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提出的“千军万马招商，千方百计引资”的“双千”工程，滨海市要求所有厅局级单位成立专门招商引资办公室。于是，牛总在某次例会后告诉我和我的同事——一个跟我一直一个办公室四年的黄大姐：“你俩明天就去委招商办报到上班,刚成立的部门。”
办公室负责人是另一名副科级干部，我们还兼任滨海开发区招商部的职务。我的老同事，老领导，老大哥邓哲順，“等着順”，这名字一听就是人生顺利的样子：他本来大学毕业后在外地教书的，后来调回本市，在国营某宾馆负责客房部，后来听说我们成立管委会，他通过自家拥有的资源调到了刚筹建的索道站，建成后任第一任站长。我毕业后第二年就是来到这里工作的，他是我的领导。吕副站长是技术型的，干工作很拼。记得某个夏天晚上，他挑灯夜战，带领工人更换索道钢丝绳，天亮后我看到他雪白的后背和胳膊上到处都是文冲叮咬的红包。那天晚上，所有男职工都没走，他叫我不用动手，到处走动观察，任务是写一篇报道性文章发表到本地媒体。此日上午，我找邓站长签字邮寄新闻稿，他大体扫了一眼，立刻揉成一团扔到了纸花篓里：“就这？也值得宣传？”我悻悻地跟副站长说了，他一言不发。
两位站长年龄相仿，有血气方刚。某日为工作的事儿，二人发生了一些争吵，记得邓对吕副站长的话是“小吕，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后来他俩先后去了滨海开发区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一个分管招商引资，一个分管拆迁和建设。而在与香港公司谈判签约那天，邓副总却坐在了对方位置。有个笑话也可能是真的，说当时的总指挥提醒他：“小邓，那是港方位置，咱们在这边。”他回答说：“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是港方代表了。”原来他辞职去了香港公司，据说年薪50万港币。可惜的是，项目搁浅，他从新回归单位，从科员做起，陆续又是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地提拔，最后去了国资平台公司董事长位置，年薪据说60万。太顺利的人生：在他担任正处级林区主任的时候，仙山起了一把大火。区林业局局长和他被免职，要么退休要么去企业，那个局长退休回家了，他去了国资公司干董事长。
吕副站长后来去了新成立的新区任东部开发总指挥，后来干了某局局长，再后来，到了更远的郊区县级市干了副市长、市长、书记，又调回市区任某区区长、书记，再后来去了内陆地级城市干市长、书记，后来是副省长，而邓呢，年满六十，退休了。
招商办的办公室很高大上。2000年上网的电脑也只有我们这个办公室，用的是一线通设备，死贵，一个小时三四元的样子吧。有的邻居下班后就常常借用我们的电脑，上网聊个qq，或者去sohu聊天室聊天泡妞，甚至看一些黄色视频啥的，三来二去，每个月的上网费就高得让财务处领导很有成见，我们只能解释说打了几个国际长途，联系国际业务。财务处处长哑然。
区委书记突然亲自带队，有审计局、财政局、组织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对我们滨海开发区进行单位冻结审计，人财物不许动。而背后听到的声音是，有人举报区委书记贪污受贿，在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他声东击西，反而说我们滨海开发区开发中存在问题。
我们的区委书记年富力强，曾任市涉外部部长，可谓是滨海的一颗政治新星。原区委书记因病治疗，他很快从区长升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曾经在一次科级干部竞争上岗动员大会上，他说了几句话令我记忆犹新：“有人说我傍大款，和商人交朋友。同志们，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的压力如此之大，我不去跟商人交朋友，难道去和普通老百姓甚至乞丐交朋友吗？我们的招商任务如何能完成呢？”“这次竞争上岗，大家一定要认真准备，但是也不要有太大压力影响正常工作。你文化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也可能证明你是一个书呆子，不见的就提拔你。你考试成绩不及格，但是因为工作能力强，也一样提拔重用你。”大家私下议论：“那么这次考试还有必要吗？”果然，成绩较为优秀的几个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提拔，而有的只上过职高的、文化水平了了的却一鸣惊人——有从副科直接提拔为副处的，据说一个女同志激动的热泪盈眶。
香港英台基金董事长莫学厚经过几次的接洽，计划投资五十亿港元迁出仙山景区里所有原居民，将景区包装成为佛教仙山在香港h股上市。这一大手笔投资计划引起区委书记和有关人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双方多次的磋商谈判，而景区一把手的汪主任从未出席，只有一次不得已派了一名副职来参会，副职一口胶东腔：“我啥也不知道，叫我过来只能听一听情况，回头我跟老汪再汇报。他一天到晚忙得很。”口中不小心自然冒出“今儿特妈”来。
事情进展顺利。区委书记亲自宴请港方董事长，在北方贵宾楼。可是，我委主任、副主任一个也没有参加，只有我们招商办俩副科级干部。书记问为什么？老邓回答：“今晚是新旧领导班子仲秋聚会，汪主任希望您能准假。”书记说：“准不准假的，不是没来吗？”显然他也有所领悟的。据我所知，关于书记的问题已经在高层有不少的传闻，所以，我们的领导对他的活动也就敬而远之了。
晚宴气氛热烈，美酒佳肴应有尽有。港商和书记赋诗作对显得很有学问非常文雅的样子：雀噪乌啼，并立枝头话春秋；燕来燕往，相逢中途讲祸福。我不失时机地问书记：“我们滨海开发区冻结审计估计什么时候能结束？”他楞了一下，回答：“很快了，一二个月吧。”我一直不安的心似乎放下了，可谁知道这事儿后来一直延续了五六年。推杯换盏，大家都有些醉意，而醉的最厉害的是港商。书记安排自己的司机开我们区一号车送港商回酒店，他钻进了一辆铮明瓦亮的黑色奔驰车扬长而去。
次日，我们去酒店看望醉酒打点滴的港商，带上我们的美女同事，抱着一束鲜花。
很快就听说书记被双规了，接下来是判处无期徒刑的新闻。他贪污了近五百万，并且都被前妻带到了境外。而据说他受贿的某地产商的一套三居室，他从来没有进去看一眼。判决文书里还有接受某公司一个几千元复印机的条目，令人费解。他的狱中悔恨报告有一个镜头：声泪俱下，说什么最后悔的就是跟商人走的太近，利用你的时候跟你称兄道弟，你按原则不给他们违规帮忙他们就露出狰狞的奸商的丑陋本质。据说，他在境外电梯里接受外商万元美金贿赂时候，被电梯中早已安装的摄像机全程录像，也就成了举报他的真实证据之一。
汪主任某次大会上的即兴发言提到：“关于景区上市，国家有明确指导思想，已经上了的没有办法，没有上市的坚决不能上市，以保证景区公用事业和科普休闲的功能定位，严禁景区市场化经营。前不久，小邓小柳两个差点把景区卖了，那叫我干什么？叫我们管委会干什么。”下边人群发出低声的嗡嗡笑声。而这个问题港商早有说明：管委会保留，继续行驶政府管理职能不变。有黄山模式可以借鉴。
很多年后，我们的汪主任入狱12年中的末期，新任景区管委会成立集团公司，派人前往黄山学习黄山模式，探索景区上市，可惜的是机会儿一旦错过，则永无再来之日。集团公司造血功能一直没有培养起来，靠输血延续，机构扩大若干倍，人浮于事，弊病多多，却无好的办法突破。
老邓大我九岁，一直是我身边公认的聪明人。即便滨海开发区冻结，依然有个别人调离，包括老邓和财务部主任。财务部主任的老公如今是委副主任多年，然后调到另一个经济强区任副区长，分管公检法司。我们的科级干部培训就有一个环节参观该区的一个保税区，一路警车开道，一路绿灯。午餐也是安排在该区最为豪华的海鲜酒楼。可惜，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该领导在政协主席位置上突然上吊自杀了，据说是抑郁症，并且有人说他的母亲也有抑郁症等等，而另一种声音说的是他参与了某某主要领导的团体腐败案，属于畏罪自杀。
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秋季。我在想，他如果安守本分地在那个学校干一个教师，而不是调到政府从秘书开始干起而从政，是不是就平淡一生安安稳稳了呢？到底人的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权利，名望，金钱，都是多么的虚幻。恰恰又是这些虚幻的东西，把人的逻辑思维打乱甚至颠倒，是非不分，方向不明，痛苦一生。有人往往不理解某些人的贪欲之强，那是因为你没有尝到权利的味道，它就像黄赌毒一样叫人上瘾，欲罢不能，一旦沾染，便没有可能提下来。
老邓瞅准时机“主动找领导”去了我们基层某管理处，虽然称作处，其实也就是一个正科级单位，任处长，提拔为正科级。关于他的家庭背景，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的岳父是我们老县政府的财政局长，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早期学员，解放战争被俘，任学校老师，文革中他有过正比高呼“打到我爹”的无奈壮举。如今平反了，老爷子的同学战友在台湾、香港都有不少，这也就是他负责招商办的优势之一吧。有段时间他夹着一个公文包很是显眼，上边有黄埔同学会的字样，令人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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