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母亲节，既是阴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又是护士节，还是汶川地震11周年祭。1969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50岁了，而33岁生我的母亲，按照老家的说法84岁了。
随着父亲的去世和自己年龄的增长，母亲越来越成为我的牵挂：清明节回去住了两天，五一又回去住了两天，说好端午节回去，于是母亲在电话里说自己天天看月份牌，还有25天过端午。我祝她母亲节快乐，她说咱这里不兴这个，不过节。又说起我在院子里种下的各种果树蔬菜，她如数家珍：青椒都活了，而且开花了，樱桃马上就要熟了，那棵蓝莓结了不少，但是那两棵桑葚估计只能活一棵……
说起将来自己不能动弹了以后的养老问题，她存在各种顾虑，四个子女似乎都不能照顾她。我劝慰说，到时候再说，大不了咱多出点儿钱在村里雇一个人伺候你，你不想去养老院就不去，钱的问题我来解决，你放心，即便你有我一个儿子，也不会不管你的。
大哥大嫂十多年不跟父母来往不探望父母，大姐瘫痪在床不能自理，二姐在父亲去世后提出姊妹轮着养老——要知道，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可是大包大揽从不让我们介入养老的，当然父亲每月退休金临近去世时候到了六七千元，本来应该有的至少二十万积蓄也没有了，“吃了喝了”，母亲和二姐都这么说，而我从父亲的记账本知道，他给二姐买了两份保险，应该接近二十万元。
11年前，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和糖尿病，我和大哥商量在嫂子工作的镇医院找了两间房屋装修了一下，跟大哥做邻居，这样父母就可以得到很好地照顾。可是，二姐三天两头来，姑嫂矛盾日渐计划，导致嫂子和二姐武力相向，二姐拿起了菜刀——最后，父母又搬回了老家的村子，与哥嫂断绝了往来。我曾经多次努力从中说和，可是母亲坚决反对大哥进门，否则我也被关在门外。真不知道，一家人彼此伤害至深如此。
大姐是在父亲去世那年出车祸致残的。之前她也说过自己软弱，没能力照顾二老，二姐照顾好老人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包括我，偶尔给二姐个红包，算是远离父母不能尽孝的一点补偿。可是没有想到，等父亲病重住院需要手术的时候，他竟然说等一等，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钱，需要回去攒几个月的工资……贪婪的二姐在父亲去世后，便对母亲开始各种疏远冷淡，而借口竟然是我对她贪婪的污蔑，而父亲的记账本说的非常清楚，包括给我妻子的信：这几年攒了几个钱，可是都在二女儿那里，却没有证据，要回来吧，他们不应定给，打官司呢，也似乎不像那么回事儿……我敢说，父亲的晚年开始糊涂了许多，在二姐的“细心照料下”，更是跟洗脑一样的糊涂，却没有把母亲——自己老伴儿的后事考虑周到，说道明白，因为他很自信自己能活90周岁以上，同时罗列出二女儿的年纪，每年交的保险，以及二女儿何时拿到多少养老金，跟城里人一样的计划。
中午，去岳母家，妻子老家的四舅母也来了。大家济济一堂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接着就是各种牢骚。妻子慷慨激昂，我也认可这种发泄或许真的有些好处对于她的身体，可是呢，我总觉得家务事儿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包找大哥谈母亲的养老问题等等。
五一回去，母亲有想法把老家房子卖了，约七八万元，加上存款其实也就是父亲的抚恤金三万元，都给二姐，然后去二姐村买个小房子住。我说万一二姐不稀罕你这几个钱儿呢？以后变卦呢？你给她我没意见，我父亲那么多的存款不是也没有了吗？我真的不在乎，只要她能对你好。所以我建议母亲给她钱要一点点给，自己手里一定要把住养老钱，这个房子最好不要卖，如果卖，就卖给我吧。看到我不高兴卖房子，母亲说只是一个想法，但是，妻子总感觉母亲和二姐一直在动脑子玩弄权谋，对自己的家人，我不置可否。
昨天随车队陪同观摩三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前驱车，后卫车，中间六辆中巴，可谓浩浩荡荡。每一个路口都有专人值守，或警察，或协警，给车队同行提供方便。我坐的车子的司机是老同志了，曾经给前任当过小车司机，他说，过去的信号灯都是咱可以操控的，一路绿灯，还有警车开道，如今操控权收到市里去了。前书记被判无期，司机还是司机。
产业处长见了我说替我找政工处长了，我摇头说了一句干人事的不做人事儿，没办法。我们说的是关于我的职务，推来搡去，踢来踢去，就是证明我的职务不是科级。即便我的任命文件在那里明摆着。由他去吧，生活的全部，丰富多彩，不要仅仅盯着不顺心的或者是太顺心的，恰如那句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一个50岁还有十年退休的我，还是苟且地吟哦诗句，快乐地奔向远方吧，有些事情，像家务事儿，工作的事儿，说不清就不说了，letitbe!
熟悉的几个社区跟我聊天，期待我能有所进步，我想起复旦大学教授的“朋友无用论”，带有功利心去结交朋友，的确有些无耻，但是现实中就是这么个现实，谁似乎也难免落于俗套。
这些天因为感冒，总是早早上床休息。睡不着觉，就胡思乱想：明年妻子退休，买一套她喜欢的带院子的别墅，把母亲接来……翻来覆去，总是离不开母亲的养老问题，又要顾及妻子的感受。
生活的痛苦有时候不仅仅是欲望，还有自己的无能。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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