮太阳，雨天当蓑衣，晚上当被盖，把头打时还可抵一抵。”
说起来这些，外公最后感慨道，上面讲的这些码头谣，字字句句饱蘸着工人的血泪，反映了他们的苦难。也可以可以说，这三句话就是老早子解放前旧上海港码头工人的真实写照。
“‘头戴开花帽，身穿八卦衣，脚踏金丝鞋’。这又怎么解释？”小毛对这句话想来想去还是不太理解，忍不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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