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朋友间的联系就慢慢少了起来。
每次回老家，我都是越过县城，直接到父母家，有时候住一个晚上，有时候当天就返回。这次回老家看望母亲，本来想住一晚上，次日直接回滨海的，结果当天下午老古就来电话问我回来没有？他的女儿在滨海工作，多多少少我给予了些帮助，尤其是在合同签订上，临时工变成合同工，似乎有了很大保障一样，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于是，他的女儿这两年两节前都是给我这个叔叔送点儿东西的，他呢，也总是念叨什么时间回来，一起坐坐。
于是便有了这次聚会。
老古问我再叫哪几个同学合适。我说你看着办吧，我的同桌他知道，肯定能叫。每次我们也经常叫几个女同学的，我说要不还叫姚燕吧，他说，恐怕她不能来了，见面跟你说。
来到酒店，老古已经到了。其他几个也陆续来了。等了半天，我的那个同桌才风风火火穿着制服进来了：“真草鸡了！今天拆违，你们知道拆谁吗？人大老吕的爹。这家伙，儿子在位的时候，领导都让着他，也不好意思拆他的违建大菜园和德牧别墅，如今儿子进去了，群众举报更多了，不拆不行啊。结果，这老家伙，自己躺地上打滚放赖不说，还放狗抗拒，你说咱咋办？”他喝了一口茶，扫了一眼大家好奇的眼神，继续讲故事：“这是块硬骨头。咱提前做足了功课。畜牧部门的麻醉枪今天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两枪，就把两只德牧放倒睡觉了。老家伙说什么打死了他的狗，抱着两天狗真是如丧妣考哭的那个伤心啊！”
“哎，姚燕来不来了啊？”我问老古。
“肯定不能来了。”同桌停止了他的故事，接着讲另一个故事。“她还有心思来见你陪你喝酒？做梦吧你！”他猥亵地不怀好意地哟用手指点化着我。这也就是高中同桌。我很好奇，毕竟姚燕算是我们同学中的活跃分子，并且长得很受人喜欢，高考虽然落榜，但是那年考干成绩不错，进了文化局，沉默多年以后，终于副股、正股、副科、正科地厚积薄发起来，担任了文化局一把手。有几次她来滨海开会或者公干，滨海的高中同学跟她聚过很多次，同样，我们回老家，她也几次做东请我们几个，只不过，这两年来往不是很多，吃喝风杀跌是一个方面，年龄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你不知道？她出事了！”同桌趴在我耳朵上告诉我。“来来来，人都到齐了，老古倒酒，咱边喝边聊。”同桌在县城执法部门也算是老人了，很多同学家里有个啥事儿都乐意找他咨询或者请他帮点儿忙，他也是很热心肠却又很有分寸。
陆陆续续，同桌把故事给我讲完了：人大副主任老吕干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有些女干部“睡后提拔”的现象出现。我们同学姚燕的业务能力、各方面口碑都是局里局外公认的，她的文章不少刊登简报，并在县城里有才女的称谓。可是呢，职务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职称因为名额有限也是有资质没聘书，工资原地踏步不说，眼看着被那些年轻人甩到了后边，她渐渐地有了抑郁的倾向。人都想干好工作，都想被认可，被肯定，而认可和肯定的唯一办法不是说你是才女，是帅哥，而是涨工资。而涨工资的唯一办法就是职务升迁，哪怕提拔个副股长也算是免免羞啊，可是，很多人，在县委大院上了一辈子班，退休的时候，还是科员，连个副股长都没任命过。
老吕被举报，首要问题不是作风问题，而是人才公寓。这家伙竟然联合开发商，把七八套人才房弄成了自己亲戚姊妹的名下。他在交代问题的时候，据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竹筒倒豆子一样倾盘而出。一笔笔二三万元的受贿记得清清楚楚，给张三的孩子从外地调到县城教学收了多少，给李四的外甥提拔副科收了多少，跟谁谁谁有过不正当关系几次，在那个地方，甚至是办公室都交代的面面俱到。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姚燕同学。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套路基本一样，不但送过一二万的红包，还送上了自己。等有关部门人员找到她的时候，她想极力掩盖，却又不得要领，最后干脆承认了。而另外一个呢？打死就是不承认：“他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屎盆子没有这么扣的，我要找他当面对质……”弄得办案人员很是无语。
结果就是，姚燕同学被安排到了残联，虚职正科，也就是享受待遇，但是很少上班。据说，精神更加抑郁，有人说她经常去滨海的精神疾病中心看医生……而另外那个女同学，调离原单位，去了另一个部门继续当一把手，一副没事儿人一样。
说起老吕，同桌很解气地说：“他早晚要出事儿。我的那次调动，是在平常的一次调动了，可是他却拖拖拉拉迟迟不办，最后我迫不得已买两条华子送去才办了，而这个老吕是不抽烟的。你说可恨不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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