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三看到桌上酒菜已凉,喊过来伙计,让他撤去酒席,在弄几个时鲜的小炒上来。

    一会儿的功夫,酒菜上来,朱宏三给冯若舒满上酒杯,问道:“舅父大人,北方这样。南京这边有什么举动吗?”

    冯若舒说道:“五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你走的几天后,史可法自请扬州督师。陛下也就同意了。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出来担任了兵部侍郎。阮大铖上疏,提出借虏平寇的策略。在早朝上大家都同意了。”

    朱宏三叹了口气,说道:“看来这帮家伙真是不怕死啊,这种狗屎主义都能提的出来?”

    冯若舒问道:“主公?你为什么这么看得起满清呢?他们全族才二十多万人,他们不可能成大事的。”

    朱宏三想到:“难道我要告诉你从后世电视剧上看的?”朱宏三说道:“那舅父大人是怎么看这个借虏平寇策略的?”

    冯若舒说道:“当时阮大铖说的很明白,等我给你细细道来。”

    朱宏三听过以后才知道,原来历史上的借虏平寇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计策,只是没想到李自成败得那么快而已。

    弘光朝在建立之初,就要面对着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局面。由于自身的实力有限,加之党争内斗严重,弘光朝要想在凶险异常的乱世中生存,必须有一套高明的对外策略。

    而弘光王朝的对外策略借虏平寇,也历来被无数的文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所诟病。在后世看来,南明的这一策略是消极的、保守的、弊端严重的,但也不该脱离实际看问题,一味的痛骂弘光君臣,却忽视了当时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情况。

    弘光朝的所谓“借虏平寇”,就是与满清交好,借用清军之力,平定“贼寇”李自成,然后再视情况选择与清方是战是和。

    弘光朝内部,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都赞同这一策略,史可法、刘宗周、马士英等高级官员都是这一策略的提出者与实践者。

    从这一点看出,这个政策当时应该是获得了全体大臣的同意才实施的。看历史不能从后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要把自己带入当时的情形中,这样才能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

    借虏平寇这一误国策略的出现,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其实是非常无奈的。首先,弘光君臣对北方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后,各种消息满天飞。当时各地盛传大明大将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杀北京,甚至有吴三桂奉崇祯太子北京继位的说法。

    弘光朝廷的高官们,只是听说了吴三桂联合清军击败流贼李自成,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降清。他们普遍还把吴三桂当“自己人”,觉得他与清朝方面是联盟关系,而非隶属关系,想当然的认为可以拉拢吴三桂,通过吴三桂与清朝交好。

    就当时来看,吴三桂与清军击败李自成,对弘光王朝来说是一件好事。李自成自从在崇祯十六年击败孙传庭之后,实力与威望大增,一直到崇祯十七年年三月攻破北京,他都是明朝最为重大的威胁。

    以江南这帮士大夫来看,再加上历史上新王朝诞生后,必定派出精兵强将一统江山。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李自成在平定北方之后,自然不会放过南明。

    尤其是李自成在荆襄一带部署了七万大军,不仅让左良玉头痛不已,更让南京的明朝官员们深深的感受到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现在流贼大败,李自成自顾不暇,着实让弘光君臣松了一口气。

    还有的是弘光君臣没有料到李自成会败亡得如此之快。很多明朝官员都认为,“大顺”与“大清”会在北方陷入长期对峙胶着的状态,最终两败俱伤。

    所以弘光君臣非常乐于坐山观虎斗,希望能在日后收取渔人之利。从历史上来看这样做也是对的,不管东晋和南宋,都是北方大乱而无暇南顾,从而给逃到南方的人以喘息之机。

    而和东晋南宋不一样的是当时弘光朝内部党争激烈、矛盾重重。不仅文官集团党同伐异、内斗不断,武将们也拥兵自重、不听指挥、结党恶斗,甚至兵戎相见。

    高杰为了吞并黄得功的军队和地盘,曾经派军队袭击黄得功及其部下,险些引起内战,在史可法的调停下才勉强平息。

    刘泽清早期与东林党交好,拥戴潞王,但在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都拥戴福王之后,他立即转向,加入“拥福派”,让东林党人们恨之入骨。

    左良玉早年受东林党人侯恂提携,与东林党渊源颇深,东林党以黄澍为中间人,结交左良玉向马士英等人施压。

    马士英于是下令在长江上修建军事要塞,防左良玉东下。这样一个派系林立、内斗不止的政权,是难以积极进取、大展宏图的,因此“借虏平寇”可以说成了唯一的可行之举。

    当时南明所有人的共识就是先用借虏平寇拖住北方两大军事集团,然后自己借机先清理内部,完成整合后在看形势北伐,恢复旧日河山。

    朱宏三听到冯若舒这么解释也很新颖,不过想一想这样也不失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给弘光朝足够的时间,比如说十年的话,满清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万众一心的南方政权。

    但是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李自成的无能,加上清军超强的战斗力,还有多尔衮入关后正确的施政方法,最后要加上弘光朝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弘光朝到灭亡也没整合好内部,导致内部自己先乱了起来,再加上清军南下,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次死灰复燃的机会,剩下的永历又坚持了十多年,不过是一个王朝临死前的光返照而已。

    朱宏三听完点了点头,心中想道:“看来看历史不要带着有色眼光去看,所有的当事者没有傻子,他一定是做出了当时历史环境下十分正确的选择。至于对错那是谁也把握不了的。”

    既然已经确定了“借虏平寇”的策略,那必然是要将其付诸实施的。第一步就是选派官员组建使团,北上与清朝接洽。

    但这第一步,对弘光朝来说,还真有点难。平日里高呼精忠报国、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东林搅屎棍们,一听说要去虎狼之国、夷狄之邦,之前的豪言壮语顿时灰飞烟灭,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

    不过,自告奋勇者也还是有的,前都督同知陈洪范主动请求担任使臣。另一位叫左懋第的官员由于其母灵柩在北京,也主动表示要充当使节。还有一位马绍愉曾经在崇祯年间出使清国,与皇太极谈判,弘光朝廷把他也凑上,最终组成了以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三人为使臣,规模达数百人的使团。

    这个地方一定要剧透下这些使团成员的际遇,真是闻者落泪啊。

    南明使团一路历经波折,于崇祯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清朝方面将他们安置在鸿胪寺,派兵看守,形同软禁。

    使团成员在北京期间,清朝官员们傲慢无礼。多尔衮由于根本没有与南明议和通好的打算,根本不接见使团成员,派人收取使团带来的金银绸缎之后,就打发他们滚蛋。

    清朝原本派兵护送使团成员南下,刚走不久,多尔衮突然反悔,派人将左懋第、马绍愉等人带,只允许陈洪范南明。

    一般认为,这是陈洪范暗中使坏,密报清廷,让其扣押使团其他成员,只放陈洪范去“活动”,为清朝刺探情报,招降南明官员。

    左懋第等人被带北京后,囚禁在清朝的太医院内。多尔衮派洪承畴、李建泰等原明朝的降官劝左懋第投降,均被左懋第骂走。多尔衮自入关以来,见了太多卑躬屈膝的无骨官员,听闻左懋第忠贞不屈,心中顿生敬佩,因此他一直将使团成员们囚禁,并未杀害。

    光阴如梭,转眼到了弘光元年五月,清军下江南,占领南京。多尔衮认为时机已到,通知使团成员:大明已亡,你们赶紧归顺投降。左懋第听到南京失陷的消息,老泪纵横、提诗明志:“峡坼巢封归路,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左懋第大义凛然、铮铮铁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有骨气。听闻弘光朝廷已经崩溃,不少使团成员都动了投降的心思。

    其中有一个叫艾大选的人偷偷剃发,要向清朝投降。左懋第得知后,立即召集使团成员们,当众将艾大选乱棍打死。这下,多尔衮忍无可忍了,你自己不投降也就算了,还阻止别人投入“我大清”的怀抱,要气死我啊!

    多尔衮很快派兵进入太医院,强令使团成员们投降,否则死路一条。在死亡的恐惧之下,不惧者往往是少数。

    使团大部分成员都在威逼下投降,但左懋第、王一斌、王廷佐、刘统、张良佐、陈用极六人坚决不降。多尔衮于是将这六个人投入水牢之中施以酷刑,但这六人还真是硬骨头,吃尽了苦头就是不低头。

    多尔衮在感慨他们忠义的同时,也很希望能招降这六个忠义之士,为明朝的官员们树立降清的样板和榜样。

    于是,多尔衮亲自召见、设宴款待,当众赞扬六人的忠义,表示如果六人能归顺投降,必得厚待!并让已经降清的前明朝官员们轮番劝说。但六人均意志坚定、视死如归,对清朝给的高官厚禄丝毫不为所动。多尔衮无奈,只得下令将六人处死。

    弘光元年六月十九日,左懋第、王一斌、王廷佐、刘统、张良佐、陈用极六人被押赴刑场斩首。临刑前,多尔衮还不死心,表示如果有人肯投降,就可封王。左懋第斩钉截铁地说出了遗言:“宁为南鬼,不为北王!”言罢,左懋第即与其他五人从容赴死,临刑毫无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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