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街，是村里人，特别是老年人的爱好，年轻人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有这工夫：在家闷着没事儿怕寂寞，就到街上站站，遇到熟人打个招呼，遇到比较熟悉的人去家里坐坐，拉拉家常，在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聊中打发掉半天的光景。
每次回老家，特别是春节，在家里住的时间长了，还真有些寂寞。同龄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忙着农活，早出晚归，是很少有空暇陪我闲聊的。于是，母亲有时候建议我到街上“站街”，溜达溜达。
这天我来到村委门口的广场上。村委大门锁着，旁边的小卖部的门外围了塑料布，弄个房间，里边传出打扑克的声音。
一个我叫做大哥的人，远远地见了我，迎上来，跟我握手，聊天。说起他89岁的老父亲，如今健朗，年前还从台湾来老家住了三个月；说起他的两个儿子如今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安了新家，各自做个小买卖。“只要勤快，肯动脑子，都还能凑合着过。如今年轻人都愿意在城里，而不愿意在家务农，虽然进城务工的收入不见得比在家务农要高。”
他是台湾大爷的遗腹子，大爷大他二十岁。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大爷才知道家里有儿子，并且大妈一生没有改嫁，坚信自己的丈夫没有死。大妈辛苦把孩子养大，终于等来大爷的返乡——四十多年啊！
如今九十岁的大妈在城里跟孙子住在一起，颐养天年。大爷在台湾也有自己的妻室儿女，且十分幸福。他今年没有回来，而是寄来一笔钱。他说，往返一趟光是路费就上万元，不如寄过来划算。
大爷曾经带着台湾土著媳妇来过老家，联合我的父亲修家谱，并出资印刷成册。两个大妈亲如姊妹，相互尊让。时代造就的事实，大家都能理解。
一个五六岁小女孩，带着三四岁的小男孩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我问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大哥悄声告诉我：“这俩孩子就是咱们老四的孙子孙女。年前，他儿子在工厂上班时候出了事故，去世了，据说被机器绞碎了，没法看。好在这个企业是中韩合资的，比较规范，如今老四领着一份不低的抚恤金，专心照看两个孩子。孩子的妈妈，怕是早晚要另外嫁人。”大哥酸酸地说。
这个四哥曾经和我们家发生过一次矛盾，为了一只猫。他当时气势凌人的样子我如今记忆犹新，那时候我上高中。估计他看到我，却没有出来跟我打招呼，是因为难为情。他的女儿在镇医院上班，和我的大哥大嫂住对门，却很少往来。据说她也离婚了，已经独居了好多年。
我叫过那个小男孩儿，替他擦掉流下的鼻涕，心里也是酸酸的。
回到自己家门口，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估计是后街的刘大哥。于是，过去跟他打招呼，握手，聊天。母亲不断嘱咐我不要冷淡咱村里的所有人，不要不认人，人家可是都认识你的，特别是那些老人都是看着你长大的。
刘大哥的三儿子比我大一岁，我们曾经在一个城市上过大学，他学的是远洋轮机专业，我还曾经到过他的宿舍，和他一起看过他们学校放映的电影。如今，他也离开这个世界五六年了，是在远洋货轮上的一起事故。
“我的那个孙子如今也十六岁了，去年我还去看了他，长得比他爸爸还高了。俺那个儿媳妇，到现在也没有找人家，一直和孙子一起。公司赔付给我的养老金，我一分钱没要，都给了孙子，我要对得起死人。”
看到大哥说些伤心往事，我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引导他说说淄博大儿子的事情，家里二儿子的话题。
“老大家的俺那个大孙子，27岁了，今年就要结婚了。老二家仨孩子，老小是男孩儿，十岁了，在咱农村，没男孩儿就是不像那么个事儿。”
外边有点儿冷，我拉着他到家里坐坐，记得我们当年都是一个生产小队，母亲总是念叨他的善良。
他叫母亲叫婶子。母亲很高兴见到他。“去年你给的那些韭菜，不光俺家吃了好几顿，邻居也跟着沾光。”他对母亲说。原来，母亲种的韭菜吃不了，无意中遇到他，就割了好多送给他。只有一次。“后来多了，碰不到他，也没送，毕竟我也走不动了，离得又远。好人啊。”母亲很有成就感。
我给他倒了茶，他一口没喝。拿来草莓，他只是推让半天，吃了一个。说起南村北街的故事和家长里短，母亲很高兴——她是很少出大门站街的，却很喜欢有人来窜门。
接近中午，他急着回家做饭，就急忙忙离去了。
中午和母亲坐在热炕头上喝着烧酒，吃着可口饭菜，说起我的站街见闻，母亲乐呵呵的。
看着眼前耄耋老母，想想自己人生经历和目前的一点儿不如意，这些真不算是一个事儿！
饭后，发动车子，沿着熟悉的大街，渐行渐远，我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心情，平静了许多，或许就是因为站街，接上了更多的健康的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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