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越听越郁闷，心想广东怎么还有这么穷和落后的村子。黄女士似乎看出我的疑惑，说：“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就在广东，但最穷的也在这里。”
“我看你两个女儿气色都不太好，”我问，“是在村里吃不到什么肉吧？”黄女士点点头，无奈地说没办法，她和老公在广州打工，因为稍微会些普通话，还能找到包吃包住的饭店工作，伙食怎么也比村里强。但没法带着两个孩子过去，只能留在村里。老家太穷，每顿基本都是炒青菜、丝瓜汤这些，小孩子根本没有充足的营养。
我不禁问：“你和你丈夫打工不是还有工资吗，怎么也够吃饭啊。”
黄女士叹着气：“不是要攒下来给阿勇把那烂尾房修完嘛！”我这才明白。这时，她怀里的小女儿哭起来，我让她回去哄孩子，我自己就在附近转转，黄女士让我别走远，村里手机信号不太好，有时候打不通。
村子虽破，但我就喜欢转这种有年代感的旧街老宅，就像我喜欢逛旧货市场和地摊远超过逛商场。天色渐渐发暗，信步朝村后走去，我看到远处有片小树林，村子和树林之间似乎有座没盖完的房子，就过去看。果然是三间砖房，建在空地里，地势比较高，估计是为了雨季的时候防止水淹。但却只修了地基和外墙，别说窗户，连屋顶都没有，是个烂尾房。透过窗洞朝里看了看，格局似乎还不错，想起之前黄女士说的她小叔子的房子修了一半就没钱停工，也许就是这个。
刚要往回走，忽然看到有个驼背老太太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从烂尾房侧面出来，贴着墙根边走边打量那面墙，嘴里还在嘟哝着什么。这老太太起码也得有八十几岁，脸上满是皱纹，衣服破旧，嘴也是瘪的。看到我在这里转悠，老太太就不再打量那烂尾房，而是朝我走过来。她明显加快了脚步，但在我看来仍然没比两岁小孩快多少。来到我面前，老太太脸上带着脸容，对我说了一句话。
如果说阿勇的本地方言我偶尔还能听懂两三个单词的话，那这老太太老迈而含糊不清的发音，对我来说就是外星语言。我笑着摆手，又指指耳朵对她说我听不懂。老太太似乎知道我讲的是普通话，但又听不明白，只好连连点头。指着烂尾房，又跟我说了半天。我觉得她似乎并没指望让我听懂她的语言，而只是让我猜测含义，或者完全就是一种自言自语的倾诉。
老太太一边说，我一边微笑地点头，好像已经听懂了似的。说了半天，老太太不再跟我唠叨，面对着烂尾房，看着这面墙壁出神。天越来越黑，我对老太太反复说了几遍“回家”这个词。她明显听懂了，连连点头，朝村里走去。我按记忆也往村中走，进了村才知道，她居然就是黄女士丈夫的奶奶，也就是居住在西侧旧屋里的那个八十四岁的老太太。
黄女士正从屋里出来，而老太太也看到我进的就是她家的院子，表情也很奇怪。黄女士跟她说了些话，我以为老太太又会跟我寒喧几句，没想到她走上前，紧紧握着我的手，居然要给我下跪。
“哎，别、别啊！”这把我给吓的连忙去扶，黄女士和出来的阿勇也过来，把老太太搀到门口，坐在一根横放着的大粗树桩上。老太太眼泪都出来了，边哭边对我连说带比划，伸出食、中两指，对我不停地比着“二”的手势。黄女士歉意地说老太太这辈子就俩愿望，一是住进新屋，二是抱上重孙子。
我说：“刚才我在那边看到有个烂尾房，就是阿勇盖的吧？”黄女士点点头说没错，花了四万，要想盖完怎么也还要三万多。但现在要找法师生男孩，这钱就不能用来盖房。对老太太来讲，能完成一个心愿也行。我心里真是不明白，如此穷的村子，这么穷的人家，为什么非要生男孩出来？是有世袭的爵位，还是家里的祖传宝贝怕落到女婿手里？这时，有两名村民扛着锄头路过，看到郑家人都在院子里，就信步拐进来聊天。我当然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知道郑家人肯定不会把请法师的事讲出去，那可是丢人的。
当晚我就睡在西屋，跟老太太的卧室是隔壁。木板床很破旧，屋里似乎很久都没住过人了，有股土霉味，但以前我在不少阿赞家里都过过夜，条件和这屋子差不多，所以也没觉得怎么差。无非就是睡一宿的事，有床就行。天气炎热，南方的夏天似乎都没有安纱窗的习惯，怕挡风，都是窗户敞开。阿勇帮我在屋里点上两盘蚊香，又笑着跟我说了几句话，似乎是想攀谈什么话题。但我苦于实在听不懂，他也只好作罢。
次日早晨吃的还是昨晚的蒸鸡，我很奇怪郑家没有冰箱，这么热的天，饭菜要怎么保存？对黄女士抛出疑问，她笑着说：“彻底加热之后把饭菜放在地窖里，第二天就不会坏掉。”我连连点头。
上午十点半钟，黄女士的丈夫郑先生回村了，跟他弟弟阿勇长得非常像，只是身材要高大些，而且他和黄女士一样也会些普通话，交流起来就方便得多。郑家五口人坐在屋里开始商量，我反正也听不懂，就帮黄女士在院子逗两个女儿玩。大女儿已经有三四岁，我问她在哪里上幼儿园，她迷茫地看着我，说的也是潮州方言。我心想就算她能听懂普通话，恐怕也不知道什么叫幼儿园吧。
最后，郑家人商量妥当，都说认为我是个可靠的生意人，可以先付给我一万块钱的定金，但我最好在村里等着泰国的法师来，不然家里人没法安心。我表示完全没问题，掏出一张银行卡交给黄女士，让她把钱汇到这张卡里，并把凭条给我带回来就行。直到泰国法师进村之前，我都不会离开郑家。
“我看你两个女儿气色都不太好，”我问，“是在村里吃不到什么肉吧？”黄女士点点头，无奈地说没办法，她和老公在广州打工，因为稍微会些普通话，还能找到包吃包住的饭店工作，伙食怎么也比村里强。但没法带着两个孩子过去，只能留在村里。老家太穷，每顿基本都是炒青菜、丝瓜汤这些，小孩子根本没有充足的营养。
我不禁问：“你和你丈夫打工不是还有工资吗，怎么也够吃饭啊。”
黄女士叹着气：“不是要攒下来给阿勇把那烂尾房修完嘛！”我这才明白。这时，她怀里的小女儿哭起来，我让她回去哄孩子，我自己就在附近转转，黄女士让我别走远，村里手机信号不太好，有时候打不通。
村子虽破，但我就喜欢转这种有年代感的旧街老宅，就像我喜欢逛旧货市场和地摊远超过逛商场。天色渐渐发暗，信步朝村后走去，我看到远处有片小树林，村子和树林之间似乎有座没盖完的房子，就过去看。果然是三间砖房，建在空地里，地势比较高，估计是为了雨季的时候防止水淹。但却只修了地基和外墙，别说窗户，连屋顶都没有，是个烂尾房。透过窗洞朝里看了看，格局似乎还不错，想起之前黄女士说的她小叔子的房子修了一半就没钱停工，也许就是这个。
刚要往回走，忽然看到有个驼背老太太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从烂尾房侧面出来，贴着墙根边走边打量那面墙，嘴里还在嘟哝着什么。这老太太起码也得有八十几岁，脸上满是皱纹，衣服破旧，嘴也是瘪的。看到我在这里转悠，老太太就不再打量那烂尾房，而是朝我走过来。她明显加快了脚步，但在我看来仍然没比两岁小孩快多少。来到我面前，老太太脸上带着脸容，对我说了一句话。
如果说阿勇的本地方言我偶尔还能听懂两三个单词的话，那这老太太老迈而含糊不清的发音，对我来说就是外星语言。我笑着摆手，又指指耳朵对她说我听不懂。老太太似乎知道我讲的是普通话，但又听不明白，只好连连点头。指着烂尾房，又跟我说了半天。我觉得她似乎并没指望让我听懂她的语言，而只是让我猜测含义，或者完全就是一种自言自语的倾诉。
老太太一边说，我一边微笑地点头，好像已经听懂了似的。说了半天，老太太不再跟我唠叨，面对着烂尾房，看着这面墙壁出神。天越来越黑，我对老太太反复说了几遍“回家”这个词。她明显听懂了，连连点头，朝村里走去。我按记忆也往村中走，进了村才知道，她居然就是黄女士丈夫的奶奶，也就是居住在西侧旧屋里的那个八十四岁的老太太。
黄女士正从屋里出来，而老太太也看到我进的就是她家的院子，表情也很奇怪。黄女士跟她说了些话，我以为老太太又会跟我寒喧几句，没想到她走上前，紧紧握着我的手，居然要给我下跪。
“哎，别、别啊！”这把我给吓的连忙去扶，黄女士和出来的阿勇也过来，把老太太搀到门口，坐在一根横放着的大粗树桩上。老太太眼泪都出来了，边哭边对我连说带比划，伸出食、中两指，对我不停地比着“二”的手势。黄女士歉意地说老太太这辈子就俩愿望，一是住进新屋，二是抱上重孙子。
我说：“刚才我在那边看到有个烂尾房，就是阿勇盖的吧？”黄女士点点头说没错，花了四万，要想盖完怎么也还要三万多。但现在要找法师生男孩，这钱就不能用来盖房。对老太太来讲，能完成一个心愿也行。我心里真是不明白，如此穷的村子，这么穷的人家，为什么非要生男孩出来？是有世袭的爵位，还是家里的祖传宝贝怕落到女婿手里？这时，有两名村民扛着锄头路过，看到郑家人都在院子里，就信步拐进来聊天。我当然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知道郑家人肯定不会把请法师的事讲出去，那可是丢人的。
当晚我就睡在西屋，跟老太太的卧室是隔壁。木板床很破旧，屋里似乎很久都没住过人了，有股土霉味，但以前我在不少阿赞家里都过过夜，条件和这屋子差不多，所以也没觉得怎么差。无非就是睡一宿的事，有床就行。天气炎热，南方的夏天似乎都没有安纱窗的习惯，怕挡风，都是窗户敞开。阿勇帮我在屋里点上两盘蚊香，又笑着跟我说了几句话，似乎是想攀谈什么话题。但我苦于实在听不懂，他也只好作罢。
次日早晨吃的还是昨晚的蒸鸡，我很奇怪郑家没有冰箱，这么热的天，饭菜要怎么保存？对黄女士抛出疑问，她笑着说：“彻底加热之后把饭菜放在地窖里，第二天就不会坏掉。”我连连点头。
上午十点半钟，黄女士的丈夫郑先生回村了，跟他弟弟阿勇长得非常像，只是身材要高大些，而且他和黄女士一样也会些普通话，交流起来就方便得多。郑家五口人坐在屋里开始商量，我反正也听不懂，就帮黄女士在院子逗两个女儿玩。大女儿已经有三四岁，我问她在哪里上幼儿园，她迷茫地看着我，说的也是潮州方言。我心想就算她能听懂普通话，恐怕也不知道什么叫幼儿园吧。
最后，郑家人商量妥当，都说认为我是个可靠的生意人，可以先付给我一万块钱的定金，但我最好在村里等着泰国的法师来，不然家里人没法安心。我表示完全没问题，掏出一张银行卡交给黄女士，让她把钱汇到这张卡里，并把凭条给我带回来就行。直到泰国法师进村之前，我都不会离开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