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街女半信半疑，但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怀疑也没办法，而且阿赞南雅说的也很有道理，让她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施法过程很顺利，我因为没有在场，所以无法描述，事后也没细打听冼老板和徐先生。当牌商三年多，这种施法的场面见得太多了，没有百次也有七八十，没什么可问的，只需知道成功与否就行。
徐先生对我说，施法的时候站街女显得非常痛苦，几乎是惨叫了半宿，按她的描述，就像被一个强壮的黑人男士侵犯了数次，最后那年轻的男鬼才算满意，对她说可以放心了，施法完毕。站街女疼得大哭，说阿赞南雅是在骗她，怎么会这么疼，以前接客也没这样严重。冼老板告诉她长痛不如短痛，你如果不让这个色鬼心满意足，它怎么可能愿意离开你呢，这是好事，你要谢谢南雅师傅才行。
站街女提出，效果现在也看不出来，只知道遭了非人的罪，要半个月后再付钱。冼老板想反对，被阿赞南雅阻拦，称没问题，但不要不讲信用，否则欺骗阿赞师傅没有好处。站街女连连点头说肯定不会。最后，冼老板提出要将站街女的身份证件拍照存留，才放她离去。
次日，我从民宿来到围屋，担心地问那个站街女最后会不会赖账。冼老板哼了声说：“她哪里敢！我有她的身份证件照片，她是香港本地人，为了一万多港币还能逃到国外去吗？我怎么也能找到！”徐先生笑着说老板你运气真好，半毛钱没出，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可喜可贺。
冼老板又要骂他，我连忙岔开话题，说解决了就好，让冼老板今晚请客，冼老板满口答应。
过了几天，我因为家里有事情要处理，就从香港回到沈阳。照例带了不少礼物，分给家人亲戚和朋友。罗丽仍然在中街的商场当营业员，我去看她的时候，周围两名营业员目光有些不对劲，我能听到她们低声问罗丽什么时候换的男朋友。看来，罗丽已经有了固定男友。
我又想起了马壮，这小子虽然办事不牢，但还是给我提供了很多业务，上次无锡职业学校李老师的事，也是从马壮那个神奇的大厚册子里翻出来的商机。给他打电话约出来吃个饭，讲了李老师在学校教工宿舍撞邪最后跳楼的事。马壮十分惊讶：“田哥，你什么时候接的那桩生意？为什么没告诉我啊，唉！”
“这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知道他惊讶的不是李老师自杀，而是生意的提成，“你放心，阎王爷不会欠小鬼的账，这笔好处费肯定给你，账号没变吧？”马壮连忙笑着说没变没变，我说回家后就用手机给你转。
边吃边聊，马壮说他在沈阳仍然做保险业务，中国人目前的整体保险意识还不高，也没什么效益。他拿出那个大厚册，告诉我最近也没闲着，一直在帮我联系业务，并指给我看。
大厚册里记着二三十条信息，我粗略地逐条看了看，没什么兴趣。只有两条还可以，一个是在北京的夫妻不和睦，妻子得了怪病治不好，怀疑是丈夫下的降头；另一个是广东潮州某人要生男孩，想请法师帮忙。马壮是个仔细人，还在每条信息的后面括号里标注几月几号联系的，从日期能看出，都是最近半个月内。
看到后面这条，我没忍住笑了起来，心想这话真别扭，想生孩子就找法师帮忙，会引起歧义。我把这两条的号码都记下，看到潮州，我就想起那可是高雄高老板的家乡，就莫名有种亲切感。重男轻女嘛，全中国哪里没有？
马壮说：“田哥，再做成生意别忘了我！”我连连点头，说上次那也不算忘，早晚会给你的。他让我在饭桌上就打电话，说可不是每个客户都像无锡职业学校李老师那样，几年不换电话号码不说，事还没解决，专门等着我去找他。我只好掏出手机当场联系，没想到头一个那位女士称人在上海，已经确诊是重症肌无力，不用法师了。再打第二条，对方是男性，操着听不懂的某种语言，而且还不怎么像粤语，似乎介于广东话和福建话之间，音调很奇怪。我只好说不懂，问对方能不能讲普通话。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方言最多、最乱的国家，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发音没上千种也差不多，尤其南方，因为地形复杂又多山，很多南方的乡村隔座山互相都不能顺畅地交流，正所谓“十里不同音，翻山听不懂”。但现在中国已经没那么穷，基本家家都有电视机，所有的节目都得是普通话，而且已经进入网络时代。通常情况下，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基本都会普通话，就算再生硬的省普也能讲几句，除非很偏僻的乡村，还得是那种中老年人，因为年轻人要出去做生意或者打工，不会普通话无法交流。
没想到，今天终于有了例外，这位男士完全不会讲普通话，仍然用那种语言，交流起来很费劲。马壮听我交流这么不畅，急得要拿手机。我忽然想起这些信息都是马壮联系的，他既然能记录下来，肯定就是可以顺利沟通，难道这小子会广东话？我没时间多想，就把手机交给他。
马壮立刻把手机拿过，用普通话问：“喂，是黄姐吗？”我心想说普通话还用得着找你？我又不是没舌头。果然，他说了半天，也是越说越糊涂，最后沮丧地把电话挂断。我笑着说你当初是不是找了个懂潮州话的翻译，不然这生意你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当初不是他，”马壮说道，“是个年轻女人，说是湖南人嫁到广东，她会说普通话。”他又劝我不要着急，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回过来。我说我不急，急的是你，马壮嘿嘿笑起来。吃完饭我回到家，又睡了半小时，也没接到回电。直到晚上天黑之后，那个号码给我打了过来，这回真是年轻女人的声音，用的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但已经好很多。经介绍，她自称姓黄，家在湖南，嫁到广东潮州已有近五年。
徐先生对我说，施法的时候站街女显得非常痛苦，几乎是惨叫了半宿，按她的描述，就像被一个强壮的黑人男士侵犯了数次，最后那年轻的男鬼才算满意，对她说可以放心了，施法完毕。站街女疼得大哭，说阿赞南雅是在骗她，怎么会这么疼，以前接客也没这样严重。冼老板告诉她长痛不如短痛，你如果不让这个色鬼心满意足，它怎么可能愿意离开你呢，这是好事，你要谢谢南雅师傅才行。
站街女提出，效果现在也看不出来，只知道遭了非人的罪，要半个月后再付钱。冼老板想反对，被阿赞南雅阻拦，称没问题，但不要不讲信用，否则欺骗阿赞师傅没有好处。站街女连连点头说肯定不会。最后，冼老板提出要将站街女的身份证件拍照存留，才放她离去。
次日，我从民宿来到围屋，担心地问那个站街女最后会不会赖账。冼老板哼了声说：“她哪里敢！我有她的身份证件照片，她是香港本地人，为了一万多港币还能逃到国外去吗？我怎么也能找到！”徐先生笑着说老板你运气真好，半毛钱没出，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可喜可贺。
冼老板又要骂他，我连忙岔开话题，说解决了就好，让冼老板今晚请客，冼老板满口答应。
过了几天，我因为家里有事情要处理，就从香港回到沈阳。照例带了不少礼物，分给家人亲戚和朋友。罗丽仍然在中街的商场当营业员，我去看她的时候，周围两名营业员目光有些不对劲，我能听到她们低声问罗丽什么时候换的男朋友。看来，罗丽已经有了固定男友。
我又想起了马壮，这小子虽然办事不牢，但还是给我提供了很多业务，上次无锡职业学校李老师的事，也是从马壮那个神奇的大厚册子里翻出来的商机。给他打电话约出来吃个饭，讲了李老师在学校教工宿舍撞邪最后跳楼的事。马壮十分惊讶：“田哥，你什么时候接的那桩生意？为什么没告诉我啊，唉！”
“这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知道他惊讶的不是李老师自杀，而是生意的提成，“你放心，阎王爷不会欠小鬼的账，这笔好处费肯定给你，账号没变吧？”马壮连忙笑着说没变没变，我说回家后就用手机给你转。
边吃边聊，马壮说他在沈阳仍然做保险业务，中国人目前的整体保险意识还不高，也没什么效益。他拿出那个大厚册，告诉我最近也没闲着，一直在帮我联系业务，并指给我看。
大厚册里记着二三十条信息，我粗略地逐条看了看，没什么兴趣。只有两条还可以，一个是在北京的夫妻不和睦，妻子得了怪病治不好，怀疑是丈夫下的降头；另一个是广东潮州某人要生男孩，想请法师帮忙。马壮是个仔细人，还在每条信息的后面括号里标注几月几号联系的，从日期能看出，都是最近半个月内。
看到后面这条，我没忍住笑了起来，心想这话真别扭，想生孩子就找法师帮忙，会引起歧义。我把这两条的号码都记下，看到潮州，我就想起那可是高雄高老板的家乡，就莫名有种亲切感。重男轻女嘛，全中国哪里没有？
马壮说：“田哥，再做成生意别忘了我！”我连连点头，说上次那也不算忘，早晚会给你的。他让我在饭桌上就打电话，说可不是每个客户都像无锡职业学校李老师那样，几年不换电话号码不说，事还没解决，专门等着我去找他。我只好掏出手机当场联系，没想到头一个那位女士称人在上海，已经确诊是重症肌无力，不用法师了。再打第二条，对方是男性，操着听不懂的某种语言，而且还不怎么像粤语，似乎介于广东话和福建话之间，音调很奇怪。我只好说不懂，问对方能不能讲普通话。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方言最多、最乱的国家，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发音没上千种也差不多，尤其南方，因为地形复杂又多山，很多南方的乡村隔座山互相都不能顺畅地交流，正所谓“十里不同音，翻山听不懂”。但现在中国已经没那么穷，基本家家都有电视机，所有的节目都得是普通话，而且已经进入网络时代。通常情况下，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基本都会普通话，就算再生硬的省普也能讲几句，除非很偏僻的乡村，还得是那种中老年人，因为年轻人要出去做生意或者打工，不会普通话无法交流。
没想到，今天终于有了例外，这位男士完全不会讲普通话，仍然用那种语言，交流起来很费劲。马壮听我交流这么不畅，急得要拿手机。我忽然想起这些信息都是马壮联系的，他既然能记录下来，肯定就是可以顺利沟通，难道这小子会广东话？我没时间多想，就把手机交给他。
马壮立刻把手机拿过，用普通话问：“喂，是黄姐吗？”我心想说普通话还用得着找你？我又不是没舌头。果然，他说了半天，也是越说越糊涂，最后沮丧地把电话挂断。我笑着说你当初是不是找了个懂潮州话的翻译，不然这生意你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当初不是他，”马壮说道，“是个年轻女人，说是湖南人嫁到广东，她会说普通话。”他又劝我不要着急，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回过来。我说我不急，急的是你，马壮嘿嘿笑起来。吃完饭我回到家，又睡了半小时，也没接到回电。直到晚上天黑之后，那个号码给我打了过来，这回真是年轻女人的声音，用的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但已经好很多。经介绍，她自称姓黄，家在湖南，嫁到广东潮州已有近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