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前两天，我们一家三口一如既往地赶回老家——只要双亲健在，甚至剩下一个，只要他们不想离开祖屋，这个年就要回到这里团聚。
前几年的“村村通公路”工程，一改入村的黄土路。只是路面的水泥石子很快就“分崩离析”，可见路的工程质量有很严重的问题。也难怪，路边的排水系统没有配套，一年四季的雨水顺着“公路”流淌，日积月累，再坚实的“水泥”河床也经不起水的温柔。
各家大门的春联红红的，清一色的印刷体。如今能写春联的老人日渐稀少，也渐渐失去了市场。年轻人不再找他们写对联而欠下一份不大的人情，而是喜欢直接到集市上买现成的对联。而对联的内容却是千篇一律，没有新意。看看自己当年苦读的东间房门上的对联，是父亲十几年前写的，红色渐渐退去，而墨迹依然清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那时候的寒暑假及周末，我大多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和那些书籍为伴的。回想起来，有些枯燥，却也十分充实的学生年代叫人如此留恋。
大街两侧横七竖八停放着各式各样的家庭轿车，大多都是从外地回来过年的晚辈们。车子的数量逐年增多，日显拥挤。而村里人大多都是买那种实用价廉的“面包车”——底盘高，开着去下地比较方便，拉点儿农资或者农产品也够用。
村外是白茫茫一片白色的塑料大棚，将整个村落包围，里边是各种果蔬。街坊邻居在家务农的，渐渐靠瓜果大棚过上了好日子。可是，他们起早贪黑的忙碌，使得他们过年的新衣服都没机会儿穿。双手的老茧和日渐苍老的面庞是他们的外表，而高温潮湿环境下的常年劳作，使得他们的健康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关节炎，甚至癌症。据在乡镇医院工作的嫂子说，塑料大棚里的致癌物怕是很高，这些年烤塑料大棚的癌症患者不断增多，且趋年轻化。
除夕傍晚，人们拿着鞭冥币和香、酒，还有一种叫做“吊对儿”的东西——一米多长的谷杆儿头上夹着一尺多长的七彩纸条，象征着马匹马鞭，是叫先人们骑着回家用的。到了祖坟，将他们一一插到坟头上，余下几个的要带回家，插在大门楼两侧各一根，余者放在正北的供桌一侧。
村里的长辈又离去了几位，祖坟就多了几位的新坟。在这里遇到的堂兄弟们简单打个招呼，就不再深聊，因为他们的眼角儿是湿润的，是因为在大爷大妈的新坟前刚刚跪下哭过。“子欲孝亲不待”，趁着老人健在，多尽孝道，才会少些遗憾和后悔。
雾霾天气日渐增多，据说影响了城市鞭炮的燃放数量。可是，在乡下，却没有明显变化。天还没亮，就噼里啪啦响了起来。母亲督促我起床放鞭，我像尽义务一样放了一挂。而儿子还在酣睡。换做我这个年龄，早出去捡哑炮去了。鞭炮永远不够放的，在我年少的时候。捡回的哑炮插上引信可以燃放，引信不够就倒出来做火枪的火药或者用锤子敲响——多年的耳鸣是不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后遗症不得而知。记得当年一个小伙伴炸掉了一根手指，连医院都没有去，家长用布条缠绕一下止血算完，当然据说那个小指头飞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
儿子对压岁钱的希冀也淡化了很多。可是，老人给了，就跪下磕头，老人脸上的笑是最开心的。供桌上的族谱在红色蜡烛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加上香火缭绕，真有些神秘色彩，但愿祖先们的灵魂真的能够回来，和我们后人一起过个幸福的丰衣足食的年。那憨态可掬的整个猪头，也生动了许多。左边鸡，右边鱼。鸡是家里撒养的大公鸡，鱼必须是带鳞的。
灶台上有灶王神位，他“上天言好事七日，下界保平安一年”，辞灶那天到今日除夕，正好七天。香火供品不可或缺的还有院子里南墙跟的“天老爷爷”神位，也就是玉皇大帝了。母亲腿脚不灵便了，烧香烧纸祭奠等一应活动都是儿子代劳。我就在想，老人百年以后，这些活动我们还能传承多久呢？
大年夜和次日上午的家族拜年，使得村里热闹了许多。不是一个家族的，在街上遇到也问声“过年好”，熟悉的就站着说会儿话。好多人都是一年才见这么一次。九十岁的大妈都糊涂得不认识我们了，直勾勾地看着晚辈们在交流。
村里的老房子一片片地坍塌了，占了三分之一多的面积。如果集中建设大社区，我想会腾出很多耕地的。依然挺立的那些粗大的枣树，杏树，引起我对儿时调皮的记忆。
路遇五服外的一个孙女，带着她的洋人丈夫走在大街上。她喊我爷爷，引得她的丈夫不少惊讶。简单的外语沟通，解开了母亲的很多想知道的故事和谜底，比如老外是天津某高校的一名外教，比利时人，年龄也不是传说的那么大，等等。小乡村国际化了吗？中国人强大了吗？什么时候女老外嫁给中国人多了，再这么以为才好。
家里的卫生居住条件的恶劣，我似乎一年年地感受强烈起来。可是，这老屋，还有八十岁的父母，自己还有必要翻新吗？
日子，在鞭炮声渐远中，循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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