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社会观是“名教出于自然”。这个观点最被玄学家重视。后来还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有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但不被重视。

    王弼的‘以无为本,以有为象’是一整套唯心的世界观。可是最后只有“以无为本”,奠定了玄学的基础。最后面的以有为象,以有为体,玄学家大多不承认。反而承认老子的“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无中生有’。

    玄学玄就玄在承认唯心的“以无为本”,却没有否定“有”(万物)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体。

    玄学之所以为玄,就拜其矛盾的世界观所赐。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这期间也有人否定过,如裴頠的崇有论,但其影响不大。裴頠的崇有论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显得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那一个时期的权臣。影响最大的还是何晏王弼的以无为本。

    从‘以无为本’中很容易得到‘以有为像’、‘以有为体’。那么为什么没有得到‘以有为像’??

    古代学说的世界观看似提纲挈领,其实他的世界观是为它的社会观服务的。由于当时成熟且可行的社会道德只有儒家学说,所以玄学当时想附着在儒学之上,就无法得出以‘无’为本,以‘有’为体(像)的最终结论。

    所以,当时的玄学的世界观产生明显的缺陷与矛盾。其认为大自然以‘无’为本,是却也不敢否认‘有’的存在性。儒学道德是一个有为的‘社会观’,如果把‘有’仅仅的化作一个影像,就不能和儒学道德相兼。玄学之所以玄,就是因为其核心是以无为本,但却不敢,也不能喊出以有为体。我们待会儿在回头谈玄学的世界观。

    玄学的社会观仍然逃离不了儒学。因为,你无论让国家无为之治,你的家族内部,庄园内部的活动一定是有为的。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观限制了玄学世界观的发挥。

    原因就是古代自由派哲学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形态。因为以他的世界观无法控制可行的社会观。何晏、王弼的思想使统治者更加放肆。以前德教使官员以求贤为最高目标,退而求其次,求虚伪。(虚伪总比**裸的抢杀要强的多)。让天下的坏人先变成伪人,世界将更美好。以色列你能不能虚伪点,不要再**裸的杀人了。

    王弼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四岁,他的理论过于偏激了,只代表了最高士族的利益,他的说法不要说寒门不同意,就是士族阶级也不认同。三等的士族还想奋斗成为二等的士族。二等的士族还想成为一等名士。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动,即使人坐在椅子上相对的静止,其实你的身体也在不停的转动,疯狂的衰老。人必须是“有为”的,三天不吃东西就会真正的静止。

    有人说什么阶级不阶级,思想学术与政治无关,可是王弼的思想是用来指导政治的,所谓“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之治”。

    王弼出身名门高族,其爷爷(继祖父)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王粲四十一岁死的时候,曹丕带文武大臣送葬,曹丕在墓前对送葬的大臣们说:“王粲好听驴叫,你们都叫一会儿。”于是一片驴叫之音!贵族士族大庄园主,大企业家的思想学术的核心一定是“自由”,首先他有自由自在生活的能力。第二,可以使他们更方便的挣钱,哪里有价差,他们就可以带上资本去哪里。所以贵族士族的思想学术一定以自由为核心。

    而穷苦大众,首先是要生存,别被克扣工钱,升个小科长的时候,别被有后台的人算计。平民的思想学术以社会公正为核心。

    中国儒学起于战国世袭贵族衰弱之时,成熟于宋之后的小农社会。所以儒学形成了一种“公正”思想。甚至有时还走进极端,如不患贫,而患不均。顺便说一下,儒学的世界观大多数情况下是唯物的。这点以后在细细讨论。

    由于我国在魏晋南朝是贵族社会,这一时期出现了自由思想,不被后世小农学者理解。但是这个自由思想以维护贵族利益为主,也波及到劳苦大众。这和明末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自由思想是不同的。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王弼在后面注上:民之远于仁,甚于远水火也,见有蹈水火死者,未尝蹈仁死者也。

    这表现出王弼作为高级士族的过度自信与张扬。孔子的意思是:我见过掉进水火之中而死的;没见过掉进仁爱之中而淹死的。王弼却展现出极端的讥讽:我见过踩踏水火而死的,没见过踩踏‘仁爱’而死的!

    历史就这样和王弼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恰恰他自己就是那个踩踏‘仁爱’而死的一位。王弼依附曹爽,常仗着年轻气盛,能言善辩而欺辱士大夫。司马氏政变成功后,先把他这一伙人革职,打发回家。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杀,形势再明朗不过。可是还没轮到他,二十三周岁的王弼就先被吓死了。任何可行的思想学说都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王弼的“以无为本”,治国‘清静无为’的观点,而“名教出于自然”的社会观又不否定庄园生产的‘有为’。被士族广泛认可。因为这维护了士族的利益。政府只需收税,民众由士族庄园来管。

    玄学第二个观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个观点是说:不把世俗观念放在心上,就能顺应本性,超脱自然。通情达理,所想不拘泥于欲·望,便能看透富贵贫贱。

    一个贫苦人,家中没了粮食,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去那里‘守静去燥’。嵇康当然也知道,所以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限制词‘夫君子者’。就是说君子才能这样,小人不行。其实就是贵族可以,别人不行。

    嵇康这个观点是向士庶天隔,人分等级又大胆的迈进一步。(士庶天隔这一名词正式提出,是在士族没落之后,刘宋之后)

    这个观点就更加自由化,甚于否定儒学社会观。在晋朝儒学最衰微时,仍被人们称为名教、圣教。孔子仍被奉为圣人。王弼讽刺儒学,但还认为孔子是圣人。而老子不是圣人,可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派只崇尚庄子。追求自由,放达,富贵长命。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思想流派,都不能否定道德。这一派否定道德,不被大多数士族接受。

    提出这个观点的嵇康,幻想了一整套长命百岁的心法,可是他在39岁时被朝廷杀了。过分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被任何社会认可。西方的自由也是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自由的基石是1961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里讲的是自由经济,但是他们对外却宣称自由是普世价值。当你若想信之后,他会把你推进教堂,说墙上的老头才是普世价值。因为西方的道德来自宗教。笔者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仁爱、正义和一切围绕人的权益。

    嵇康要求社会‘清静无为’,不要认为他自己就是清静无为的。史书记载,两次客人来访时,嵇康都在灼热的火炉边‘炼铁’。绝不是因为他有这个爱好,这只表示庄园主们对优良铁器的渴求。炼铁是那个时代最尖端,最需要的科技。

    玄学最后一个‘社会观’的观点是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有人说,这个说法使儒玄溶合。其实郭象是在生搬硬套,把玄学往回拉。希望玄学融入儒学。郭象的说法在前期不被人接受。永嘉之乱中士族被无情杀戮,使士族看清一心追崇自由,而抛弃责任的危害。‘名教即自然’这一观点开始被看重。后来这一观点在南朝影响也不大,因为后来佛学兴起,佛学道德相比于儒学的求仁求义,更符合贵族的天命论。(士庶天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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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语:

    王戎曾经有一个“三语橼”的故事,他问阮瞻(竹林七贤阮咸的儿子),玄学和儒学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看似非常深奥,但却极其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当时这些名士,他们也辨不清楚是相同还是不同。所以这名‘士族’子弟,不管是说相同,还是说不相同,都有一定理由,怎么说都对,这就证明王戎就是想封他官。可是这傻孩子却说了一句:可能相同。令王衍感叹许久。其实仔细想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应该是:可能不同。

    事后卫玠嘲笑阮瞻:“说一个字就可以当官,何必非要说三个字。”卫玠的意思就是,你不管说‘是’,或者‘否’,都能当官,何必多此一举。

    阮瞻说:“如果是真的名扬天下的大名士一个字都不说,也能当官,咱就这水平。”

    ‘当时’玄学最大的瓶颈,就是其世界观无法摆脱儒学的社会观。所以,明知道玄、儒不同,也不能说其不同。如果说完全相同,又是自欺欺人。从阮瞻和卫玠的对话来看,阮瞻的玄学认知要比卫玠高一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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