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含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经过反复思考,他提笔给河间王写了一封信,将长沙王一切安排细说与河间王颙,并表明其种种安排的目的,就是为压制二王。李含最后在信中写道:现在长沙王和刺史皇甫商及王浚刚刚拉上关系,还不十分密切,其余苟晞、司马虓、司马腾刚刚赴任,仁义未建,尚不可持。所以应趁长沙王羽翼未丰,早日剪除。

    李含将信送出,心中却知道,成都、河间二王应该没有什么办法应对长沙王。首先长沙王待帝甚恭,对文武百官也很尊重,使二王没有借口;其次皇太子已立了一年多,在天下名士眼中已既成事实。

    情况棘手,李含左右为难,就算长沙王不追究去年的“假诏”,有朝一日,太子登基,他的“假诏”可是以废太子立成都王为目的,进而讨伐‘立太子’的齐王冏。这对新天子的帝位根基构成大害。“你的老爹曾经下诏废你”,不要说这份“诏书”是假的,就是真的,新皇帝也要把它说成假的。到时候李含这个主谋之人,“夷三族”是免不了的。

    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咱明的不行来暗的。李含下定决心刺杀长沙王,只要长沙王一死,成都王颖作为惠帝年岁最大的弟弟,和实力最强之王,来京执政便指日可待。成都王颖执政,第一件事就会废掉太子。

    李含说做就做,暗中安排偷袭长沙王。可惜的是,他还未安排妥当,长沙王竟已经遇到刺客了。

    原来,明的不行,来暗的。竟然也是成都王颖的想法,眼见得那位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皇太子越来越名正言顺,成都王颖心中越发焦急,其多次派人来说服长沙王助己一臂之力,可是长沙王虽是对成都王恭敬有加,但在废太子、立太弟的事上,总是模糊应对,不置可否。等不及的成都王颖竟派人以送东海明珠为名,刺杀长沙王乂。

    有人说过“刺杀”成本最小,成果最大。可是刺杀的成功率也太低。这位倒霉催的无名刺客还没走入大厅,就被长沙王左常侍王矩看出破绽,拦下搜出凶器,一刀杀了。

    刺客事件一出,就表示成都王和长沙王正式决裂。长沙王知道,河间王和成都王是穿一条裤子的,也就不再客气,马上捉拿李含,以假传圣旨、迷惑二王的罪名杀掉。这里还是给二王留有余地。这下成都王、河间王去年讨伐齐王冏就不是功劳,而成了受人怂恿的过失。

    为了坐实这一点,朝廷平反了齐王冏的谋逆大罪,并封其子为王。齐王冏的罪责仅仅是误信谣言,而加害长沙王。长沙王亲手杀了齐王冏自然不能把“加害长沙王”这一条也平反掉。

    长沙王这是宣示天下,皇帝从来没有废太子讨齐王的意图,当年二王讨伐朝廷的诏书是他们伪造的,这是在舆论上陷二王于不义。

    以前的小说均‘断取’晋书段落,只说李含死于与皇甫兄弟的矛盾,这是把问题看浅了。李含与皇甫兄弟三十年的矛盾,期间李含数次落魄,皇甫兄弟为何不杀他?

    长沙王与二王决裂,长沙王手中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去年那份“假诏书”。

    “假诏书”的定性,使二王征讨齐王之功变为“讨伐朝廷”的过失。所以,长沙王必杀李含,宣示二王罪恶,以正视听。

    成都、河间二王自然打死不认账。就算顺坡下驴,把“假诏”之事全推给李含,但是被李含“假诏”蒙骗而讨伐朝廷,也是一个无法负担的政治污点。何况成都王志还在“皇太弟”之位,就更不能妥协了。

    成都王、河间王再次宣示“诏书”是李含从惠帝那里拿的。李含是再造大晋的功臣。他被小人羊玄之、皇甫商陷害而死,所以要清君侧,杀死羊玄之、皇甫商二人。并给了长沙王一个台阶,许诺长沙王只要归藩即可。

    二王要诛杀皇甫商好理解,可是为何要把羊玄之安为乱臣贼党之首呢?

    因为羊玄之是羊皇后的父亲,皇太子即位,羊皇后作为嫡母,就是将来的太后。是羊玄之一心想推女儿为太后,才硬说李含“诏书”是假的。把羊玄之说成罪魁祸首,是为将来废掉太子做好铺垫。

    羊玄之当然想保太子,但是这事儿是长沙王主办的,他不起太大作用。可是二王把罪过全压在他头上,没多久羊玄之就被吓死了。

    可是长沙王英武绝伦,可不怕吓,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应战。

    成都王说李含的诏书“封成都王为皇太弟,讨伐齐王冏”是真的,长沙王说是假,那就没有别的可谈了。即使苏秦、郦食其来说和都不行了,剩下的只有打。这次战争的导火索还是‘立嗣’!

    公元303年九月,河间王大将张方领七万西北铁骑,兵进洛阳城西,长沙王乂派皇甫商领兵出战。

    成都王以陆机为元帅,大将石超、牵秀为副,率兵二十万,进驻洛阳城东,二王对洛阳形成夹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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